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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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一：没有安全感的澳大利亚
发表于 2019 年 07 月 22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没有安全感，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这种感觉，当然就影响到她的一系列内政和外交。

1788年，菲利普船长带着732名犯人和245名海军士兵登陆悉尼植物湾时，这块南方大陆不仅地处偏远，而且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再加上这批被英国社会抛弃的犯人，因此，很多人认为，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除此之外，土著居民的反抗，是另一个不安因素。欧洲殖民者抵达时，他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6万年，有100多万人口，讲250种不同的语言。

一开始，英国政府和菲利普船长都希望和土著居民建立友好关系，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双方的敌对持续了很多年。到1900年，全澳土著居民还有不到10万人，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甚至灭绝了。这不只是因为白人殖民者的屠杀，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带来的各种传染病。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英国殖民者击退了土著人的反抗，慢慢站稳脚跟，几个殖民地也渐具雏形。

这个时候，东南部的维多利亚发现了金矿。继美国的“旧金山”后，墨尔本成了“新金山”。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带着发财的梦想，涌向这里。其中，就有很多来自广东的农民。在当时的广东台山，传言说，到了金山，走路都能踢到金块。

还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从广西的金田，刚刚起事，整个南部中国，天下大乱。珠江三角洲很多种地的农民，为了逃生，更为了发财，漂洋过海来到澳洲大陆。

短短几年，就有4万多中国人进入澳洲。在一些金矿区，华工超过其他人数的总和。不仅如此，“新金山”大多是冲击型的矿脉，很适合中国人的集体劳作。他们来自一个县，或是邻近村庄，甚至一个家族，几十人一伙，有的担水，有的筛沙，有的在营地埋锅造饭。即使是在欧洲人放弃的矿区，也能有所收获。

这让欧洲来的淘金者大为不满。为了经济利益，也出于安全考虑，这块南方大陆便开始限制华人入境，先是维多利亚，接着是其他几个殖民地。他们要关起门来，阻止有色人种进入，保持一个“白种”的澳大利亚。

似乎这还不够，国际环境的变化，给澳洲几个殖民地带来了新的安全忧虑。其中之一，便是日本在亚洲的崛起。“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赢了大清帝国，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罗斯帝国，成了东亚的霸主，不仅如此，还有准备南下的架势。

孤悬海外的澳大利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英国虽是祖国，毕竟相距遥远。一旦日本人打过来，想帮忙也是鞭长莫及。这个时候，澳洲大陆的几个殖民地意识到，必须要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外敌入侵。这便是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

所以说，今天的澳大利亚，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限制移民，要阻止有色人种的进入，要建立一个“白色的’纯种的澳大利亚，二是国防安全的考虑，要团结起来，才可能抵御日本的侵略。

联邦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法律，便是《移民限制条例》。与之相配套的入境“听写测验”，及其他一系列限制措施，使得澳洲人口的增长非常缓慢，华裔人口更是连续多年负增长。

没有人，打起仗来就麻烦了。‘一战’爆发后，澳洲便深有体会。一开始，征兵的条件非常苛刻：年龄、身高、胸围，都有严格要求，而且，必须是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才能入伍打仗。后来，随着战事吃紧，入伍的条件不断放宽，一些华裔青年也得以上前线，包括著名的华裔神枪手沈比利。

“一战”并没有让澳洲开始认真考虑人口的问题，要到“二战”以后，人口问题才愈加突出，特别是战争期间，日本军机轰炸了北部的达尔文港，这一下，让一直以为自己远在天边的澳洲人发现，战争随时就会来到家门口。

战后，澳洲社会达成的共识是，要么增加人口，要么就会灭亡 (populate or perish)。政府开始资助年轻力壮的英国移民，来这块南方大陆定居，可是，依然无法实现每年人口增加1%的目标，于是，便开始大量吸收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移民。很快地，澳大利亚的人口便从1945年的700万人，增加到1959年的1千万人。

单纯增加人口还不行，澳大利亚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经济实力有限，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还要和老大结盟。他们认为，要帮着老大，等有麻烦了，老大就会帮你。这个老大，先是英国，“二战”后，便是美国。

1899年，英国开打波尔战争时，澳洲大陆的几个殖民地都派兵参加。后来，中国的“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联军”之一的英国因军队正在南非打波尔战争，无法抽身，便要求澳洲援助。正在商讨成立联邦的几个殖民地，也没有多少军队在家，便召回一些海军预备役人员，短训几周，开往中国塘沽。

澳美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是在1918年7月4日。在澳大利亚将军莫纳什的指挥下，两国军队向驻扎在法国小镇哈梅尔的德军发起攻击，短暂的战斗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也成为盟军西线战役的转折点。

从那以后，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超级大国，澳洲与美国也就越走越近，安全上基本依靠美国的保护伞。美国参与的战争，大大小小，澳洲都派兵前往，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有时派出几千人，有时只是几十人。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小国生存的困难时说，大国之间打架的时候，小国夹在中间，不好应对。大国互相亲热的时候，小国也会左右为难。

最近三、四十年，夹在中美之间的澳大利亚，对此深有体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给澳洲带来了繁荣。先是资源出口，然后是教育、旅游和服务业的输出，澳洲因此保持了将近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跟据2018年的统计数字，平均起来，每个澳洲家庭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获益将近2万澳元。

与此同时，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并未松懈。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一再强调与美国的共同价值和传统友谊。

过去几十年，至少从霍华德任总理开始，澳大利亚是赚中国的钱，和美国结盟。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做法，一个政客形容说，这就像骑在两匹马上，虽然要不断保持平衡，却也可左右逢源。

问题是，当两匹马渐行渐远的时候，或者，当两匹马奔向不同方向的时候，澳大利亚就进退两难了。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方面的纠纷，就让澳洲很是忧虑，安全问题也就再次提上日程。

这些年，在澳洲国内，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明显地分为两个阵营。一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将对澳洲构成威胁，所以，要抱紧美国的大腿。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彼得·简宁思（Peter Jennings）就这样认为。另外一种观点相信，美国已是明日黄花，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将会慢慢退出，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崛起，是无法阻挡的。因此，澳大利亚要利用与美国的关系，请美国在亚太地区让出一些空间，让中国得以生存。或者说，至少可以在中美之间采取一种“绥靖政策”。这种观点，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怀特教授（Hugh White）为代表。

即使是怀特教授，看法也在不断改变。最近，在刚刚出版的《如何保卫澳大利亚》一书中，怀特教授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将日渐衰落，未来，澳大利亚不能指望美国的保护，要有自我保卫能力，为此，澳大利亚要有自己的战机、潜艇，甚至核武器，可是，要发展这些东西，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澳洲只是一个中等国家，无力承担。这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所以，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澳大利亚都会没有安全感，和200多年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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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二：有话好说
发表于 2019 年 07 月 22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在墨尔本街头，常常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游行队伍，有劳资纠纷，公司裁员，也有环境保护、女权主义，等等。

这些游行队伍，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群要去海边野餐的人。有的带着女朋友，有的推着小孩，边走边聊，边说边笑。

有时，他们也会喊几句：

“我们要什么”？

“涨工资”！

“啥时候”？

“现在”！

口号喊的不整齐，也听不出任何的愤怒情绪。

队伍到达维州议会门前的台阶上，便有一两个人上去，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再喊几句不整齐的口号。然后，人群便散了。

所有参加游行的人 – 领头的、跟随的；支持的，反对的 — 都一起转到议会大楼后面的小花园里，吃烧烤喝啤酒去了。

一个正常的社会，所有的矛盾和纠纷，都应该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澳洲就是这样一个“有话好说”的地方，而且一直就是。“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就说明这一点。

1856年4月21日，正在建设墨尔本大学的石匠们，放下手中的工具，游行到议会，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之前，别的地方，比如悉尼，已经开始实行这一制度。

十几分钟的路程，还有其他工匠加入。到达维多利亚议会后，石匠们提出自己的要求，议会就开始辩论。仅三周时间，议会便立法规定，从今以后，所有公用事业的雇员，一律工作八个小时，而且，薪酬不减。

这样，澳大利亚就成了最先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之一。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它是继新西兰后，第二个给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

这事发生在南澳。早在1861年，妇女就能参加地方选举，比如市政厅，但是，不可参加议会选举。女权活动人士凯瑟琳•斯班瑟 (Catherine Spence)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个只有男人选出来的议会，最多得到社会上一半的支持。她的呼吁，很快便得到回应。1894年，南澳的女性即可参加议会选举。三年后，又出现了第一位女性候选人，这便是斯班瑟女士。

直到今天，在澳大利亚新版的5元纸币上，还能看到这位“伟大的澳大利亚女性”的形象。

这种“有话好说”的态度，这种人与人之间根本上的平等，在澳洲，称为“哥们义气”，或者叫mateship。历史上，因为人口稀少，生存环境恶劣，他们必须团结一致，相互扶持，才能生存。时至今日，在澳洲，和人打招呼最常用的，便是“好嘛哥们”(G’day, Mate)，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不像在英国，与人打招呼前，要分清早上、下午，还是晚上，因为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

慢慢地，这种哥们义气，这种mateship，就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石，也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

在澳洲，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这样的。英国殖民者抵达不久，自由人与流放罪犯的比例差不多是1：3，不过，双方关系处的不错，很少发生越狱甚至打斗的场面。这是因为，一来，这些罪犯大多只是小偷小摸，没有严重犯罪。再说，在一望无际的荒凉的大陆，越狱又能去哪里呢？

有一次，一个士兵带着一个犯人转场。两个人边聊边走，像朋友一样。途中，士兵突然内急，便把枪交给犯人拿着，自己跑到一边，就地解决。回来后，犯人把枪还给士兵。二人继续有说有笑地前行。

这种mateship，包括平等、友谊、忠诚，互相照顾，互相扶持，所包括的含义，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或伙伴。

“二战”期间，日军把俘获的“盟军”士兵关押在新加坡的樟宜，最多时，那里关押着约4万名“盟军”战俘。据后来的研究发现，战俘营中，澳大利亚士兵的存活率超过美国和英国，因为美国人太强调个人主义，而英国人太重视身份和等级，只有澳大利亚士兵，一块小小的饼干也要分成几份，大家一起分享。

这就是澳洲人的mateship。他们也崇拜英雄，不过，很多时候，他们认为英雄是高高在上的，和自己相距甚远。更多时候，他们崇拜耐德•凯利(Ned Kelly)这样的“丛林大盗”：勇敢，义气，生存能力强。

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在选择政客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带路人”，而是要“自己人”，要自己的“哥们儿” （mate）。2019年的联邦大选，就说明了这一点。

工党领袖肖顿(Bill Shorten)的落败，不只因为不切实际的伟大目标，也不只因为没有领导能力，而是因为他的傲慢和疏离。

竞选期间，肖顿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总是高高在上，一副胜券在握的口气。走在街上，给人握手，也表现得像是出游的君主“宠幸”民众一般。

这让选民认为，他不是“自己人”。一位选民说，我不喜欢肖顿那个傲慢的嘴角。另一个说，我不喜欢他渴望关心和爱的眼神。

莫里森赢了，是因为选民觉得，他就像是小区里邻家的孩子，经常出入教堂，或者说，经常在小区玩球的那个，或许能力有限，但是比较靠谱。

除了纯真而又憨厚的笑容，莫里森实在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讲起话来，下嘴唇努力地不停地动，似乎还是跟不上讲话的节奏，还是要慢上半拍。

无论听众多少，莫里森讲起话来都是干巴巴的，没有排比句，没有任何的煽情。大选期间，他在昆士兰的一次演讲就是如此。虽然昆士兰对自由党获胜至关重要，莫里森还是无法激动起来：

“我们要找工作，要上学，受教育。要成家，养孩子，交税。要参加社区的活动，让社区变得更好。要贡献，不要索取，至少不要想着索取，要知道，还有很多不如我们的人，需要我们帮助”。

听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位政治家的竞选演说，倒像是隔壁的大哥在教训小弟，或是父亲在教育儿子，实实在在，不煽情，也不虚伪。

说了这些，似乎还嫌不够，他又把左手放在胸前，像是抱着个什么，伸出右手，还有右手的食指，指向前方，继续说：“要买房子，要成家。不只要买房子，还要成家：为孩子，为家庭，为朋友。这是我们的归宿。家就是我们的归宿，这一点很重要”。

就这样，莫里森当选了。这让人想起1996年的那次联邦大选。那一次，霍华德领导的自由国家党联盟，对决基廷领导的工党政府。和口若悬河的基廷相比，霍华德显得笨拙、木讷，不善言辞。最后，人们还是选择了“诚实的约翰”，放弃了“公鸡一样好斗”的基廷。

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大陆。作为一个占据了整个大陆的国家，澳大利亚又很少发生严重的、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有话好说”的态度，因为澳洲社会的这种mateship。

也因为如此，在西方世界，澳大利亚是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最为成功的国家。

在它的2400万人口中，26%的人出生在海外，还有20%的人有一位或两位父母出生在海外。加起来，第一和第二代的移民占了人口的将近一半。除了英语，人们在家里讲200多种不同的语言。

英语是约定俗成的官方语言，却没有法律规定你必须说英语。如果你不讲英语，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政府给你翻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院给你翻译。即使坐在家里，你想打电话咨询个什么事，比如水电费之类，也可以拨打一个号码，对方就会把你说的语言翻译成英语，以三方通话的方式帮你和对方沟通，让你“有话好好说”，而且，这些翻译服务都是免费的。

拥有500万人口的墨尔本，居民来自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信仰，做不同的工作，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也是因为澳洲文化传统中的这种mateship，因为这种“有话好说”的处世态度。

一个社会的存在，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这个社会的运转，更要有良好的润滑剂，澳洲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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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三 各司其职的社会
发表于 2019 年 07 月 26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儿子读七年级的时候，进了一家公立的重点中学，因为我家正好住在校区内。

想到孩子要在这里读书六年，完成初中和高中的教育，有个机会，我就申请进了学校的理事会(school council)。

理事会的成员包括校长、副校长、老师代表、学生代表和四位家长，家长的任期是两年。

其实，主要就是做义工。每个星期，要抽出两个半天的时间，在学校的二手校服店，二手书店，或者餐厅帮忙。如果遇上学校组织什么活动，就要搭上更多的时间。

理事会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每月开会至少一次，讨论学校的各项工作，参与制定学校的各类规章制度，协助校长办好学校。

有一次，主席刚刚宣布开会，校长便站起来，严肃地说，最近，有家长给我反应，说学校里有黑民学生，因为他们的父母是黑民，或是非法逾期居留。说着，校长挥了一下左手，“我想强调的是，他们是不是黑民，是不是逾期居留，是移民局的责任，与我无关。我的工作是教育他们。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学校，只要他们进了这个校园，就是我的学生，我就有义务教育他们”。

望着瘦瘦高高的校长，微微前倾的身体，我深受感动。这席话，也让全场哑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黑民学生的问题。

你可以说这个校长很伟大，也可以说他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份内的工作。

一个社会，大家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个社会就能正常运转。我们常说，“铁路上的巡警，各管一段”，就是这个意思。

在墨尔本乘地铁，就是这样。每个车站的出入口，都有穿制服的人员值班，不过，他们只负责检票，不负责查票。你没有票想进站，或者，没有票想出来，给他们说一声，一般都会放行。你有没有票，买的票是否正确，是查票人员的责任。

在车站的出入口，或者，在运行的公车上，有时能碰上这么一群穿着制服的查票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查票。如果你无票乘车，或者，买了优惠票却没有相应的证件，就会被罚款。他们或当场罚你，或者给你一张罚单，让你过几天再交。如果你拒绝，他们还可以拒捕你，直到警察到来。

检票的和查票的，各司其职，互不越线。不仅地铁，公交也是。你无票乘车，公交车司机也不会赶你下去。有时候，你没有票，他们也不问，因为那是查票人员的责任。

在澳洲有很多黑民。你是否黑民，是应拘留，还是该遣返，那是移民局的工作。所以，你在路上开车，被警察拦住了。他们一般会先看你的驾照，再问你喝酒没，如果你的驾照有效，又没喝酒，就可以走人。你是不是黑民，和警察没有关系。

前几年，我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的朋友的朋友，是黑民，生病了，在家吃药，熬了几天，也不见好转，被我拉去医院。到了医院，我告诉医生说：“他是黑民，没医疗卡，也没护照，啥都没有”。医生说：“啥都没有，也得治病啊”。后来，病好了，账单也不知去了哪里。医生的职责是看病，至于这个病人是不是黑民，和他没有关系。

在澳洲，不只社会如此，政坛也是，比如说，政治家与公务员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两种不同的工作。

以联邦总理为例。在三年一次的大选中，你选上了，就做总理，选不上，就卷铺盖回家。如果选民一直选你，你就可以一直做，没有任期限制。

每次大选过后，从总理、副总理、内阁成员、各部部长，甚至包括驻外大使，等等，整个官员队伍，都要换一遍，换成“自己人”，至少是“自己党派”的人。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只是，这个“水”有时“流”的过快。三年的任期，第一年实习，第二年准备干活，第三年就要全力拼大选了，真正干活的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除了这些“流水”的官们，衙门里的“吏”，一个强大而可靠的公务员队伍，就很重要。

在权力更迭过快的时候，在大选前出现“看守内阁”的时候，甚至，在权力出现真空的情况下，这个公务员队伍能够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

在联邦一级，这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联邦内阁和总理府”的幕僚长。他是全国的“大管家”，也是全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

所以，他的年薪是100万，是联邦总理的两倍。

政治家制定政策，公务员落实政策。政治家不会去做具体的政策执行的工作，公务员也不会越权去替政治家制定政策。总理不会取代幕僚长，幕僚长也不会取代总理。

除了内阁，联邦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公务员队伍。比如，早些年曾出任驻华大使的孙芳安(Frances Adamson)，目前是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的幕僚长，也是这个部里最高级别的公务员，或者说，是部里公务员队伍的头头。

澳大利亚的政府分为三级：联邦、州、和市，乡下有些地方又称为郡。每一级政府都是如此，有制定政策的政客，还有执行政策的公务员队伍。

以市政府为例。市政府职责广泛，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市政规划、托儿养老、垃圾处理，等等。

一般来说，一个市划分为几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几名市议员，市长则由这些议员在他们中间选出，或是轮流坐庄。

无论市长、副市长，还是市议员，大都是兼职，几乎没有全职的市长。他们大多有自己的生意，或自己的工作，只是为了给社区做贡献，或者为了改变社区的面貌，促进社区发展，才去竞选市议员，或者市长。

我以前居住的那个小市，“市长大人”还是肉铺的老板，白天在自己的店里做生意，晚上去市政府主持会议。墨尔本曾经有过一位著名的华裔市长苏震西，是开中餐馆的。做生意是他的主业，做市长是他的副业。另一位曾经当过市长的华裔蒋天麟，则是医生，白天给人看病，晚上参加市政会议。

市议会定期开会，就市政方面的很多问题作出规划和决策，至于落实，则是由CEO率领的公务员队伍的职责了。

在很多城市，市长和议员都是兼职，他们的工资，只是象征性的，年薪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而首席公务员CEO，年薪至少几十万，是市长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立法的不去执行法律，制定政策的不去落实政策，而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即使在商业领域，也是如此。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却也有序。大家都不越界去捞钱，更不会以邻为壑。

以电视节目为例。有私人的电视台，也有政府资助的电视台。政府资助的电视台，在新闻报道方面，是独立的，而且，不可插播广告。颇受欢迎的体育节目，往往是各家争取的对象。如果有人获得了独家转播权，其他的频道只能作为新闻播报。所以，看奥运会，看足球赛，或是澳式橄榄球比赛，要去不同的电视频道。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开了一家很小的食肆。这个购物中心有几十家快餐店，集中了世界各地的美食。有麦当劳，也有我朋友家这样小小的铺子。无论生意大小，各家东主互相尊重，互相帮衬。每到换季的时候，大家就会坐下来商量一下，如何做好促销工作，饮料是否应该涨价，涨几毛钱合适，等等。

这是一个各行其道的社会，也是一个各尽其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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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四 选出来的国家
发表于 2019 年 07 月 26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占了整个澳洲大陆。在当今世界，这是独一无二的。澳大利亚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它不是打出来的，而是选出来的，不是诞生于战场，而是出生于票箱。



1898到1900年间，这个大陆上的六个殖民地，分别举行全民公决，公决的问题只有一个：“你接受联邦宪法草案吗？”答案有两个：接受，或者不接受。



结果，多数人接受新的宪法草案。这样，原本独立的六个殖民地，就联合起来，成立澳大利亚联邦，各殖民地也就成了联邦的州。为此，他们还选了个吉日良辰，也就是1901年1月1日，举行联邦成立仪式。



说到澳大利亚的选举和投票，确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强制性的投票制度，就是其一。



根据选举法，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都要在选举委员会登记。没有登记，或者，登记了没有去投票，罚款20元。



在全球166个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只有19个实行强制性投票，而且，只有9个国家严格执行，澳大利亚便是其中之一。



谈到这一点，我们和美国比较一下，或许更容易理解。



作为现代国家，澳美两国的立国者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来自英伦三岛。抵达新大陆时，他们都带着祖国的传统和理念，但是，因为建国的时间不同，面对的问题不同，立国的政治思想不同，由此而产生的制度也就不同。



第一批去美国的英国人，离开英国时，议会和君主正在激烈争夺政府的控制权。当时，在英国，个人也常常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为美国提供了立国理念。洛克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天赋人权，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依据社会契约，个人将这些自然权利让渡给政府，建立了政府的权威，政府就应该保护这些权利。如果政府未能保护个人的这些权利，人民就可以合法地推翻它。



洛克的理论激励了美国的革命，让他们有理由推翻君主制的英国政府，宣布独立。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就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基于洛克思想的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都认为，个人的权利高于政府的权力。这一点，在“美国权利法案”中有详细的说明。



当澳洲大陆的六个殖民地商议成立联邦时，已是19世纪，英国已经是君主立宪的国家。议会牢牢掌握了立法和司法权，君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形式了。



如果说，洛克为美国提供了立国理念，为澳大利亚提供建国思想的则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



边沁认为，没有自然权利，也没有天赋权利。权利都是相对的，因法律而产生，没有政府和法律，也就没有什么权利。换句话说，先有政府，后有权利。他还认为，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多数人谋幸福。他不仅反对君主制，而且支持普选制度。



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法治，民权和选举。如何处理和平衡这三个方面，就产生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两种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



美国人认为，个人权利高于国家的权力。强制性投票就是以国家的公权力压制个人自由，强迫个人选择，与个人的权利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人则愿意让渡一部分个人的权利给国家。他们认为，多数人选出来的政府，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不算土著人，全国人口370万。在面积770万平方公里的这块南方大陆，几乎是两平方公里一个人。而联邦的建立又是基于两种危机感：限制有色人种移民，和保护澳大利亚。这两个任务，都很艰巨，都需要团结一致，才能完成。这也是澳大利亚人实行强制性投票的因素之一。



奥巴马总统就曾对这种制度赞赏有加。他说，如果每个美国选民都去投票，“就会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版图，因为不去投票的多数年轻人，低收入者，他们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态度是很不同的”。



当然，他也知道，这种强制性投票，在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美国，是行不通的。



在澳洲就行。无论联邦选举，还是州里的选举，一般来说，投票率都在90%以上。虽然20元的罚款并不是很多，但是，就像一位选民说的：“民主是权利，也是义务”。



澳大利亚选举制度的另一个特色，是其特殊的拨票制度。



一般的选举，都是得票多者获胜，在澳大利亚不是，得票必须超过半数才算获胜。很多情况下，这种结果，只有通过拨票才能出现。



比如说，有甲、乙、丙、丁四位候选人，投票时，选民按照自己的喜好程度，用1、2、3、4将他们顺序标出。第一次点票时，如果没有人过半数，那么，得票最少的那位，就被剔除。他所得的选票，就会重新点算，分给选票上排序第二的候选人。如果还没有人过半数，再剔除得票最少者，将他所得的选票，重新点算，分给选票上排序第三的候选人。直到有一位候选人过半数，才算当选。



所以，选民投票时，必须按照顺序排列所有的候选人，因为你的选票可能点算多次，直到有一位胜出。



只有很少几个国家采用这种办法，不过，在澳洲，所有的选举都这么做。



强制性的投票，和这种拨票制度，保证了胜出的候选人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所选出的政府也就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澳大利亚选举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总在星期六举行。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法定的选举日，加拿大在周一，美国在周二，英国在周四，因为周四是集市的日子。澳大利亚则在周六，无论是联邦选举，还是州里的选举，都是如此。



这是因为，在19和20世纪，人们在周六工作半天，休息半天。在辽阔的澳洲，周六还是很多农场主进城采购的日子。这样，可以方便更多的人投票。



作家马洛夫发现，选举日就是假日。很多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悠闲地出门，悠闲地投票，再一起去海边转转，吹吹海风，吃吃饭。



轻松的一天，孩子们学习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他们就是可以把民主选举这样神圣的事情办得轻松而又随意。投票地点多是当地的学校、教堂或社区中心。门口处有五颜六色的气球、招牌、候选人的靓照。义工们也穿的花花绿绿，热情地和你打招呼，告诉你怎么投票。有时候，还有乐队，几个本地中学生，腼腆地演奏着不是很熟悉的乐曲。



很多投票站成了小市场。人们在门口摆摊，为举行投票的这个场所筹款。最初，只是售卖饼干、蛋糕、咖啡之类，在简便易携的烧烤工具出现后，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民主香肠”的食物。牛肉、或是鸡肉的香肠，烤熟后，夹在面包里，再放一些烤洋葱，番茄酱之类，香味扑鼻。各类野心勃勃的政客，都会来上一份，旁边找个选民，照个相，以显示自己很接地气。



最近几年，随着环保意识增强，在“绿党”支持人数较多的地方，还有素香肠。在一些投票站，还出现了以政客或候选人名字命名的食物，诙谐幽默，容易记住。



澳洲人常说，”Life is hard, but take it easy”，“生活艰难，要轻松对待”，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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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五 体育的意义
发表于 2019 年 08 月 14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全民放假去看球赛，或者，全民放假去看赛马，这种事，这种假期，只有澳洲才有。

在维多利亚州，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是法定假日，因为周六是澳式足球决赛。赛前一天，两支球队依照惯例要在市中心游行，接受球迷们的欢呼；赛后，又是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

比赛当天，可以容纳10万人的墨尔本板球场(MCG)，会挤得水泄不通。这个板球场，建于1853年，不仅是澳洲最大，也是南半球最大，世界第十大的体育场馆。

从1877年的第一季算起，到今年是第123季。整个赛季，从3月21日开始，到9月28日结束，整整半年时间。

半年的时间里，各俱乐部主客场循环比赛。每到周末，城里的大街小巷，市区各类交通工具上，都是穿戴着自己俱乐部服装、帽子和围巾的球迷们。很多都是全家出动，风雨无阻。

半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职场聚会，还是朋友闲聊，抑或家庭聚餐，足球都是主要话题。如果你不支持任何俱乐部，不知道上周比赛的结果，下周参赛的球队，俱乐部的排名，或是球星的逸事，你就“out”了。

足球赛季过后一个月，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墨尔本赛马节，这是一个“可以让全国都停下来的”比赛。

自1861年以来，墨尔本赛马节每年举行，从未中断。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赛改在星期六举行，也没有停过。

赛前一周，人们便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向墨尔本。大大小小的各类酒店都住满了“马迷”。比赛当天，越来越厚的人群，潮水一般涌向墨尔本西北角的弗莱明顿赛马场。

女士们个个花枝招展。为了这一天的美丽，她们不惜代价，定制专门的服饰和帽子，而且秘而不宣，只等今天才秀出来，让人眼前一亮。男士们也都穿戴一丝不苟，帅气逼人。

整个赛马场成了时装的世界，色彩的海洋。人们在看赛马的同时，也觥筹交错，谈天气，谈赛马，谈生意，更谈论身边走过的那些美女。

下午三点，是“让全国都停下来”的那一刻。不仅时间停止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十二匹进入决赛的马，一声令下，箭一样冲向终点。全天的比赛进入高潮！

然后，一天的狂欢便告结束。人们开始计算自己赢了多少，输了多少。接下来，又是几天的庆祝、游行、街谈巷议。女士们也开始设计明年的时装和帽子。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亲历墨尔本赛马节的狂欢。他在看过1895年的那场比赛后，赞叹道，人们的热情是 “自发的、真诚的、无与伦比的”。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澳洲作家怀特，和前总理基廷都认为，澳大利亚人太过沉湎于体育，耽误了其他的工作。

不过，很难想象，没有了体育，澳大利亚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体育形成了澳洲人的国民性格，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

墨尔本曾被誉为“体育之都”。一年到头，各类比赛，或接连举办，或交互进行：澳网、橄榄球，板球、澳式足球、一级方程式赛车，墨尔本赛马节。。。

多年以前，悉尼的一位法官要求法庭为他准备一份有赛马日期的挂历，因为他发现，很多证人出庭作证时，在回忆某个事件的时候，记不得具体日期，总是以赛马的日子，或是以哪匹马获奖为标志，前后推算。

在欧洲，很多小镇的中心是教堂。在澳洲，则是体育场。去澳洲很多地方，你都会发现，最初，人们开始在这个地方定居不久，最先出现的，就是赛马场，随后出现的其他体育设施，也都在附近。

澳洲长大的孩子，无论男女，无论是在悉尼或墨尔本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只有几十名居民的乡下小镇，小的时候，一定在自家门口的街道上挥过板球棒，或踢过橄榄形的澳式足球。

轻松而非正式的体育活动，是人们的所爱。游泳、自行车、滑板、足球、橄榄球，高尔夫，保龄球，不同性别、各种年龄和爱好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

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只有25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在很多国际赛事上，都取得骄人的成绩。

政府对体育的投资，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三级政府中，联邦政府约占10%，州政府40%，地方市政府占一半。这些政府投资，对普及的群众体育活动来说，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更大的投资，来自民众自发的热情和投入。

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应该很少看到政府的影子。

很多体育俱乐部，都是自发组织的，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以风靡全国的澳式足球为例，这个名为“澳式足球联盟”的组织，共有18支球队，遍布全国。在长达半年的赛季里，不仅分为主客场，还会安排在外地举行，以照顾当地的球迷。

“联盟”自己规划日程、组织比赛、评估颁奖。他们的收入，很少来自政府和纳税人，大多来自门票、俱乐部会费、比赛的转播权、广告收入、以及各类商品的销售，等等。据2018年的统计，全国共有800万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至少看过一场比赛，或是去现场，或是看电视。

由18个俱乐部推举产生的“八人委员会”，是最高管理机构，也是这一项目的“看门人”。他们制定政策，推广活动，调解和仲裁场内外的各种纠纷。

对财务陷入困难的俱乐部，他们会给予援助。对于球员的薪酬，他们分别设立最低和最高标准，以体现公平原则。这样，优秀的球员不会漫天要价，普通的球员也生活无忧。这是澳洲人mateship的体现。

体育可以强身健体，也能培养团队精神，增加社会的凝聚力。

如果说，社会和人一样，也是有机体，那么，体育还可以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

体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疏通和发泄。以澳式足球的赛季为例，每个周末都有比赛，去之前，要了解各种信息，如俱乐部的排名，球员的状态，要调整自己激动的心情。周末看过比赛，作为谈资，可以持续两三天，接着，又要准备去看下一场比赛了。

我的朋友的女儿，在银行工作，属于职业女性的乖乖女。去年以来，常被同事拉去看球赛。她说，一开始，看不懂，不过，置身于几万名不停呐喊的球迷中，那种热烈的气氛，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身临其境，是无法体验的。后来，慢慢看懂了，她觉得：“每次看过球赛，就像蒸了桑拿一样舒坦”。

记得几年前，看电视转播一场激烈的澳式足球赛。当画面上出现成千上万欢呼的球迷时，解说员脱口而出：“说实话，我喜欢体育，喜欢比赛，是因为这些比赛，能把那些疯子，那些不讲理的，从大街上，拉进体育场，让他们疯狂一下，发泄一下。这个世界就太平了”！

这番话，或许有些偏激，倒也是真的。体育能让公众的情绪得到发泄，能缓解社会矛盾，能让世界太平！

这应该是社会学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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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六 土著人与殖民者：难解的恩怨
发表于 2019 年 08 月 14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在澳洲，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在自己生活了近六万年的土地上，先是被剥夺了生存权，后来，又被剥夺了公民权，直到现在，也不被宪法承认，这群人，就是土著居民。

他们与欧洲殖民者之间的恩怨情仇，语言难以表达，文字诉说不尽，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结。

据考古学家说，澳洲原住民，是在大约6万年前，离开东非大陆后，经中东和东南亚过来的。几万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在这块南方大陆生息繁衍，慢慢形成不同的部落。虽然部落之间也时有战争，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和平相处。

1770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抵达澳洲东海岸，并以英王乔治三世之名宣布这里为英国领土。这是澳洲土著第一次接触欧洲殖民者，此时，他们大约有100万人口，讲250多种不同的语言。

1788年，菲利普船长率领的“第一舰队”抵达悉尼植物湾，开始了殖民澳洲的进程，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数万年的土著人，也就开始了被殖民的生活。

美国与印第安人，新西兰与毛利人，都签署有某种形式的协议。相比之下，澳洲土著就没有那么幸运。

首先，很多人死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疾病，如天花、麻疹和肺炎，这是19世纪土著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其次，土著人大多以狩猎採集为生，可是，当他们的土地被占领，水源被掠夺，被殖民者改为牧场以后，也就断了他们的生路。

小规模的冲突更是随处可见，而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纽卡索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500多处这样的屠戮地点，据统计，被屠杀的土著人在4-6万之间。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欧洲殖民者抵达之前，有大约15000土著人，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全被灭绝了。

和澳洲的邻居新西兰相比，更能了解土著的处境。早在1867年，新西兰就通过了《毛利人代表法案》，第二年，也就是第四届新西兰议会选举时，就设有毛利人选区。虽然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意在减少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冲突，十年后，这些选区便成为永久建制。现在，每三年一次的新西兰议会选举，全国除划分为71个普通选区外，还重叠划分出7个毛利人选区。在这些选区，候选人不一定是毛利人，选民却必须具有毛利人的血统，这样，选出的议员当然就会代表毛利人的利益。

澳洲土著虽然不停抗争，命运的改善却不令人满意。

1900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土著人口还剩10万左右，减少了大约90%。他们不仅没有选举权，人口普查也不算他们在内。

殖民者认为，土著难逃灭绝的命运。为了尽快同化他们，从1870到1970年代，一百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机构、教会，甚至慈善机构，偷偷地抢走土著儿童，有的交给白人家庭，更多的是集中抚养，强迫他们接受白人文化。在某些地区，三个孩子就有一个被强行带走，混血儿童更容易被强制离开生身父母。

1938年1月26日，欧洲殖民者纪念殖民澳洲大陆150周年之际，土著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殖民者掠夺他们的土地，杀戮他们的人民。从此，每年的“国庆节”，他们又称之为“哀悼日”。

1962年，联邦政府赋予土著人选举权。1966年，土著人权活动家凌家利(Vincent Lingiari)领导了著名的土著人罢工，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很低的工资报酬。1967年，全民公决修改《宪法》，从此，土著居民列入人口普查。1972年，他们在联邦国会门前设立“土著人大使馆”，抗议白人殖民者抢走他们的土地。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政策，努力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

1971年，法官布莱克布恩在判决一件地权官司时，认为，澳大利亚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是“无主地”。这一判决，不仅剥夺了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直到二十年后的1992年，高等法院在审理马保法案时，才推翻布莱克布恩的判决，第一次承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

1976年，惠特拉姆政府通过《土著地权法案》，承认他们在北领地的地权。1985年，联邦政府将乌鲁鲁，又称艾尔斯岩，归还给原住民。

二十世纪后期，与原住民的和解加快了步伐。1991年，“土著和解委员会”成立。1998年，修宪会议召开，与会者建议以“共和”的模式，在宪法前言中明确肯定原住民的地位。然而，这一建议在全民公决中被否决。1999年，联邦议会通过了霍华德总理提出的“和解动议”，承认错待土著居民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可是，霍华德拒绝做出正式道歉。2008年，陆克文总理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向“偷走的一代”道歉。2010年，联邦政府成立专门小组，包括议员、法律专家和土著人领袖，讨论如何在宪法中更好地承认原住民。不过，在这一专门小组提出建议后，为此准备的全民修宪公决在2013年被取消。

与此同时，政府还设立了一些机构，制定了许多政策，希望改善土著人的生活处境。双方都一再努力，希望达成和解，希望解决问题，遗憾的是，有很多的开始，很多的起点，却没有坚持，没有结束，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在澳洲，只要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聚会开始前，主持人都会说：“我们承认，这块土地传统的主人是xxx部落人，我们承认，他们对这块土地、水源和文化的历史联系，我们在这里向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者们致敬”。

这种形式主义，一点也不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政府和土著社区，各说各话，不能协调一致，更不能像一个乐队，奏出和谐的乐章。

这其中，有文化的问题。比如说，西方人与人交流时，多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眼神传递的信息，很多时候，多过语言；说话的一方往往主动，控制着交流的节奏。而在土著人社区，信息交流往往只在群体之间进行，或是一个人面对一群人，很少在个人之见进行；双方没有眼神的交流，而且，听讲的一方控制着交流的节奏。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种族歧视，所以，时至今日，土著社区仍是问题很多。

他们的就业率只有46%，其他社区为72%，相差26个点。土著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学习成绩差，读完12年级的很少，去读大学的更少。即使进了大学，读完的还不到一半。

他们的健康水平远低于其他澳洲人。患各种疾病，甚至残疾的，是其他人的两倍。因为贫困、患病、缺乏教育、滥用毒品等等，他们的平均寿命远低于其他人群。据2018年的统计，土著男性平均寿命71岁，其他澳洲人81岁；土著女性平均寿命75岁，其他澳洲女性84岁。

虽然只占总人口的2%，犯罪率却很高。在澳洲监狱，28%的是土著人，女犯的比例更高，达34%。换句话说，每四个服刑的犯人中，有一个土著；每三个女犯中，有一个是土著。

可以说，澳洲原住民与欧洲殖民者的关系的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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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七 王室的影子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1770年，库克船长在悉尼植物湾登陆，竖起米字旗，宣布澳洲东海岸是英王乔治三世的领土。从此，大英帝国的势力，王室的影子，便从雾都伦敦，一直延伸到这块南方大陆。

五年后，北美独立战争爆发。经过八年抗战，美国宣布独立，不再接受英国犯人，于是，澳洲这块南方大陆，便成了新的流放地。

又过五年，1788年，菲利普船长率领的“第一舰队”，载着750名犯人，来到悉尼，正式开始殖民澳洲。被流放的犯人中，很少重犯，多是小偷小摸之类的轻刑犯罪，还有一些农民和技工。英国希望，除了流放犯人，还要开发这片土地，这是他们没有公开说出的目的。

很快地，英国就在这块南方大陆建立了六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均由总督管理。总督由英国内阁的海外殖民署派出，既代表女王，也代表英国议会。

为了防止美国独立的事情再次发生，英国对澳洲很慷慨，在很长一个时间里，几乎支付澳洲所有的开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

即使在六个殖民地成立联邦后，也是如此。直到1915年，为了应付参加“一战”带来的巨大开支，联邦政府才开始向人民征税。所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澳洲政府不征个人所得税，除了烟酒和关税，另外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便是和英国的贸易。

一个不需收税、又不用担心基建和国防的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了。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国家中，澳洲的社会福利都是最好之一，政府对人民的照顾是全方位的，因为这是有历史传统的。

如果说，美国人天然地不相信政府，有反政府的传统，因为他们是“五月花号”的后代，澳洲人则相反，他们不仅信任政府，还有依赖政府、享受政府照顾的习惯。一个国家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渊源，澳洲与英国王室的关系一直很好。1900年，六个殖民地提出要成立邦，很快就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批准。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直到今天，与王室的关系也没有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生活在这块遥远的南方大陆上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以英国为祖国，以女王的子民而骄傲。澳洲的国歌，是《天佑女王》，直到1984年，才改为《前进，澳大利亚》。现在，有王室成员的场合，依然演奏《天佑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自1952年登基以来，就是澳大利亚的女王和国家元首，同时还是另外15个英联邦国家的女王和国家元首，如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牙买加和格林纳达。

女王曾15次访问澳洲，深受人民爱戴。今天的澳大利亚，在5元的纸币上、邮票上、政府的建筑物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女王奶奶慈祥的笑容。

女王委任总督管理这片土地。联邦总督由联邦总理推荐，女王任命；各州的总督则由州长推荐，女王任命。不过，作为女王的代表，联邦总督又可以炒掉总理，各州总督也可以炒掉州长。历史上，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一次。1975年，和中国建交的工党总理惠特拉姆，因为失去了议会多数，便被总督突然炒掉，换了自由党的弗雷泽为总理。

女王是联邦议会的重要部分，和参众两院一起，构成议会的三足。作为女王的代表，总督根据总理的建议，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大选过后，召开新的一届议会。总督虽然不参加议会辩论，也不参与立法的过程，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都要由总督签署，方能生效。总督可以否决，或延迟批准某一法律，也可将某一法律交由女王“亲自裁决”。

作为国家元首，总督在大选后任命总理，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部长；根据部长的提名，任命法官和驻外大使。作为三军统帅，代表女王接受三军将士的效忠宣誓。不过，总督并不参与指挥任何军队，只是根据国防部长的建议，履行一些仪式性的职责。

女王还是正义的源泉，法律的化身。故此，女王可以在审判前、判决后，或者审判的过程中，赦免某人的罪。

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看到王室的影子。比如，你买了房子，买了地，便拥有永久产权。不过，产权的过户，或者说“地契”的转移，是件麻烦的事，要追溯到第一个分得或购买了这块王室土地的人。有时，因为年代久远，或这块土地多次转手，文件就会很厚，名单就会很长，因为所有曾经拥有过这块土地的人都要一一列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君主制度。

从联邦成立的时候起，共和运动就如影随形。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应放弃英国王室，选一个自己人出任国家元首，这样，“既符合现代民主的制度，又能更好地代表澳大利亚的利益和价值观”。一些英联邦国家，如印度、南非、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不过，整个20世纪，共和的声音不是很大。直到1990年代后，共和运动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与英国的传统贸易，逐渐被亚洲邻国取代；再说，大英帝国的光环也不再像过去那么辉煌。

“二战”之前，英国一直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贸易伙伴。对英贸易，是第二名对美贸易的五倍多。除了美国，澳洲的贸易伙伴都是欧洲国家，或英联邦成员。这说明与英国的关系密切，也说明“白澳政策”对澳大利亚外交外贸的影响。

今年，2019年，澳洲的贸易伙伴中，中国居第一位，占了澳洲出口的30%，英国居第14位，只占澳洲外贸的1.4%。澳洲的主要贸易伙伴，除了英美，都是亚太国家。

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贸易关系的变化，英国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关系就有点疏远，于是，很多澳洲人就想改变与王室的关系。前总理基廷就表示，希望借联邦一百周年之际，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成立共和国，选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总统。经过几番努力，就是1999年11月6日举行的全民公决。

这次全民公决，有两个问题：第一，澳大利亚是否应该成为共和国，有一个议会多数选出的总统；第二，澳大利亚宪法是否应该加个前言。

第二个问题可有可无，是否加个前言，对宪法的内容影响不大。第一个问题，是全民公决的主要问题。很多选民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放弃英国王室，成为一个共和的国家，选一个“自己人”做国家元首。可是，如何选这个元首，却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应该由选民直接选；有人认为，可以交由议会多数决定；还有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选举。

目前来说，共和运动还在继续，还吸引很多人，不过，英国女王依然是澳洲女王，王室的影子依然荫庇这块南方大陆。

为什么很多澳洲人依然喜欢女王呢？这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不少人很留恋过去的荣耀，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让他们感到自豪。女王也让他们有归属感。现在的王室，虽然只是一个形式，如果你了解澳洲的历史，试想一下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感受，这个形式就更重要了。

也有些人的态度是，虽然王室不能给澳洲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坏处。既然如此，又何必兴师动众去改它？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有点像是英文说的，”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第三，就是女王的个人魅力了，这也是很多澳洲人接受女王的重要原因。自26岁登基以来，伊丽莎白女王有过14任英国首相，15任澳洲总理，其优雅和魅力，有增无减。更重要的是，女王遇到过很多的事情，无论大小，处理都很得体。这一点，也让人佩服，

不过，可以想见，女王的魅力不会永在。将来某一天，女王不在了，澳大利亚就会认真考虑君主制了，是继续要英国王室，还是选一个自己人做国家元首。

到那个时候，英国王室的影子，在这块南方大陆上，不会完全消失，会更多地成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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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八 白澳政策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查遍澳洲法律，也没有“白澳政策”的条文。翻阅澳洲历史，你会发现，这个现代国家走过的每一步，“白澳政策”都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不仅影响政府的行为，也影响社会的心态。

简单地说，“白澳政策”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立法，而是指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作为，旨在限制有色人种，主要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移民澳洲，从1850年代到1970年代，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白澳政策”是逐渐形成的，由歧视华人开始，再过渡到其他有色人种。

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继美国旧金山后，称为“新金山”。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引来了各地想发财的人，其中，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

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整个中国南部，一片大乱。很多人为逃离战火，更为了发财的梦想，漂洋过海，来到这块南方大陆。

短短几年时间，便有四万华工涌入澳洲。华人“金山客”形象特殊，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自成一群，不与其他族群来往；男多女少，在维州中部的班迪哥金矿，有5367名华工，却只有一名华人妇女。

不过，澳洲大多是冲击型金矿，很适合华人。他们多来自一个县，一个村庄，甚至同一宗族。大家分工合作，有的担水，有的筛沙，有的在营地做饭。早出晚归，星期天也不休息。即使是在别人放弃的矿区，往往也能淘到金子。

这引起其他人群的不满，在一些地方，发生了排华骚乱。最先立法限制华人移民的，是维多利亚议会。1855年，该议会通过法律，要求所有抵岸的货轮，每10吨货物才可带一名华人上岸。而且，上岸后，要交10磅的人头税。

这是澳洲大陆第一个排华法案，随后，其他殖民地，如新南威尔士和南澳，也陆续出台限制华人移民的条例。

淘金热过后，很多华人回归故里，一些运气不好、没有发财的华人，便留了下来，他们当中，有的去了塔斯马尼亚的锡矿，有的转去种菜，有的去做家具。

对华人的歧视并没有停止。在昆士兰州，华人种菜也要通过英文测试，不然，就是非法。在维多利亚州，华人做的家具，需要盖上“华人劳工制造”的印章，以提醒顾客不要购买。

为了更严地限制华人和有色人种的进入，六个殖民地商定成立澳大利亚联邦。联邦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项法律，便是《移民限制条例》。第一任联邦总理巴顿在议会辩论时说：“人人平等，不是说英国人和中国人就应该平等”。
起草这一法律的联邦检察长迪肯，后来是第二任总理，他认为，对澳大利亚来说，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是威胁，“不是因为他们的劣根性，而是因为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精力充沛，忍辱负重，敢于接受挑战，对生活没有奢求，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极具竞争力，对我们非常危险”。
《移民限制条例》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奠定了“白澳政策”的基础。至此，经许多人、历许多年努力的白澳政策终告完成。
《条例》规定，入境澳洲者必须听写50个欧洲文字，通过后方可进入。入境后，一年之内，需随时准备测验，失败者仍可递解出境。后来，主要是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将听写的“欧洲文字”改为“指定文字”。
关于语言测试的真实动机，可以从1903年外交部秘书亨特写给一位海关官员的信中发现。该信坦率地说：“主考官在安排考试前就应相信，考试的人是不会及格的。如果英语考试及格，就安排他不懂的其他语言去考他。总而言之，让应试者通过是不明智的”。
白澳政策又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其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就是证明。1903年，第一部《国籍法》规定，亚洲移民、土著人，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移民，均不得加入澳洲国籍。1948年修订的国籍法重申了这一规定。同时，政府还对商人，学生，技术工人，家属团聚等作了详尽的法律规定。
白澳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澳华人逐年减少。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全澳约有3万多华人。到了1950年代中期，还只有几千人。
华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白澳政策针对所有的有色人种。在通过《移民限制条例》后，联邦议会还通过了《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该法案主要针对在昆士兰甘蔗园工作的1万多名来自太平洋岛屿的劳工。除1500多名获准居留外，其余均遭遣返。
用联邦总理科廷的话说：“当年，大英帝国的子民，来到这块南方大陆，建立了前哨基地。将来，这个国家，要永远是他们后代的和平的家园”。
白澳政策的废除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基于多种因素。
两次“世界大战”后，澳洲发生劳动力短缺。如果再有战争，兵源就会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二战”后，澳洲与英国的贸易大幅减少，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逐渐增多。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压力也促使政府逐步放弃白澳政策。
1958年，联邦政府颁布新的移民法，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语言测验条例》，同时，允许非白人移民在澳居留15年后申请入籍，并开始吸收技术移民。1966年，再次修订移民法，将非欧洲移民的入籍期限由15年缩短至5年。更重要的，此项法令开始强调移民澳洲的客观标准，比如年龄和技术类别，以减少人为因素和主观色彩。
1975年，惠特拉姆政府颁布《种族歧视法》，正式宣布白澳政策寿终正寝。该法说，所有移民一律平等，不得以肤色，种族或地区等因素歧视任何人。1979年再次修订的移民法采取打分制度，为后来多种法规提供了基本框架。
联邦政府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鼓励移民社区保留自己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在政府机构，在教育，科研，传媒领域，也陆续实行多元文化政策。
2018年，澳大利亚有2500万人口，29%的出生在海外。在当年增加的44万人中，62%的是来自海外的移民。最新人口普查发现，有将近一半的澳洲人，或是自己出生在海外，或者父母一方出生在海外，分别来自100多个国家。现在，澳洲人在家只说英语的逐年减少，除了英语，人们还说100多种不同的语言，大多是祖籍国的语言。
经过多年努力，多元文化深入人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说，在西方世界，澳大利亚是实行多元文化移民政策最为成功的国家。
不过，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白澳政策，并未完全消失。
1996年，右翼的韩珊(Pauline Hanson)当选联邦议员，在处女演说中，她不仅攻击土著人滥领社会福利，还认为，应该停止亚洲移民，因为在她看来，“澳大利亚快要被亚洲人淹没了”。在其不断起伏的政治生涯中，这位极右翼政客，不仅反对亚洲移民，反对照顾土著居民，也反对穆斯林和非洲移民。她领导的“一族党”，在澳洲，还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这似乎是个世界趋势。最近几年，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澳洲，很多地方出现了新的一波反移民浪潮。“白澳政策”会不会死灰复燃，很成功、却也很脆弱的多元文化政策，能否坚持下去，这是目前很多澳洲人关心的问题。
最近，一项对新州和维州4600名中小学生的研究发现，在5-9年级的学生中，非英裔、非欧裔的学生，有40%的曾经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也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白澳政策”取消了，“白澳”行为还在。公开的种族歧视违法了，私下的种族歧视还在。
要建立一个种族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还有漫长的路，还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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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九 澳大利亚的政府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先对澳大利亚的政府做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澳大利亚的政府分为三级：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他们由选民在不同的选举中选出，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各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

联邦一级由三部分组成：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立法是指联邦议会，行政是指总理府或内阁，司法则是以最高法院为代表。

议会制定或修改法律，为另外两个部门提供行动的基础和框架。女王和她在澳洲的总督，虽然是议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参与议会辩论，也不参与法律的制定，而是在议会通过后，签署议会通过的立法，使之生效，成为法律，付诸实施。

联邦议会实行两院制：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有151名议员，代表选民的利益，选区按人口划分，每个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数目基本相同。所以，人口稠密的地区，议员就多，人口稀少的地区，议员就少。新南威尔士州有48名，塔斯马尼亚州只有5名。

参议院有76名议员，按州分配，代表各州的利益，无论人口多少，每个州都是12名，首都直辖区(ACT)和北领地(NT)各是2名。

众议员任期三年，参议员任期六年。一般来说，每三年一次的联邦大选，要选举全部的众议员和半数的参议员。当然，如果议会两院被全部解散，这样，大选时就要选出全部的参众两院议员。

澳大利亚实行强制性的投票制度，每个登记在册的选民都要去投票，否则罚款，不仅如此，点票的时候，还有一套相当复杂的计票制度，外人不易明白。

大选过后，众议院占多数的党派组成内阁执政，内阁首长称为“联邦总理 ”。

以总理为首的内阁，作为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内阁成员一般都是参众两院议员，不过，政府对众议院负责，当失去众议院的多数，或被议会提出不信任动议后，内阁就可能解散。

总督是女王的代表，也是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大选过后，总督根据选举结果任命总理，根据总理提名任命部长，再根据部长的提名任命其他政府职员，如驻外使节。

司法机关包括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及其下属各级法院，如联邦法庭，联邦巡回法庭，行政仲裁庭，等等。法庭依据法律，裁定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联邦成立时，各殖民地让渡了部分权力给联邦政府，如外交、国防、贸易、移民。其他权力均由各州保留，如学校、医院、警察、基础设施建设。有些权力则是分享，如税收。后来，“二战”期间，为了应付战争的开支，税收交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

各州都有自己的总督、宪法、议会和内阁。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共有七部宪法，七位总督、和七个议会。各州总督由州长推荐，女王任命。

联邦制度下，每个州都有立法权。各州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在下议院占多数的党派领袖出任州长，组阁执政。这两点和联邦一样。

联邦与州之间，或者各州之间的纠纷，一般交由最高法院裁决。

除了州，还有类似于州一级的领地，主要有北领地、首都直辖区、诺福克岛及其他海外领地。领地一般由联邦政府直接管理。和州相比，领地的独立性较少一些。

地方政府一般称为“市”，在乡下或农村地区，有的称为“郡”或“地区”。据2016年的统计，全国共有547个市政府，

宪法对地方政府没有明确的定义，他们的权力由州政府决定，并监督。州政府可以合并、分拆市政府，也可以停止市政府的工作。

市政府的功能，简单一点，可以用三个“R”来表示：Rates, Roads和Rubbish，也就是说，市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收(地)税，修路和收垃圾。

最初，市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如道路、桥梁、排污。后来，公园的维护、地区图书馆建设、垃圾处理，被列入市政工作。再后来，又包括了旅游、幼儿园、社区养老、环境保护等。

在1990年代，各州对地方政府进行改组，增加了市政府的权力，现在，他们在市政规划、房屋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较大的话语权。

联邦和州一级的政客为全职，市一级的议员多为兼职。除了个别的市长由居民直接选举，如墨尔本市，大多数的市在选举时，先分为不同的选区，选出市议员。市长则由这些议员选出，或是轮流担任。

联邦或州里的选举，选民要去投票站，报上姓名，取得选票，再选出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市议会的选举，多采取邮寄选票的方式。选民受到选票后，填写好，再邮寄回选举委员会。

在简单介绍了三级政府的结构和权限后，有三点需要特别指出：

首先，各级政府是在不同的选举中产生的。每一级政客所代表的选民人数都不同。一个联邦议员大约代表15万选民，一个州议员代表5万左右选民，而一个市议员代表1万选民。

从选民角度来说，在各级政府，都有代表他的利益的政客。有问题需要解决，去各种政府，都能找到自己选出的政客。

因为三级政府的权限不同，负责的领域不同，人们在选举时，就会有不同的考量，有时，会选择不同的党派。

其次，三级政府是平行的，相互独立的。各级政府之间，市长与州长、或州长与总理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因为他们是由民众分别直选产生的，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不需对上级领导负责。

这一点，和中国不同。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力很强，表现很出色，既不能从市里提拔到州里工作，也不从州里提拔到联邦工作。像火车一样，他们在不同的轨道运行。一个州里的政客，若要参与联邦政治，要先下车，退出州里的政治，换上联邦的站台，才可以。

当然，联邦的政客，也不可以直接去州里搞政治。前总理霍华德，在任职总理11年后，被自己选区的选民抛弃，就此退出政坛。另外一个前总理阿伯特，突然被自己的同僚逼宫，失去总理位子，本来应该退出政坛，可是，三个女儿读书的贷款还没有还清，工作又不好找，也就退到后排，成为自由党的后排议员。

最后，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政府理事会(The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OAG”) 负责协调。这是调节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平台。一些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项目，如基建、政府机构改革、国家发展规划，就需要协调统一行动。理事会的成员包括联邦总理、州长及地方政府协会的主席等。

当然，同样是联邦制，也有不同。澳洲与美国都是联邦制，美国是合众国，总统是美国人；澳大利亚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虽然如此，澳洲还是从美国学习了不少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另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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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十 幸运的国家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澳大利亚是个“幸运的国家”(lucky country)！最先这样说的，是澳洲作家霍恩(Donald Horne)。他在196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写到，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算是二流，还缺乏创造力，还没有雄心壮志。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主要靠运气。



霍恩的意思是，澳洲不像美国，财富是创造的。澳洲的财富，不是从羊背上扒下来的，就是从地下刨出来的，相对来说，得来容易。



后来，人们慢慢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幸运的国家”，说澳大利亚是一块福地。



澳洲的福气，或者说幸运，从欧洲殖民者抵达这块南方大陆时起，好像就没有停过。



定居下来不久，美利奴羊就给他们带来了第一波财富。



菲利普船长的“第一舰队”抵达时，带来了40头羊，到了年底，还剩一头，其它的都成了盘中餐。



澳大利亚的牧羊业之父是麦卡锡船长。1797年，麦船长从西班牙进口了16只美利奴羊，五年后，就成了1000只。再过两年，就出口111公斤羊毛到英国。



十多年后的1820年，澳洲便有10万只羊。又过二十年，更达到1300万只。增长之速，让人咋舌。澳大利亚也就成了“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所以说，当美国还在从独立战争的废墟上复苏的时候，澳洲已经骑在羊背上，飞奔向前了。



英国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发达的纺织业，需要大量羊毛。1831年，澳洲只占英国羊毛市场的8%。十年后，便取代德国成了最大供货商，占据英国市场的53%，因为这个时候，澳洲已经可以年产羊毛200多万公斤。



牧羊业不仅增加了澳洲的财富，还促进了殖民地的扩展。维多利亚州，特别是墨尔本地区的开发，就与此相关。几位塔斯马尼亚的牧场主，为寻找新的牧场，来到这块肥美之地。经过几番争夺，便定居下来。一开始，1836年，只有100多名欧洲殖民者，和他们的26000只羊。10多年后，便有76000人和530万只羊。



如今，澳大利亚依然可以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虽然全国只有2500万人口，却有7000多万只羊，几乎是人均三只。年产羊毛3.4亿公斤，产值30亿元，占世界市场的30%。



澳洲的福气不止在羊背上，更多的，还在地下。



就在牧羊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从此，开始了从地下掘取财富的进程。



羊毛生产很受天气影响，在澳洲这个土地贫瘠、气候变化无常的地方，更是如此。遇到干旱年份，产量就会减少。相比之下，黄金的生产受天气影响较小。更重要的，黄金是现成的硬通货。



从1851年开始的“淘金热”，加速了澳洲GDP的增长，连续多年，每年增长13%。十年时间，人均收入增加一倍多。



1870年，黄金取代羊毛成了最大宗的出口货物。



在给澳洲带来财富的同时，淘金热还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促进了人口增长。其次，促进了产业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调整。再次，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开始形成，比如，在此之前的羊毛业，只有少数人受益，淘金热增加了多数人的财富，促进了社会的平等。



淘金热还带来大量移民。短短20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增加四倍，从43万人到170万人。维多利亚州的人口更增加七倍。墨尔本超过悉尼，也超过美国的芝加哥和旧金山，成为国际大都市。



社会也开始多元化，大批移民不仅来自英伦三岛，欧洲其他国家，还有亚洲各地，特别是中国。



淘金热过后，很多移民居留下来。澳大利亚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开始迁居城市，城市化带来建设的高潮，城市建设又带来交通网络的形成。而羊毛和黄金给澳洲带来的巨大财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广大的土地，为人们的辛勤劳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很多留下来的华人，就转去从事蔬菜种植，或是家具业。



欧洲殖民者从抵达澳洲开始，无论是什么身份 — 自由人，还是犯人 — 都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到十九世纪结束的时候，从很多方面说，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是世界最高的。



坦率地说，他们没有经历过苦日子。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让他们感到疼痛的，是19世纪末的那次经济危机。



那次危机，增强了六个殖民地的团结，加快了澳洲联邦的步伐。当然，日本在亚洲的崛起，阻止包括华人在内的有色移民的进入，也都是联邦成立的影响因素。



澳洲的幸运还表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不是打出来的，而是选出来的；不是诞生在战场，而是孵化于票箱。



联邦之初，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他们既有英国可供模仿，又有美国可以借鉴。结果，他们既借用了美国的“华盛顿体系”，也借用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因此，被一些人戏称为“华敏体系”。



三权分立、议会分为上下两院、民选的政府直接对议会负责，这些都学自英国。议会的组成和功能，又学自美国。比如说，众议院代表选民的利益，参议院代表各州的利益。在美国，不管州的大小，人口多少，都是两名参议员。在澳洲，不管州的大小，人口多少，都是12名参议员。在澳大利亚，众议员任期三年，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三年一次的选举，要选出全部众议员，和半数的参议员，这一点，也是仿照美国的中期选举。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就连联邦议会的建筑样式，也模仿美国的白宫。



随着联邦的成立，澳大利亚开始登上世界舞台。这样，当然就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开始有自己的经济周期。不过，幸运的是，有的时候，金融危机擦身而过，没有很大影响，比如2008年。还有的时候，全球经济衰退，澳大利亚也能感觉到，只是要慢上半拍，恢复却很快，因为有出口和移民的拉动，比如1990年代初。



然后就是最近几十年矿产资源的出口，这是澳大利亚第三波财富浪潮。



如果说，淘金热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过后，很多人留了下来，澳洲社会和经济因此改观，那么，最近几十年，矿产资源的出口同样吸引了大量的海外移民，澳洲社会和经济因此发生的改变也更加显著。



早在1880年代，淘金热刚过去，澳洲就开始了资源的开发：新州断山地区的锌、铅和银，塔斯马尼亚的铜，西澳的铁矿，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飞跃发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大量需求，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澳洲就有了淘金热以来最大的采矿热。这个热潮，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巨大的。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过去十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居于第二位，仅次于挪威，第三名及以下的排名则经常变化。



铁矿石和煤是最大的出口商品，占澳洲出口的30%。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占资源出口的31%。中国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第二名日本和第三名美国的总和。



2003年以来，铁矿石和煤炭的价格不断攀升，给澳洲带来的财富也就不断增加，目前，这一项收入就占全国GDP的8.5%。



主要因为对华贸易，使澳洲避免了近年的几次经济危机，保持了三十多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记录。



2008年经济危机要来的时候，新任总理陆克文，给全国人民每人发钱900元，随便你去买什么。



矿产资源出口高峰的时候，在西澳矿区，一名卡车司机的年薪是15万澳元，公司用直升飞机接送员工上下班，每周上四天，休三天。



财富来的容易，就影响整个社会的心态。比如，澳洲从来就没有美国人的自信。淘金时歧视华人，后来歧视其他有色人种，再后来发展成为“白澳政策”，就是因为这种不自信。他们要关起门来，独享上帝赐予的财富。



美国的不同表现在，无论你来自世界的任何角落，一旦到了美国，过些年头，他们就能把你变成美国人。澳洲则不然，目前还没有这种能力，或许，这也是他们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原因之一。



哪个社会都有歧视，可是，社会歧视在美国，和在澳洲，是不同的。美国人歧视你，是因为你懒，没有创造力，没有拼搏和竞争精神。澳洲人歧视你，是因为你太能干，太有创造力，或者，太有拼搏和竞争精神。



不过，无论怎么说，澳大利亚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而且，这种幸运，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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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十一 谁是澳洲人？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谁是澳洲人？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撕裂澳大利亚的社会，并导致政治的严重对立。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澳大利亚一直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从孤立和同化土著，到与他们和解；从“白澳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从限制移民，到开放移民，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虽困难重重，一波三折，经过长期探索，时至今日，答案似乎已现端倪。虽然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依然不同，总体来说，有趋同的倾向。



澳洲人是土著人。他们是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居民，在这里生活了六万年以上。十八世纪，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生活，占领他们的土地，屠杀他们的人民。可是，他们的根深深扎在这块红土地中，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欧洲殖民者到来时，这块大陆上共有100多万土著人口，讲250多种不同的语言。今天，201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还有不到80万人，占澳洲人口的3.3%，大多讲英语。在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土著语言中，只有13种不是濒危语种，



可是，他们是这块大陆的原住民，没有他们，澳洲历史的大部分都不存在。



官方也承认他们的地位。由土著艺术家哈罗德•托马斯(Harold Thomas)设计的代表澳洲土著的旗帜，在很多场合，和澳大利亚国旗一起飘扬，它“不仅代表土著人，对于现代国家澳大利亚，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旗帜上方的黑色代表土著居民，下面的红色代表土地，以及他们与红土地的血肉联系，中间的太阳则是生命的赐予者和保护者。



2008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土著运动员弗里曼(Cathy Freeman)获得冠军后，高举澳洲国旗和土著旗帜的镜头，让这面旗帜为更多的人认识。





经常与澳洲国旗一起飞扬的，还有托雷斯岛居民的旗帜，和澳洲土著的旗帜一样，也是代表澳大利亚的官方旗帜。



澳洲人还是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澳大利亚是从他们开始的。



1788年，菲利普船长的“第一舰队”登陆悉尼植物湾时，他们与澳洲土著的差别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任何两组人都无法相比。一是代表了工业革命最先进力量的“帝国主义者”，一是宁静地生活了几万年没有变化的部落居民。



英国文化是现代澳洲多元文化的重要基石。现在的澳大利亚，多数人讲英语，多数人信仰基督教。他们的议会和君主立宪制度，学自英国。对议会负责的威斯敏斯特政府体系，也学自英国。就连对体育的热爱和迷恋，也是盎格鲁撒格逊遗产。



澳洲人更是一波又一波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三分之一的澳洲人，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海外。每年都有差不多20万的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块南方大陆，建立自己新的家园。他们中有技术移民，有难民，有家庭团聚移民，各种各样。



除了土著，多数的澳洲人，都是在过去两百多年里，移民来的。1850年代的淘金热过后，很多人定居下来。两次世界大战过后，澳洲发现，有人很重要。要么增加人口，要么面临生存危机。于是，便从北欧、南欧、东欧，大量接收移民。



最近几十年，融入世界体系后，每年更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附近的太平洋岛屿，定居澳洲。



欧洲一直是移民的主体，澳大利亚差不多70%的人口是英国或其他欧洲移民的后裔。不过，最近几十年，增加最快的，是亚洲移民，占澳洲人口的17%，主要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韩国和斯里兰卡。



华裔移民的增加，可以用枯燥的人口统计数字为证。因为“白澳政策”，“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全澳只有6404名华人。“白澳政策”取消的1976年，有19971名华人。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澳华裔达120多万，占澳洲人口的5.6%。



华人移民中，又以中国大陆来的移民增加最快。自2000年以后，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都发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比前一次人口普查增加近50%。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语言和习俗。它们与土著文化和英美文化一起，生成了现代澳洲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现在的澳洲，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人们不再仅仅从外表判断谁是澳洲人，而是越来越从价值观来定义澳洲精神和澳洲人。



澳洲精神是什么？澳洲的价值观又有哪些？



简单地说，尊重个人自由，维护个人尊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法制，议会民主，人与人平等，宽容，公正，关心弱势群体和社区事务，等等，我们可以列出很多。



比如说，人与人的平等，应该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和移民背景，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再具体一点儿，英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连接澳洲社会最重要的纽带，却不是法律规定的官方语言。移民可以讲英语，也可以讲自己的语言，即使在正式场合，也是如此。



社会活动家皮尔森说，澳大利亚的历史，有三个重要时刻：一是65000年前，第一批居民越过托雷斯岛大陆架，来到这块土地定居；二是1788年1月26日，“第一舰队”抵达悉尼；三是取消“白澳政策”，开始接收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三点，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的主线”。



关于国家和族群意识的演变，我们可以斯坦•格兰特(Stan Grant)的故事为例。



在澳洲家喻户晓的格兰特，是ABC电视台的主持人、时政分析家，是格里菲斯大学的教授，还曾是美国CNN驻中东、香港和北京的记者。



格兰特的父亲是纽省中部维拉都里(Wiradjuri)部落的长老，母亲贝蒂是白种人。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1810年抵澳的爱尔兰犯人约翰•格兰特。两百多年来，白人和土著异族通婚在这个家庭很常见。格兰特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是白人。



混血的格兰特在身份和文化认同方面，曾经有过痛苦的挣扎。谈到对自己土著身份的认识的转变，他说，小时候，因为耻于自己的肤色，曾努力去刮自己的 皮肤，希望能变成白色。因为自己的土著身份和肤色曾经受过侮辱，开始逃学，也曾经把自己的父亲藏起来，避免白人朋友看到。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格兰特开始认同自己的土著身份，并对一些人想同化土著的做法，表示怀疑。



他认为，土著文化是土著人现代意识的基石，现在，这种文化已经改变，被商品化。



他认为，澳洲殖民的历史要从两方面来看：土著人的经历和非土著人的经历。举例来说，欧洲白种人在殖民蓝山地区后，紧跟着进来的，就是一批欧洲传教士。



格兰特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变化，可以从他最近几年出的几本书的书名看出：《陌生人的眼泪》(2002)，《对话我的祖国》(2016)，《澳洲国庆》(2019)，还有即将出版的《说认同》(2019)。



这种身份认同的变化，以及伴随的痛苦的挣扎，可以在很多澳洲人的身上看到，无论是白种人、土著人，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老移民。



简单地说，格兰特认为，历史是回不去的，要正视现实。历史是多维的，任何单方面的解说，可能都是片面的。一句话，人不能生活在历史中，不能活在昨天，而要生活在现实中，要活在今天。



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已将过去置于身后”。



格兰特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谁是澳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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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十二 想改变中国的莫里循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三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变。开门还是关门，融入世界还是闭关锁国。在这个一波三折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几位澳洲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想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希望中国现代化，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在很长一个时期，叫做“莫理循大街”，这是袁世凯总统专门为他的顾问而改的。

出生在墨尔本的莫理循，少年时就是一位探险家。1894年，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过一百多天，行走一万多里，到达缅甸。第二年，在英国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这本书给莫理循带来很高声誉，因为此书，英国的《泰晤士报》任命他为驻北京记者。1897年3月上任后，莫氏的第一个采访任务，就是赴中国东北调查俄国和日本的动向。这是一次历时几个月、行程数千里的调查，他在随后的报道中说，俄国人想修一条吉林到旅顺的铁路，日本不会同意。所以，在中国的满洲，日俄之间必有一战。

莫理循还最先报道了俄国给中国的最后通牒，要修一条直达旅顺的铁路。这篇报道引来各国压力，最后，俄国不得不改变战略。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目的是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虚弱的清朝政府被迫中立，并为双方划出一块交战区。莫里循认定，这将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

1900年，义和团围困东交民巷时，莫里循实际成了各国使团的指挥官，指挥着临时拼凑起来的各国联军抵抗义和团的进攻。6月13日，他带领20名英军，开到南唐教会，解救被围困的100多名教民，并把他们安置在肃王府。第二天，又带领20英兵，10名美军和5名日本士兵，开到奥地利使馆附近的寺庙，解救出数十名教徒。

被困55天后，莫理循身负重伤，一度谣传被击毙。为此，《泰晤士报》还刊发了悼念文章，对莫氏大加赞赏。

辛亥革命后，莫理循站在革命者一边。当他的同胞、另一位澳洲人端纳在替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起草《共和政府宣言》时，莫氏正在北京周旋，协助商谈清帝逊位的条件和待遇。袁世凯很慷慨，答应说，清室退位后，每年给五百万两岁用，莫氏则认为，一百万两足矣。最后，《清室优待条件》定为四百万两。

1912年，莫理循从《泰晤士报》辞职，成为袁世凯总统的政治顾问，年薪4千镑，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440万英镑，或者是570万美元。虽然没有办公室，意见又常不被采纳，却一直“顾问”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绕过外交部长陆征祥，要求与袁世凯总统直接密谈。会见中，日置益向袁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总统的桌子，要中国绝对保密，尽快同意。

袁世凯看过文件，彻夜未眠。他决定，一边采取拖延战术，与日方周旋，同时，将部分内容外泄，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作为政治顾问的莫里循，便想到了自己的澳洲同乡、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端纳。

很快地，端纳便到访莫里循的住处（当时是莫里循大街100号，现为王府井大街271号）。简短的寒暄过后，莫里循故意理了一下桌上的几张纸，说：“对不起，伙计，我要去一下书房”，然后就离开了。端纳心领神会，趁佣人添茶的机会，卷起那几张纸，装进怀里。

不一会儿，莫里循返回，说：“抱歉，伙计，让你久等了”。端纳则答道：“不客气！我还有事，告辞了！”

很快地，《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引起英美等国的关注。主要是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特别是第五项，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做军事和财政顾问，日本负责培训中国的警察，等等。

“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一开始宣布中立，莫理循则极力主张参战。他认为，参战能让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能抵御日本可能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日俄两国一直都在觊觎中国领土，中国需要和英法等国搞好关系，牵制日俄。

莫氏认为，协约国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作为胜利的一方，中国就有权要回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可以没收德国在华资产，可以占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而首先要做的，是要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同时，他还认为，参战可以唤醒中国的民族意识，获得盟国协助，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

他同时劝说英、法、俄国的驻华公使，希望他们邀请中国参战。黎元洪任总统后，又请假两个月，到东京私下会晤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后来的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希望中国参战。

可以说，中国参加“一战”，莫理循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如此，战争结束后，1919年，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会上，他为中国的利益据理力争，特别是从德国手里收回山东半岛的问题。无奈，此时的莫氏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得不辞职前往英国治病。一年后，1920年5月30日，在英国的德文郡病逝，时年58岁。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莫理循对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几乎每次重大事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交往对象，既有西方使节，也有中国政客；既有显要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既有革命党，也有保皇派。

很长一个时期，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都是依据他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制定对华政策。

新到北京的外国人，如果不知去哪里，黄包车夫就会送到莫里循家，因为他们认为，所有来北京的“鬼子”，都是来找莫里循的。

莫氏也曾雄心勃勃，希望改变中国，帮助中国现代化，把中国拉入世界大家庭。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雄心，慢慢被时光消磨掉了。

1895年，莫里循在出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时候，只有33岁。在这之前，他沿长江而上，或步行，或坐船，或骑驴，游历了半个中国，以为自己对中国很了解。

书中，他对中国人的热情、善良、敦厚，赞赏有加。对各国的在华传教士，也多有评论。一方面，赞赏他们的人品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对他们传教的成绩，则多有贬损。书中提到，很多西方传教士，在华辛苦半生，也没有几个中国人受洗，皈依基督。

从那本书开始，莫里循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中国生涯，并进一步成为“中国的莫里循”，或者如另外一些人称谓的，“北京的莫里循”。

从记者到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几十年时间，他不断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发现，改变中国，和改变中国人，同样困难。

或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自己年轻时曾经尖刻批评过的那些西方传教士们。

莫氏感慨到，作为顾问，自己只拿钱，只是花瓶，不起作用。他想帮助中国，可是，中国不接受他的建议。

最终，他不得不放弃。

晚年的莫里循，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因病离开巴黎和会，回到伦敦后，他有很多时间思考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关于中国，他说，虽然历经中英、中法、中日多场战争，可是，这个国家没有从战争中学到任何东西。持续的内斗、不断的转向、缺乏治国方略，都使得中国无所成就，国际地位持续下降。

关于中国人，他发现，很多的国人不修边幅，不担责任，不爱国，没有纪律，罔顾事实，一盘散沙。。。

莫里循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这些看法，与他的同胞、另一位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澳洲人端纳，可以说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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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之十三 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
发表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一百年前，你去上海的时候，无论坐船，还是搭火车，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南京路上四大公司楼顶那冲天的光柱，和闪烁的霓虹灯。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四大公司代表着上海，也代表着中国的最新潮流。朋友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她的衣服是从“公司”买来的，一定是时髦的，有品位的。

在很多方面，它们开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河，是现代商业的翘楚。

四大公司代表的消费文化，把新时代，也把世界，具体地呈现在你的面前。什么是摩登时代？就是男女平等，就是广告上的摩登女郎，和站在你面前、微笑着为你服务的女店员。什么是世界？就是展现在你面前的“全球货品”。总之，由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民主与科学，以及各种现代思潮，在四大公司，就具体地表现为时髦的服装、广告女郎、理想的家居布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香水和化妆品。

最先成立的是先施公司，1914年出现在南京路和浙江路口。四年后，永安公司出现，与先施隔路相望，然后是“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透明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缩影，是购物和欢乐的天堂。

公司的取名也有意思。“先施”取自英文的Sincere一词，童叟无欺，同时对应《四书•中庸》篇：“经营之道，比先以诚施于人，而取信于人”。永安取“永保安宁”之意。新新公司的名字取自《四书•大学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当时，去这种地方逛，你会发现很多“需要”的东西，还会发现更多“想要”的东西，女士尤其如此。走进先施宽敞的店堂，琳琅满目的商品，是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优质时尚货品。永安的高档路线，更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新新公司以销售国货为主。大新的开业广告则说，自己不仅“推销中华国产”，还“选办环球物品”。

永安大楼巴洛克式的设计风格，还有商品的陈列，以及店铺的经营管理，都模仿澳大利亚最大的百货公司霍登，它还是中国第一家安装日光灯管的商店。新新则是中国第一家安装冷气的商店，楼顶上四壁皆为玻璃墙的“玻璃电台”，是第一座中国人自设的广播电台，不仅播放唱片，还转播顶层花园的戏曲和游戏节目。大新公司安装了中国第一部电梯，每小时吸引四千人次，顾客凭券入场，既可观光，又能购物。

除了硬件，先施还是中国首家有女营业员的商店，商品不二价，给顾客购物开收据，以便调换。他们还最先采用西方的会计制度，和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国内人士的信用卡，每年端午、中秋和春节各结账一次。西方人士的信用卡，每月结账一次。如果你工作稳定，有信用，尽可凭卡取货，到期付款。

除了百货业，各家还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拓展新的竞争领域。先施公司设有旅店、酒楼和乐园。设在顶层的先施乐园，既有西洋的电影歌舞，也有传统的大鼓说书、京剧相声。节目众多，不断翻新。客人只需一张门票，便可随意欣赏，流连终日。
永安公司设有大东旅社、大东酒楼和天韵游乐场。旗下的永安纱厂，不仅规模宏大，在上海郊区有五个分厂，还是中国第一家染色和印花的纱厂，成为民族工业的代表。除此之外，还涉足地产、银行、保险等领域。

新新公司则有旅馆、酒楼、剧场，以及保险和储蓄业务，其属下的新新实业公司则有新大银行、奇美服装厂和福安卷烟厂。
“四大公司”的创办人，这些在上海滩如鱼得水的人物，都是澳洲华侨。再往前说，他们都来自广东的香山县，现在是中山市。先施的马应彪，永安的郭氏兄弟，新新的黄焕南、刘锡基和李敏周，以及大新的蔡昌兄弟，都是香山县人氏。
他们从广东到香港，再去澳洲，赤手空拳，经过几年闯荡，略有积蓄，便一起结伴回国发展。

马英彪到澳洲时，只有17岁，先在菜园打工，然后经营菜园，然后经营“永生果栏”。永安的郭乐，也是17岁到澳洲，在堂兄郭标的帮助下，先后做过佣工、店员、小贩，后来从事水果生意。郭氏兄弟几个，分工合作，有的在斐济种植水果，有的运输，有的在悉尼批发，还有人从事水果加工。

在澳洲的经历，让他们大开眼界。同时，他们又心系祖国。先施公司的创始人马英彪说，华人商业要国际化，要现代化，要提高竞争能力，这样，中国就会强大，国家的振兴就指日可待。

他们希望证明，爱国不只是说说而已，还可以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

马应彪就曾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过后，孙中山又邀请郭氏兄弟回国效力，在上海开办永安公司。

四大公司的成功，不仅是几位领头人物的努力，他们的背后，是澳洲华人社区，是澳洲华人对祖国的支持。

1900年，马英彪回香港创办第一间华资百货公司时，带的25000港元，就是澳洲华侨筹集的。“新新公司”成立时，刘锡基坐镇上海筹备，李敏周返回澳洲招股。短短几个月，就募得所需资金三分之一的股份，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万澳元。

翻开澳洲当时的中文报纸，无论在悉尼，还是墨尔本，都会发现大大小小的招股广告。在当时的澳洲华人社区，似乎有这么一个共识：有胆有识的精英分子在前带路，无力做大生意的芸芸众生，则愿意掏钱入股。这样，既可帮助乡党，又能有所收益，分得一杯羹。彼此之间，凭的就是“信任”二字。

不过，形势总是比人强。

到了50年代，先施公司先是歇业，后来大楼被充公，分别由上海时装公司、东亚饭店和黄浦区文化馆使用，现在是“上海时装商店”。新新公司成了上海市第一食品公司，大新公司则成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永安公司的经历更加传奇。因为在美国注册，49年后，公司得以收缩，撤至香港。1956年，上海永安被公私合营，更名为“东方红百货商店”，后来，又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1988年，再更名为“华联商厦”，永安新厦则改为“华侨商店”。2005年，华联商厦希望改用过去的名字“永安”。可是，此“永安”与香港正统的彼“永安“再没有任何关系。香港永安继续使用Wing On，上海永安则使用汉语拼音的“Yongan”，很多公私合营后的国企都这么做。

绕了一圈，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当然，历史也有开始的地方。

邓小平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阻力挺大，因为人们对中共从政治转向经济的决心，持怀疑和观望态度。最先回去投资的，就是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初期，占外资企业总数的70%以上。接着进入中国的是日本公司，然后是西方的企业。
对中国这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是最先吃螃蟹的人。不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直到现在，依然是外资的主要部分。他们的贡献，不只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每次经过上海，如果时间允许，我都会去南京东路，去看看这几栋澳洲老华侨留下的老建筑。

对于半生生活在澳洲的我，似乎很亲切，偶尔也感到与有荣焉，那些创造了这些辉煌的，竟然是澳洲来的同乡？！

早几天，又去上海，又到南京东路，苍茫的暮色中，望着这曾经辉煌过的这几栋大楼，不禁想，那曾经的繁华，就像这西天的云霞，一阵风吹过，便烟消云散。当繁华落尽，曲终人散去，所只留下的，就只有这几个凝固的音符。

或许，这就是难料的世事吧！

chubbycat

澳洲观察之十四 由华人的历史想到的。。。
发表于 2019 年 11 月 01 日 由 刘路新       

刘路新

华人的历史是澳洲史上一个独特的章节，而且，也和澳洲史一样，很短，很简单。

有学者说，在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之前，华人就与澳洲北部的土著人有过接触，从事海参交易。还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所率船队曾经登陆澳洲北部，并留下遗迹。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资料来证明。

有记录的、第一个到澳洲的中国人，是1818年的麦世英，距今已有200年的时间。整个19世纪上半叶，赴澳华人也就3千左右。他们大多来自福建，属于契约劳工，在农场牧羊，或是在欧洲人的家里做佣工。当时，英国往澳洲运送囚犯的船只，在返回英国途中，会经过中国，顺便做些茶叶生意，也会带上一些契约劳工。

1851年，澳洲发现金矿。很多的广东人，带着发财的梦想，从香港上船，经过三个月的海上颠簸，来到墨尔本。短短几年时间，就有4万多中国人进入澳洲。继美国的“旧金山”后，这是一座“新金山”。

华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种族歧视。在金矿区，多次发生针对华人的骚乱。政府便开始立法，限制华人入境，开征人头税。同时，让华人集中居住，派专人管理，由华人付费。有些地方，后来就成了在的唐人街。

十多年后，淘金热潮过去，发了财的便打道回府，回去买地、建房子、娶老婆。还有人留了下来，或是转去其他的矿区，继续追逐发财梦；或是进入城市，开店铺，做家具、洗衣服；还有的在郊区种菜，这是他们来澳之前的老本行，然后卖菜进城。

为了把华人和其他的有色人种拒之门外，1900年，澳洲大陆的六个殖民地联合起来，成立了澳大利亚联邦。

这个时候，全澳还有不到3万华人。接着实行的“白澳政策”，使得华人人数持续下降。到“二战”以后，1947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全澳只有4858华人，其中，男4329人，女529人，而且，大多都是本地出生的第二或第三代。

要到1973年，“白澳政策”取消后，才有一波又一波的华人移民澳洲。

第一波是越南和柬埔寨难民。1975年，北越占领南越，红色高棉占领金边，随后几年，便出现大量的越柬难民，其中，多数是华人，他们被赶到公海之上，再被国际难民组织安置到马来西亚、香港等地的难民营。这次长达数年的难民危机中，澳大利亚接收了最多的难民。

接下来，是80年代中国大陆来的语言生。国门咋开，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大约有四万多中国学生，年龄各异，来到澳洲，学习英语，后来，因为89年发生的那件事，就居留下来。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有些人对未来没有把握，也有一个移民潮，有不少人来了澳洲。他们把家安在悉尼或墨尔本，生意留在香港，自己做“空中飞人”，来回地飞。过些年，有些又举家迁回了香港。

然后是90年代大陆来的留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有的先读中学，再读大学，有的直接修读大学或研究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政府官员，私营业主，也有中产家庭。毕业后，有些人就留了下来。

2000年后，中国大陆来澳移民迅速增加，主要是技术人才和商业移民。

与此同时，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还有很多其他各地来的华人移民，从韩国、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甚至美洲和欧洲，移民澳洲。

这样，澳洲华裔的人数增加很快。从1986年的20万人，到2006年的60万人，再到2016年的120万人，成倍增长。

随着人数的增加，华人社区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国语取代粤语和客家话，成为华社的主要语言。中文学校、中文媒体、各种各样的社团，都有增加。有些人做起了针对华人新移民的生意，比如旅行社，房地产，换汇，投资，等等。

更明显的，是两国间的来往更加频繁。1990年代初，每周来往中国的班机，全澳洲只有两班。现在，单是墨尔本飞往中国班机，每天都有几十个航班。

读澳洲华人的历史，了解华社的现状，就有一些想法。

从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来说，中国人最安土重迁。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块南方大陆？难道只是经济因素？只为了挣钱？显然不是。华人移居海外，更多的因素，似乎是安全的考虑。历史上几次主要的移民潮，都说明这个问题。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日本侵华时期，都是往海外移民较多的时期。香港回归之前，以及最近几年中国大陆来的商业投资移民，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的吃苦耐劳，无人能比。他们在哪个地方都能生活，但是，如果不能生存，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他们就想换个地方。所谓安全，不仅指生命的保障，还有财产的保障，不仅在乎自己，还关乎后代。很多的商业移民，无论来自香港，来自大陆，还是其他地方，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他们移民澳洲，似乎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移民后，他们把家安在澳洲，自己在回去挣钱，做生意，做“空中飞人”。

其次，在澳的华人，大多聚族而居。过去，他们住在唐人街，或是附近。现在，在悉尼的Chatswood, Ashfield, Hurstville，在墨尔本的Box Hill, Springvale，仍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华人地理上不住在一起，可是，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他们仍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少与别的族裔打交道。他们用微信交流，交华人朋友，讲中国话。这种现象，到第二、或第三代华人，有所好转，不过，和其他族裔相比，如印度裔，如希腊和意大利裔，华人还是不同。给人的感觉，华人与其他族裔，尤其是与人口比例较大的盎格鲁撒克逊裔，就像是水和油的关系，无法交融，无法像水和奶一样。

第三，很多华人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或是因为语言隔阂，或是文化传统不同，或是工作生活关系，有些华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常常纠结。搞不清自己是澳籍华人，华裔澳洲人，还是居澳华人？身份认同的纠结，引发归属感的差异，归属感不同，又会进一步引发忠诚问题。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澳洲媒体和社会上一些人士，时常怀疑华人忠诚度的原因。

从文化传统上，有些华人认为，落叶应该归根。他们认为，无论你住在哪里，持哪个国家的护照，都是中国人。中国有些领导也认为，要团结海外的数千万华人，因为他们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这两种一拍即合的想法，当然就影响到海外的华人社区，影响到他们与居住国的关系。翻一翻历史，看一看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经历，会更清楚这一点，无论在印尼和越南，还是在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华人都有过跌宕起伏的经历。简单地说，华人是在两国的夹缝中求生存，两国关系好的时候，则如鱼得水，两国关系不好时，会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

目前，海外华人有5000多万，遍布世界各地。最多的是泰国，将近1000万，占泰国人口的14%。最少的罗马尼亚，只有2千人。相对来说，澳洲华人122万，占总人口的5.6%，属于中等水平。可是，就居澳华人来说，近年来，人数迅速增长，又来自不同地区，所以，他们的身份认同，需要较长的时间。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还要走漫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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