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鸡姐是不是疯了”一贴，有个文章很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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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病症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朱锡庆、票友卷帘西风　　发布时间：2013-02-27



摘要：最近七八年，很多已经属于个人选择的领域的事情又恢复为公共选择。价格管制在增多，批文在增多，法条在增多，包括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民间自由缔约的空间大幅度缩减，都是自觉不自觉跟西方学的。

2011年10月的一天，朱锡庆与票友卷帘西风相约在长沙同升湖畔把酒聊天，主要围绕当前西方世界的危机展开。文章即是这次聊天的整理，经票友卷帘西风授权，在此发表。

无厘头的“打砸抢”

西方世界的危机这次以很多现象呈现出来，五花八门。英国的骚乱，是无厘头的“打砸抢”，很多都是中学生，无故跑上街头打砸抢烧，跟中国文革里的“红卫兵”一样；美国人也是无厘头，占领华尔街，也没有具体的敌人；还包括越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等。

次贷危机发生三四年时间了，当时中外学者的解读认为只是一个经济病症，政府丢几万亿钱下去，刺激一下，事件就过去了。但这些人没看到，这个事件不是这么简单，它可能三次五次探底都不知道。刚刚好了一点，它又会发作的。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症，这个病症发作了剧痛，打两针吗啡以后止疼了，过几天又痛。

从英国光荣革命到现在四百年的时间，西方世界创造了现代文明。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投票民主，这些东西是起源于欧洲低地国家，主要在荷兰、英格兰，后来散落在周边的地方，最终在美国新大陆集成。现在的亚洲或者别的地方，都是这个文明的延伸和扩展。

这个在新大陆达到鼎盛的现代文明，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工业文明，现在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的东西都不是农耕的，而是加工、制造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个人自由。起源苏格兰，包括斯密这一批启蒙思想家，对个人自由做了重要的强调和论述，贡献很大。这一概念散落到全欧，到了新大陆，变得根深蒂固，毋庸置疑。

这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个人自由对整个人类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人是自利的，这是天性，扼杀了不好，应建立一套制度加以约束和引导，使自利的人同时可以利他，而不是两者截然对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后来慢慢演化出了市场体系，产权和法治等概念。

第三个特点就是投票民主。现在回头来看，一百年前，这个文明就开始出问题了。先后打过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好了几十年，1970年代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滞胀”，也很困难。现在又出了这么多事，迫使我们思考。西方国家的危机，病根在投票民主，凯恩斯主义是帮凶，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催化剂。

病根在投票制度

现代投票民主起源于英格兰。英国是君主立宪，王室要收税，早期议会议员就是纳税人－－贵族选一帮人来帮他们讨价还价。当时不是纳税人不能投票，后来慢慢的演化到现在一人一票的代议制民主，在西方普及。

整个代议制民主，从源头上是不断退化。现在选举代议的人，总统也好，议员也好，一人一票的制度是最恶劣的。

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是其他国家模仿的样本。实际上公司也是股东投票的，但是它的投票跟代议制投票相比好在哪？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加权，出资一百万与出资一万比，其投票权之比就是一百倍。

现在选举都是一人一票，比尔盖茨是一票，乔布斯是一票，街角的懒汉也是一票。病根就在此，如果是加权，形成不平等的投票权还好一点，不至于演变成西方世界现在这么大的问题。

这里还要加上一个条件，无论一个国家发达程度，无论政府怎样处心积虑地去搞“二次分配”，最后都是这个结果：民众的收入分布，一定是一个塔式结构。

无论任何社会，任何穷国富国，收入高的总是塔尖很少的一部分，只有不到10%的人是最富有的，从相对收入角度看，80%都是位于底层的。

有些人认为，社会的人群收入结构可以变成“橄榄型”或“哑铃型”的。这都是没有依据的凭空想象。任何一个社会的收入分布都是金字塔式的，无非是这个塔的斜度有变化，结构比例有点差异。

既然收入分布是塔式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搞一人一票的投票选举，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一定是对“穷人”许诺最多的人会当选，“打富济贫”一定会发生。

一人一票，政客如果要依据某一个道理来治理国家，说不能让富人纳很多税来给穷人高福利，会当选吗？美国共和党曾经有一个人参选总统这么说，弗里德曼说他蠢到死。

任何有野心的政客要想当选，就必须讨好这个多数，“顺应民意”。怎么讨好呢？各种各样的许诺，也就是五花八门的福利。没钱吃饭，政府补贴，没钱看病，政府补贴，越到后来政客许诺不断加码，缺什么补什么，以至政府成了“救世主”。一个流浪汉找不到好看的女朋友，他甚至也会许诺帮你找找看。

在这个“许诺”游戏的百年演变中，政客喊的口号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社会公正”“受教育权”等，他可以找一堆。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原因就是要“人人都有房住”的理念下，政府帮助穷人的后果。“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是国有贷款公司，协助穷人购房。

举一个例子，台湾65岁以上农民的“退休金”，又称“老农津贴”。2012年选举临近，为了争取农民选票，马英九许诺提300新台币，达到每月政府补助6300元。蔡英文是在野党，许诺是每月提高1000新台币，提高的幅度更大。

自1995年台湾岛内“民代选举”开始，台湾农民的退休金经已由当时的3000元涨到现在的水平，每次选举，政客为拉选票都在不断加码。

政客要当选必须讨好多数。这个人群数量多，诉求又很简单，就是要求改变生活水平，具体地说就是怎么帮，使他活的更好一点。他的收入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来帮。

民众的要求是得寸进尺的，今天有一个诉求政客满足了，明天又有一个政客来说“你还有什么没满足？”不断加码。

美国好一点，它有《权利法案》。它规定了个人私域，而且认为神圣不可侵犯。其作用是政客不能随便从一个人那里拿钱给另一个人。但也挡不住这个投票制度导致的趋势，最好的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欧洲国家保护过程没有这么严密。像北欧等国，福利早高得离谱。

这个过程是上百年的时间慢慢累积完成的，但从逻辑上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有政客的许诺都是需要花钱的，来自于何处？来自于征税。但二战前，为了阻止这个东西不至于搞得太离谱，还有一个财政平衡的约束，要量入为出。

预算约束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工具。政府再搞来搞去，做多少许诺，花出去的支出总要有一个限制，受限于税收和收入。而且政府要提高收入，税率要加上去，高到一定程度，税收反而会减少。这就是“拉弗曲线”。道理就跟警察抓赌一样，不能太狠了，赌徒的血出光了，罚款归零，需要“放水养鱼”。

凯恩斯主义是帮凶

二战以后这个进程加快了，政府成了“救世主”，对“穷人”许诺越来越多。凯恩斯主义是帮凶，它没有创造了但加快了这个趋势。

凯恩斯主义之祸在于：政府当年的支出是可以不受当年的收入约束，是可以透支的，且透支可以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

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货币政策”，把货币量调来调去，另一个就是“财政政策”，预算变来变去。

1929年发生大危机，从现象上看就是普遍生产过剩。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很武断地说总需求不足。实际上出现危机是一个社会决策的普遍失误。中国也发生过。

现在有很多剩余收入，当期消费不完。怎么转化？转化为资本还是未来的消费品，以什么样的形式转化？

很多人拿剩余收入办了工厂，生产衣服。实际上现在衣服已经够了，一天穿一件也就这么多了，转化成衣服就不对了。若转化成ipad就对了。这就是所谓的“消费升级”，要转化成为新产品。社会有时会刚好在那个关卡上，因为无知，就会出现普遍的决策失误。

这并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市场的一种常态。因为消费升级不是发明一个东西生产一个产品就能够形成的，新产品是一个系统的知识创新，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个过程里犯一些决策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这个代价都不需要支付，那人类真是万能的了。

凯恩斯很荒谬。他不能理解奶农把奶倒在海里，穷人又没奶喝，这个看似很奇怪的现象。要知道“消费升级”也好，整个“社会升级”也好，它升级当然只是一部分人去买，就像现在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能买ipad一样。他没找到事件真正的原因，把一些变量勉强凑到一起，搞了一套很玄的理论，倒腾出什么民众对未来预期不好，总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要打破财政平衡。

大危机后，通过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这一套阐释，西方世界一个破坏性的东西产生了：从此财政预算就不再受财政平衡原则的约束了，赤字出现了。这下给政客提供了一套很好用的工具了，可以举债了，选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尽管许诺啊。

西方世界“打富济贫”，搞福利已经几百年时间了，但90%的福利内容都是二战以后完成的。二战后政府借债的速度明显加快，规模越来越大。

克林顿时期有新经济，税收上来好过了一段时期，美国政府的债务有所下降，大致到4万亿美金，小布什干了八年就到8万亿，奥巴马才干三年就12万亿，现在总规模已经超过14亿了，而此时税收还是增加的。

美国人也怕财政平衡被打破以后没有边界，后果不堪设想。在共和党的努力下，设置了一个债务上限，但不断被打破。

奥巴马任内已经突破两次了。这一次共和党是坚决不同意，奥巴马政府就耍赖，说不能举债的话，政府只能关门，最后又迫使对方让步。二战以来，美国已经突破多次了。

但很多小国就不是债务上限的问题了，它们已是所有的手段用尽，到期的债务无法偿还。希腊是一个镜子。它只是一个小国，相对来说财力要弱一点，是泡泡最先破掉的国家。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向这条路狂奔，国力雄厚到美国这个程度，再这么玩十来年，应该也差不多了。

道理跟温州老板“跑路”一样。一个老板跟建行借了5个亿买楼，原来承诺现在还钱，连本带息还，但时间到了没钱还，就跟别人借高利贷。这个高利贷又承诺半年以后连本带息还。现在半年过去了，高利贷者来要钱！老板们资金链断了，无计可施，就跳楼，就“跑路”。

有一个古老的骗局叫“庞氏骗局”，就是不断的借新钱还旧钱。这就是在投票制度下，现在西方政府也在做的事情。所谓“政府破产”，就是最后一笔高利贷也花光了，再借不到债，但旧债已经到期。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不断的举债，政客不断的许诺可以实现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太美妙了。

另一种恶果

民主骗局的性质是治国不是依据一个道理，而是根据民意，是从相对收入来说，绝大多数“穷人”的民意。搞选举搞许诺，它造成的假象就是穷人可以过跟自己收入不匹配的生活。

一个人，过跟自己收入不匹配的一种生活，短期可以，长期不可能。收入一定是勤劳和本事（所拥有的知识量）的函数，而生活水平又是收入的函数，这是一个等式。有这种约束，生活才能长久。若把这个等式打破，就是一个骗局。民主的恶劣就是把这个等式打破了。

希腊是个典型。希腊有些行业每天只工作四五个小时，一周只工作四天。周末一家老少出动，开着SUV，上面绑住游艇，到爱琴海里晒太阳。这不是人间天堂吗？但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这种生活状态能持续多久？

投票制度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整个社会绝大部分人力资本定价扭曲出错。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种高福利使劳动的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工作获得的收入与吃救济差别不大，有时甚至还不如吃救济。一个妇女，生几个孩子领取的政府补贴就能生活的很好了，还要工作干嘛？

高福利对人力资本价格的扭曲后，有一个很深的长期影响。全球除了加拿大、俄罗斯这种国家地下资源足以维持其生存外，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靠人力资本维生的。

中国、日本不用说了。即使美国如此得天独厚的国家，也是靠人力资本。北欧高福利的国家能靠资源维生？瑞典是靠少数几个大公司养活了全国人，也是人力资本。

高福利制度使人力资本扭曲以后，人都变懒了，不劳动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要劳动，在劳动中积累。它产生的恶果是毁掉了一个社会或者民族长期赖以生存的根本。希腊现在最重要的产业是它的旅游业，占GDP约20%。希腊人只能靠古人留存下来的断垣残壁，靠柏拉图时代的东西来维持生活了。

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它的手艺是很发达的，生产皮鞋、服装这些商品，但在高福利制度下，可能连手艺都丢了。温州人以如此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差不多跟它们一样的东西。他们怎么竞争得过？

市场的逻辑就是买家是最高者得，售者是成本最低者胜。温州这个世代农耕的地方，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没有福利，为了谋生，为了胜出，这些人拼命地学技术。生产的产品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竞争，只有恼羞成怒，拿一把火烧掉。

西班牙人烧温州人的鞋子，它背后反映出一个原因，就是根本无法竞争，它的人力资本的优势已经丧失干净了。

民主的恶果，在西方世界集中暴露出来后，更可怕的一面是：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病症。现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是还本金，而是连债务利息都支付不了。几十年透支累积的巨额债务，要在两年三年之内消化的话，财政要紧缩，民众的生活会大面积地出现下降，不是抛物线而是自由落体式的下降。民众没有办法适应。前面所说的各种五花八门的乱象，都是这个的反映。

错误放大效应

西方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当然要相信人类的智慧。但短期内一定是很难过的，因为累积了百年的病，现在成为重症并不是简单熬一下就行了。西方国家的政权更替接下来一定是频繁的，政客会不断想出新骗局。祸根不除，债务的规模一定还会扩大。

这个痛苦的调整要延续多久，至少有一个十年八年的周期，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对策。投票制下，政客把政府变成了“救世主”，去救济穷人。现在不知有哪个“救世主”来救这个“救世主”。

以前小国出问题，美国就是“救世主”，它是“小救世主”的“大救世主”。现在再这么玩下去，它也要破产了。很搞笑的是西方想象中国可不可以当“救世主”，中国人还有点心潮澎湃，跃跃欲试。

凯恩斯主义出现后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人有病，要忍受痛，这是治病的必须代价。经济有周期，市场体系里个体选择会出现错误。当错误累积到一定时候需要调整。调整是需要付出代价。

凯恩斯主义隐含的逻辑是：不想支付这个代价，哪怕是大面积地出现决策错误。企业决策出现错误，最大的代价就是破产，要缩小规模，要清理债务。把整个负债理清了，经济又会复苏。

但凯恩斯主义告诉个人和企业，决策出错时可以不付出代价。政府想办法，投资玩赤字，这刺激一下那刺激一下。

这是不可能的！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所用的方法都是不对的。一是疗伤的过程不想痛，二是试图在用一个错误去解决另一个错误，把错误放大。一个恰当的类比就是上面举的温州老板“跑路”的例子。还不了银行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宣布破产，但心有不甘，反而去借高利贷，错误再次被放大。

次贷危机发生四年了，西方国家用尽了各种所谓的“宏观调控”，财政赤字急剧攀升，解决了问题吗？没有。还有货币政策的调控，美国搞了几轮量化宽松货币了，也没有奏效。一种“阴谋论”的解释是美国可以多发钞票，把债务稀释掉。

印钞这个手段，对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上有一点点用，但有限。如果这个手段可以随便用，美国不用生产了，也不用搞知识创新了，借债然后印钞冲掉就可以了。

这个手段是不可以随便用的。一是滥发钞票会造成美元贬值，国内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后者带来的后果比冲掉债务的问题更大。二是如果夸张地印钞，美元的世界储币地位会丧失，有一天会没人要。

中国崛起是催化剂

西方民主和高福利的破产，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参加国际分工和竞争，是一个催化剂，加速了其破产的进程。

先举一个例子。长沙有一个大型企业LG曙光，我们目睹了它的兴衰成败的整过程。最初是长沙第一大企业，每年产值和利税很高。它起来的原因就是彩电替代黑白的时候，它完蛋刚好就是平板替代彩电。

这个企业管理什么的是没说的。平板替代彩电，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原来彩电生产知识的急剧贬值了。这在电子领域最明显，因为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最近柯达也破产了，道理一样。

再观察所有帝国的兴衰沉浮，都是如此。大英帝国当时征服了全世界，是因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所以它打败强大的农耕知识为主的中华帝国。

后来在新大陆又发生了工业知识的升级过程，美国就取代了英国。新的知识体系产生后，原有的知识体系一定是贬值的，原有的帝国一定会衰弱。

西方世界的衰弱，跟最近十几年中国所发生的知识集成是有关的。近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加工生产知识在中国集成，而且成本更低。它就提供了一个参照物，映照出西方国家人力资本的定价错误。

做同样产品的IT工程师，在中国工资5000元人民币一个月，在美国是5000美金，谁能胜出？工厂是加工生产知识和契约知识的最佳系统载体，中国通过由沿海向内地的次第开放，把全球工厂请进来，全球的工业知识在中国汇集，中国学到后，生产的成本比他们低很多，他们的知识当然会贬值。

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奥妙在于学习比原创的成本低很多。这个机理在求知过程。所谓“求知”就是“试错”。西方国家做原创时，要不断地试错，可能错了十几万次，有一次才找对了。但学习是什么呢？学习是把整个试错过程省掉了，只学那一次找对的。成本当然只是对方的一个零头。

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的福利还可以搞得长一些，税源也会大一些，民主的神话破的会迟一些。但中国的崛起使得他们原有的知识剧烈贬值。而欧美新的知识增量很大也不怕，像iphone、ipad这样的东西很多，怕什么？

但现在它们新知识的流量很少，几乎是断流。克林顿时期，从硅谷到圣地亚哥这一带，多么活跃兴盛。现在你再去看，光景完全不同了，除了ipad、iphone，还有什么新产品？为什么会这样？跟美国大学评价体系改变有关。

美国IT、生物制药，网络等在90年代产业化后，经济欣欣向荣。但那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变现的年代，原来的知识变成了产品。而这些知识都是在1960年代发现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到底有没有知识是最难量度的。

现代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要解决知识量度问题，量度的方法就是“同行评价”。借助这种机制来减少知识量度的费用。通过细节信息，内行一看就知道是在一个什么层次上。

大学的本质是同行评价，但美国在1960年代后就把这点修改了，一个教授有无新知识生产出来，量度的方法变成了数论文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引用率等“傻子度量法”，把知识生产的周期给敲碎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定量的评估体系，主要是1960年代越战后，大学里的一帮年轻人也跟着造反，对老头子们不服。后来就拿发表的文章数以度量新知识。以前研究一个东西是要沉下心来，十几年才能完成的，但现在弄到三年五年，文章发表不够，就把人赶走了，或果实还是青涩的时候，就摘掉了，怎么搞原创？

美国许多新产品的诞生，不是靠它的工厂，而是靠它的大学，工厂是产业化，最初的知识源头都是从大学里来的。美国称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一个有竞争力的、高效率生产新知识的大学系统。这是它竞争力的来源。它把大学搞死了，不就玩完了。

同时，欧美新知识生产的断流部分原因也拜高福利所赐。创新有两个引擎。一个是收入刺激，另一个是兴趣与好奇。但高福利提高了机会成本，打消了人们创新的动力。高福利，社会这么好，没必要创造。现在只能靠兴趣。

而大学搞这么“无聊的量度”，求知已经索然无味了。中国现在也引入了这么一套制度，大学里做研究，有多少是出于好奇心的满足？

公共选择的困局

有人说这次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要看怎么定义。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指“个人自由”，那么这场危机恰好是“反自由”的恶果；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指“投票选举”，那的确表明其已破产。

通过对东西方几百年的总结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无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有一个普世价值，可以真正提高全人类的福利，那就是个人自由越多越好。民主“神话”破产，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类现在面临的“公共选择困境”。

“民主”实际上是公共选择的一种方式。民主神话的破灭说明在公共领域里，至今人类是无知的。民主以前是专制。专制有所谓“开明专制”和“昏聩专制”。

人们发现专制出了问题，才去找民主，找出代议制，实质上是一个不成功的替代物，造成的后果跟专制差不多。当然，民主的破产并不表示专制的成功。

公共领域的选择总是存在的，现在学者研究来研究去，到目前为止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是“开明专制”，一个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想法给所有人做选择，但他是很开明的。问题在于开明的独裁者实在是太少了，所有的独裁者里是又蠢又疯的居多，其造成的灾难是数不胜数的。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有血的教训。

后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集中所有人的智慧来做出选择会更好。经济学里面有个“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专制独裁造成的后果立竿见影，可能立刻导致死伤无数。而投票民主则需要一段时间，表现出一段很长的累积效应，但后果也是很恐怖的。一个是急症，一个是积重难返的慢性病。

很悲哀的是，以目前人类的智慧，还找不到走出民主困境的办法。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解，稍好一点的办法是把公共选择的范围尽量减少，个人选择的范围尽可能扩大。

最近几十年，曾短暂出现了某些欣喜的变化局部，不是从专制与民众的互相替代，而是尽量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范围。比如说撒切尔的改革，美国的“里根革命”，智利皮诺切特主导的改革，以及中国由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均是把原来很多公共选择的领域变为个人选择。

但这一点人们认识不清，所以时间很短。美国从里根时代到克林顿当政时期就扭转了过来，撒切尔到布莱尔政府也就是十几年时间。

中国原来是个计划经济的国家。有两个特点，计划是独裁而不是民主，另一个就是公共选择的范围无限大。改革实际上就是把很多的公共选择的范围还原为个体选择，即所谓“放权”“自由化”的过程。

很可悲的是，最近七八年，这个趋势又有逆转。很多已经属于个人选择的领域的事情又恢复为公共选择。价格管制在增多，批文在增多，法条在增多，包括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民间自由缔约的空间大幅度缩减，都是自觉不自觉跟西方学的。

现在政府也开启福利通道，“穷人”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政府协助解决，政府正在变成一个“救世主”。政府收入在剧增，收税很多，占有了很多资源，又相当于把很多资源的运用变成公共选择。

值得警惕的是，尽管中国没有搞西式投票选举，但这些年做决策的人，也在模仿西方政客做决策的模式，以多数民意作为决策的依据，出现了“网络施政”说。

当年要打土豪分田地，穷人都举手赞成，最终的结果如何呢？同样，这些年中国也引进了凯恩斯主义，打破财政平衡，对经济参数调来调去，出台了很多很蠢的宏观调控政策。

ayuanx

J姐能懂这个？伊要是懂这个，20年，不，100年诺贝尔全部授予伊我都赞成

ingeer

文章的出发点有问题，直接忽略了发达国家是橄榄塔形的基本特征。中产阶级占大多数，这才是所有讨论的前提。如果穷人占80%，那就不是发达国家，我们也不会不远万里移民来这里。

ayuanx

原帖由 ingeer 于 2-5-2013 10:3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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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出发点有问题，直接忽略了发达国家是橄榄塔形的基本特征。中产阶级占大多数，这才是所有讨论的前提。如果穷人占80%，那就不是发达国家，我们也不会不远万里移民来这里。

不是橄榄，还是金字塔，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不是形状，而是塔底所处的海拔。

发展中国家塔底在100米海拔，发达国家可以在500米海拔

tristone

原帖由 ayuanx 于 2-5-2013 10:4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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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橄榄，还是金字塔，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不是形状，而是塔底所处的海拔。

发展中国家塔底在100米海拔，发达国家可以在500米海拔

错。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不是金字塔型的。当然今天由于金融危机，中产阶级收入大幅缩水，倒是有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可能。

ayuanx

原帖由 tristone 于 2-5-2013 10:5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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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不是金字塔型的。当然今天由于金融危机，中产阶级收入大幅缩水，倒是有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可能。

争论这个没意义，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穷人，
所谓中产阶级这个名称只是套用发展中国家的坐标系得到的而已

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最底层的人也是少数，非要按你的理解，同样是橄榄，不过整个社会的海拔更低了

tristone

这个文章倒是列了很多名词、人名，但是貌似大多数是用来吹牛B的。而且应了一个道理，越是无知的，吹起牛B来胆子越大。

文章的漏洞不计其数，如美国次贷危机，根本不是因为“福利分房”引起，而是因为金融衍生品。用一个简单形象的说法来解释，华尔街想开个新赌盘收高一点的佣金，所以需要一个新的题材来赌，碰巧次贷是个不错的题材。但是谁规定赌博只能赌次贷？下次就不能赌足球？

不过文章倒是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虽然作者自作聪明的给出了一些极其愚蠢的答案，可谓画蛇添足）。比如民主为何常常倒向民粹以及如何防止。比如福利国家的模式是否真的可行。

对于第一个问题，（基本）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提高新闻的自由度、促进竞争、透明。在一个舆论充分自由的环境中，收买选票的空头承诺如果能够被充分质疑，相信选民会做出理智的选择的。当然你永远都不可能指望100%正确、100%理智。作者提出的按照金钱划分投票权的方案早就被无数遍的证明并非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例子就是他自己举的上市公司。因为作者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所以想当然的认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是最合理最科学的。殊不知这种模式在无数场合都展现出了股东和管理层的短视性————股东投票永远都是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这个利益常常是短期的利润和分红，跟大选投票并无任何不同。管理层更甚，位子保不保得住完全在于一季度一次的财报，所以只要数字能够好看，什么都做得出来。这个跟王八朝的“数字出官员”有啥两样？对的没啥两样，因为背后的机制也是一样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国情不同，当然道路也会不同。作者有一点说的对，那就是寅吃卯粮是行不通的（不过这点谁都理解，不是么）。“福利国家”最大的问题，也如作者所说，是政府的政策扭曲了市场（人力资源的）价格，错误的配置了资源，造成了长期发展的效率低下和不可持续。


但是，凯恩斯主义主张干预市场并非完全不可行，只是不应该成为常态。政府干预市场在某些时候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现代的市场经济很大一部分是建筑在市场信心的基础上的。信心容易受到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因为普遍存在金融杠杆，这种影响很容易被无限放大（今天地球某个角落的一个不算太大的事件就有可能造成全球市场震荡）。这种情况下，由政府集中使用公共资源做出一定的保障、平抑一下非正常的扰动因素是有利的。就像保险公司，虽然只是拿了张三的钱去帮李四，但是大家都有了保障，信心增强了，也就更加敢消费、敢投资了。

tristone

原帖由 ayuanx 于 2-5-2013 11: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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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这个没意义，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穷人，
所谓中产阶级这个名称只是套用发展中国家的坐标系得到的而已

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最底层的人也是少数，非要按你的理解，同样是橄榄，不过整个社会的海拔更低 ...

想一想米国典型的中产阶级和典型的穷人是啥样的。

按你的说法，白领和蓝领无任何差别。

planetkeeper

我觉得区别就是贫富差距

中国贫富差距大，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也有，但相对比较小

ayuanx

原帖由 tristone 于 2-5-2013 11: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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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米国典型的中产阶级和典型的穷人是啥样的。

按你的说法，白领和蓝领无任何差别。

白领蓝领确实差别不大，除非你说澳洲，北欧等是发展中国家，只有美帝是发达国家

福利社会制度和美帝那样非福利社会制度，究竟哪个是发达国家的主流？

ayuanx

这就引申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啥那么多发达国家，唯一只有美帝的物价可以和发展中国家比肩？
其他发达国家的物价全都比发展中国家贵的多？

tristone

原帖由 ayuanx 于 2-5-2013 11:5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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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申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啥那么多发达国家，唯一只有美帝的物价可以和发展中国家比肩？
其他发达国家的物价全都比发展中国家贵的多？

不光美帝，德国也是。

美帝物价低的原因很简单，全球化生产、采购。工厂都搬到中国和东南亚去了。做得有点过了所以现在有些问题了。

[ 本帖最后由 tristone 于 2-5-2013 12:49 编辑 ]

火点寒冰

不过我赞同文章中的部分观点，至少我认为很多福利变相的让人们变懒，当你辛辛苦苦干了一周而拿到和那些靠多生孩子，靠难民身份拿福利的人一样的钱的时候，人干活的积极性就打折扣了。

很多钱可以通过完善体制，完善制度省下来，拿我应聘工作来说，在TAFE上课的时候需要体检结果，后来找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但我要再次刷Medicare卡付钱，虽然不是我自己的钱，仅仅是见到医生，打印上次的体检结果。

很多时候感觉澳洲和中国一样，不是缺乏条例规定，而是没有人没有机关去贯彻它，这样把纳税人的钱你糟蹋我糟蹋大家一起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