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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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读标榜“魏晋风度”的千古名著《世说新语》，笔者发现，《豪爽》卷目中共十三篇，其中的“王大将军”王敦一人就占有五篇，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正是他惊世骇俗、放达不羁的个性，才使得这位高门子弟独标一格，卓然不群。千载之下，其落拓不羁的豪爽气概，仍令人拍案称绝。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王敦）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王处仲（王敦字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悉萃。桓（温）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奇拔磊落，一坐赞赏不暇坐。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此外，《世说新语·汰侈》中，也记载了另外两件反映王敦不羁性格的故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石）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晋书》中，此事记载见于王恺家，并详载“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不视”。）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

　　《世说新语》的“纰漏”篇中，还记载了王敦娶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时的一则故事，并归为“疏漏”一集。其实，王敦举措，称之为“豪放”更恰当：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东晋的建立者是司马睿，字景文。他是司马懿曾孙，但以晋武帝一系的血缘上讲，这位爷属帝室疏宗。假使没有“八王之乱”时晋家血亲的自相残杀，假使不是石勒在宁平城和洧仓杀掉了五十四个司马皇族的王爷，再怎么轮排，也轮排不到这位琅琊王司马睿当皇上（虽然他和惠帝、怀帝同辈）。

　　晋惠帝在位早期，天下纷纭，国家多事。司马睿“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倒是当时的侍中嵇绍（嵇康之子，晋朝大忠臣）有识人之明，曾对人讲：“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估计嵇侍中厚道人，没有大肆张扬，否则，当权的几个司马王爷中有一个萌起杀心，一道诏旨就会把司马睿这么一个疏宗王爷送上西天。

　　公元304年（惠帝永兴元年），荡阴之战后，成都王司马颖把惠帝挟持到邺城。司马睿的亲叔叔是东安王司马繇，他曾劝成都王对其兄惠帝应尽人臣之礼。成都王怀恨在心，加上他当时正和东海王司马越交手频频，容不得有“异心”的人在身边，便找了个借口杀掉了东安王司马繇。

　　亲叔叔东安王被杀，司马睿大惧，连夜出奔。当夜，月明星稀，光白如昼，成都王司马颖的追捕兵马四处搜捕，这位琅琊王没头苍蝇一样东碰西撞。忽然，天气乍变，忽下暴雨，捕快们纷纷驰入遮掩处躲雨，使得兔子一样狂逃的司马睿终于得机跑出了邺城。

　　由于成都王早已下令，严防与自己不睦的司马氏皇族和大臣出入诸关口，司马睿跑到黄河边时，守卫渡口的军兵一拥而上，把他堵在当地。关键时刻，幸亏他的随从宋典从后疾驰而来，用马鞭鞭杆抽打着司马睿战马的屁股，笑着对战战兢兢的司马睿说：“舍长（看房小吏），官府禁止贵人出入，怎么你这样的人也会被阻拦呵。”言毕，宋典不慌不忙，策马慢行。巡河的军兵听此言，又见马上人一身普通装束，确信司马睿不是什么人物，就挥手放他过去。

　　公元305年，晋惠帝永兴二年，东海王司马越派与自己一个派系的琅琊王司马睿留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并派手下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东海王拥立晋怀帝后，于公元307年派司马睿独当一面，坐镇建邺，王导彼时也随之同去江南。

　　司马睿初到江东，面对孙吴旧政权留下的强宗大族，胡萝卜加大棒，又打又拉，招纳了顾荣、贺循等当地望族名士，又平定了孙弼和杜宣的叛乱，最终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说来也怪，司马睿的爷爷、老琅琊王司马伷在晋初的平吴之役中就立下赫赫大功，孙皓呈献玺绶，正是首呈司马伷请降。由此，可以说老、少琅琊王与江东之地冥冥之中就有不解之缘。

　　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包括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等，携家带口，成族成宗地一窝蜂狂逃，纷纷避难江东。在此情况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助下举贤用能，罗致了不少人才，为江南积累了一大批能政治、善管理的杰出人才。

　　晋愍帝继位后，遥授远在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由于晋愍帝名叫司马邺，从此建邺为避帝讳也就改称建康。

　　长安陷落前，十七岁的少年天子司马邺深知自己难逃被俘的命运，派平东将军宋哲捎信给司马睿，表示“……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丞相可摄统万机，还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

　　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刘曜俘掳后，刘琨、段匹襌、段辰、邵续、刘演、曹嶷等晋朝汉、夷众臣纷纷上表劝进。

　　公元318年4月，愍帝被害消息传来，司马睿继帝位，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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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马，共天下”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309），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王导。王导是太尉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堂弟。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的世族大姓对这帮北来“伧父”甚为不屑，“人情不附”。北来诸人移镇建康一个多月，也没有多少当地人来投附。忧心忡忡之余，王导率先想出一个主意：趁着秋季“禊祭”日，司马睿本人坐在肩舆之上，大摆王家堂皇仪卫，王敦、王导等北方大族名流皆骑马跟从，仪势威严，表情肃穆，使堂堂大晋的威仪展现于江南土著面前。

　　“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阳”了，终于忽悠着大屁股安坐帝位，成为东晋的第一任国君。

　　王敦方面，司马睿初即位，便任命他为荆州牧，从此坐镇荆州上流之地，手握强兵，掌统军政实权。由此，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绝非虚言。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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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司马睿政权对江东大族一直采取笼络、安抚政策，还授给贺循等人太常、侍中这样的“大官”做，其实都是虚衔，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司马睿真正依靠的，还是王导这样的北来世族，并使他们多居显位，执掌实权。

　　自北方逃来的世家大族们有了政治上的优势后，自然索求经济利益，良田、美宅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追求目标。但江南传统富庶地区早就“名花有主”，当地土著大地主们数代经营，怎肯轻易把膏壤良田让给这些踉跄从北方跑来的高级难民？因此，南北士族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

　　司马睿坐稳江东后，首先对义兴（今宜兴）周玘“疑惮之”。“三定江南”中立有大功的周玘郁郁不得志，他思忖自己对司马睿又无推戴之功，便想发动吴人叛乱，杀掉诸位当朝执政大臣，反客为主。由于谋划不周，事情泄露，周玘几个同谋纷纷被杀。如此谋逆大罪，假设发生在西晋初期或承平年代，周玘早就该九族玩完了。

　　司马睿刚继帝位，怕“影响”不好，压住此事不发，并改授周玘为建武将军、南郡司马，让他异地做官。

　　深知自己谋泄，又被排斥外任，周玘忧愤成疾，得病而死。临终，他对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为我复仇，乃吾子也！”（吴人谓北方人为“伧”）

　　周勰倒不乖父志，暗地联络族人及吴地世族，招兵买马，并准备响应已经起兵的吴兴人徐馥和吴国降主孙皓的族人孙弼。周勰的族兄周续先在义兴起兵，打着讨伐王导、刁协的名义，准备与司马氏政权一决高下。周勰的叔叔周札闻知此事，权衡利弊，认为成功完全没有可能，就向义兴太守孔侃告变。周勰闻信也没敢动手。不出所料，徐馥、孙弼、周续很快被杀，但司马睿最终也没有“穷治”此案。

　　周勰“失志归家，淫侈纵恣，每谓人曰：‘人生几时，但当快意耳！’”竟也能因酒色过度善终于家。

　　既然已经对当地豪强示以“颜色”，北来的世家大族也明白了自己这些侨客不能过分激怒当地这些“地头蛇”，便转而向浙东一带求田问舍，率宗族、部曲、乡里对那里进行开发，并把势力逐渐扩展到温州、台州广大地区。这样一来，北来大族和太湖流域的吴地豪强之间的矛盾逐渐缩小，东晋政权的内部争斗得以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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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字处仲，是王导的本家堂兄。此人少有令名，又出身名族，并得娶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为妻，是堂堂正正的驸马爷。正统史书、《世说新语》等志异类文学作品记载了不少王敦事迹，无不与其豪爽的性格和不羁的个人风格有关。尤其是王敦在石崇家宴饮，石崇派美人劝酒，王敦死活不给面子，就是不喝。石崇连斩三美人（《晋书》记载故事发生在王恺家），王敦神色不变。王导叹息说：“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此则故事，笔者总觉是后人编撰，以讹传讹。何者？成王败寇，正统史家肯定要找些秽行来涂污“乱臣”。

　　想当初，王敦官拜太子舍人。晋惠帝太子司马遹被废，贾南风黑娘们儿命人把太子押送许昌，并明诏东宫官属不能相送。王敦冒着杀头、族诛的危险，与太子洗马江统等几个人在路旁涕泪交加，拜送押在囚车里面的太子。如此义气之人，应该不会干出眼见数个美女被杀自己眼都不眨的事情。再说，即使果真有此事，受谴责的也应该是下令杀人的石崇，也不应该是处于被动、做客人家的王敦。魏晋风度，讲究的就是迅雷震而不变色，泰山崩而不摇足。区区杀人之事，即使有之，王大名士颜色自若，也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时代积习逼使之然。

　　赵王司马伦篡位时，王敦劝说他时任兖州刺史的叔父王彦起兵，立有大功。晋惠帝复位，拜王敦为左卫将军、侍中，并出任青州刺史。怀帝继位，征王敦为中书监。天下大乱之际，王敦雄武豪爽，把家中襄成公主随嫁的美貌侍女百余人皆许配给军中将士，金银宝物也散之于众，“单车还洛（阳）”。

　　东海王司马越擅权时，拿王敦当“自己人”，任他为扬州刺史。司马越手下的谋士谏劝，说：“派王敦外任扬州，正可肆其豪强之心，恐有后患。”司马越不听。司马睿继位后，仍以王敦为扬州刺史，并进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司马睿在江东之所以能由鱼化龙，王敦、王导出力最多，正是由于他们的忠心拥戴，才能有东晋的建立和这些北方流民偏安一时的可能。

　　与魏晋世家大族的清谈家最大的不同，王敦本人是个杰出的军事家。在扬州刺史任上，他就运筹帏幄，讨灭反叛的江州刺史华轶。蜀人杜弢作乱，王敦坐镇豫章，指挥得当，由他推荐的陶侃等人大施才华，最终击灭杜弢。由此，王敦得封汉安侯，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成为东晋最大的军区司令长官。

　　根据人性的、历史的必然，有了选置用人的权力，王敦“专擅之迹”渐露，不仅私自擢用杜弢降将杜弘，而且还对据险自固的何钦等人授予四品将军的官职。当然，假如王敦善终，这些小事情均可美称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但兵败身死，史家自然把小事渲染成大事。

　　王敦与东晋元帝司马睿之间产生嫌隙，起因还真不是王敦自己先有什么不臣之心，而是其堂弟王导在朝中被冷落所致。

　　司马睿坐稳帝座后，渐渐感觉王家势力过大，毕竟“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谣都传入自己耳朵里面，不能不有所抑压。特别是司马睿从前做琅琊王时的两个王府旧人刘隗和刁协，也常常以强化皇权为借口，不断怂恿元帝打压王氏等大族势力。“及刘隗用事，（王）导渐见疏远”。

　　元帝也不太厚道，刚过河就拆桥。王导生性淡然，又深识谦抑之道，默然居守。

　　王敦居上游之重，又有大功于司马睿，闻知王氏家族诸位人员被排斥，心中自然忿忿，便上书朝廷，为王导报不平。王导在建康先收到这份疏奏，见王敦为自己出头，怕惹出事端，就把这份“报告”封还给王敦。王敦固执，复派人直接送达元帝司马睿。

　　一般的疏奏估计就由大臣处理，王敦的疏奏当然元帝自己亲自览观。虽然王敦疏中口口声声称“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忠于社稷”，元帝仍旧不快。他叫来自己的叔辈宗室谯王司马承，示之以王敦的疏奏，抱怨说：“王敦过去虽有功劳，现在的官职足以酬报他了。可他仍旧不断提出过分要求，点评朝政，朕拿他怎么办呢？”

　　谯王司马承当然顺承元帝之意，叹息说：“陛下您不早下手，王敦必为后患！”

　　公元320年，元帝太兴三年，湘州刺史一职空缺，王敦又表奏自己的亲信、吴地大族沈充去任湘州刺史之职。刘隗览奏后当然心急，忙劝元帝司马睿不要答应王敦。元帝又找来谯王司马承，对他说：“王敦奸谋渐明，看来想把我当成惠帝那样的摆设了。湘州据上流之势，控三州之会（荆州、兖州、广州），朕想派叔父您去那里，怎么样？”

　　谯王老成，回言说：“陛下有诏，臣不敢辞。但湘州经杜弢贼军蹂躏，民力官力凋弊，恐怕要经营三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出兵出力的能力。如果事起仓猝（指有人谋反），恐怕为臣粉身碎骨，也难救大事。”

　　谯王司马承得诏赴任湘州刺史一职。途经武昌，王敦作为地主，款待这位老王爷。席间，王敦大大咧咧地对司马承说：“大王一直是文雅君子，恐怕非将帅之才。”

　　司马承五十来岁的老王爷，竟也言谈慷慨，引用汉朝班超的豪言，回答说：“王公您恐怕不了解我，铅刀岂无一割之用？”

　　王敦闻言冷笑，举觞劝饮。

　　回到自己的署衙，王敦对亲信钱凤说：“司马承这老匹夫不知害怕恐惧，而学古人壮语，足知其不武，此人无能也！”于是，王敦未对谯王加以阻拦，听任这位“忠有余而才不足”的老王爷去湘州赴任。

　　晋元帝太兴四年（321）秋，司马睿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镇合肥；任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名义上是派此二人防备后赵石勒，实际上是戒防王敦。

　　刘隗虽外任，元帝仍旧与之谋以大事，成日密书往来，以为谋主。

　　王敦先君子后小人，派人送信给刘隗，可以算是推心置腹：“圣上信重阁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您戮力王室，共静海内。如果大家同心，帝业得以兴隆，否则，天下永无望矣！”

　　刘隗骄狂小人，回信不逊，表示“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狂妄至极，惹得王敦大怒，下决心要除掉这位没事尽给元帝出馊主意排挤王氏家族的得志小人。

　　朝廷方面，元帝表面上对王导升官，加侍中、司空、领中书监，实际上是以虚衔驾空。

　　御史中丞周嵩上疏，表示“（王）导忠素竭诚，辅成大业，不宜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亏旧往之恩，招将来之祸”。疏奏，元帝也颇有感悟，王导由此也没受进一步的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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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引兵内向，以诛讨刘隗为名，向建康进军。王敦的心腹沈充立即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行至芜湖，王敦又上表，声讨元帝的另一位心腹刁协。

　　晋元帝览表大怒。他自以为大局在握，马上下诏：

　　“王敦恃宠生骄，敢肆狂逆，疏言无礼，意在幽囚朕躬。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

　　恐怕谯王司马承在湘州举兵扰乱后院，王敦派人去说服这位老王爷。

　　司马承对元帝忠心耿耿，叹息道：“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死得忠义，夫复何求！”一口回绝了王敦。见谯王不从，王敦就派自己的表弟——南蛮校尉魏义率两万精兵进攻长沙。

　　元帝忙招戴渊、刘隗回军，入卫建康都城。

　　刘隗喜见王敦举兵，刚入建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意气自若，洋洋大言，表示要一举消灭王敦。入见元帝，他又与刁协一起劝说元帝尽诛王氏全族。“帝不许，（刘）隗始有惧色”。

　　王敦起兵痛快。最倒霉的要数留在建康城内的王导。要知道，造反谋逆，最起码是要诛三族的大罪。王导是王敦的堂弟，惴惴之情，自不待言。这位大名士天天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跪在宫门外待罪。

　　一边是王敦兴大兵直杀建康，一边是王导素服待罪，晋元帝司马睿还真不知如何处理。

　　尚书左仆射周剀入宫面君，跪于门下的王导高声哀求：“伯仁（周剀字），我以宗族百口托付您！”

　　周剀没有搭理王导，“直入不顾”。

　　入宫后，周剀向元帝盛称王导忠诚，深加求护。这位周伯仁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好人，如果换了别的文士出身的大臣，肯定对王导满脸悲悯，拍着胸脯大言要搭救“老同事”，入宫后，又会百分百自告奋勇充当抄家先锋，不劝皇帝杀掉王氏九族才怪。

　　周剀大名士，喜饮酒。与元帝商议好政事后，于宫中痛饮，尽醉而出。

　　王导一行人还在门外长跪。见周剀晃晃悠悠出宫，又膝行而前，大呼求救。周剀仍旧不搭理王导，醉乎乎对左右从人讲：“今年看我杀取诸贼，取斗大金印系肘后！”

　　回家后，稍待酒醒，周剀又亲自上表元帝，“明（王）导无罪，言甚切至。”

　　所有这一切，王导全然不知，认为周剀不救自己，内心深恨。

　　在周剀等人的谏劝下，元帝命人送还王导朝服，并于宫中召见。王导跪地叩首，说：“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

　　元帝闻言下座，光脚走至王导身边，扶起这位老好人，表示绝对相信王导的忠诚。

　　公元322年4月，元帝下诏，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以戴渊为车骑将军，共讨王敦。同时，又下令征虏将军周札（吴中大族周玘之弟）守建康石头城，以刘隗统军守金城。元帝身穿甲胄，亲自出城巡示诸军，表示御驾亲临的决心。

　　王敦大军，从芜湖沿江而下，很快逼近石头城。由于痛恨刘隗，王敦想首先进攻金城。深受王敦厚待的杜弢降将杜弘劝言：“刘隗手下死士甚多，未易一举攻克，不如首攻石头城，周札刻薄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周札一败，刘隗门户已失，也定然败逃。”

　　王敦听从杜弘之意，并以其为前锋，猛攻石头城。周札是江南旧族，对晋元帝本来就三心二意，没做什么抵抗，大开城门迎纳杜弘军入城。至此，王敦占领了建康的军事要地石头城。

　　听闻败讯，元帝着慌，忙命刁协、刘隗、戴渊合军进攻石头城，并令王导、周剀、郭逸等人三道并进，一齐出战。

　　所有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文臣，兵战斗策非其所长，加起来也不是王敦的对手，“兵皆大败”，一时间四散狂逃。

　　刘隗、刁协慌忙入宫，跪伏于元帝面前连称死罪。元帝也流泪呜咽，劝两人出逃避祸。两人表示：“臣当守死，不敢有贰。”元帝仍遣人对这两个老人旧僚给马派从，让他们出宫逃命。刁协年老，又素无恩信，一出宫身边从人就全都逃散，老头子很快被人砍掉脑袋，送至王敦处邀赏。刘隗脚力健，连滚带爬，昼伏夜行，最后跑到石勒的后赵避难，有幸捡得一条狗命。

　　按理讲，王敦并非造反。刁协伏诛，刘隗逃走，他应该入宫面君才对。但王敦“拥兵不朝，任士卒劫掠，宫省奔散”。晋元帝司马睿真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只有值勤的安东将军刘超和两个太监侍立，静待王敦兵士的到来。

　　元帝脱掉戎装，身着朝服，派人向王敦传话：“公若不忘本朝，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本来元帝得帝位就是侥幸，此话有七八成是真。

　　王敦不答。其实，这位王大将军也不失厚道。当初，他与堂弟王导竭尽忠心拥戴司马睿这位晋室疏宗为帝。如今，乘胜凭势，完全可以幽禁废杀司马睿，但王敦没有下手。

　　元帝见王敦不搭理自己，没辙，只得命公卿百官齐去石头城拜见王敦。从感情、心理上讲，元帝也不见得有多么悲愤，他自己依靠王氏家族的扶植才得立为帝，王敦真把他废掉，他也没什么话好讲。

　　王敦与众臣见礼已毕，居于上座。首先，他戏问手下败将戴渊：“前日之战，有余力乎？”

　　戴渊坦言：“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

　　王敦又问：“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

　　“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戴渊不卑不亢，语带讥讽。

　　王敦也笑：“卿可谓能言之人。”

　　戴渊此人，是吴地数世强宗。“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细行”。当年大才子陆机带着数船行李去洛阳，戴渊与一帮哥们见财起意，前去抢劫。“戴渊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陆机在船上望见，知戴渊非常人也，大声叫道：“卿才器如此，怎会做此盗贼之事！”戴渊感悟，投剑而起，与陆机成为挚交。司马睿到江东后，戴渊一直深见亲信。

　　略作沉吟，王敦又对周剀埋怨道：“伯仁，卿负我！”

　　周剀依旧一脸不在乎，“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成功，使王师奔败，以此负公！”

　　周剀“少有重名，神彩秀彻”。“周仆射，时人谓‘言谈之林薮’”（《世说·赏誉第十八》）“世目周侯，嶷断如山”（《世说·赏誉第五十六》）。正史、小说，都对他赞誉不少。但此公好酒，当初在西晋，能日饮一石；过江后，日日沉醉，略无醒日，时人称为“三日仆射”（意思是一醉三日）。一次，周剀与一位刚从北方逃难来的老友对饮，两人喝掉二石酒，竟把对方活活喝死。此外，周剀雅望非常，以戴渊之豪放，在其座不敢多发一语；以王敦之俊爽，每见周剀都面红耳赤，冬天寒日也要连连扇面。刚过江时，王导曾与周剀狎饮，乘醉倚枕在这位大名士的腿上，指着他的肚子问：“这里面有什么呢？”周剀豪语道：“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其豪放事迹，皆有类于此。

　　表面上，事情至此告一段落。晋元帝下诏大赦，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寻尚书事。王敦却不给皇帝面子，“并让不受”。

　　元帝内心不安，他在广室殿召见周剀，问：“大事渐息，二宫无恙（指元帝自己及皇太子司马绍），诸人平安，大将军（王敦）看来还不负所望吧？”

　　周剀回答：“皇上、皇太子自可万全，臣等尚未可知。”

　　有人劝周剀趁机外逃，被他拒绝：“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真正一条好汉子，磊磊落落，虽常因酒废事，不失铮铮直臣。

　　王敦手下的参军吕猗，曾在戴渊手下做事，与彼时的老上司深有过节。他劝王敦说：“周剀、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先前明公质问二人，他们一点愧色也无，令人痛恨。若不除之，必有再举之患。”

　　王敦深觉吕猗之言有理。但毕竟周、戴两人名望太大，王敦自己下不了决心，便试探性地向堂弟王导征询意见：“周剀、戴渊，南北之望，无疑可以做三公吧？”

　　王导不答。

　　“做尚书令、仆射之官总可以吧？”王敦又问。

　　王导仍旧默然。当时跪于宫门之门，数次哀求周剀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家族求情，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反应。对此，王导耿耿于怀。

　　王敦会意：“这样的话，应该杀掉两人才对吗？”

　　王导仍旧无语。

　　于是，王敦下令逮捕周剀和戴渊，随便捏造个罪名，押至石头城处决。

　　路经太庙，周剀放声大骂：“天地先帝有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良，陵虐天下。上天有灵，当速杀王敦！”押送军人惶恐畏惧，忙上前用利戟对周剀当口就刺。虽血流至踵，周剀仍颜色不变，举止自若，慷慨受死，观者纷纷流泪。

　　不久，王导在中书省翻检他失势时朝廷官员呈给皇帝的疏奏，发现了周剀为解救自己而上的奏书，其中内容极赞王导忠诚，申诉备至。此时，王导才知道自己做了小人。他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对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吾虽不杀伯仁”之典，由此而来。）

　　说句公道话，王敦之祸，实属元帝司马睿因听信刁协、刘隗两人之言排挤王氏宗族而自招。刁、刘二人，器量浅狭，不能容物，致使“权臣发怒，借其名以誓师”，但最终倒大霉的，反而是周剀和戴渊这样的仁厚长者。

　　王敦大权在握，以堂弟王导为尚书令，以堂弟王舒为荆州刺史，以堂弟王彬为江州刺史，以堂弟王邃为徐州刺史，以亲兄王含为卫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随意所欲”。

　　长沙方面，谯王司马承终于力不能支，被魏义攻败，自己也被活捉，关在囚车里押送武昌。走至半路，王敦派人一刀结果了这位志大才疏而又不失忠梗的司马老王爷。

　　权力使人腐败，极权使人极端腐败。“（王）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他最宠信的，当属吴地大族沈充和他的老乡钱凤，并对二人言听计从。凡有得罪沈、钱的官员，必死无疑。这两个人土豪出身，“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使得士庶怨恨，皆望其早败为幸。

　　公元322年年底，王敦率军还武昌（今湖北鄂州），遥制朝廷。

　　不久，元帝司马睿“忧愤成疾”，病重而死，时年四十七。

　　元帝至死，王敦也没有去朝见他。值得重点说明的是，元帝确实是病死善终，不是被毒死、刺杀、绞死或者暗杀。失势君王中，元帝也算运气比较好的一位。史家评价他“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最最奇怪的是，就连总为尊者讳的正统史家也明言，“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也就是说司马睿其实并非司马氏的后代，而是一个姓牛的小官吏与司马睿“父亲”的王妃夏侯氏私通之子，也真是天下奇闻。东晋一百年天下，原来并非司马血脉在帝系流动，果真天道循环，以报司马家族开基者的阴毒残忍。

　　元帝死后，王导受遗诏摄朝政，皇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东晋明帝。改元太宁。

鹰扬天下

　　东晋明帝刚刚继位三个多月，一直体虚多病的王敦也有日暮途穷之感，加强了篡位的准备步伐，“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他自己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反而暗示明帝，要皇帝下诏征召他入朝，以做到“名正言顺”，然后再顺水推舟，按部就班地也过把皇帝瘾。

　　东晋明帝年轻果锐，危急时刻坦然不惧，亲笔写诏书让王敦入京，这样一来，反让王敦感到有些进退两难。

　　王敦想谋逆，但其宗族诸人并非一味跟随。王导不必讲，一直是以整个王氏宗族的安全为最高利益，拥戴帝室。王敦堂弟王棱屡次劝谏，被王敦派人暗杀；另一个堂弟王彬为人忠直，“谏之甚苦”，差点被杀。荆州刺史王舒也是王敦堂弟，知道王敦要起事，马上和王导站在一起，秘劝东晋明帝加紧准备，谋讨王敦。

　　顺便一提的是，王敦移镇姑孰，“入朝”建康之前，还听从钱凤之言，族灭了吴地最大的地方势力——以周札为主的周氏。

　　周札时为会稽内史，“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之比”。钱凤是沈充老朋友，自然要替沈氏出力。“江东之豪，莫强沈、周”，周氏一灭，沈氏家族自然在江东就无人可比了。于是，王敦诬称周氏一家密谋不轨，派沈充等人带领众兵，尽灭周氏。可叹的是，王敦失败后，沈充一族也被诛除殆尽，吴地土生大族至此烟消云散。（值得一讲的是，周札的父亲是周处，京剧《除三害》的主人公。周处年少时，“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意，州里患之”，与南山猛虎、长桥大蟒合称为“三害”，后在陆机、陆云兄弟劝诫下幡然自新，发奋读书，既为能臣，又为上将，最终在与氐人作战中英勇战死，被西晋朝追赠为平西将军。周处当时还有文集传世，著《默语》三十篇、《风土记》以及《吴书》，真正的文武全才。）

　　大事临发的关键时刻，王敦却病势加重。他自己无子，其兄王含的儿子王应过继给他做儿子。于是，他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拜王含为骠骑大将军。

　　钱凤作为谋主，也非常焦虑，便问王敦：“脱有不讳（万一您病重“过去”了），王应能承继大事吗？”

　　王敦倒是明白人，表示：“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钱凤师爷浅见，为自身计较，认为“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与沈充等人定谋，准备王敦一死即兴兵作乱。

　　东晋明帝年轻英果，才兼文武，不像他老爸元帝那样窝囊。审时度势后，他决定先发制人，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并命大臣温峤、郗鉴等人各领兵马，下诏讨伐王敦。

　　王导深谋远虑，率宗族子弟先为王敦“发哀”，造成王敦已死的假象，“众以为（王）敦信死，咸有奋志”。看来王敦名头确实大，如果身子骨硬朗，晋明帝、王导诸人加上一班文武诸臣还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

　　“（王）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不能自将”。晋人崇信卜筮，王敦便让其记室参军郭璞算上一卦。

　　郭璞本来就反对王敦起兵，胡乱掐指，便回答：“不成功。”

　　王敦怀疑郭璞一直与朝廷中温峤等人关系密切，听说又是凶卦，坚信郭璞胳膊肘往外拐。他压住怒气，问郭璞：“你再算算我能活多久。”

　　郭璞想了想，说：“考虑刚才的卦象，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

　　王敦大怒，问：“卿寿几何？”

　　郭璞自知不免，答：“命尽今日日中。”

　　王敦立命军士收斩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卜筮家、大风水家。其所作《游仙诗》意象新奇，开中国山水诗先河，文采富艳，意境深远，诗作有“中兴第一”之称，大可摘录一二以飨读者：

　　京华游仙窟，山木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消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其一）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茏盖一山。中有冥寂土，静啸抚清统。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其三）

　　不仅能诗，郭璞还善作赋。其作《江赋》、《南郊赋》等，皆词藻瑰丽，不拘一格。当然，作为中古诗人，郭璞许多诗赋作品现在已鲜为人知，但在当时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晋明帝做太子时，与郭璞、温峤、庾亮“皆有布衣之好”，关系非常亲密，难怪王敦怀疑郭璞对自己有二心。

　　《晋书》之中，郭璞的大名与大炼丹家、大化学家葛洪并列一传，而并非与一群医士和卜士胡乱列入《艺术传》中，由此足见他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不仅撰有卜筮大全《洞林》一书，又注释《尔雅》、《三苍》、《山海经》、《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典籍数十万言，诚为学问大家，才兼儒道，为一代宗师。活该倒霉，郭璞这么一个聪明人，竟也为王大将军临死垫背，也正是那种“善为人谋而拙于谋己”的人物。

　　公元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8月，王敦以诛温峤为名，让大哥王含等率五万多水陆精兵，一时并进，直奔建康杀来。

　　假使明帝司马绍是孱弱之主，王敦可一举成功。但这位青年皇帝有“文才武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大战之前，以万乘之尊，明帝司马绍竟能自己微服出行，带几个从人骑马至姑孰，侦察王敦的兵力部署情况。

　　明帝穿着普通，但相貌不凡。他的母亲荀氏一族是燕代一带的人，有鲜卑血统，黄须白面。

　　听兵士讲营盘附近有个长着金黄胡须的人四处转悠，王敦于病床上闻声惊坐，大叫：“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忙派骑兵四出追捕。明帝见势急，上马驰奔而去。一路上，每有停歇，他就让从人用冷水浇马粪，追骑见马粪冰凉，认为敌人侦骑已来不及追赶，就止马当地。“帝仅而获免”。如果推举皇帝级的“孤胆英雄”，东晋明帝司马绍应该数一数二。

　　王含是王敦的大哥，可龙弟鼠兄，才能相差甚远。越城一战，明帝属下将军段秀（鲜卑段匹襌之弟）以千把号人大败王含，并斩杀前锋何康。

　　听闻大哥出兵即败，王敦大怒：“我兄，老婢耳。门户衰，大势去矣！”本想强撑病体，亲去前线指挥。无奈病入膏肓，刚坐起身就一阵眩晕，摔倒于床上。很快，王敦就病重身死，时年五十九。

　　《晋书》记载，王敦死前表示要王应即位为帝，先立文武百官，然后再为他发丧。想来想去，殊不可解。王敦深知自己将亡，不可能还思前想后让不争气的过继儿子王应称帝以招灭族之灾。成王败寇，败者一方的“事迹”只能由“胜利者”汇述了。

　　王应真是死狗扶不上墙。形势如此严峻，他既不明言称帝，给部下一个当开国功臣的“盼头儿”，也不为王敦发丧，更不思忖攻守谋略。这个败家子真真不知忧愁为何物，天天与手下几个狎客纵酒淫乐。至于王敦的尸首，被这个不肖之子用席子包裹起来，外面涂了几层厚蜡，埋在议事大厅地下。假若王大将军死后有灵，天天躲在大青石板下面，严严实实被包裹得像个粽子，在地下静听逆子（应该是逆侄）在他上面大玩groupsex，丝竹声声，肉搏阵阵，一辈子以豪爽著称的驸马爷、大将军，也只能哀叹自己命运不济了。

　　晋明帝方面，又派出吴兴人沈桢去诱降王敦的铁杆死党沈充，许以司空高官。

　　沈充关键时刻非常像条汉子。他拒绝了明帝的“好意”：“三公之位，应由望美才高的人担当，岂是我辈能及。以此甘言厚币诱我，不敢生受。况且大丈夫相交共事，当存始终，岂能中道变易。果真如此，世人能容我的反复之举吗？”言毕，沈充提兵，直奔建康，率万余人与王含合军。

　　沈充虽有侠义之风，战非所长。有人建议他挖掘玄武湖水倒灌建康，乘大水舟行而进，可一举成功。沈充犹疑，不能从计。

　　相持之间，各地勤王兵马纷纷赶到，尤其是临淮内史苏峻所率的兵众，战斗力很强。沈充、钱凤两人一合计，觉得苏峻等人远道而来，兵将疲困，应该先发制人，便合兵主动进攻建康城。两军交战，沈充等人还占了先机，把东晋军队打得节节败退，一直追杀到宣阳门。

　　叛军正清除路障，准备一举攻城之际，本以为远来疲惫不能出战的苏峻等人忽然率众冲出，横击沈充、钱凤的攻击兵士。

　　沈充等人大败，手下兵士掉入江水中淹死的就有三千多人。未及喘息，东晋刘遐一军又大破沈充于青溪。

　　最草包的当属王含。好几万劲卒在手，他没有配合沈充进攻建康，只是在一旁观望、逡巡。得知沈充败讯后，更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夜烧营遁走。

　　王含带着儿子逃往荆州，想投靠堂弟王舒。不料，迎接他们父子的不是热酒美食，不是殷勤笑脸，而是冰冷的锁链。六亲不认的王舒把堂兄、堂侄锁起，话也不多说一句，当众扔入江中淹死，以“实际行动”与王敦、王含划清了界限。

　　钱凤跑到阖庐洲，也被本是同一阵营的寻阳太守周光斩杀，拿着他的脑袋到京城“诣阙自赎”。

　　兵败如山倒。沈充慌不择路，闯入昔日手下吴儒家避难。古语云：“有急莫投亲旧。”吴儒一脸坏笑，把老上司沈充诱至复壁内，咣当一声把一大块石头挡在暗门外。他爬到高处，自上而下笑着向从前的恩将说：“我可得三千户侯啦！”（晋政府当时以五千户侯悬赏斩钱凤，以三千户侯悬赏斩沈充。）

　　沈充倒也冷静，仰头对吴儒讲：“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

　　吴儒小人，当然不信“死灰复燃”之理，一脸狞笑加冷笑，与僮仆数人矛刃俱下，把沈充活活捅死在狭窄的夹壁当中，又割下沈充的脑袋到京城领取封赏。

　　沈充是江东几代大族，枝蔓繁广，临死之前一段话，也是有恃而言。但他自己万万想不到的是，替他报仇的不是沈姓亲族，恰恰是他自己的长子沈劲。

　　王敦之乱平定，钱凤、沈充不仅本人被杀，依王朝律令，谋逆造反至少要诛三族。沈充之子沈劲命大，竟然在乡人的庇护下捡得一条性命，没被东晋政府抓去砍头。如逢王朝盛世，这种父亲造反儿子得活的几率几乎是零，但东晋偏处一隅，强敌在邻，世道纷乱，没过多久，逢上皇帝生日、婚庆、诞子等喜庆大赦，沈劲就又冒出市面，并果真率人把吴儒一家老小上下杀了个干干净净。吴地土豪自相鱼肉，东晋政府也乐于他们窝里斗，加上沈劲又是子报父仇的大孝之举，道义上也受到各方支持。沈劲不仅报得父仇，又以侠勇之名名扬四海。“（沈）劲少有节操，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他自告奋勇过江抵御北虏，屡次与慕容燕国兵将争战，东晋穆帝升平三年（359），沈劲以五百兵士坚守许昌，抵御慕容恪。不久，兵败城溃，沈劲不屈而死，被东晋朝廷追赠为“东阳太守”。

　　如此，青史之中，父亲沈充附于“逆臣”王敦传后，儿子沈劲赫然列于“忠义传”中，可见血统之论，诚无真凭。

　　至于王敦，盖棺论定，封建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绩：

　　“王敦历官中朝，威名素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弼成王度，光传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

　　笔者以现代人的眼光，觉得王敦也不失为一刚烈大丈夫，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而且他起事之因也是由于王氏家族成员受排挤，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野心。刁协、刘隗小人煽风点火，钱凤、沈充激成祸难，叹只叹时兮命兮，不佑英雄。身死之后，英名一世的王大将军还被东晋政府刨出尸首，死都死了，还被扶跪着，斩去头颅。

　　王敦死后，亲兄王含、继子王应被杀，但琅琊王氏并未被牵连，反而因讨伐王敦有功而有多人加官晋爵。王导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王导堂弟王彬为度支尚书，王氏一大家子多人位进不衰，仍旧是东晋世家豪族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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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王家，就有个疑问，王羲之吃墨的故事是怎么编出来的？虽然魏晋风度不拘小节，但是王羲之作为“王马共天下”的天下第一大豪门的首席子弟，天下头号贵族，这样的情节很难想象发生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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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邪王氏和司马睿还有一层关系，王羲之的祖母夏侯氏，是司马睿的母亲夏侯光姬的妹妹。这样算起来王导和司马睿也算是表兄弟了。当然，后来王家直接和司马家联姻，王献之被迫娶了公主，后来他们的女儿王神爱又当了皇后，两家的血缘关系就更密切了。

不过相比之下，倒是太原王氏当东晋皇后的次数更多一些。王穆之和王法慧都是太原王氏的。

[ 本帖最后由 ozbird 于 30-5-2012 14: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