世纪末的忏悔1 / 含泪笑看你

太阳花开

世纪末的忏悔1 / 含泪笑看你
2011-03-16 18:05 | 阅读(393) | 标签: 日本, 灾难, 东史郎 | 字号：大 中 小

日本大地震，让我开始重新直面这些问题，也让我回忆起12年前的一段往事，我和一个日本老人的故事——

老鬼子东史郎坐在台上，始终眉头紧锁。台下记者们的目光几乎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从会场的一角抬眼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史郎满头长长的白发和一脸痛苦的褶子。这是在南京金陵饭店举行的“《东史郎日记》出版既新闻发布会”，虽然主持人和台上的演讲者不断的称东史郎为“尊敬的东史郎先生”，但这位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兵，此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中国人中间，仍显得有些怪异。轮到东史郎讲话了，他没有象其他发言的中国人那样去演讲台，也没有拿演讲稿，而是从座位上站起来、立在原地，直截了当地开始了演讲。他大声说“我就是被你们称为东洋鬼子的东史郎！”，他的目光越过台下的中国人，仿佛前方很远的地方另外有一群人在听他演讲。或许因为经年累月压抑的情结及负罪者竭力宣泄的需要，日本话通过东史郎苍老而激烈的声音传出来，扫荡着现场所有中国人的耳膜，听来分外难受。一刹那，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百姓面前野兽般嘶叫的日本鬼子与现在这位殚精竭虑想要求得中国人声援的耄耋老人，在我的脑海中奇怪地复合在一起——这是世纪末的忏悔啊！

他，老鬼子东史郎，发出的是人类仅有的、深沉、复杂且悲凉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在同事周军的倡议下，我们栏目组决定赴京采访东史郎。周军四十出头，是退役军官，熟知军事及战争史，尤其对历史上涉及中国的战争具有特别的“触角”。从开始策划直至做完后期节目播出，我心里逐渐产生了一种惶惑和忧虑——并非所有口称爱国的中国人都了解或清楚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创痛，包括我自己及我认识的某些官员，大家仿佛都得了某种健忘症，对事实上至今尚在影响着中国人生活品质和思想感情的历史事件熟视无睹。


我们应该记仇吗？面对日本人，我们保持怎样的心态才是健康的？他们和我们，到底有哪些不同？或者，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缺乏应有的支持和条件，整个采访从一开始便象一小撮人的“个人行为”。周军从网上结识了原留日学生、《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并从他那里获悉老鬼子东史郎将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到北京的消息。东史郎因向社会公开他在侵华战争期间记下的《阵中日记》并欲出版据此改编而成的《东史郎日记》，遭至日本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并被昔日战友桥本光治诉上法庭，东史郎最终在东京高等法院败诉。他此次来华主要是为了出版《东史郎日记》并借机求得中国人的广泛声援。方军告诉我们，东史郎将于四月九日晚在北京与当年的一些老八路观看由方军原作改编的同名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作为一个谈话节目的制作人，我意识到这个信息的价值——这可能是二十世纪老八路和老鬼子的最后一次相逢。东史郎和即将同场看戏的几位老将军都是年届九十的高龄老人，他们在下一个世纪重逢并不比在另一个世界相遇的机率大多少，这将是一个极有新闻价值和收视效应的好节目。



四月九日晚七时，我和两位同事在北京首都机场见到了东史郎。

就象当年所有被称为倭寇的日本人一样，东史郎个头很矮，小眼睛，嘴角与下巴之间有一道明显的褶子，这是痛苦的经历和严厉的性格留下的印迹，扁而窄的脸上被日本的海风刻下了作为一个岛国居民的所有特征，黝黑的面色与披在脑后的一头长长的白发形成强烈的反差。他随随便便穿着一身灰色的、不上档次的西服，无论作为一个老年人、老军人还是一个日本人，这身打扮都给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更加出乎意表的是，这个饱经风霜、倍受煎熬、年届九十并且千里迢迢赶来中国谢罪的老人，竟然语调铿锵、步履矫健，言谈举止间充满着决不轻易言败的斗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日本鬼子”，估计也不会有下一次。此时眼前这个满头银发、精神矍烁的日本老人，在年青时曾与当时的很多日本青年一起，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越货。“杀人犯！强奸犯！强盗！该死的！”我心里想。




“日本鬼子”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跟我是一样的，他们是瘟神、是魔鬼，六十年前正是他们把我们祖辈居住的家园变成了地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当年亲手制造过无数人间惨剧的罪人有许多依然健在，他们大多居住在日本的各个优美的城市里，他们享受着一个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强盛的国度给予他们的现代文明——他们逍遥法外……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已变为冤鬼，甚至连他们的后人都已淡忘了——这世间尚有被称为“公理”的存在么？




现在有个叫做东史郎的老“日本鬼子”要来向中国人民谢罪了。北京各大传媒的记者早早就聚集在机场出港处，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好像叫黄海波，现在是凤凰的记者，现在正在日本灾区前沿采访）更是抢先入港，大家扛着摄像机、拿着照相机严阵以待，没谁觉察一个内地青年心中的“千丘万壑”。“是那个明星要来呀？”“是张学友吗？”有些旅客在问我们，没有任何人回答。我禁不住问我旁边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北京电视台的记者等候老鬼子的心情，也许是没想过，或者根本不存在所谓什么心情，他愣住了，有些尴尬。“是不是很复杂？”我提醒道，他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也许他是对的，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把新闻完整采到就行了，奢谈什么心情呢？




可我很难如平日采访那样冷静，许多困惑夹杂着涩涩的情绪如鲠在喉。在包围着东史郎的记者“礼节”性的“常规”提问之后，我直视着他迅速问道：“面对扛着摄像机采访你的的中国记者与六十年前面对扛着大刀、枪炮抵抗你的中国人，感受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翻译名叫刘燕，素妆长发，举止文弱而神态坚韧，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翻译我的提问，我注意到东史郎的表情逐渐变得难看，准确地说是显得很难受，他回答道“现在是和平时期，在战争年代很难想象。”这不是认真的回答。我接着问：“假设你出了机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有中国人认出了你的身份，你想象他们会如何对待你？”东史郎脸上的皱纹因为紧张的缘故突然兀现出来，我即刻意识到我是在向一个八十七岁的、行将就木的老人提问，可我并不想收回这个问题。未等刘燕翻完，东史郎便大声说“我们当时来中国参战完全是因为天皇的命令！”他的声调还残留着军人的特征，仿佛一个受了伤害的人急需倾吐和申诉，激越而微微颤抖的声音让翻译刘燕小姐有些不安。初识刘燕，在未知她身份前，我还以为她是一个日本姑娘，甚至更误以为她就是东史郎的女儿，她始终环伺在东史郎的左右，亲密无间之态与父女无异。事实上她却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此后几天的接触中我们才得知这个秘密。我很想问刘燕：你真的能与“东史郎们”达成谅解吗？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滔天之罪仅仅用“天皇的命令”就能搪塞吗？！我们在成都曾采访了一个被病魔缠身、尚在病榻上受罪的老八路，当问及他是否能原谅将来中国谢罪的东史郎时，那个老人紧闭牙关、拒绝回答，他的儿子虑及我们的身份，向老人阐述了中日邦交的大局及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人民应该持有的前瞻而宽容的胸怀，并暗示老父作出原谅的姿态。老人当时就火了！他身上至今还有与日本鬼子撕杀时留下的伤痕，他把我们的采访话筒一扔，对着儿子用苍老的声音大声说：“要说原谅你说好了！”。这一幕，我在问完东史郎两个问题而没得到他的正面回答后，便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他，东史郎没有说话，一绺白发搭下来挡在左边的镜片上。只一刹那，我感觉他就如同缩了水似的，孤零零地圈在一群陌生的中国人中间。




一个家境宽裕、有妻有女、已值风烛残年的日本老人，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国度来干嘛呢？他不可以向他的很多战友那样，在日本安度晚年么？




第二天晚上七点三十分，东史郎来到中国儿童剧院看戏。与他同时到来的还有几位当年指挥过抗日战争的老将军。老鬼子、老八路、即将上演的“鬼子戏”！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是舞台上不曾有过的戏剧啊！东史郎坐在第三排，吕正操、孙毅等几位老将军远远的坐在离他十几排的戏院中间，灯光暗下来，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出演的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拉开了帷幕。为了不影响别人看剧，又要抓拍东史郎的表情，同事小苏夹着摄像机、弓身窝在舞台和头排之间，我则在剧院的一侧用“掌中宝”协拍。可东史郎始终面无表情，不能揣度他此刻的心情。老将军们则神色严肃，既或在剧情发展到高潮处观众鼓掌时，他们也如雕塑般凝在座上。只有吕正操将军有个例外，当舞台上的“方军”对一个“老鬼子”玩笑道：你要是够胆儿，就戴着当年的军帽再去芦沟桥走走试试？“老鬼子”顿时无语、面露惧色，此时吕正操将军矜持地笑了笑，通过摄像机我正好看到了他这个颇有意味的表情。剧情继续在进行，剧中的中国留学生甚至与老鬼子充满感情地拥抱在一起，可是剧院中的老八路与老鬼子，隔着黑压压的观众却始终没有任何交流，直至剧终人散。




事实上，在话剧开演前，老将军们与东史郎在剧院会客室有过一个短暂的会面，由于涌入的记者太多，场面有些混乱，双方没有从容“过招”的机会，最后不得已，将军们的随行人员只好强制性的将所有的记者撵了出去，包括在整个采访中一直得“地主”之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我因为拿的是“掌中宝”且躲在角落里没被发现，所以幸运地拍到了老鬼子与老八路握手交谈的历史性镜头！

“你们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是犯罪！今天你来悔罪，我们欢迎你，但这远远不够！”原某装甲师师令一只手握着东史郎，眼睛看着我的摄像机镜头说，犹如在教育一个学生——我意识到，这不足十分钟的镜头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话剧结束了，东史郎在刘燕的搀扶下上了舞台，此时前来看剧的几位老将军已悄然离去。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潜伏在剧院各个角落的记者们全上了舞台，这让我奇异的联想到当年抗战电影中的伏击战——“老鬼子”东史郎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本来打算与东史郎合影留念的演员们只好暂靠一边。照相机、摄像机、采访机从不同的角度“瞄”准东史郎，舞台灯、闪光灯、新闻灯毫不留情地“烧烤”着这位八十七岁的日本老人，丝丝银发和着额上的汗水闪着光，“卡嚓、卡嚓”，在闪光灯的间隙中，记者们扛着各自的“武器”、以不同的姿态向“老鬼子”逼去……舞台的下面，观众们并未离去，他们静静地立在原地，或许觉得真正的高潮现在才开始。接待单位和今晚的组织者们本来应该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可看着有些失控的局面，也只好作罢。东史郎望了一眼记者们，随后用疲惫的声音说：“我感到非常痛苦！”颧骨上的肌肉往上与左眼周围的皱纹僵硬的扯在一起，显得分外难看——我注意到，这几乎成了东史郎的一个标志性的表情，它时常出现，而且还被印在《东史郎日记》的封面上。人生的痛苦、罪恶的青春、炼狱的可怕以及良知的复苏，在这张脸上一览无余。东史郎的女儿坐在他的身边，看一眼只顾埋头工作的记者，又望一望倍受煎熬的老父，困惑与感伤交织成一脸的黯然与憔悴。

东史郎垂着头，始终没再说过一句话。




东史郎的目的地其实是江苏省南京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邀，东史郎将赴南京参加出版发行《东史郎日记》的首发式。在采访中，东史郎曾经告诉我，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我惊诧莫名！就在这个城市，三十万中国人惨死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屠刀下；就在这个城市，生命的“恶之花“曾狂放在他年青的灵魂里……这样的地方竟被他称为“第二故乡”？！我实在不能理解他的情感———生命中的美好和丑恶、存在及毁灭，在东史郎的头脑中是怎样的一些概念呢？




（未完待续）
跟评：
牛皮 | 2011-03-16 22:49[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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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这种故事，在《南京，南京》也充着这样的故事。听起来，都是被迫的。

可笑的是现在的中国学子不能理解仇日的中国人。个个讲要理性。

一个老人可以谅解，但日本不道歉是不能原谅。

日本政府应该做的，违背中共意志，向世界公布侵华历史。

这样才对得起中国人民，才是真真的忏悔。


Wujiang | 2011-03-17 02:56[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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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可怕的，战争可以把人变成魔鬼。

刚刚看了《斯巴达克斯》的第一季，斯巴达克斯在带领色雷斯人与邻近的部落交战前，与其老婆告别，在落花纷飞、鲜草满地的悬崖边，猜猜那位美貌温柔的佳人对丈夫怎么说？

“把他们杀光！”

“把他们杀光！”斯巴达克斯在战场上就用了口号，除此之外，还加了一句：“奸光他们的女人！”


这是什么，这就是战争。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历史上的战争多是如此。屠杀，强奸，抢东西，烧房子。野蛮。残忍。


之前一直不理解日本人为何不肯道歉（虽然我在民间听到了道歉声，但官方还是遮遮掩掩），一个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告诉我，那是因为天皇还活着。如果要道歉，天皇必须负责；而问罪于在世的天皇在日本根本做不到，就像毛时代不可能清算毛的罪过一样。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批判也是在其死后进行的。

不知道是否有道理。


再说东史郎。无论他有过怎样的过去，我觉得他是个很勇敢的人。他本可以平静地在日本安度晚年，却执意写书揭露真相，不惜与昔日战友对薄公堂（而且败诉了）。来中国寻求支持的他，心里知道自己依然是众矢之的（而且是唯一的）！他知道面对老八路时、面对聚光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坦率地说，如果是我，我很可能什么都不会说；如果要公布也是在死后，可是他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为什么？他有什么动机？如果不是为了炒作自己的罪恶历史，他就是一个真的忏悔者！

mengyh01

我挺关心东史郎为什么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