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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72337
原帖有一些图片。
伽利略事件
(引)
1992年11月1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罗马天主教堂发表讲话，承认359年前教会谴责伽利略日心说是错误的，地球确实是围绕太阳旋转的。”
任何一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读过伽利略力斗罗马天主教会的故事：“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斗争爆发了。。。1633年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他毕生捍卫的真理却与世长存。”所以，作为一个有稍高于小学文化水平的我，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保罗二世吃饱了没事要翻370多年前的老帐？
天主教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有三大污点，分别是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以及审判伽利略。这些不光彩的事，天主教的态度是Don't Ask, Don't Tell，你不提咱也不说，最好大家都忘记这几段不愉快。如果有人蓄意找天主教的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出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在阳光下面抖一抖，一般来说天主教徒立刻会沉默无言。至于天主教徒们，是万万不会主动提起这三件事情的。
保罗二世是谁啊？梵帝冈的现任教皇是本尼迪克特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保罗二世是他的前任。他是波兰人，1978年登基教皇的时候，年仅58岁，是1846年皮乌士四世(Pius IX)以来最年轻的教皇。保罗二世果然是年轻有为，在位期间访问过100多个国家，精通10门语言，直到2005年逝世。在位27年，时间之长，仅次于皮乌士四世，排名第二。
当保罗二世去世后，红衣大主教们在梵帝冈关门投票选新教皇。天主教的11亿教众也非常好奇，想看看谁能够接替这个一代明主的地位。结果选出了年龄高达78岁的现任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这等于是红衣大主教们向世界宣布，当世的50、60岁的主教里面没有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以继位，只有先选一个垂死的老头做过渡，在他活着的这几年继续慢慢寻找。保罗二世之受推崇，可见一斑。
作为天主教的一代英主，保罗二世当然不会吃饱了没事找事，更不会蓄意向自己的天主教发难。保罗二世的讲话，其实是对一个长达13年的调查做的总结，因为早在1979年他就责成教会的科学参议员(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开始对迫害伽利略这件事做调查研究。调查的目的，并非是决定日心说的正确与否，而是搞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主教被扯入天文学争论，最终弄出一个跨世纪的大污点。换言之，教皇发火了，后果很严重，需要找出那些办砸事的人骂娘，哪怕是死了几百年的也要拉出来骂！
一个调查长达13年，如果不是那些调查员们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只能说明被调查的事相当复杂。伽利略事件远非小学课本写的那么简单。
(1)
小学课本里，大凡提到伽利略，必定会提到他的对立面，“万恶的”亚里斯多德(“2.8”同学在26贴指出，“国内的课本从来没有说过亚里斯多德是“万恶的””)；提到日心说，必定会提到它的对立面，“万恶的”地心说。就像每个童话故事，坏蛋越坏，才显得主人公越好。所以，地心说给小学生们的印象，就是“腐朽没落”四个字，和清政府、蒋家王朝是一个级别的。天文学被地心说统治了1800年，简直是老天瞎眼，人类不幸。
当然，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地心说不但不是腐朽没落，而且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天文学说。怎么先进？这样说吧，就在300多年前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的时候，它都遥遥领先亚、非、美洲的任何国家和文化。不信？好吧，让我们用中国天文学做个简单的比较。
常常读到中国古人晚上看天空，比如三国里的“亮夜观天象，曹贼未合身亡。。。”等等。孔明“夜观天象”是在看什么？天上所有的恒星位置都是固定的，如果是万里晴空，那么孔明每天晚上看的夜空就是一模一样的，没啥可观的。所以，值得“观”的，肯定是在夜空中有变化的，换言之，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孔明看的只会是七样游走天空的东东：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有诸葛亮这样水平的人很快就能够看出，天空中这七样东东无论如何行走，都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在星空绕圈圈。这就是所谓的“黄道”，以区别于垂直于天空旋转轴的那条“红道”(就是天赤道啦)。因为中国古人没有全球地理的概念，所以赤道完全是条在天空的线道。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表明黄道和赤道有个明显夹角，所以没有任何重要性：你只听说过“黄道吉日”，没有听说过“红道吉日”吧？
现代天文学解释了为什么日、月、金、木、水、火、土“看上去”都沿着黄道运行的原因：地球和月、金、木、水、火、土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围绕太阳公转。现代天文学也解释了黄道和赤道为什么“看上去”有个23度半的夹角：地球的自转轴不是平行于公转轴，而是有个23度半的夹角。当然，中国古人并不知道这些道理，他们只是观察到表面(apparent)现象。
中国古人对黄道的研究是很充分的。比如，你一定听说过二十八宿。什么是二十八宿？月亮沿着黄道走，大约27天多一点绕完一周，所以中国人把沿着黄道的恒星分成28组。月亮每晚(每宿)走过一组，所以称为二十八宿。又比如，春分秋分，其实就是太阳沿着黄道走到黄道红道的两个交叉点的日子。当太阳走到交叉点时，那天的白天和黑夜都正好是12个小时，等同长度。所以标志着冬去春来(即白天将越来越长)，或者夏去秋来(即白天将越来越短)。其他的节气也无非是太阳沿着黄道走到其他位置的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二十四节气能够非常准确地嵌入西元阳历，却在中国阴历里头乱七八糟，需要天官通过“夜观天象”年年更新。
所以，如果有人要求你造一个能够指示日月年的万年历机器，你会怎么做？最简单的方法是造3个轮子：最外圈的一个轮子模拟周天的星空背景；里面的两个轮子，一个模拟月亮相对于星空背景的移动，也就是每天走 1 / 27.x 个圆周；另一个模拟太阳相对于星空背景的移动，也就是每天走 1 / 365.25 个圆周；这样，“月轮”走一圈就是一个阴历月，“日轮”走一圈就是一个公历年。不难吧？如果你的技术足够高，让星空轮向真实的天空一样缓缓转动，让日轮、月轮建造得和日月轨道一样的倾斜于赤道，那么你的机器就很象浑天仪了。
但是，和希腊人相比，中国的天文水平就非常末流了。无论是天文理论、还是测量精度，中国人都落后希腊人数千年。
先说天文理论。中国的天文理论是什么？主要是三个，浑天说，盖天说，以及宣夜说。盖天说就是“天圆地方”说。就是天空如同一个碗倒扣在方形的地面，很直观，但问题也来了：天地交界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圆形的天空扣在方形的地面，那么那些扣在外面的地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在《周比算经》中改成天地平行，其间相距八万里，解决了天地交界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个“八万里”的距离比较搞笑，地球赤道的周长都有8万里，天离地也太近了一些。
宣夜说认为天是无限而空虚的，星辰就悬浮在空虚之中，日月星辰自由自在地运行，没有运行规律。这个学说就太激进了，说天上星辰在无限的虚无之中胡乱行走飞腾，几乎就是“不可知论”。
这两个理论，与浑天说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当然更加不能拿出来和希腊人的相提并论。中国的天文理论中最成熟的，要算是浑天说了。东汉张衡，公元78-139年的人，就是制造浑天仪的那位大哥，写过一篇《浑天仪注》，非常好地总结了浑天说：“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其中比较先进的思想有三条：
1。地球说：大地如蛋黄据于世界中央。相对于盖天说的“天圆地方”，这是非常先进的。
2。地心说：天空如蛋壳围绕地球旋转。这也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对旋转机理也有解释(虽然是错的)：蛋清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气，下半部分是水，地球是浮在水(即大海)上，所以天空(蛋壳)可以自由绕地球(蛋黄)旋转，符合“日月升落”的日常常识，也符合“走到大地尽头肯定是大海”的日常常识。
3。公历年：张衡说一年有365.25天。(葱农同学在33贴补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行的 颛顼历定义的回归年已经是365.25，和儒略历都属于四分历，颛顼历源于何时还未知，但肯定早于儒略历。中国的干支记日已经连续了2700多年；据说根据对甲骨卜辞研究，3000年前的干支记日也是靠谱的，这些是西历不可比的”)
张衡造水运浑象，即漏水转浑天仪，是在公元117年。他能够写出如此定性且定量的浑天说论文，说明在公元后117年浑天说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很可惜，比张衡早462年(差不多20几代人吧)，希腊人亚里斯多德已经系统性地提出了地心说。
(2)
什么是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地心说是否仅仅是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轨道是离地球距离不等的同心圆共同绕地球旋转？错！这是亚里斯多德之前的希腊人的天文观，在亚里斯多德之前就存在几百年了。如果亚里斯多德只是归纳前人的观点，他就不是统治科学文化界1800年的一代宗师了。
知道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吗？现在的人们发现微观粒子之间仅存在四种相互作用力，它们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宇宙间所有现象都可以用这四种作用力来解释。进一步研究四种作用力之间联系与统一，寻找能统一说明四种相互作用力的理论称为大统一理论。这是物理的终极目标，标志着物理学最终达到了解释一切的境界。
亚里斯多德想做的，正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企图建立起一套理论，能够解释所有事物，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包括天下的世间万物。根据维基百科的罗列，亚里斯多德涉猎的学问，分别是解剖学、天文学、经济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生物学、美学、伦理学、政府、形而上学、政治学、心理学、修辞学、神学、教育、文学、诗歌等等。所以，亚里斯多德这个人，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 --- 全才。(至于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等，这些名人关系就不重复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狗狗。)
简单地说，亚里斯多德认为，天下万物，每个都有其“最终目的”，telos。每个的存在过程就是它企图达到“最终目的”的过程。比如空气的最终目的是升到最高处，所以空气总是想方设法往高处升，于是就解释了在水里的气泡为什么总是往上走而不往下走。同样的，瓦罐的最终目的是裂开，水的最终目的是往最低处走，农民的最终目的是种粮食，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领导全国人民。。。等等。最最重要的是，地球上的万物都是由水、气、火、土这四种元素组成。而这四种元素的当前存在形式并没有达到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地球上的万物也没有达到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地球上的万物都在变化、在挣扎，都在企图达到“最终目的”。换言之，都是不完美的。
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之强大，在于它很好地解释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现象，所以很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但是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千年一见的顶尖高手，怎么可能止步于“日常现象”？最起码，他要把看得见的天空也划入自己理论的管辖地！
与地上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天上的星空，加上日、月、金、木、水、火、土，显得非常完美。它们的轨道成正圆形，每天环绕地球，速度永远不变。这就表明，它们都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没必要继续变化。亚里斯多德说，这些完美物体，肯定不能是由不完美的水、气、火、土四大元素组成。于是亚里斯多德发明了第五元素(你是否联想到美国科幻片《第五元素》？)---以太 (Aether)。以太是一个已经达到“最终目的”的元素，是一个没有必要继续变化的元素，所有已经达到talos的、完美的物体，必定是纯以太组成。因为天上所有物体都是完美的，所以天上所有物体都是纯以太组成。(Cu2+同学在30贴认为，“亚里士多德时代流行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六元素论，其中第五元素是“爱”，第六元素是“恨”，“爱“使万物相聚，“恨"使万物分离。”这和我读到的有关以太的文字比较不同。)
在亚里斯多德的努力下，地心说这个理论不再仅仅是说明天体“如何”运转，而是上升到解释“为何”天体如此运转的理论高度。“五大元素目的论”第一次把天上天下万物做了全面的总结和解释，统一了天文、物理等等所有学科。
(3)
张衡的浑天说，把日月星辰都看作是在天空蛋壳上运行的物体，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轨道是离地球距离不等的同心圆，其他固定不变的夜空是最外层的一个同心圆。所以亚里斯多德的的理论，不但完全超越了浑天说，同心圆这个概念更是一个质的飞跃。为什么？因为这个思想让希腊人很自然地迈出下一个进步的脚步：测量太阳-地球的距离，以及测量月球-地球的距离，等等，从而启动了先进的天文理论的数量化进程。
测量，属于西洋的“奇技淫巧”，是中国人的大弱项。所以，中国古人在天文测量上，溃败得比天文理论更加彻底。
1。 地球的半径： 希腊一个叫伊拉托森尼斯(Eratosthenes) (公元前276年-公元前194年)的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运动员。虽然他涉猎的学科只有亚里斯多德的四分之一，但是还是被冠以“五项全能”的雅号。他在埃及做学问之余，顺手测量了一下地球的半径。通过测量埃及两个不同地点的正午阴影的长度差别，他说地球的周长是25万stadia，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只有10%！
非常奇怪，在中国虽然张衡等浑天说的人士把大地看作球状，但是似乎没有人尝试著测量大地的曲率或者地球半径。(“还要吃”同学在48贴指出，“中国最晚在唐朝测过子午线长度。”应该是唐朝人南宫说、张遂/僧一行的事情吧。张遂/僧一行在公元724-725年利用南宫说在河南的测量数据，认为“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131.3公里)”。这相当于计算了北纬34.5(河南)的子午线长度，精度是现代测量数据(110.6公里)的20%。)
2。太阳、月亮离地球的距离。伊拉托森尼斯顺手测量的，还有太阳、月亮离地球的距离。他说太阳离地球8亿4百万stadia，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只有15%！但是他说月亮离地球只有78万stadia，不到现代测量数据的1/3，错到不及格。所幸的是，当年的希腊人才倍出，另一个叫希帕霍斯(Hipparcus)(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20年)的人算出来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是地球直径的29.5倍，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小于2%！
中国关于太阳和地球距离的最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恐怕是(据传)周朝郑国人列御寇所作《列子 汤问》里的《两小儿辨日》了，还拿孔子开涮。一个小孩说物体近大远小，所以早晨的太阳离地近；另一个说火焰近热远冷，所以中午的太阳离地近。反正写到最后也没有搞清太阳离地球究竟是早上更近还是中午更近。换言之，这篇论文没有论证出太阳围绕地球轨的轨道是一个同心圆，所以测量同心圆半径更是无从谈起。
3。一年的长度。天文学里有两个“年”的定义。一个是回归年(Tropical year)，一个是恒星年(Sidereal year)。所谓回归年，就是太阳绕黄道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所谓恒星年(Sidereal year)，就是恒星夜空经过春夏秋冬恢复到原位需要的时间。张衡的《浑天仪注》清楚写道，太阳绕黄道一周天(就是一年)，是365又四分之一天。换言之，张衡在公元117年说，回归年是365天6小时。张衡的测量精确到1/4天。
相对于回归年，恒星年是个非常没有用处的概念。回归年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制定，所以和季节、气温、日照、降雨等等息息相关，直接影响每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恒星年不过是夜空恢复原位而已，完全不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中国古人对恒星年不感兴趣。
希腊的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30年)就测量了恒星年，他说一个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53秒，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是8分17秒。希帕霍斯(Hipparcus)的测量更加精确，他说一个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10分钟，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仅仅是50秒。他还说，一个回归年是365天5小时55分钟12秒，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是6分钟26秒。可见，希腊人的天文测量，不但比中国人早，而且比中国人精度高出几个楼层，已经达到秒级。希腊人的几何水平就一个字：“强！”
4。地球北极的旋转。回归年和恒星年的差距，其实就是地球北极微小旋转的周期。地球的北极现在指向北极星，但是万余年以后就不再是，再过万余年会重新指回北极星。希腊的希帕霍斯(Hipparcus)，就是前面那个测量的精确度击败了伊拉托森尼斯(Eratosthenes)和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人，得出结论，地球北极微小旋转的周期是28000年，在现代测量数据的25800年的10%误差以内。这个测量精度整整保持了1700年才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超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粗略指向南北极的指南针被列入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四大发明之一。这究竟体现了中国古文化的辉煌还是落后？
(4)
亚里斯多德理论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是，宇宙万物是由基本元素遵守基本规律而组成的，换言之是机械的、被动的、形而上学的，只要人们了解这些基本元素和基本规律，就能够解释一切天上、地上的现象。这和中国人把天上异象归结为预兆、认为老天有主观意愿、是主动的，形成了鲜明对比。非常明显，现代所有的科学研究，虽然把亚里斯多德的几乎所有具体结论、理论都推翻了，但是在科学精神上，都是继续着亚里斯多德的机械、被动、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作风。
客观主义作风的一个直接结论是，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是可以被推翻的，因为验证基本元素和基本规律的是大自然，而不是亚里斯多德或者任何个人。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亚里斯多德的大统一理论，“五大元素目的论”，远远超出了天文学的范围，导致很大的问题：如果要推翻地心说，必须同时推翻贯穿所有其他学科的“五大元素目的论”。就好比赤壁之战的曹操水军，多条大船用同一根索链拴住，单条大船是不可能被风浪掀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可以经历1800年而不衰，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所有文化学科中的大师、巨匠一起联手，才彻底地突破了他的理论。
如果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不可推翻的，那么解决天文观测和地心说理论之间矛盾的唯一途径是修正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也就是修正主义啦。事实上，西方天文学对天文理论的要求已经超过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要求。亚里斯多德仅仅定性地说“因为以太是组成日、月、金、木、水、火、土的唯一元素，所以七大绕地行星的轨道是完美同心圆”，对天文学家来说，这基本等于没说。当时的天文学家已经认为，行星的轨道必须是量化的，可以计算的。这种计算，不但要能够符合过去的观测记录，而且要能够预测未来的行星位置。正是在这样苛刻的高标准严要求下，托勒密发动了对亚里斯多德地心说的最重大的修正。
托勒密(Ptolemy)(公元85年-公元165年)和东汉的张衡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手头有包括希帕霍斯(Hipparcus)在内的诸多希腊天文前辈对日、月、金、木、水、火、土的位置的精确观测，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亚里斯多德“五大元素目的论”中所谓的“它们的轨道成正圆形，每天环绕地球，速度永远不变。”虽然非常蛊惑人心地完美，却根本经不起数学公式的推敲。行星不可能把地球当圆心做正圆形运动，行星的速度也不可能是恒定的。
事实上，许多早于托勒密的希腊人都知道亚里斯多德的“地球圆心恒速论”不符合观测数据。希帕霍斯(Hipparcus)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些人拿不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符合所有的观测数据，所以也没法修正或者推翻亚里斯多德。这就更加显示出托勒密的前无古人的深厚功力：他居然搞出了一个数学模型，不但能够解释所有的观测数据，而且可以精确预测日、月、金、木、水、火、土的未来位置！
托勒密对亚里斯多德的“地球圆心恒速论”做了两个修正：
1。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大行星的轨道是正圆形。但是，地球不在圆心。地球偏在圆心一侧，圆心另一侧对应于地球的那点叫等分点(Equant)。
2。七大行星沿着正圆轨道作“恒速”运动。但是这个恒速并非是恒定的线速度，而是恒定的角速度。这个角速度，也不是从地球测量的，而是从等分点(Equant)测量的。
因为托勒密的理论，无论是本轮还是均轮，都保留了“正圆形”这个完美轨道形状，所以亚里斯多德“五大元素目的论”可以勉强支撑下去。但是，从他开始，所谓的“地心说”，其实是“地球偏在一侧、行星绕等分点、恒定角速度”这么一个奇怪的模型。托勒密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行星会绕一个在太空中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几何点Equant运行？为什么地球会偏在一侧？为什么角速度是恒定的？对所有质疑他的理论模型的人，他只有一个回答：“It works!”用他的模型能够计算七大行星的未来位置，预测所有日食、月食，完全满足当时天文、航海等等的需要。既然他的理论完全符合实际观测，在形而上学的精神下，这个模型就是对的。
这就是伽利略面对的“地心说”，一个有丰富哲学支撑、复杂数学计算、实际观测验证、领先中国数千年的先进天文理论。有谁还认为地心说是“腐朽没落”、“人类不幸”吗？
(5)
读到这里，你会问，“这个地心说和天主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对啦，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和天主教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亚里斯多德生于耶稣之前300年，托勒密也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313年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之前200年，他们都不是基督教徒，只是古希腊人而已。至于天主教这个名字，其实是相对于1054年分家的东正教，比米兰敕令又晚了700来年。所以，罗马天主教捍卫古希腊地心说，听上去确实很古怪的。
事实上，伽利略捍卫的日心说，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哥白尼是文艺复兴的群豪之一，但是属于武功比较低微的一个。事实上，日心说也不是哥白尼的发明，是从古希腊人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那里抄来的。前面说过，阿里斯塔修斯曾经精确测量了恒星年。但是，前面没有来得及写，他还提出了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
日心说有一个天生的死穴。前面写过希腊人已经知道，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非常庞大的8亿4百万stadia (约1.28亿公里，一个比现代数据只差15%的数字)。如果地球真的是围绕太阳运行，那么在冬天和夏天，地球到恒星的视角必定不同。换言之，从地球观察恒星，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应该会变化，会有位移(Parallax)。
没有任何人观测到这样的位移。直到1838年，德国天文学家费得里奇*贝塞尔（Friedrich Wilhelm Bessel）为了测量天鹅座61号双星(61 Cygni)离地球的距离时，用望远镜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观测到Parallax，半年间该星在天空的角位置移动了约1/5000度。用这一视差值，贝塞尔计算出天鹅座61号星的距离约为94．6万亿公里。
没有这样精度达到万分之二度的高科技观测，就不可能看见位移(Parallax)，也就使得“日心说”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除了位移(Parallax)，“地心说”和“日心说”都可以解释一切人眼可以看见的天象。加上“地心说”非常符合人类的直觉，难怪“日心说”千余年算上哥白尼都没有几个粉丝。
哥白尼的“日心说”复古理论一共有7条假设：
第一条：对所有的天体轨道或天球，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中心；
第二条：地球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重力中心和月球轨道的中心；
第三条：所有的天体都围绕太阳旋转，太阳俨然是在一切的中央，于是宇宙的中心是在太阳的附近；
第四条：日地距离和天穹高度的比小于地球半径和日地距离的比。因此，与天穹高度比起来，日地距离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第五条：天穹上出现的任何运动，不是天穹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于地球的运动。正是地球带动著周围的物质绕其不动的极点作周日运动，而天穹和最高的天球始终是不动的。
第六条：我们看到的太阳的各种运动，不是他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属于地球和其所在的天球。就象任何别的行星一样，地球和其所在的天球一起绕著太阳运动；这样，地球就具有几种运动了。
第七条：行星的视运动和逆行，不是他们在运动，而是由于地球在运动。因此，只要用地球运动这一点就足以解释天上见到的许多种不均匀性了。
看到第4条假设了吗？对啦，你现在应该明白了，这第4条就是专门用来保护日心说死穴的。如果天穹高度接近无穷大，自然就没有可观测的位移(Parallax)现象了。这的确是个挡尽天下万招的招术，非常聪明。但是，哥白尼没有注明的是，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在1800年前已经用过这招，哥白尼日心说确实是“复兴”而不是“创新”。所以哥白尼是我非常“不”敬佩的文艺复兴人物之一。
波兰人哥白尼的“七条假设”记载于他1510年完成的短篇《天体运行注解》(De Hypothesibus Motuum Coelestium a se Constitutis Commentariolus)。这个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正式出版的短篇，在当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哥白尼的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你会以为，作为一个天主教会主教的外甥、作为一个天主教在职的教士，他发表“大逆不道”的日心说，即使不被立刻揪出来批倒批臭，至少也会接到几箩筐的板砖。嘿嘿，事实刚好相反，哥白尼因为手抄本声名雀起，5年之内变成了国际(至少是欧洲)名人，以至于接到教皇的邀请修改公历历法。
当时的公历立法比较烂，只是用了回归年，没有用恒星年。一些比较重要的宗教节日，有的是基于回归年，有的是基于公历，所以回归年和公历的差距在几百年中不断积累，导致这些节日看上去在不断漂移，非常不像话。(Cu2+同学在第63贴提醒得很对，“儒勒历法的累计误差是由于精度不够引起的，并非回归年和恒星年混淆。”)确实是这样。历法改革以前，公历只是简单定义为365.25天，和真正的回归年差了11.25分钟。这每年11.25分钟的积累，每过128年就是1整天的误差了。基督教的某些节日，比如复活节，定义为春分之后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另外的节日，比如圣诞节，定义为12月25日。所以，复活节跟着准确的回归年走，圣诞节跟着公历走。这两个节日，每过128年就相差一天。基督教的1500多年里，这两个节日就已经相差了十几天了。如果不修正历法，教皇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千几万年后，复活节会从春天滑到六、七、八、九月等等，最终超过第二年的圣诞节，成为大笑话。所以教皇需要一个对天文学有研究的人，比如哥白尼，来修改公历历法。当然，哥白尼以一个名人的高姿态牛哄哄地拒绝了教皇的邀请。(Cu2+同学在35贴补充，“1582年教皇格利高里13改革历法，为了弥补年深日久的误差，宣布当年的10月4日该为10月15日。 （嗯，这不是少11天吗）这个格里高里历就是沿用至今的所谓公历。”)
受到“手抄本事件”的鼓舞，1536年开始，哥白尼的朋友们撺唆他出版一本正式的书。终于在1543年哥白尼在临终病床上写完并出版了《天体运行论》(De Revoluionibus Orbium Celestium)。你又会以为，即使是万恶的天主教反对日心说，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有识之士、文艺复兴先锋们都会鲜花铺地迎接这个伟大理论的发表，都会争先恐后地加入“哥派”。嘿嘿，你又猜错了。当《天体运行论》出版以后，在天文界、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从“地心说”投奔“日心说”。原因很简单，即便撇开宗教信仰，只从科学角度看，“日心说”没有提供任何优越于“地心说”的东西。Parallax观测不到，所有七大行星又都能用“地心说”计算预测，所以“日心说”充其量是一个另外的计算模型，仅此而已。“地心说”的三个支架，哲学支撑、数学计算、观测验证没有因为“日心说”而缺少任何一个，“日心说”倒是缺少当时流行的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支撑，只剩两个支架。你说有谁会“弃明投暗”？
(6)
踢倒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并非哥白尼，而是另有他人，包括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olo Machiavelli)，比利时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德国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意大利的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英国伦敦人爱德蒙*哈雷(Edmon Halley)，英国的爱萨克*牛顿(Issac Newton)，等等。前面提过，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触脚延伸到几乎当时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对他的理论的全面突破，只有靠文艺复兴的各国、各学科的巨匠大师联手。(八国联军除了美国、日本大概都来了。)虽然波兰的哥白尼勉强可以算作天文学的反叛分子，但是他只是重炒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冷饭，没有在理论上或者实践数据上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所以和联手的大师相比，他顶多算个摇旗呐喊的。
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olo Machiavelli)(公元1469年-公元1527年)发表《王子》(The Prince)一书，对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学发出挑战；比利时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公元1514年-公元1564年)发表《人体组织》(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对亚里斯多德-格兰(Glen)的人体三魂解剖学发出挑战；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17年10月31日，在Witternburg的城堡教堂(Castle Church)张贴95篇大_字_报，打响新教(Protestant)革命的第一炮。。。这些都是在他们各自的文化领域里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本文主要讨论天文学，就不继续这些话头了。提及这些旁门大事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些邻居学科的革命，对亚里斯多德贯穿万科的哲学是一种蚕食，对天文学家的离经叛道是一种鼓励：如果亚里斯多德的“五大元素目的论”在政治学、解剖学等等都出错、破产了，那么在天文学他的理论同样可能是错的。踢倒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一条腿，哲学的支撑，即使没有被踢断，也已经开始有裂缝了。
哥白尼之后，地心说没有轰然倒台的迹象。一个原因当然是哥白尼的武功低微、进攻不力，另一个原因是地心说阵营出了最后一位大将，丹麦贵族泰可*布拉许(Tycho Brahe)(公元1546年-公元1601年)。(Singlemind同学在61贴补充说，“天文学家Tycho Brahe的中文译名一般是用 第谷。”)泰可在1572年观测到了一颗新星爆发(Nova)。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把月球轨道作为分界，凡是完美的都在月球轨道以外的太空，否则肯定是月球轨道以内的大气层。完美的以太星空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出现新的恒星，所以这个天空中的新亮点一定是发生在比月亮轨道还要接近地球的大气层里。但是，当作为天文学家的泰可企图测量这个亮点的距离时，发现它的距离几乎是无穷远，远远超过月亮轨道。泰可在1577开始的20年间，又观测到了多达7颗的彗星。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完美的以太星空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出现彗星，彗星必定是大气层的现象。但是糟糕的是，当他企图测量这些彗星的距离时，得到的结论是这些彗星的距离也是远远超过月亮轨道。
为了调和这些观测结果和亚氏理论，他继续了托勒密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说只有太阳和月亮是绕着地球旋转的，其他5大行星、所有彗星和不知所谓的新星都是绕太阳旋转，所以都在太空，都是比月亮遥远。这个修正，给亚里斯多德的以太星空里塞进了各种时有时无的东西，以太星空不再完美，除了月亮和地球，大家都是围绕太阳转，只是因为太阳也是围绕地球转，“地心说”才保存了最后的一点颜面。正是由于泰可的努力，哥白尼的临死著作《天体运行论》并没有达到地震效应，绝大多数天文学家依旧认为亚里斯多德-托勒密-泰可模型是最先进的理论。
地心说阵营末代大将泰可于1601年谢世，他经过40年积累的庞大的精确的天文测量数据库，以及他的神圣罗马最高数学家和星象家的职位，都传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德国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泰可的数据宝库在手，数学大师开普勒如鱼得水，在8年后(1609年)发表了关于行星运动的两条定律：
第一定律：所有的行星轨道为椭圆形，太阳为其中一个焦点。
第二定律：如果我们将太阳到行星之间连接一条线，这条线在单位时间扫过的面积是常数。
又过了9年(可见第三定律的含金量比前两条高很多)，在1618年开普勒发表了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三条定律：
第三定律：行星运动周期的平方和行星与太阳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这就是著名的“开普勒三大定律”。开普勒用椭圆形代替了亚里斯多德的“正圆形”，用椭圆形的一个焦点代替了托勒密的等分点(Equant)，用第二、三定律的计算代替了托勒密的“角速度恒定”。开普勒的计算公式和泰可的实际观测数据吻合得天衣无缝，69年以后更是得到了牛顿力学的直接证明，从而把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二条腿，数学计算，完全踢断了！
从开普勒发表三大定律的费劲难产程度可以看出，这三条经验公式是他对泰可的40年的天文观测数据遗产做了大量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得出的经验公式。所以日心说的最终崛起，泰可应该说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惜，后人只记得他的学生，不记得他本人了。
作为泰可继承人的开普勒，以其深厚的数学功底，本来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地心说”的。不幸的是，他交友不慎，终于里通外国、欺师灭祖，投奔了日心说阵营： 事实上，当泰可还活着的时候，从1595年开普勒和意大利人伽利略的往来信件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站队到日心说那边了。
(7)
我们暂时不讲伽利略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故事，先说说伽利略是如何踢板凳的。
伽利略生于1564年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大本营。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问题青年，喜欢挑战权威。在比萨大学读医学的时候，常常提出和教科书相反的意见，于是常常遭到教授的批评和否决。和教授吵翻的他没有拿到学位，所以最终没有机会接过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在解剖学的反叛大旗。被医学院教授赶出来以后，伽利略不但不反省自己的为人处世不够圆滑，而且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学习数学。因为只有数学的对错是可以算出来的，是不必看教授脸色、由教授说了算的。就报考了数学系。
1590年代的后半期，伽利略和数学高手开普勒通信甚密。前面说过，1595年两个人的通信往来证明，这两个人已经是秘密的哥白尼分子了。此后的十来年，开普勒集中精力归纳三大定律，猛踢“地心说”第二条凳腿。伽利略却游手好闲，跑去做些无关天文的物理和光学试验，比如钟摆啦，等等，(但是他没有从比萨斜塔往下扔铁球。这个传说始自伽利略的秘书Vincenzio Viviani，但是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记载这件面向公众的实验。即使是伽利略自己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也只是写了一个想象实验，没有提到比萨斜塔。)继续保持哥白尼分子的秘密身份，没有对日心说做出任何贡献。
当开普勒发表第一、第二定律的1609年，在威尼斯做大学数学教授的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一种叫望远镜的东西，只要用一片平凸透镜和一片凹透镜，就能够看清远处的物体。伽利略动手能力非常强，听个大概就知道自己能够造出望远镜，亲自磨镜片、做镜筒，造出了意大利的第一架望远镜。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是3，也就是说，物体看上去距离上近到1/3，成像面积大到9倍。紧接着伽利略又做出了一个放大倍数是20的望远镜，并于8月29日在圣马可广场(威尼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给商界和军界做公开演示，说望远镜的最大卖点是可以看到威尼斯港口以外2小时船程的海面。结果收到整个城市的无数订单，伽利略的工资立刻翻番，相信他的助教、助研们也日夜开工赚外快。此后不久，一艘荷兰货船驶入威尼斯港，船上满载荷兰制造的质优价廉的望远镜，但是已经太晚了，“满城尽是望远镜”，整个威尼斯市场已经充斥了伽利略牌望远镜。
伽利略发明(其实是荷兰人发明)、销售、制造望远镜的整个过程，包括温州式的模仿对手，包括先拿订单后制造的现代商业运作，包括抢占市场达到first mover's advantage，等等，完全可以载入任何一本MBA教科书。那么，天文学教科书呢？很明显，伽利略的望远镜事件初衷不在天文学，更加不是为日心说添砖加瓦。但是，当伽利略卖望远镜赚得钵满盆满以后，很自然，他会把望远镜指向天空。
1610年1月7日晚，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看木星，发现了木星附近的3个新亮点，排成一条直线。第二天，他发现这3颗星的位置发生移动！1月13日，他发现了木星附近第4颗新的亮点。在随后的几周里，这4颗星始终保持在木星附近，伴随木星缓缓滑过夜空。伽利略由此断定它们不是恒星，而是和木星一样的行星(或者说是伴随木星的行星)。行星数量一夜间从7颗上升到11颗！
1612年12月28日晚，伽利略发现了木星附近第5颗会移动的亮点，他认为这颗星的亮度大约是8等星。一个月后，他再次观测到这颗8等星。伽利略没有继续观测这颗星，可能认为他发现了木星的第5颗卫星，更可能是他以为发现了一颗新恒星。但是，今天的天文学家认为，他看见的非常可能是亮度为7.93等的海王星！因为伽利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海王星的发现者这个光辉的头衔，被1846年9月23日德国柏林天文台的伽勒(Johann Gottfried Galle)抢走了。
运用天文软件stellarim，我贴两张重现的伽利略当年看到的星空：(图中，Jupiter是木星，IO、Europa、Callisto、Ganymede是四大木卫，Neptune是海王星。)
1612年12月28日晚木星附近的星空(0.3度视角)
1613年1月28日晚木星附近的星空(0.5度视角)
除了对木星的观测，伽利略又发现，月亮表面坑坑洼洼，布满陨石坑，根本不是“以太”般的完美；即使是太阳也常有黑子，随着太阳表面旋转，也不是完美的...就像哈伯太空望远镜一样，伽利略的望远镜开始改写当时天文教科书的每一页。
伽利略是第一个描述月球表面的，第一个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第一个发现木星的4大卫星的，等等。但是这都不关键，因为他和教会吵吵闹闹，最终结果是他向教会低头，他个人的测量和观测结果在理论上是可能被教会永远埋没的。所以，最关键的，是他把大量望远镜卖到满世界这个商业行为。因为人人都有望远镜了，月球表面、太阳黑子、木星的4大卫星等等也就人人可见，任何教会、政府都无法阻止这个事实。当伽利略卖掉第一架望远镜的时候，世界的天文精度立刻呈现几何级数的提高，“地心说”在越来越精确的测量数据面前将越来越难修正，“地心说”模型的崩溃就是必然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三条腿，实际观测，终于断裂了。从此以后，就算伽利略个人向教会低头，哪怕伽利略最后完全投奔“地心说”阵营，也无法改变这个科学发展进程了。
在伽利略去世的1642年，地心说的三条凳腿，已经断了两条半。最后的防线是哲学支撑，也就是亚里斯多德的“五大元素目的论”。这个理论回答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行星应该绕地球做正圆旋转。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伽利略的满城望远镜，都只能描述天体“如何”绕太阳运行，不能解释天体“为何”绕太阳做椭圆状运行。地心说的最后半条腿，是被爱德蒙*哈雷和爱萨克*牛顿打断的。
(8)
伽利略去世以后(不要急，后面会有几章细细讲述伽利略。)，望远镜在欧洲达到泛滥的程度。知识精英无不以拥有、自制望远镜为时髦，当时的GG在泡MM的时候，如果能够亮骚一架望远镜，就如同现在开跑车兜风。天文学家之间甚至展开了军备竞赛，争相制造世界上焦距最长、口径最大的望远镜。这个竞赛一直延续至今，从欧洲传染到美国，从地面扩展到太空。
英国伦敦人爱德蒙*哈雷(Edmon Halley)出生于伽利略去世14年以后。1680年他在巴黎度假，通过天文台长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使用巴黎天文台的望远镜观测当年出现的彗星(1680年彗星)。法籍意大利人卡西尼，掌管巴黎天文台41年，号称“土星之王”，发现四颗土星卫星，土星环的卡西尼裂缝，木星大红斑等等。美国2004年访问土星的人造卫星就是以卡西尼命名的。据说此人是地心说铁杆粉丝，不但不信哥白尼日心说，而且认为开普勒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都是胡说。卡西尼没有意识到，1680年被他放入巴黎天文台使用望远镜观测彗星的哈雷是最终埋葬地心说的掘墓人之一。
因为七大行星(日月金木水火土)的轨道早在托勒密开始就被算得八九不离十了，只有稍纵即逝的彗星才能够引发欧洲天文学家的测量和计算的兴趣，所以观测彗星在当时的欧洲是个时髦。哈雷作为英国的天文学家、地质物理学家、数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当仁不让成为赶时髦中的一个。
虽然使用了巴黎天文台的先进望远镜，但是哈雷的1680年彗星的努力可以说非常失败。他的初衷是通过观测记录彗星的位置计算出它的轨道，但是他重蹈无数前人的覆辙，怎么都算不出来彗星的轨道。1682年，哈雷结婚那年的八月到九月，天空中又出现一颗彗星(1682年彗星)。哈雷携新婚之喜，再次跟踪观测这颗彗星，仔细记录了它的位置。他又一次失败了，没有能够算出彗星的轨道。
如果有道难题怎么都做不出，怎么办？找会做的同学抄啊！这个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哈雷几年没有做出彗星轨道这道题，于是在1684年1月去找英国皇家学院的“同学”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和克里斯多佛*雷恩(Christopher Wren)。哈雷问胡克：“如果一个物体沿椭圆轨道绕另一个物体运动(比如木星绕太阳)，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力)应该是什么？”
胡克是谁？他是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城市设计，建筑学。材料弹性的基本定律胡克定律的发明人，设计制造了真空泵，显微镜和望远镜，发明万能机械胡克接头的牛津派人物，牛顿的死对头。他一看哈雷这个班上(英国皇家学院)的“落后生”来请教自己，有点飘飘然，对哈雷牛哄哄地说：“这个太简单了，我现在就回答你：如果两个物体的运动轨道符合开普勒三定律，那么这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一定是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哈雷大喜，让胡克写出具体的数学推导公式，结果胡克居然没能写出来。在一边的雷恩肚子里冒出坏水，悬赏40宪令给任何能够写出这个公式的人，结果两个月过去胡克也没有去领赏。
哈雷对牛津人的吹牛皮大为失望，于是在同年8月份找到了剑桥的牛顿。这回，哈雷反过来问：“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这两个物体的运动轨道是什么？”牛顿，这位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只说了一个字：“椭圆！”(E文里头椭圆就是一个字。) 其实双曲线、抛物线也都是可能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牛顿只提椭圆。哈雷大喜，(但我怀疑这回他是假装的)，让牛顿写出具体的数学推导公式，结果牛顿居然也没能写出来！比胡克高明一点的是，牛顿宣称他以前就推导过这个公式的，只是那张纸一时找不到了。
哈雷一听，心里嘀咕：“典型的小学生都会的的“小狗吃了我的作业本”的借口嘛，居然给我来这套！”牛顿和胡克乃当世科学界两大顶尖高手，分别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旗舰人物，没想到都只会吹牛，拿不出真金白银。失望之余，哈雷知道没有可能找到比牛顿、胡克更高的高手了，只好敦促牛顿把“被小狗吃掉的作业本”尽快找到，并且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祭出“物质奖励”的法宝，对牛顿说，如果他找到了计算公式，他负责出钱发表牛顿的著作。这就是三年以后于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该书阐述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虽然迟了些，牛顿总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比胡克强了些。哈雷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支付了牛顿的全部出版费用。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使牛顿一夜之间名声大噪，但是哈雷拿牛顿公式来计算彗星轨道的路程却相当漫长。从1695年到1705年的10年间，哈雷仅计算出了24颗彗星的轨道。他注意到，其中三颗，1531年彗星、1607年彗星、1682年彗星(就是那颗哈雷新婚年彗星)，它们的轨道具有同样的形状、同样的飞行方向，同样的近日点，同样的18度轨道倾斜。于是他断言，这三颗彗星，以及1305年彗星，1380年彗星，1456年彗星，都是同一颗彗星。而且，这颗76年周期的彗星将于1758年12月再次出现。(哈雷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大概没有细算1305年彗星、1380年彗星、1456年彗星的轨道，因为1305年彗星和1380年彗星并不是哈雷彗星，只有1456年彗星是。他“大胆推测”有余，“小心求证”不足。)
1758年圣诞节，也就哈雷死后16年，德国的一个农夫、业余天文爱好者报告说他在夜空中发现了一颗彗星，次年1月21日，法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西耶(Charles Messier)，就是著名的110个梅西耶天体的命名者、彗星追踪大师，证实了这的确是颗彗星。随后的观测和计算表明，这颗彗星拥有和1531年彗星、1607年彗星、1682年彗星一样的轨道，就是回归的哈雷彗星！哈雷的预言得到全球轰动的证实。牛顿，这个基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建立的剑桥三一学院的毕业生，他的万有引力也最终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成为解释天上万物“为什么”如此运行的新理论。开普勒三大定律这样的经验公式也不再只是经验，成为牛顿力学的必然的推导结果。
(9)
既然说到了哈雷彗星，就在聊伽利略之前插曲一下，谈谈中国的哈雷彗星记录吧。大凡中国的教科书提到哈雷彗星的，少不了类似以下的文字：“在我国丰富的天象记录中，哈雷彗星记录之久远，记录之详尽，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这是各国学者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从那次起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29次，在我国史记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
事实上，仅凭彗星的年代和外观是无法证实一颗彗星是否是哈雷彗星的。平均每年都有近两颗肉眼可见的彗星划过夜空，只有细算它们的轨道，如果和哈雷彗星的轨道重合，才能够说某年的某颗彗星是哈雷彗星。前面说过，哈雷自己都搞错，把1305年彗星和1380年彗星误认为是哈雷彗星。而西方的彗星位置记录，一般是要比中国的“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要精确、详细得多的。这样质量的西方记录，在大天文学家哈雷的手上，尚且会出错，而且是33%的错误率(他断言的6颗彗星里就错了2颗)。你说中国古人记录的成功率会是多少？所以科学的说法应该是，
1. 假定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那么从那次起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29次。
2. 在哈雷彗星回归的每一年中，我国史记和地方志中也刚巧有彗星记录，假定(又是一个假定)这29个历史记录的时间已经完全准确无误地被确认到至少1年以内的公元纪年。
3. 那么，我国记录的彗星中有一部分(也许全部)可能是哈雷彗星。但是，
4. 因为彗星位置记录没有详细精确到可以计算彗星轨道，所以究竟有多少次记录是哈雷彗星目前无法证实。
1978年以后的不少文章，更是会多出类似这样的文字“天文学家最新研究再次证实，中国记载了公元前1057年的哈雷彗星，这是世界最早的关于彗星的记录。”理由是，《淮南子 兵略训》有一句记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一下子把哈雷彗星的记录提早了800年！究竟这是哪个伟大的天文学家的最新研究？查下去，一定会查到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发表的《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19卷1期（1978))。让我们比较一下张钰哲的原文和新闻界的报道：
张钰哲的原文:“假使 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 那么 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新闻界的报道:“因为 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 所以 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淮南子 兵略训》只是说有颗彗星出现夜空，没有时间，没有方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就是哈雷彗星。武王伐纣的年代不好确认，现在公认的研究数据有近100年的误差。在100年间可能出现的肉眼可见的(6等以上)彗星大约有177次，哈雷彗星可能出现1到2次，所以《淮南子 兵略训》的彗星刚巧是哈雷彗星的概率最多是2/177，约1.1%。
所以，张钰哲的原话很科学，以“假使”开头，表明这并不是他论证出来的结论，而是一个很有趣的可能，一个有1.1%概率的可能。张钰哲的意思是，如果有其他证据表明那颗彗星是哈雷彗星，那么以76年哈雷彗星的周期应该可以精确锁定武王伐纣的年代。“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这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不是事实。但是国人哪里管这些，拿住张钰哲的文字断章取义，仅凭“彗星出”这三个字就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人记载了公元前1057年的哈雷彗星”，中国当代人为中国古人争天下第一的疯狂劲头可见一斑。
张钰哲的原话说出了一个道理：企图假定一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然后确定历史年代的做法，是在玩概率游戏。这条貌似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其实是条岔道，正确率很低的。(葱农同学在68贴说，“中国人对天文测量精度不如西方；但中国对古代天象的记录比较重视，由于很早就有官方人员司职观天，积累了大量的一手原始资料，这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依据；夏商周断代里面，很多具体的年份都是参照天文来测算的；”我个人认为，和利用哈雷彗星一样，这个方法的正确率值得怀疑。葱农同学在139贴补充说，“古代对慧星记录也有很详细的案例，例如汉书五行志里的记载，现在普遍认为是公元前12年的哈雷彗星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蜂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仓龙俱伏。有详细的运行路线，出没时间，以及运行速度”)
在看到中国人最早记录哈雷彗星的吹嘘文字的同时，一般还能够读到类似以下的文字：“而在西方，直到2700多年后，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才观测到这个太阳系中最明亮最活跃的慧星，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仿佛哈雷欺名盗世，比人家晚了近3000年还抢走了命名权。其实，“发现前观测”(pre-discovery observation)在西方天文界是非常普遍的，最有名的就是前面说过的伽利略发现海王星。虽然他记录下了海王星的两个(甚至可能是四个)不同的观测位置，但是他误以为这只是颗木星的卫星或者一颗恒星，所以正式的海王星发现者就不是他。更何况，哈雷的望远镜观测和《淮南子 兵略训》、《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观测”不是同一回事；哈雷记录的、能够计算三维轨道的彗星位置，和中国人记录的“彗星出”这样粗糙的观测记录不是同一回事；就算中国古人看到、记下了全部29次哈雷彗星的回归，他们也不知道这29颗彗星是同一颗彗星的。所以，中国古人的记录，和所有其他古文化的天象观测记录一样，是应该归类为“发现前观测”。
中国人的正统彗星理论，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彗在日旁，子欲杀父。”所以，中国天官看见彗星29次，无论这些是否是哈雷彗星，中国宫廷至少也砍了29批王公大臣的脑袋。如果不是学习西方，恐怕到今天都会继续有人因为彗星掉脑袋。
(10)
让我们回归主题，仔细研究一下，究竟伽利略是如何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的。文艺复兴时期，挑战权威、扳倒亚里斯多德的，远不止伽利略一个。伽利略主要是个文艺复兴的“武器贩子”，把望远镜发到每个人手里而已。为什么天主教偏偏与他为难？
事实上，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两个和天主教会的渊源极深。前面说过，哥白尼从小是身为天主教会主教的舅舅带大的，他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在职的教士，坐着一个衣食无优的职位(肥缺)，极其空闲，所以才有大把时间学习地心说、翻炒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日心说。作为对比，和牛顿齐名的英国的胡克为了糊口不得不在牛津大学唱诗班打杂。所以哥白尼非常依赖天主教会的眷顾，他发表日心说的时候，害怕学术界同僚的讽刺打击，远超过害怕天主教会。
伽利略不但是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的教授，而且非常有政治和经济头脑。通过销售望远镜等新鲜科学工具，他赚钱拿到手酸。当他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的时候，立刻写信给威尼斯王子汇报工作，并且用麦第奇(medici)家族的名字命名木星卫星(Medician Moons I, II, III 和IV)。知道麦第奇家族吧？不知道的可以去狗狗。这个家族统治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城邦达400多年，在此期间，先后有三人当上教皇，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了文艺复兴的诸多巨匠，包括伽利略，其血统流入法国和英国王室流传至今。有一种说法，认为文艺复兴的成功，麦第奇家族是关键。所以，伽利略命名木卫这事，拿到今天，相当于一个北大天文学教授发现了水平超过NASA的新天体，然后立刻用咱国家领导人命名。
伽利略写给威尼斯王子的信。
伽利略不但和学术界、政界的高层都交情深厚，而且和天主教的高层也十分密切。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他有三个私生女)，和许多主教、包括红衣大主教Barberini(就是后来当选教皇的乌班八世(Pope Urban VIII))都是至交好友！我想不出，当今哪个国家的科学家比当时的伽利略更加有权有势，在科学界、财界、政界、宗教界同时走红到发紫的。
前面说过，早在1595年，伽利略和开普勒就已经投奔了哥白尼日心说。但是，伽利略一直是一个哥派的“衣柜粉丝”(closet fan)，没有公开向学术界宣布。直到1610年他在销售望远镜之余开始用望远镜看星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望远镜里的丰富新发现，为打击“地心说”提供了非常多的弹药。
最重要的弹药就是他用望远镜发现了金星象月亮一样有盈亏变化，这个变化只有用金星围绕太阳才能够解释，证明了金星不是绕地球的。伽利略认为这就是日心说最有力的证明。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了前面的文章就知道，泰克的修正模型里，是金星围绕太阳、太阳围绕地球。金星围绕太阳，并不能证明地球也一定是围绕太阳，金星盈亏并不能攻破修正后的泰克地心说模型。
但是，能够用望远镜作出无数新发现，导致一个千年天文理论不得不做出修正，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就，伽利略成为意大利的骄傲。所以，在1611年伽利略首入罗马的时候，等待他的是鲜花红地毯，红衣主教们争相请他吃饭，当时的教皇保罗五世(Pope Paul V)还亲自接见他这个理论上是一介草民的普通天主教徒。
(11)
出名归出名，伽利略对地心说的修正模型是非常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修正模型是遮羞布，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日心说嘛。前面说过，地心说修正模型的最后倒台，要靠几十年以后的哈雷和牛顿，日心说的死穴 --- 位移Parallax现象 --- 更是要等到1838年才最后被贝塞尔补上。但是，思想超前的伽利略没有耐心等待科学的蜗牛爬，他公开支持日心说，反对地心说，反对修正以后的地心说。他转变公众态度的方法，就是用文章、辩论向所有学术界、宗教界的地心说支持者发难、讽刺、打击。换言之，他试图发动舆论运动来达到科学辩论的胜利。
用发动舆论运动这个手段来达到科学辩论的胜利，至今存在。比如二战的纳粹德国，为了打击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100个作者反对爱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以此说明相对论的错误。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我是错的，有一个人提出来就够了。”("If I were wrong, one would be enough." )爱因斯坦的意思是，科学有自己的方式方法，不是转变大众舆论，不是投票选举，不是多数人说了算。先进理论往往是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如果有科学反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就足够让错误理论垮台了。而伽利略恰恰就是拿起了舆论运动这个并不科学的武器。
当然，伽利略在方法上的错误，不能说明天主教审判他就是正确的。天主教当时打压伽利略，并非为了捍卫正确的科学讨论和研究方法。
天主教在千余年以前采纳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地心说把地球放在宇宙中心，符合上帝为人创造一切的教义，更加能够满足人类的“宇宙之中唯我独尊”的虚荣心。二是方便。基督教从公元开始的时候，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已经是学术界的主流了，天主教不可能另外发明一套天文理论，就顺手拿来用了。就像今天的“宇宙大爆炸”这样的天文学术理论被许多人用来“证明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宗教一般不发明新的学术见解，都是拿来主义。
既然地心说是天主教拿来的，学术上的发展就很可能导致更新后的学术理论和圣经不符，需要后人不断更新对圣经文字的解释迎合新学术理论。唯一能够避免经常更新圣经文字解释的方法是不要太咬文嚼字，不要说得太死，能够同时符合发展前和发展后的学术理论。一些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比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圣托马斯*亚昆那斯(St. Thomas Aquinas)等等，很早就对一些拿着圣经咬文嚼字的教徒发出警告，说圣经充满比喻，因为上帝只有用平民百姓能够理解的说法才能够和人类沟通。所以圣经不是天文、植物学、数学教科书，不能死抠文字企图推导出天文、数学定律或者结论。又说通过圣经，上帝要教导我们如何上天堂，而不是教我们天堂/太空如何运作。(God is intended to teach us how to go to heaven, not how the heavens go.)
可惜的是，哥白尼、伽利略向地心说发难的时候，也正是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为代表的新教向天主教发难、从天主教分裂、不承认天主教皇和主教们的权力的时候。新教认为，只要会认字，每个人就都能够读圣经、聆听上帝的教诲、理解上帝的意图，不需要天主教会的牧师做中介、做翻译。最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居然宣布新教为国教，自己是英国新教的教主，第一把手，完全不承认天主教皇。
天主教经历了如此反叛，痛定思痛，查找原因，力图避免分裂悲剧的重演。天主教认识到，圣经的语言，太多比喻，太多模棱两可的文字，如果大家都自己理解，多半会顺着个人的意志曲解圣经。吃喝嫖赌、甚至杀人放火，如果曲解圣经程度足够的话，就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理论根据”，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做坏事，这就是世风败坏的根源。新教离经叛道，也是钻了这个空子。所以，为了防止第二个新教的产生，类似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在天主教内部被彻底打压下去。天主教严厉地告诫所有教徒，只有梵帝冈才有权解释圣经，梵帝冈解释的圣经就是权威，不容个人更改。
所以，在学术界用泰可修正模型对抗伽利略发难的同时，天主教会很自然地用圣经里的话对抗伽利略的嘲讽。最常拿来对抗伽利略的有这么几段圣经：
诗篇104-5：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历代志(上)16-30：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传道书1-5：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约书亚记10-13：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雅煞珥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
瞧瞧，上帝自己都说了，大地不动，太阳会动。想要太阳不动，哪怕只有一天，也需要上帝费力干活显神迹的。所以，上帝都是同意地心说的。从而，路德革命以后的罗马天主教会，犯了圣奥古斯丁一直警告的错误：咬文嚼字，把圣经当作天文教科书。
对于圣经天文教科书的文字，伽利略的唯一反应自然是无情的讥笑讽刺了。在天主教的眼里，讥笑讽刺圣经这个行为，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超出了一个教授的领域，超出了一个天主教徒的本分。从这一时刻开始，伽利略的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而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教会内部攻击正统教义(圣经)了。
(12)
所以，仅仅在伽利略鲜花游行罗马以后第3年的1614年12月，一个叫Thomas Caccini的牧师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布道的时候，尖锐地攻击伽利略。一个月以后，另一个神父Niccolo Lorini读了伽利略的信件，对他以个人见解解释圣经非常不满，于是偷偷在信件里头添油加醋，夸大了伽利略对圣经的曲解，然后拿着涂改过的信件把他告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Consultor of the Holy Office (or Inquisition))。
天主教-亚里斯多德的宗教-文化结合，几乎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精神和物质的方方面面，所以名义上的“宗教”裁判所，是实质上的宗教、民事、刑事法院，而罗马宗教裁判所就是最高法院了。幸亏伽利略是世界名人，和宗教高层交情深厚，所以才把他告上高院，换了一般人，早就在地区裁判所解决了。比如著名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1592年就是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被定罪然后才转押罗马的。
不知道是否因为伽利略的名人效应，还是Lorini的造假被查出来，高院把状纸扔出窗外，说“查无实据”。又过了一个月，和Lorini一唱一和的Caccini擅自跑到罗马，请求高院把伽利略抓起来。结果高院说他“一面之辞、讽刺过头、信口雌黄”(hearsay, innuendo, and deliberate falsehood)，再一次把状纸扔出窗外。
但是，这两个地位低微的牧师公然状告世界名人伽利略，让公众怀疑他们背后有人指使，是天主教会的“敲山镇虎”，不久就要向伽利略以及日心说开刀。伽利略也对这些地位低微的挑战非常光火，他从小就是挑战权势的反叛青年，这么一来就更逆反了，加紧了对反日心派的攻击。他的好朋友、红衣大主教Barberini提醒他不要太嚣张、不要把教会逼急了，伽利略置若罔闻。
终于在1615年4月，伽利略收到了高院主席Robert Bellarmine的一封信，说
1。天主教会对日心说作为(平行于地心说的)一个假说而存在没有任何意见。(话中话是：你伽利略手头掌握的证据还不够，日心说作为假说自然可以，但是想取代地心说还得等几天。)
2。如果日心说真的有证据(比如有人观测到了位移Parallax)，那么天主教会就得重新解释一些圣经的话。(话中话是：日心说不是小事，一旦成立，教会就有得忙了，许多对圣经的解释都要修改。你伽利略不要搞错了浪费大家时间。)
所以这封信的意思是，你伽利略先找出日心说真正胜出的证据，在此之前就不要骚扰天主教会。结果，伽利略收到信以后，反而亲自跑到罗马来找教皇评理。保罗五世(Pope Paul V)当然知道伽利略背景复杂靠山大，不想亲自插手这件麻烦事，直接把伽利略这个烫山芋扔给高院。
高院的红衣主教们关门商量了一阵，保守派红衣主教们写了一篇“判决”，严厉指责日心说是愚蠢、古怪、完全是异端邪说、违反圣经文字。但是高院的许多温和派红衣主教们(其中不乏伽利略的朋友、靠山)把这个“判决”压了下来，另外写了一篇“判决”，去除了“异端邪说”等字样，对伽利略的命令是“放弃日心说，不准教授、捍卫日心说，甚至不能讨论日心说。”在伽利略认同签字以后，直接放人，既无监禁也没罚款，更谈不上用刑了。伽利略继续做教授、开公司、玩实验。相对于布鲁诺又是被驱逐又是被火烧的悲惨待遇，伽利略的势力浩大可见一斑。
(13)
这份1616年的判决被高院存档。这就是伽利略第一次被审判的结果。这份判决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当时伽利略向高院主席Robert Bellarmine要了一份判决的证书，在他的证书里，没有最后的“甚至不能讨论日心说”这句话。但是从高院档案里翻出来的判决书里是有这句的。为什么这两个版本不一样，高院存档是否被人篡改过，至今是一个悬案。
当伽利略拿到“放弃日心说，不准教授、捍卫日心说”这个判决的时候，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当然要遵守。但是他立刻想到了如何钻空子：我不教授，不捍卫，拿出来做中立性的讨论总是可以的吧。就有了日后写书的念头。
1623年，保罗五世(Pope Paul V)去世，伽利略的好朋友和支持者红衣大主教Barberini当选教皇乌班八世(Pope Urban VIII)。所有人，包括伽利略自己，都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喜讯，甚至认为1616年的判决被推翻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实际上天主教里规矩很多，教皇也不能随便更改高院的判决。理论上，这些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判决对后世的教会教众都是有历史指导意义的，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才有存档上千年这样的行为。因此乌班八世上台以后，没有对伽利略的审判结果做出任何修改。
据说乌班八世是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认为自己非常有智慧，能够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学科发表见解，天文学也不例外。所以屡次公开发表自己对日心说的个人见解。因为私人关系，登基的新教皇私下里见了几次伽利略，讨论日心说的正确与否。这无疑加深伽利略的错误印象，认为虽然教皇不是日心说一派的，但是既然已经开明到自己都公开讨论日心说的程度，那么推动日心说的春天显然到了。
于是，在163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这本书，名为对话，实际上是在打压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抬高哥白尼的日心说。这本书的最大败笔，是加了一个小丑“没脑子”(Simplicio)。没脑子说的话，非常愚蠢，而且，紧跟时事的读者都知道是乌班八世的公开言论。伽利略为什么拿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和宗教大靠山开刀，没有人知道。伽利略应该不至于狂妄到不把教皇放在眼里的地步，但是在书里写这个可有可无的“没脑子”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行为。乌班八世看到自己在全世界人的面前被丑化，勃然大怒，一夜之间从伽利略的好朋友变成他的最大敌人。日心说直接走出春天，进入冬天。
乌班八世责成高院，即罗马宗教裁判所，撤查伽利略。高院办事速度很快，一年后的1633年就伽利略收到了高院的第二次宣判，说他是“疑似邪教”(vehemently suspected of heresy)。这是一个特定的罪行名称，表示比“邪教”(heresy)低一等，并不是高院对伽利略的罪行不确定、有怀疑的意思。宣判的最大根据就是伽利略违反了1616年的判决，他出版《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违反了“不能讨论日心说”的要求。当然伽利略拿出手头的出1616年判决证书，申辩说，1616年判决证书里头没有这句话。当然高院也同时翻出档案，说1616年的判决有这句话。1979年保罗二世的科学参议员(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调查怀疑，这句话可能是1633年高院为定伽利略的罪，有人偷偷加进档案去的。
除了这句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话，1979年的调查还发现，“疑似邪教”(vehemently suspected of heresy)这个罪名也有问题。天主教会的教会公导(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从来没有正式文件向全教宣布日心说是邪教，所以伽利略的“疑似邪教”也就无从谈起了。
无论如何，1633年的伽利略在天主教内丧失了最大的靠山，被判终身监禁。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一些比较友善的主教比如Ascanio Piccolomini的帮助下，伽利略得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家里坐软禁，度过余生。在这段时间里，伽利略完成了《两个新科学》(Two New Sciences)这本书，日后受到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的高度评价，伽利略也因此被公认为“现代物理之父”。因为这本书只讲物理，不讲天文，所以没有在宗教界惹出什么麻烦。
伽利略死后，教会方面也是变化多多。1718年教会同意出版伽利略全集(删除版，又称“洁本”，没有宗教敏感材料)。1741年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四世为伽利略全面平_反，出版伽利略全集(无删除版)。1758年把日心说从“黑名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上除掉，终止了对日心说的正式禁止。所以，早在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之前200多年，或者说伽利略死后100年，美国尚未独立，教会就已经不再反对日心说。纽约时报在1992年11月1日的报道给人以“教会在1992年才刚刚承认日心说”的错觉，有点夸大其词、哗众取宠了，明显属于误导。
(14)
有同学要求增写一章关于布鲁诺的，但是我对布鲁诺了解不多，勉强写点文字，大家多多补充。
乔丹奴*布鲁诺(Giordano Bruno)(公元1548年-公元1600年)，比伽利略大16岁，同为意大利人。给我的印象他几乎是伽利略的镜面反像：
1。伽利略扎根意大利，基本不出国。布鲁诺吵架四方，到处逃难。
1548年布鲁诺生于意大利的Nola。
1559年到那不勒斯学习文科。
1572年拿到牧师证书。
1576和天主教吵翻，为躲避那不勒斯宗教裁判所逃到罗马，然后逃到日内瓦，参加了新教的流派之一卡而文派(Calvinists)。不久，他又和卡而文派吵翻，被驱逐出来，于是
1579年秋逃到法国。在法国，他先后去过里昂、Toulouse，都因为和当地天主教会吵翻，最后于
1581年夏天逃到巴黎，得到法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y III)的庇护。
1583年他随法国驻英国大使去了伦敦，经常和当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吵架。坎特伯雷大主教好像比较随和，除了布道的时候经常讽刺他，倒也没有把他怎么样。
1585年伦敦暴民袭击法国大使馆，他逃回法国。
1586年他在法国失宠，逃去德国教书。他的观点很快在德国不受欢迎，于是
1588年他逃去布拉格，结果和当地的新教的另一流派路德教派(Lutheran)吵翻，被驱逐出来。
1591年他来到德國法兰克福，在书展上得到意大利威尼斯权贵Giovanni Mocenigo的邀请，终于重返意大利。他先去了Padua申请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结果被拒，就只好去威尼斯给Giovanni Mocenigo当私人教师。(帕多瓦大学第二年就请到了伽利略当数学教授)Giovanni Mocenigo不满布鲁诺的教学，吵翻，两人关系恶化。结果，
1592年5月22日Giovanni Mocenigo告发布鲁诺，把他绑到了威尼斯宗教裁判所。
1593年2月威尼斯宗教裁判所把布鲁诺又押送到罗马宗教裁判所，
1600年2月8日罗马宗教裁判所宣判布鲁诺是“邪教”(heretic)，比伽利略的罪名高一等。最后
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Campo de' Fiori)。
可以说布鲁诺的一生，就是吵架-逃跑-再吵架-再逃跑的循环。
2。伽利略主攻科学，顺便当一个平民天主教徒。布鲁诺主攻神学、哲学，是天主教全职牧师，偶尔涉足天文等学科。
布鲁诺24岁拿到牧师(priest)，对哲学、形而上学、记忆术等等非常感兴趣。他在相对悠闲的法国巴黎期间，写过许多论文，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记忆术的，他也由此开始出名。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受柏拉图、赫尔墨斯教派等等的古希腊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只是刚巧符合他的神学、哲学思想的需要被拿来，其本质和天主教把地心说拿来是一样的。布鲁诺去世的时候，开普勒尚未发表三大定律的任何一条，伽利略也还没有制造任何望远镜。
3。伽利略靠山大、后台硬，政界、科学界、宗教界都有哥们。布鲁诺树敌无数，他的雇主都会出卖他。
无论是传统天主教，还是新教的路德派、卡而文派，无论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派，还是大学的数学家，甚至他的雇主，都和布鲁诺争吵不止，甚至于刀剑相加。这固然和他非常极端、非常反主流的哲学思想有关，但同时也和他慷慨激昂、滔滔辩论的习惯有关。伽利略以麦第奇家族命名木星卫星这样交际圆滑的事，布鲁诺可能是永远学不会的。
4。伽利略受审主要是因为日心说。布鲁诺受审主要不是因为日心说。
历史学家Luigi Firpo根据历史文档归纳总结了布鲁诺7年审讯的“八宗罪”：
一：对天主教教义存有异见，并且在公开场合发表异见。
二：对三位一体、耶稣的神圣性、以及耶稣复活存有错误看法。
三：认为耶稣不是上帝，只是一个手法高超的魔术师。
四：对“面包与葡萄酒在最后的晚餐变成耶稣的肉与血”存有错误看法。
五：认为这个世界以外有多重、并且是永存的世界。
六：相信轮回，相信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到牲畜上。
七：使用魔法、巫术。
八：否认圣母玛利亚处女怀孕。
如果你对“三位一体”、“面包与葡萄酒”、“处女怀孕”等等不了解，不妨狗狗或者百度一下。全都在这里写出来，本评书就有可能变成宗教贴了。
从这八宗罪可以看出，布鲁诺的观点理论远远脱离了天文，主要是在神学和哲学方面。只有第五条，勉强可以和天文学、日心说沾点边。事实上，布鲁诺认为，哥白尼的日心说只是一个数学模型。(前面提过，这个观点也是哥白尼逝世的时候所有的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布鲁诺认为他对宇宙在哲学上的理解，要比哥白尼日心说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地球并非世界中心，上帝和宇宙是重合的，是宇宙的灵魂，有多重平行宇宙的存在，每个宇宙都有生物、有人，他甚至认为每个行星上都有人存在。这些观点，来自古希腊的柏拉图、赫尔墨斯教派、不可知论等等，没有一条是来自数学模型或者实际观察，换言之，没有一条来自科学研究。他的观点拿到今天，也只能发表在“飞碟探索”上，不可能是真正的天文学术论文。与其说布鲁诺“捍卫”日心说，不如说布鲁诺“利用”日心说。
所以，客观来讲，布鲁诺和天主教的争斗完全是宗教内部冲突。布鲁诺根本不是科学界的人，日心模型不会因为布鲁诺得到科学上的任何实质性发展。说“布鲁诺被天主教烧死”，这个说法并没有错，说“布鲁诺因为捍卫日心说被烧死”、在科学界把布鲁诺和哥白尼、伽利略相提并论，这个说法就是非常错误的了。布鲁诺捍卫的，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一套宗教。
(全文完)
[iamanewbee 编辑于 2007-10-11 05:22]
2007-09-24 11:47 第 0 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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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2-2008 2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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