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科学家：我们面对冠状病毒的大脑

snapdragon

一位名为罗伯特·萨波尔斯基的人，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标题为：“我们面对冠状病毒的大脑”。这篇撰文具有参考价值。

在简要介绍这篇文章前，先简介这篇文章作者。罗伯特·萨波尔斯基 （ Robert Morris Sapolsky），出生在纽约的来自前苏联的移民家庭，著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教授、神经内分泌学家和许多科学著作作家。他的《行为：人类最好和最坏的生物学》一书在美国广为流传。


他的研究重点是人的压力和神经元变性问题上，以及将基因治疗策略用于保护易感神经元免受疾病侵害的可能性。目前，他在研究基因转移技术，以增强神经元抵抗糖皮质激素的致残作用。

他的研究工作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项，包括享有盛誉的麦克阿瑟奖、麦戈文行为科学奖，神经科学学会、国际神经内分泌内分泌学会和生物精神病学学会授予的奖项、总统研究者奖和最佳研究者奖。


他在文章中指出：“生活充满了决策。停下来帮助一个人吗？买那个房子吗？卖掉那些股票吗？我们通过思想实验不断地权衡成本和收益，以想象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而通过情感实验来想象不同结果的感受。所有这些使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些关头之一时，不会因为在如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之间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困扰。

冠状病毒使我们处于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时刻，需要大量重要决策。这使神经生物学的关键因素变得更为重要：在压力时期，我们倾向于做出糟糕的决定。


人们通常将专门从事认知和理性的大脑皮质部分和介导情绪的边缘系统部分视为完全独立的部门。那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两个区域之间存在无尽的串扰。这很简单，那就是大脑皮质调节着大脑边缘系统——想象您的理性明智的大脑皮质向大脑边缘系统运动，以阻止诸如“如果我是您，我不会那样做”，“希望说服它不要做一些白痴的事情”，等。但是事实证明，大脑边缘系统也影响大脑皮层。

如果我们的情绪不起作用，我们在决策方面会变得更好。边缘系统与皮层对话能力的损害，会使我们做出几乎普遍认为的错误决定，对正确的决策缺乏“直觉”。这样的决定往往是无法否认的功利主义。他们在选择提倡牺牲一个陌生人或同样是一个被爱的人的生活，以拯救另外的人方面不存在情感冲突。换句话说，在做出决策时，认知与情感之间的平衡行为非常复杂。


那么，当出现像病毒性大流行这样的极具压力的事情时，会发生什么呢？通常，如果缺乏控制力、可预测性、沮丧感的通路或社会支持，就会感到压力大，并更有可能患上与压力有关的疾病。当前的危机唤起了所有这些。得益于白宫的谎言、矛盾和缺乏透明度，很明显，我们正在获得一些关键信息，例如特朗普的声明“任何想要测试的人都可以得到测试”，这是不正确的。最有见识的医学专家不得不反复回答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还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最需要社会支持时，至关重要的口号已经变成了“社会疏远”。


因此，我们感到非常痛苦，而这恰恰是决策变得糟糕的时候。可以从大脑的最基本的知识中了解到这一点。大脑皮层中最理性的决策部分是前额皮层（PFC），而边缘系统中最易产生口角情感的部分是脑杏仁核（amygdala），杏仁核是恐惧、焦虑和具攻击性的核心区域。在长时间的压力下，糖皮质激素是一种压力激素，会导致前额皮层活动变慢，无法向杏仁核发送“让我们不要做一些仓促决定”的信号。同时，那些相同的压力荷尔蒙使杏仁核更加活跃，主导着前额皮层及其决策过程。


广泛的研究探索了这种偏斜的神经生物学的后果，表明压力以一致的方式扭曲了我们的决定。一个是我们变得更冲动、反省更少，猴子也显示了这种模式。

在做出选择时，我们最终会产生一种管见，而考虑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实际上可能不是无关紧要的，变得更加困难，或者将将来的结果纳入当前考虑因素变得更加困难。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我们的决策变得更加习惯性和自动化。我们回到了惯常的解决方案中，而不是在不起作用时尝试其他方法，而是坚持使用习惯的方法，而且假设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所以更频繁、更大强度或更快速地进行尝试下去。

当我们感到压力时，也会发生令人不快的社会变化。我们更有可能使用在灵长类动物中根深蒂固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挫败感——将其转移给弱势群体。我们更有可能将中性的刺激视为威胁，而更带有侵略性。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思维范围变窄了，因为我们把“我们”以及谁值得同情和考虑的人的圈子缩小了。我们的道德决定变得更加利己。


在这些神经生物学趋势中，我们每个人在这场大流行期间都面临着关键的决定。好像我们都快要死了，我应该做出反应吗？我是否应该像无头鸡一样奔跑来购置物品？我是否愿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做出彻底的、颠覆性的改变？我是否掉入语流言蜚语并将其传承下去，还是屈服于如恐惧之中的替罪羊的诱惑？


我们是在最坏的时间面对这些挑战。三年来，我们有一位国家领导者认为自己不受欢迎的事实是虚假的。这位美国总统以无知而自豪，并拒绝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的冠状病毒死亡率，他说：“我认为3.4％的确是错误的数字——这只是我的预感。”他善于自恋和自私。他用其道德体系取代了正派礼节，这种道德体系反过来针对弱者和弱势群体。他是一位领导人，他已将边缘系统和皮质之间最具破坏性的失衡转变成为国家的议程。


我们无法改变紧张的大脑的基本运作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警惕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大脑所会产生的最坏的趋势。这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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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之心

这篇文章表明，在危急时刻，人类更缺乏理智和道德。我的理解正确吗？

snapdragon

行者之心 发表于 17-8-2020 20:14
这篇文章表明，在危急时刻，人类更缺乏理智和道德。我的理解正确吗？

这和快思慢想作者，研究方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