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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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心情极为悲愤。因为，我的同学、清华大学的吕嘉副教授，刚刚成为卑鄙小人告密的最新一名受害者！

告密者是清华的学生。此人化名“毛顿”在网上发文，题为《雾霾天气可能缓解》（见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 ... %E7%BC%93%E8%A7%A3/），宣布自己在3月25日向清华大学纪委和监察室举报了吕嘉老师的“反党违宪”言论。文中说：“我们热切盼望上级机关尽快对吕嘉老师进行监督检查，逐步扫除思政课上的牛鬼蛇神！”尽管此人在他公布的举报信中图文并茂、振振有词地驳斥吕嘉老师的言论，好像真理在胸大义凛然，我还是要称他是一个卑鄙而怯懦的小人。道理很简单：他不敢和吕老师沟通，却选择向校方密告并要求校方对老师进行查处。他既然那么理直气壮，为什么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名实姓？还不是因为自己理屈心虚，见不得阳光？

有人说，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是在公开的场合，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因此，向当局举报老师讲的话就不能算“告密”。这是装糊涂。谁不知道，“告密”还有“密告”的意思，你对老师讲的有意见，完全可以当场或课后向老师指出，让老师也有解释和反驳的机会，你为什么偏要偷偷向校方甚至国安密告，让老师挨整肃甚至丢饭碗？缺德不缺德呀？

也有人说，老师既然敢公开讲，就不应该怕别人告密。这是屁话。问题根本不是老师怕不怕告密，而是我们绝不能容忍卑鄙无耻的告密行为。我不能不怀疑，那些不知羞耻地站在施害者一边指责受害者的“明白人”，还有一点起码的善恶、是非观念没有？如今被密告的老师越来越多，原来不怕的也怕了。人们终于明白，这是卑鄙无耻的当权者奖励卑鄙无耻的告密者的时代。从此老师不说真话，只按照愚蠢的“习近平思想”去批量生产没有头脑的奴才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此中国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还有一种奇谈怪论：你拿着党给的工资，却在课堂上说党不爱听的话，不整你整谁？你现在到处诉苦，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简言之，你是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说这话的人实在无知。首先，公立大学不是党校，教师的工资也不是来自党产，没有执行“不准妄议”这类党规的义务；其次，你如果不许学校里“妄议”，那就请修宪、修法、立校规，明确规定那些话不许说，如果说了要打多少板子，也算是有法可依么。其实，还不如干脆宣布：老子就是大王，你要是敢妄议就揍你！这样总比高喊挂羊头卖狗肉的“依法治国”来得实在。

也许有人会说，告密是专制体制造成的问题，不要只责备那些告密的学生。可是问题在于，听老师讲课的同学那么多，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不去密告，而只有你去告呢？还不是说明大多数学生尚有做人的底线，而你自己心理阴暗， 个人品质很成问题？告密者既然为维持专制政权效犬马之劳，就必须为它的罪恶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不给予批评和追究，而是轻轻放过，不仅对不起被他们陷害的人，也不利于他们自己的忏悔和改正。虽说“打狗看主人”，可是看看中共领导人那骄横的嘴脸，不多踹这些助纣为虐的奴才几脚，实在对不起他们。

古今中外，告密者都没有好下场。即使可以逃脱正义的审判，也将终身面对良心的苛责。下面的几个故事，堪称告密者的悲歌，想走这条道儿的人不可不慎。

第一个故事： 小李

小李是我们单位的研究生。1989年5月中旬，他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后来还参加了游行示威和其他活动。“六四”惨案发生后，各单位都被迫进行“反思”和揭发，小李便坐不住了。他向保卫科密报了本研究室的好几位同事，使他们遭到停职和调查。可能因为保卫科有人反感小李的告密行为，他的真身被有意无意地泄露给了受害者。受害者大怒，于是一起举报小李在游行时进行“反革命煽动”，这可是吓人的罪名，弄不好要坐牢的。结果小李也成了审查对象，天天交代检讨，最后影响到毕业分配，被赶回湖南老家去了。

小李先告密别人，然后又被别人告密，真是现世现报。然而，如果被告密者用同样卑鄙的手段去“惩罚”告密者，只能说明自己的人品也很不堪。有人说，我是狼，就是要报复害我的人！问题是，为什么不好好做人，而偏要当狼？如果每个人都以狼自居，不择手段冤冤相报，人类还会有今天的文明发展吗？

第二个故事：张律师

律师张红兵一生都在忏悔。1970年2月13日，他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此言一出，16岁的张红兵和他的父亲极为震惊和愤怒。张父当即宣布和妻子“划清界限”，并要求妻子在一张纸上写下她刚说的话，拿着就去举报。怕父亲不够坚决，张红兵又自己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张红兵的检举信是这样结尾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不久，方忠谋被抓走，两个月后，她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枪决。这起人伦悲剧发生后，张红兵父子便不得不面对人们异样的眼光，有人更是直接指出，“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今天的张红兵，对母亲之死怀有沉重的负罪感。他几次梦见母亲并跪地道歉，但是母亲从来不答话。他觉得这是母亲对他的惩罚。

张红兵希望为“将来必然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他说：“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参阅新京报文章《律师忏悔文革中举报母亲：永不饶恕自己“弑母”》，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8-07/5131037.shtml）  


第三个故事：共党叛徒

原军统少将沈醉讲过一件事：军统局机关负责内勤的值星官有集合、调遣机关人员的权力。而这一职务，曾长期由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担任。有一天，军统局长戴笠看到军统人员在这位叛徒的口令下出操，大为不满。他对沈醉说：这些共党叛徒不可信任。他们过去可以出卖共党，今后也可能出卖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内部发号施令。于是，这位叛徒被调离，沈醉接替了他的职务。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各界重要人物纷纷撤往台湾，唯独这些共党叛徒没有机会。表面上的理由是这些人了解共党，可以潜伏大陆进行地下活动，实际就是无情的抛弃。

这些共党叛徒，有些是被捕叛变，有些是主动投靠，不论来历如何，都要通过告密出卖别人来取得当局的信任，换取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可惜，没有哪个当局会永远信任叛徒和告密者。工具就是工具，用坏了就要扔，何况这些工具还有可能出卖自己？今天在中共那里春风得意的势利小人告密者，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中共倒台时落井下石？

第四个故事：苗泽

《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中说，侍郎黄奎与西凉太守马腾密谋，欲在曹操出城点军时杀之。黄奎的小舅子苗泽与黄的妾李香春私通，正不得其便，闻知黄奎情绪激动，便唆使李春香在枕边向黄问出密谋真情，据此向曹操告密。曹操获报后，即定计将马腾父子与黄奎捕获杀掉。看来告密者苗泽还真是个情种，他对曹操说：“不愿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 不料曹操狞笑着说：“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 便下令将苗泽、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尽斩于市。

告密已经不堪，还要赔上自己的性命，苗泽算是倒了大楣了。在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首诗写得极好，今录于此，作为对告密者的警示：

苗泽因私害荩臣，
春香未得反伤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图谋作小人。

故事说完了，然而还有几句话不吐不快。海内外有很多人至今仍然不论是非，遇事必站在中共一边，不论中共干了何等伤天害理之事，也要百般为其洗地辩解。此次万维网上那些站在中共和告密小人一方，嘲讽和指责受害者的“智叟”们，就是这样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这究竟是利益驱使还是鬼迷心窍，只有他们自己清楚。须知今天的中共，早已不是九十多年前建党初期的那个勇于探索真理、立志救国救民的朝气蓬勃的政党，而是蜕变成为反人民、反民主、反文明的权贵利益集团，比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有过之而不及。说来好笑，当年中共给刘少奇定制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戴在今天的中共头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指望这样的党来“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无异于痴人说梦。爱党的朋友们，你们也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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