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的中国饥荒史

太阳花开

《一九四二》的中国饥荒史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一场被叫做“斯巴达”的战争远去了，中国电影院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演出季。李安以一部神奇的《少年派》讲述了关于人类流浪的心灵史；《2012》以3D版重新将人们带到一个末日狂奔。接下来，冯小刚以《一九四二》将人们带回中国，带回过去，带回现实。如果说《少年派》是用一个人的梦想来诠释信仰，《2012》是用人类共同的恐惧来警告人们的狂妄，那么《一九四二》则是用一个民族的群像来展示生存。这3部电影中，从先知、神父到喇嘛，信仰无处不在；在自然面前，人们面对“死亡与活着”时，即使万能的上帝，似乎也如此无能为力。



刘震云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时，中国还在一个权力傲慢的电视—印刷时代；冯小刚拍摄《一九四二》时，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权利复苏的互联网—手机时代。20年前，刘震云用文字颠覆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20年后，冯小刚用影像刺破了权力对于历史的禁锢。“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这是《一九四二》的宣传主题词。20年时间，互联网时代带给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历史在这里越来越逼近真相，中国人因此也越来越接近普世意义上的人类。在同一个地球上，从来不存在中国人与人类的区别。在同一个人性拷问中，《一九四二》将中国电影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里，人们以一种荒诞而惊奇的眼光看到世界面前的中国。



如果可以给《一九四二》找到一个更确切的名字，那么叫它《逃荒》无疑更加准确，它以极其严谨纪实的影像重构了一幅更加鲜活和残酷的“流民图”。按说2012年11月29日，《一九四二》才正式上映。在河南一个县城的影院里，电影比29号早到了一个半小时。电影在蒋介石当年那温婉而刚毅的“新年讲话”中开始……午夜过后，140分钟的电影散场，人们走出一个遥远的年代，昏黄清冷的月光洒满这座灯红酒绿暴富起来的小城。70年前，这里曾是“一九四二”的真实历史现场。酒足饭饱之后，在温暖的影院和柔软的沙发上“欣赏”自己先人“逃荒”的苦难，这是怎样一种荒诞和残忍……



如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九四二》的观影体验，“无语”或许是最恰当的。一群不幸的人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凄风残雪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怎能让人说得清……《一九四二》的英文名字是《Back 1942》，其实，又有几人愿意“回到1942”呢？《一九四二》与《2012》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而便认为不可能发生。事实上，70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河南人记得和关心这场饥荒。70年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线，其实即使更短的50年前的饥荒也少有人知晓。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今天的河南人只为两件事烦恼——吃肉和减肥，就如同70或50年前的河南人为两件事烦恼——活着或死去。



一



1942年，世界正陷入一场末日般的战争中。在斯大林格勒，数百万苏联人正在德军的重重围困中饥寒交迫；在奥斯维辛，纳粹德国正在有条不紊地对近百万犹太人进行文明的屠杀；在英国，丘吉尔首相患了一场感冒；在印度，圣雄甘地正在以绝食的方式掀起印度独立浪潮；在半壁沦陷的中国，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进攻止步于河南。在陪都重庆，蒋介石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毛万岁正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发起一场叫做“整风运动”的权力大清洗。



这一年，隐居北平的画家蒋兆和先生正在创作一幅人物长卷。这幅高2米，长26米的巨幅国画以轰炸、战火、饥饿、逃亡为主题，记录乱世中那些逃荒的农民、失业的工人、饥饿的孩子、横陈的尸骨……这幅《流民图》与《清明上河图》构成了地狱中国与天堂中国的阴阳两界。在画室之外，位于中国之中的河南正演绎着一场更为悲惨的现实版“流民图”。



在当时的中国纪年中，1942年为民国三十一年。头年河南刚刚遭遇了水灾的洗劫，新年开春，各地就接连不断地迎来了冰雹、黑霜与大风等自然灾害。然后是大面积的大旱和蝗虫。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水旱蝗汤”，“四害”齐聚，河南全省110个县、1000万众遭遇灭顶之灾，饥荒使300万人饿死。“小麦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百元一斗。到了1943年，暴涨到800元一斗。”在买卖人口的“人集”上，妇女售价跌至平时的1/10，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1/3。“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方城一对夫妇实在无法生活，妻子就在人市上被卖了，夫妻临分手，女人对男人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二人抱头痛哭。男人说“不卖你了，咱死也死在一起。”这是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亲眼所见。



坦荡的中原自古就是逐鹿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上一年河南遭受水灾侵袭，仍然征购小麦413万担，超过全国征购小麦的1/3。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土地卖完后，庭院中的树和房子也用来换取食物，最后陷入彻底的困境。郑县（今郑州）一户姓李的农民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



正像中国官场“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一样，河南地方当局对重庆刻意隐瞒了这场饥荒，在发给重庆中央政府粮食部的电文中称：“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进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饥荒已经蔓延得非常严重。不要说正常的食物，河南许多地方连树叶树皮都难以找到，甚至干柴也被捣碎用以果腹。记者张高峰深入采访的通讯《饥饿的河南》送到重庆的《大公报》后，总编辑王芸生改为《豫灾实录》发表，并撰写了一篇评论《看重庆念中原》。当天晚上，《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勒令停刊3天，以示惩戒；张高峰被逮捕。



在华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挺身而出，从重庆飞抵宝鸡，沿陇海线乘火车赶到西安，向东过潼关，进入河南实地采访。当时陇海铁路沿线，到处都是饿死、病死和扒火车摔死的饥民。白修德亲眼目睹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之上所遇见的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作为高人一等的洋人，白瑞德在郑州受到河南官方热情的款待，宴席上有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鱼、炸春卷和撒满白糖的馅饼。这让白瑞德无法想象，一路上所见“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与眼前是同一个世界。他或许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白修德在最近的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发去了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一是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二是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白修德忘了还有一个原因——国民政府。这篇报道神奇地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数日之后，这篇来自中国的灾难就出现在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大哗。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白修德的报道使这位风头正健的“中国第一夫人”极为难堪。她竟然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卢斯回敬道：“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尽管来自河南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或者假装不相信河南的灾情，白修德当面给蒋介石出示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蒋介石沉默了。接下来的结果自然是人头落地，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泄露机密”被枪毙了。白修德的介入使河南饥荒大白于天下。直到10月，国民政府才派出两名官员前去调查灾情。10月底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之后，蒋介石下拨2亿元救济款，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元，而且大多并没有落到饥民手中。所有的官办粥场都形同虚设。新年之际，又从河南征收了170万大包(每大包200斤)小麦用作军需，这对河南灾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九四二》中有一个桥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日军军官陈诉日军兵力不足，战争不利。冈村指出中国最大的弱点是政府对民众极其冷酷，如果能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则必然扭转战局，击败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冈村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宁次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毫无疑问，这句“他们首先是人”是这部电影最为刺耳的台词。



在中国官方历史中，冈村宁次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期，曾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造成数百万华北平民的死亡，但冈村宁次指出，他真正实行的是“三不”政策，即不杀、不抢、不淫。从真实历史来看，冈村宁次似乎并没有撒谎。事实上，“三不”也比“三光”更高明更厉害更符合日军当时的战略思想。冈村此举意在对日本军队的战争行为进行约束，提倡“良心至上”，以此收买中国民众的人心，实现儒家传统理想的“王道乐土”，从而彻底征服中国。如果说战争中尚有一拼的话，在这种国家层面的文明对抗中，当时兵匪不分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军纪严明的日军的对手。在日军和中国民众共同形成的强大压力下，至少有40万国军不战而降。



因为冈村宁次颇具政治家头脑的卓越战争指挥能力，他被晋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惜不足一年，强大的日本战车就被美国的原子弹击溃，中国因此得救。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1949年2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经过审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返回日本，1966年去世。





二



与其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口述性质的报告文学，它以民间传统的口口相因述说了一个关于饥饿和饥荒的往事。在《温故一九四二》序言里，刘震云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在我的家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句话也成为电影的开场白。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在一九四二年大饥荒中，他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逃荒路上。《温故1942》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事实上，“人相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这是光绪年间的一份记载。在白修德的报道中，成群的野狗啃食人的尸体。从灾民的口中，这个美国人才知道吃人已经不是问题，吃死人还是吃活人才是问题。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



在这场灾难过去20多年后，报道这场大饥荒的白修德获得了迟到的普利策新闻奖。2012年——在这场饥荒过去整整70年之后，冯小刚将这一天灾人祸的历史悲剧搬上银幕。为了这部震撼人性思考的史诗巨制，冯小刚和刘震云整整筹划了将近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屠杀100多万犹太人，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非常震惊。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河南发生了一场旱灾，饿死了300万人，很少有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很少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良心之作。



前有《金陵十三钗》的“蝙蝠侠”传奇，如今，投资达2亿的《一九四二》毫不意外地请到了两位奥斯卡影星加盟：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阿德里安·布劳迪和扮演传教士梅甘的蒂姆·罗宾斯。前者因为《钢琴师》一举成名，后者以《肖申克的救赎》风靡中国。布洛迪曾说：“四十年代是一个悲伤的年代，告诉我们自己是那么的脆弱，我们绝不能让这段历史重演。”从《钢琴师》中饥寒交迫的难民到《一九四二》中的历史记录者，从肖申克监狱的囚犯到中国灾难的拯救者，在冥冥之中，这种机缘巧合似乎真的是一种天意。在不可思议的历史中，中国没有上帝，洋人充当了拯救中国人的天使甚至上帝。电影中的张涵予对蒂姆说，如果魔鬼总是赢了上帝，那他为什么还要信上帝呢？蒂姆一时无语。拍完电影后，冯小刚感叹“老天爷的帮助”。



20年前，李雪健在主旋律电影《焦裕禄》中饰演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20年后，他又在《一九四二》中饰演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从县委书记到省主席，从40岁因饥饿而死的焦裕禄到60岁淡泊权力的李培基，李雪健都试图展现一个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焦裕禄追着火车劝阻饥民逃荒，李培基面对逃荒的难民向蒋鼎文求免军粮，这一幕何其相似！



因为王朔和刘震云这两位文学大师的介入，冯小刚的电影水准明显要高出中国大多数导演，甚至使单打独斗的张艺谋也越来越显出思想艺术上的落后。作为一个成功的娱乐片导演，中年以后的冯小刚令人惊奇地多了一些思考和批判，开始对电影产生了一种严肃的抱负和敬意，人性的追问逐渐出现在他的电影中。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越来越成熟的冯小刚并没有走向圆滑和世俗，而是更加深刻和谦逊，终于在他54岁时，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最代表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没有了葛优的《一九四二》让人们看到冯小刚的华丽转身，他正从一个斗升市民嬗变为一个思想精英。面对他的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冯小刚已经不再关心票房；甚至说，也不是“忆苦思甜”那么简单。从这一刻起，一个中国电影界从前的大腕终于变成了一个中国电影界今天的大师。《一九四二》在罗马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之后，英国《卫报》的影评不吝溢美之词：“导演冯小刚通过《一九四二》展现了他驾驭和呈现一部史诗的能力。他让世界知道了这段黑暗的中国历史。电影情绪十分克制，但又让人深受触动！”



《赛特巴莱》、《白鹿原》和《一九四二》是2012年华语电影最大的收获，这三部方言化的史诗巨制将华语电影提升到全新的人性高度。厚积薄发的《一九四二》显示了冯小刚对电影和对历史的诚意。相比高全安的《白鹿原》，《一九四二》的历史场景更加丰富而宏大。前者用时间线叙述了一个传统乡村的村史；后者则多线并进，展现了一场灾难中的众生相。超强团队阵容的《一九四二》也更加严谨和成熟，比如为了展现农业时代的社会风貌，所有演员都接受了强迫减肥。张国立进入剧组一个月就瘦了17斤，整部电影拍了5个月，他一共瘦了24斤。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使他常常连走路说话都感到困难，几乎要倒下。影片中逃荒的大场面动用了2000多名群众演员，艰苦的环境竟然使不少难以忍受的群众演员逃跑了。



在整个社会沉迷于低智和娱乐的时代，与其说《一九四二》是一部沉重的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让人不得不回到思想的电影。无论是悲悯还是刻薄，无论是愤怒还是绝望，对暴富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思想无疑是最后的奢侈品。《一九四二》对于冯小刚，就如同《活着》对于张艺谋，但无疑前者的视野和思想更为广阔而成熟，甚至从运作上也更为成功——《一九四二》竟然通过了禁忌重重、布满“纸枷锁”的中国官方审查。相比之下，新锐导演王兵的电影《夹边沟》对饥荒的呈现更加冷峻和真实，却无法通过中国官方可怕的审查机器。



当然，为了满足权力意志，这部共党缺席的电影不断穿插日本空军对中国难民的轰炸，特别是最后日本兵对“拴柱”的虐杀，这与《赛登巴莱》对同一时期日军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电影仍然难以摆脱对日本人面具化和妖魔化的窠臼。



诚实的说，《一九四二》绝不是一部可以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或薯条看的电影，甚至它也不需要人们的掌声。冯小刚不是冯小宁，《一九四二》也不是《举起手来》，它不会带给人们以酒足饭饱后的意淫与快感。《一九四二》无疑是冯小刚最有具诚意的电影，它没有《集结号》那样的煽情，也没有《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主旋律，镜头语言如此平静和朴素，以至于“没有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尊敬。《一九四二》即使没有完全复原那个历史场景，至少也为每一个河南人和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尘封的族谱，告诉你来自哪里。



如果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和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是一座纪念1942大饥荒的墓碑，那么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王兵的《夹边沟》就是一座纪念1958年大饥荒的墓碑，这两座墓碑无疑是当代中国人心中最沉重的两块石头。在一个欲望和娱乐时代，历史与真相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文学与电影一起，证明了良心在中国依然存在；这种发自内心的勇敢面对，证明了人类是一种会思想的灵魂动物，而不是一个个“吃货”。



三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如果说战争常常导致“亡国”，那么饥荒无疑是“亡天下”；在统治者眼里，只有亡国之忧，而无亡天下之虑。对蒋介石来说，最悲痛的莫过亡国；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亡天下，至于国，亡不亡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李约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接连不断的天灾：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进入民国时代后，灾难进一步加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的流民泛滥，才使蹒跚学步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数年间崩溃失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失，中国其实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白修德看到，“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流民遍地的中国，整个社会已经彻底瓦解，一切都只能推到重建。从社会动员到暴力机器，一元化的共X产X党明显比多元化的民国政府更有效率。官僚腐败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乱世中国的控制，崩溃无可避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当年的笔记中写道：“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现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战争与爱情》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啊。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载：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923年，12 个省遭受水灾和旱灾。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



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陕西全省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有2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河南发生大饥荒的同时，广东的饥荒也完全失控，300万人因为冻饿而亡。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蒋介石只能哀叹自己的回天无力，去祈求中国的老天爷和西方的上帝。



1946到1947年，南方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1948年发生在前满洲国首都长春的战争，最终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无异于一场南京大屠杀。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因为守城的国军拒绝投降，围城的共军禁止城内难民出逃。从围城的第3个月开始，弹尽粮绝的长春城内就开始公开卖人肉。长达5个月的围城，数十万无辜平民被活活饿死，甚至被吃掉。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一书称长春围城饿死了15万人；国军将领段克文则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达到65万。国军司令郑洞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四



在民国史上，刚刚修通的陇海铁路成为一条悲惨的逃荒线，或者说是河南人的救命线。作为工业革命象征的火车来到中国不久，就颠覆了满清帝国和传统皇权。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火车为大饥荒中的饥民打开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逃生通道，这是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饥荒所没有的。在一场场人祸天灾中，经历过十八年年馑的关中成为河南人的诺亚方舟，无数难民身无一物，背井离乡，沿着陇海线，或扒火车，或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步行，一路乞讨，西出潼关逃往关中和西北高原。这些数不胜数的河南灾民流落关中，沿着陇海线，在关中安顿下来，这后来成为关中“河南担”的出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沿着陇海线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有许多河南流民落脚，河南话成为陇海线的第一语言。如今西安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当年河南流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约一半铜川人都说着河南化，关中因此几乎被河南化，成为第二个河南。



对河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来说，民国三十一年并不是最大的移民潮，更不是唯一的。此前四年，黄河“花园口事件”对河南人所造成灾难更为可怕。如果说前者更像一场天灾，那么后者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中日徐州会战后，徐州沦陷，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沿陇海线直扑与京汉线的交汇点郑州。面对势不可挡的日军进攻，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以黄河水“水淹七军”。黄河在这一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河，一旦溃决，必将一泻千里，整个中原必将灭顶。蒋担心军人抗拒执行，多次警告不要有“妇人之仁”。6月9日，花园口被中国军队炸开，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肆虐的洪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因为军方只提前一天通知，根本来不及撤离的河南民众瞬间就被黄河席卷而去。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等23个村庄转眼无存。洪水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黄河泛滥的9年期间，洪水、瘟疫、匪患、蝗灾、严寒、饥荒，轮番侵袭，曾经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千里中原变成了人间地狱。



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整个中原沦为汪yang中的黄泛区，到处都是一幅悲惨的饿殍图。马上就要收割的麦子付之东流颗粒无收。人们极尽可能地节省存粮，三顿变两顿，两顿变一顿，馍改成粥，粥改成稀汤，粮食吃完了，开始吃谷糠麸皮和野菜，然后是猫、狗、蛇、鼠、青蛙。最后连树皮都吃光了，只有吃人和死亡了。因洪水淹死饿死的人和国民政府抓壮丁造成的平民死亡，远远超过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



在大人物和政客看来，当国家遭遇战争时，“舍卒保車”常常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战略选择，因为政府是“車”，而民众只是无足轻重的“卒”。花园口决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死于这场灾难的河南平民将近90万人，这是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3倍。相比之下，蒋介石的这场神机妙算导致日军损失7000多人。西进受阻后，日军由沿平汉线和淮河两路合围改为沿长江推进，4个月后，攻陷武汉。武汉沦陷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已亡，将30多万居住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



早在做出决堤放水之前，中国军方就拟订了宣传策略，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为了栽赃给日本人，商震命令在花园口决堤的同时，将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以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国民党中宣部配合拍摄了大量照片和影片，用来对外宣传。决堤之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军政部长陈诚在武汉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揭露”了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飞机无视国际准则，公然地野蛮轰炸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堤坝垮塌的人间惨剧。中央社“统一口径”，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反人类暴行。中 共《新华日报》也义愤填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

　　

在中国官方的鼓惑之下，全世界为之哗然，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的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屠戮平民的暴行；日本方面虽然矢口否认，但也有口难言。中国军方一箭双雕，一方面以此阻滞日军凌厉攻势，另一方面用嫁祸于敌的宣传策略，激发河南民众的仇日情绪，使中国人同仇敌忾。



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后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这种救助杯水车薪，平均每个难民不到一块钱，只够买两个馒头。再加上洪水导致道路损毁，田园淹没，灾民既无法被救，也无法自救，因此大多数灾民都无法逃脱饥馑饿殍的悲惨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侵略者的日军也参与了救助灾民的人道工作，这是很多中国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花园口决堤后，日军用运输机对受困的第16师团展开救助。针对中方的栽赃，日军针锋相对地展开宣传战，在广播和报纸上公开“真相”，声称有数十万“支那良民”葬于水灾，日军积极救援，蒋介石是人类的敌人等等。



古人云：“善欲人见，是为小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和“黄泛区”也成了蒋介石一生的敏感词。虽然国民政府矢口否认决堤是中国军队所为，坚称系日军轰炸所致，但毕竟做贼心虚，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花园口事件从此就成为一种中国禁忌。直到蒋经国时代，花园口事件在台湾仍然禁止公开谈论。



美国前外交官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



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也，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从1938年的大饥荒到1942年的大饥荒，河南民众有一万个理由诅咒“蒋该死”。1975年清明节，蒋介石在台湾去世。4个月后，河南板桥水库崩溃，当年的黄泛区再次成为一片汪yang，数十万无辜民众葬身“水墓”。如果蒋介石在天有灵，不知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技术灾难”的“75.8”浩劫作何感想……



半个世纪后，河南作家李准用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记录了一代河南人在花园口灾难中的遭遇。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张国立饰演的河南难民“老东家”有一句台词：“下辈子千万别托生在这儿！”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灾难曾经留给河南人数不清的坟墓的话，那么如今，这些劫后余生的河南人连他们的祖坟也被彻底铲除，河南人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间正在失去最后的联系。在一个完美的权力时代，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民群体正如孤魂野鬼般四处游荡……



五



春秋时代，老子是楚国苦县人；2500多年后，这个叫做苦县的地方已成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带，名为鹿邑。这位中国智者曾经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句话道出了饥荒的根本原因。统治者常常将饥荒这种“人祸”归罪于天（灾），称为“自然灾难”。孟子指出，这种“天灾”的说法就如同用刀子杀人，然后声称不是他杀人，而是刀子杀的人。（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房龙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这句话几乎是对中国历史的最简练概括。中国逃出饥荒的历史其实并不遥远，但人们的记忆远比饥荒要消逝得更快。2012年11月17日，在贵州毕节街头的一个垃圾箱里，5个流浪儿童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据说，一碗2元的面条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从世界范围来说，如今的工业化已经彻底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但却并没有解决饥饿和饥荒问题，由此可见饥荒并不完全是天灾。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并没有直接联系，避免饥荒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民主制度，因为没有公民权比没有粮食更容易制造饥荒。



因为一场饥荒，来自美国的白修德被载入中国史册。这场饥荒似乎并没有改变中国，也没有改变蒋介石，但无疑改变了白修德，至少改变了他对中国和蒋介石的认识：蒋介石“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揭示了河南大饥荒的另一种真相：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作为这场灾难的亲历者，白瑞德最感到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军队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落井下石地征收繁重的谷物税。日军占领汤恩伯部的军需仓库后，发现里面囤积的面粉就有100多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而汤恩伯却不愿拿出哪怕一袋用来赈济灾民。在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时，白修德指责他们不顾灾民死活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在《一九四二》中，蒋鼎文对李培基说：“农民饿死了，土地还在；军人饿死了，国就亡了。”农民重要还是军人重要，其实是说人重要还是国家重要。这句话让人想起朝鲜电影《北逃》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吃饱饭难道比祖国重要吗？”



应当承认，“一九四二”大饥荒并不是最悲惨的。20年之后，一场疯狂的“大跃进”和“放卫星”将“人民公社”的河南和中国重新带回到“一九四二”。20年后的河南酷吏们更加“爱国”，以“清仓运动”劫掠的“爱国粮”填满了国家的仓库、车皮和远洋轮船。最大的不同是，当年的国民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都开设免费的火车来转送难民逃荒；这一次，由军人押运的火车只运走农民的粮食，而不是帮饥民逃荒；在“军事化”的人民公社管制下，饥民连逃荒要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王泓在《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一文中写道：



大跃进时，河南村民饿得吃野菜树叶，被批给社会主义抹黑。村民饿得啃树皮，被批为扒社会主义的皮。这两种人都要批斗，批斗会称为光荡会，批斗者围成一圈，把吃树叶啃树皮的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有的倒下了，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人问村民为什么不出去逃荒，答曰逃荒就会被民兵开枪打死。



“浮夸风”夺走“社员”的最后一粒口粮后，禁止逃荒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仅以官方公布的数字，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200多万，其中信阳地区死亡100万。很多饥馑的人因为藏粮、偷吃和逃荒而被酷吏们残忍杀害。如果说当年还有张高峰白修德《大公报》公开真相的话，那么20年后，无远弗届的新暴力体制将一切良知的声音都彻底消灭了。河南地方为了掩盖灾情，省内全境封锁，仅信阳邮电局扣押的上告信就达12000多封。直到1961年北京以3万名武装军人接管信阳，才开仓赈粮，许多幸存者在爬到粮仓的最后一刻咽气倒毙，其状惨不可言。



从民国的保甲制度到新中国的人民公社，民众都不过是权力和暴力的奴役对象罢了。在上个世纪中叶的20年间，河南连续遭遇3场灭绝性的大饥荒：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1942年的四害到1958年的大跃进。这3次权力和暴力制造的浩劫，彻底改变了现代河南的文化格局和社会秩序。饥荒摧毁了一切秩序，被饥饿驱使的人们失去最后的尊严和理智，整个河南仿佛一个“野兽般的世界”。抢劫、杀人、出卖、吃人，一切罪恶都被视为正常。曾经温情脉脉的中国乡村，那些维系人心的传统、道德、礼仪、亲情和怜悯都已荡然无存。灾难不仅消灭人的肉体，更消灭人的伦理与尊严。人不仅沦落为动物，人甚至沦落为食物，人吃人成为幸存者的“美德”。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河南人，也伤害更多幸存者的良知与尊严。灾难是对文明的逆淘汰过程，人们或苟且偷生，或奸诈暴虐，不择手段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白修德这样写道。



多难未必兴邦。灾难使好人不得好活，使坏人不得好死。“一九四二”不仅是一场饥荒，而是讲述了中国的末日镜像：兵荒马乱、贪官污吏、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经济崩溃、国家解体……这种灾难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每个人都是灾难的制造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人性的弱点和罪恶被放大到极致。在河南现代史上，频繁的灾难和死亡使人们变得无耻、麻木和冷酷，最后一切都成为一串冰冷的数字，被遗忘在历史深处。在很长时间，河南人几乎成为“流民”的代名词。维系传统伦理的乡村精英近乎灭绝，劫后余生的落魄流民粗鄙无耻，流氓文化沉滓泛起。一方面，流落四方的河南人备受歧视；另一方面，麻木不仁、言而无信、欺软怕硬、贪嘴好吃成为苦难留给当代河南人的最耻辱伤疤。事实上，这种伤害不仅仅是河南人的，而是全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在权力和暴力肆虐的时代，一个以盛产粮食驰名的平原频频遭遇饥荒，一个以中华文化发源地自居的中原陷入文化荒漠，这是怎样的一种残酷和讽刺啊！行走在今天的河南，已经见不到饥荒的任何痕迹，甚至没有一座关于饥荒的纪念馆或纪念碑，不是人们不愿想起，而是真相仍是一种禁忌。2004年，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本村在1958年大饥荒中饿亡的74位村人修建了两座小型纪念碑，这或许算是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8年之后，不知这块石碑如今是否还在？



2012年11月24日，张山在黄河滩上种的20万斤红薯在一个小时内就被郑州市民挖光，甚至连红薯秧都没给剩下。从郑州赶来的车流绵延3公里，十几亩萝卜也被席卷而光。张山的免费义举几乎引发了一场灾难……与此同时，河南省委书记亲自吃饭也成为了新闻：在戒备森严的政府大楼里，一个荤菜3块5、一个素菜1块、一个馒头2毛5，省委书记的一顿饭总共花了4块7毛5。从1942到2012，70年时间，改变的是肚子，没有改变的是人。



  六



历史是一场诡异的牌局，打到最后，总免不了要“扣底”；或者说，历史就是一场末日的审判。



2012年年5月下旬出版的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总第299期）上，1958大饥荒成为本期封面和主题，这似乎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公开报道那场大饥荒。这场饥荒几乎是“一九四二”的中国版，死亡人数是“一九四二”的10倍，而且，比起“一九四二”的“天灾”来，这是一场完美的“人祸”。在本期《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的篇首语中有这样几句话：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说：“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1980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他“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无论文学还是电影，揭露我们所曾遭遇的威胁，正是当下这个危险时代最宝贵的证词。拍完《一九四二》，作为这个娱乐至死时代电影大师，冯小刚声言自己“知耻”了，他由衷地感叹道：“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民族，我们有时候会在灾难中，沦落出一种奴性。”



冯小刚说：“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变成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少了“温故”二字。“温故”而“知新”，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历史是现实的镜像。在一个禁忌的年代，历史成为最大的禁忌，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12年10月21日，在当年黄泛区进行的平坟运动中，两个扒坟的农民被自家祖坟的墓碑当场砸死，新坟换旧坟。冥冥之中，一切皆是报应。很多年后，或许会有一位河南作家写出一部小说，名叫《温故二〇一二》。



权力的原罪使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都成为文化禁忌。当体制内的史学家们退避三舍偃旗息鼓之时，一批来自民间的文学写作者勇敢地闯了进来，他们以文学这种良心表达，秉笔直书，回顾父辈的生存轨迹，复原民族的坎坷历程。从陈忠实的《白鹿原》、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老鬼《血色黄昏》，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枪杆子1949》、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这些文学作品以鲜活的文字弥补了历史与真实的缺失。作为一个出身农民的河南人，刘震云正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在为自己的家乡“修一段缺失掉的历史”。



哈姆雷特曾经问自己：“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时空可以倒流，对那些行将饿死的中国灾民来说，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家破人亡之后，国又在哪里？饥荒之中，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仅仅两个月前，河南几乎每个城市——乃至县城的每一条街道都挂满疯狂的血色标语：“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夺回钓鱼岛”、“宁愿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鲁迅先生当年曾经告诫：“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在写作《一九四二》之前，身为河南人的刘震云从未听说过这场饥荒，或者是听说了却不相信。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不管它发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但在河南，竟然“连灾民自己都忘了”，在历史记录中也完全阙如。或许，这是关于不幸和灾难的一种选择性遗忘；也或许，不幸与灾难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熟视无睹地忘记了。刘震云向他姥娘问起1942年大饥荒时，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说的到底是哪一年？”对今天的许多河南人来说，他们不仅不相信河南发生过饥荒，甚至会愤怒地认为这是对河南的污蔑。事实上，当代河南人几乎无一不是那场饥荒中侥幸逃生的难民后代，甚至吃树皮吃人肉就发生在他们父辈或祖父一辈身上。如果说那场饥荒是每一个河南人心中最隐秘的伤疤，那么这部讲述我们祖先悲苦的电影，是想提醒人们要勇敢地接受历史的疼痛感。“《一九四二》将会喊醒那些装睡的人，包括那些真正睡着了的人，来听听那年的炮火和灾民们撕心裂肺的哭喊，来听听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真正的回声”（韩浩月）。



在河南大饥荒的前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军突然向自己的盟友苏联发起进攻，仅仅17天，就攻陷苏联大片领土。乌克兰民众手捧鲜花和面包欢迎这些异国的“侵略者”，并带领德军搜捕苏联军人和官吏。这些乌克兰人完全把德军当成解放者。4年前，苏联当局在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人为制造了一场大饥荒，使300多万乌克兰人被活活饿死。正如孟子所说：“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民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天上神仙打架，人间百姓遭殃。在中国这片逐鹿之地，从1938年的花园口到1948年的长春，中国民众水深火热，如同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和祭品。对他们来说，一个掠夺成性的暴力化政府才是最可怕最危险的灾难。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想象，民国三十二年，拯救河南的竟然是日本军人，这就是一场中国灾难的最终结局。



伍迪·艾伦有一部电影名为《爱与罪》，其中有一句台词：“人类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去忘却令人悲伤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一九四二》在一首歌曲中结束：“我要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没有态度，有的只是每个人物自身的态度；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做那些他们自以为不得不做的事。如果说没有态度是电影的态度，那么刘震云的小说原著则更多的是想表达一种中国式的黑色幽默，这是一种悲剧式的喜剧态度。人们看到神父合不上饿死者的眼睛而大笑，人们因为饥饿者找不到房梁上吊而大笑，甚至因为一句河南话而大笑，一场讲述饥饿与死亡的电影竟然如此充满喜剧效果……



二战时期有这样一个国际幽默，说的是中国人接二连三地收到战报：日本伤亡1000；中国人阵亡5000；日本阵亡2000，中国死难20000；日本战死者5000，中国死于战争者20000……中国人对每一次新消息都感到欢欣鼓舞，大笑道：“好极了，要不了多久，日本人就死光了。”刘震云重新演绎这个中国式幽默，逃荒中的穷人为这场饥荒感到高兴——高兴的是富人也和他们一样穷了；逃荒中的小公务员为这场饥荒感到高兴——高兴的是可以借此升官发财……在这种幽默中，死亡和灾难都毫无意义，因此记忆和历史就变得荒诞而虚无。因此，没有几个河南人记得一场饥荒和许多“别人”的死亡。



“一九四二的精髓，一定不是悲剧，而是幽默和喜剧。”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最后，刘震云以他认为“幽默”的文字为这座大饥荒的墓碑加了一个刺目的背书，这就是民间的历史，这也是危险的真相。



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X产X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



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

太阳花开

真相1942：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吗？
1942年河南大饥荒，是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击下的产物。天灾状况，资料文献与媒体报道大致相同，无需多谈。

值得细讲的是“人祸”。时下媒体也热衷于谈1942年河南饥荒背后的“人祸”因素，但可惜其分析大多很不到位，甚至采纳的是伪历史。

本期专题，即试图勾勒出这场“人祸”的真实历史逻辑，并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伪历史。

重庆方面：蒋介石“不愿救灾、不愿听灾”不是事实“蒋介石不惟是不愿救灾，而且是不愿听灾”，张仲鲁、王芸生60年代撰写“文史资料”时均如此说；这也是当下媒体在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最常见的表述 [详细] 。但这种简单粗暴的表述，并不是事实。

1942年6月全国粮政会议：蒋介石要求加大对地主富户的征粮力度，以减轻平民负担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尤其强调后者。蒋氏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

显然，蒋氏希望通过加大征购量，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在这次会议上，蒋氏毫不掩饰他对“地主富绅”的厌恶：“现在各地兵役……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地主和富绅）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蒋氏要求在座的各省主管粮政的官员必须做到让“富绅地主”更多地出粮：“今年政府的粮政工作，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则，必须实行累进的比率，使粮多者多征购，粮少者少征购。惟其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富绅地主，格外要尽其督导劝谕的职责，要使他们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明白他们对于国家贡献粮食的意义之重大。”

同时，对一些官员所反映的征粮难问题，蒋氏认为真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粮食的总量不够：“须知目前的粮食问题，并不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不能适当的配合，以致产粮的地方粮食太多，而歉粮的地方则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对于以后粮食供求的计划，粮食运储的方法与技术，应切实讲求改进，总要使人民虽劳不怨，这就要我们粮政人员上下一致的殚精竭虑，苦心焦思的来如何减少人民的痛苦。”（《蒋介石：对于粮政的期望与感想》）

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虽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氏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



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

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河南方面：省主席、省粮食局长均未向中央实情报灾媒体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尤喜引用冯玉祥的一段回忆：“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详细]——可惜的是，冯玉祥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瞒报灾情，根本不曾向蒋介石报告过灾情实况。

省主席李培基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 ；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河南1942年灾情图。红色表示灾情最重，黄色次之。白色部分是缺乏数据的日占区。

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最关键人物，莫过于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前一小节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曾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此非孤证，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

“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

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搪塞，但卢郁文本人却是实实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的。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氏在文章中说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卢氏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也尚未发生。但其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应该说是准确的。但费思量的是，卢氏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却不愿向中央呈报实情呢？粮食局长卢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实情，自然没理由不告诉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等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拒不报灾的行为，是说不通的。

李培基和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则是1942年1月30日。据张仲鲁的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极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蒋氏启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戴季陶的推荐，同时也应该与李氏在人事处理方面颇有心得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过李氏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氏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就曾重点谈及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

卢郁文是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也应该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氏高度合拍有关。卢氏1941年10月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的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简直就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氏的意见和蒋氏的谈话高度一致，以致于不免让人揣测蒋氏1942年6月的粮政会议讲话，很可能出自卢氏之手，或者至少参考了卢氏的论文。

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此外：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据卢氏在1942年7月说，现各县欠缴1941年度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而1942年度河南摊购之军粮，较之1941年度已减少80万石，李、卢二人或许认为该数目尚在河南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正如卢郁文自己在该年7月份所说：“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一次购足”之语，足见卢氏对完成本年粮食征购任务的乐观。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是拿了往年的积累来填补了1941年的空洞。
地方基层：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为征粮不顾百姓死活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征购的完成情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们堂而皇之地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许昌县长王桓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典型案例：许昌县长王桓武暴政虐民，使许昌成为饿死民众最多之县

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各种不同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的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其次为。之所以许昌民众死亡如此之多，县长王桓武的暴政，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饥荒期间，杨却俗先生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对王桓武的暴政有近距离的了解。据他晚年回忆：“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杨先生的幼子也因为灾中营养不足，患了严重的脾肿而不幸离世。

另据记载，早在1941年，王桓武为向上级邀赏，就曾主动“把田赋税额大加提高，超过四邻各县许多”，但王氏做得太出格，田赋数额提高得太多，以至于正为征粮问题焦头烂额的省府也看不下去，替他砍掉了一部分。王桓武1942年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逼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许昌市档案馆保存有一份材料，对王桓武逼粮一事记述甚详，内容如下：“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王桓武与田粮处副处长刘化洁(禹县人)勒逼灾民交粮。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王桓武就于四乡互相派车催粮，派车数目至800辆。每一辆车，车户4人，保安队勇2人，牲口3头。凡有四五十亩土地之户，即往车一辆坐催，3头牲口之喂养及6人之伙食，均需该户供给，且保安队勇须食白面鸡蛋，直至将粮运走，不准空回。以致四五十亩田地之家，因此全家饿死者十之六七。许昌士绅曾劝王将派往四乡征粮之车辆撤回，遭到王的反对，说‘不将粮催齐，不准撤回。有人反抗，即行拿办。’”（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

这段档案材料与杨却俗先生晚年的回忆相当吻合，当属确实。王桓武后来升任南阳专员，其在许昌的劣迹引起当地士绅多次联名控告，并在1944年春上诉成功，王桓武被免职押往洛阳军事审判处受审，但稍后日军攻陷洛阳，审判不了了之。另据杨却俗先生回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1942-1943年河南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媒体在报道河南1942年大饥荒时，关于饿死人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的是“300万”[详细]。但这个数据，只不过是记者白修德的一个估计而已，并非统计数据。

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是死亡人数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赈灾时间太晚、河南三面受敌交通堵塞赈灾粮食运输艰难、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各级赈灾官员贪污腐败，都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程度越趋严重的重要因素，媒体这方面的报道也已很充分。但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似乎很少被媒体提及。

这个因素就是：河南省政府的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晚年如此回忆：“中央因全国各地物价涨幅甚巨，制订限价政策通令各省施行，河南省政当局，执行限价最力。当时粮食市价已上涨甚高，表报中央数字，仍按官方限价填写，中央根据表报粮价，认为河南灾情并不严重。邻近各省，因河南限价关系，商民集有余粮而亦不愿运豫销售。”

于镇洲所言，并非孤证。许昌的救灾情况也是如此：“王桓武……不仅将粮价压的很低，而且派人查封各粮行的存粮，令其按他所定的低价出售。当时许昌周围各县所定粮价均高，而许昌独低，外粮不仅不来，许昌境内仅有的存粮还有私自运出者。因之粮源断绝，粮食奇缺。穷苦人民变卖田产可以得钱，但拿钱却无处买粮。”（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在政府运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本应该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源来救灾，但河南省政府的限价政策，直接导致外省对河南的民间粮食贸易陷于停顿。

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河南各县灾区死亡数目之调查统计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孟县 95121 禹县 151028 长葛 58802
潢川 37392 荥阳 30347 尉氏 29654
新郑 34353 密县 34593 广武 15875
汜水 14306 许昌 183472 鲁山 13822
临颖 79715 襄县 118433 鄢陵 108498
临汝 36446 宝丰 11539 郏县 34458
郾城 40835 叶县 103737 方城 38974
扶沟 44210 西华 51990-1 商水 25899
项城 32147 沈邱 12815 登封 23517
陕县 19100 偃师 7916 总计 1484983


相对《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统计数据显然要更为可信。但张氏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也并不清楚。不过，在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上，张氏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氏的调查数据是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先生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建国后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则只有4.3万。数据如此之多，相差如此之悬殊，只能说，1942年大饥荒河南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谜。
结语本专题虽然澄清了一些问题，但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还远未揭开。对这样一场复杂的历史悲剧做道德判断是容易的，但要做事实判断，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许多媒体所乐于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是靠不住的。下期专题，我们就专门来谈一谈这些广为流传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伪历史。

水知道答案

关注~~~

果仁1212

科普啊，那时候我还没投胎。

景泰蓝

小时候就听说吃人，锅里炖的手啊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