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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1） / 报童
2010-10-07 11:20 | 阅读(1313)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编者按：经译者及出版方同意，一五一十网站将从今日起连载本书的电子版。商业媒体或其他网站转载，请与出版方联络咨询相关事宜，个人博客转载请注明1510网站链接。http://www.my1510.cn/1510topic.php?7e56f1f43ba662e1
原作者：Peter Ackerman，Jack DuVall
原作者：Peter Ackerman，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引言
正义和力量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所有正义的可能都是有力量的，而所有有力量的可能都是正义的。——帕斯卡尔
故事
在1981年12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列赫 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的其他领袖们在一次会议后于格但斯克被捕。在十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自由工会运动通过占领工厂和举行罢工而动摇了波兰共产党权力的基础。那时已经实行了戒严，而团结工会在枪杆子的逼迫下眼看着就要失败。不过，当他被带走时，瓦文萨质问逮捕他的人。他对他们说：“就在这一刻，你们输了。”“我们被捕了，但你们却加速了你们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你们会跪着回来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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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暴力才有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应对压迫的方法，那么，瓦文萨的说法就是荒诞不经的。不过，他明白，团结工会已经通过让政府得不到波兰民众的认可而决定了抗争的走向。当国家穷尽其强制他们服从的办法时，它就不得不进行妥协。七年之后，曾经关押瓦文萨的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邀请他与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参加圆桌会谈，而该次会谈的结果是新政府的选举和组建。瓦文萨在1990年成为波兰的总统，而仅仅在十年之前，他还只是造船厂的一名电工。他从未开过一枪，团结工会中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不过，他们一起撕毁了专断权力的遮羞布，并将自由带给每一位波兰人。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瓦文萨与其他许多国家首脑一道在每年的九月份聚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这些先生和女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和总理。如果这种会议是在一百年前举行的话，除几个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会是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他凭借暴力手段或王朝继承获取权力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带来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变化，可是，若没有那些凭籍非暴力力量而非武装力量反抗压迫性统治者的普通民众的行动，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力量是如何发展并被加以运用的。
这一历时一百年的故事讲述的是以非常不同于枪炮和子弹的武器与根深蒂固的政权或者武装力量抗争的民众运动。在所有这些抗争中，破坏性的举措被用作惩罚手段，也即用以牵制或惩处对手并赢得让步的进攻性措施。诸如请愿、游行、罢工和示威之类的抗议被用来动员民众对运动的支持。诸如罢工、抵制、辞职以及公民不服从之类的不合作形式有助于打乱政府的运转。诸如静坐、非暴力的蓄意破坏以及设置障碍物之类的直接干扰行为打击了许多统治者压制其民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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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成效是巨大的：独裁者被推翻，政府被颠覆，占领军受到阻遏，并且压制人权的政治制度被摧毁。由于人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摧毁他们的对手主导事件的能力，很多整个的社会就因此被改变了，不管是在突然之间还是逐渐地改变的。本书以及我们帮着制作的与之相伴的系列电视纪录片的核心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作为非暴力行动之根基的理念。
所有这一切都肇始于俄罗斯。在鲍里斯 叶利钦于1991年站上莫斯科的坦克并大声嘲讽政变企图之前八十六年，俄罗斯人向圣彼得堡的冬宫游行，以向沙皇呈交请愿书。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展开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性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导向对力量的一种新的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它所辖制的那些人的认同，而不是来自对他们的暴力威胁。在反对独裁政权、侵略以及蔑视人权的伟大抗争中，这种观念诞生了，而标志着其诞生的是那些非凡的个人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一位东正教的教士-乔治 加蓬-在1905年说服150,000名工人同意在俄罗斯古老首都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游行-这是二十世纪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公开抗争。他激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体行动，其结果是，该国首次出现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全国性议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打开大门，并要求德国支付赔款。在此之后，鲁尔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们于1923年抗击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是被派来攫取德国的资源的。他们拒绝合作并破坏侵略者的目标，直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压让军队撤出为止。
莫罕达斯 甘地在1930-1931年间在印度领导反对英国人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行动。他说服其跟从者停止支付盐税并不再购买由英国统治者所垄断的布匹和酒饮料，借此强化该国富有成效的迈向独立的长期努力。
在二战中的德国占领期间，丹麦的公民拒绝支持纳粹的战争努力，并在1944年夏天让他们的城市陷入瘫痪状态，以此迫使德国人结束宵禁和封锁；纳粹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和商人们受够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给他们国家带来的恐惧和残暴，于1944年组织起公民罢工行动。在没有拿起一杆枪的情况下，他们使这位将军与其最亲密的支持者-包括军队里的人员-疏离，并迫使他流亡。
在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不到十年，佐治亚州的一位浸信会传道人-牧师小马丁 路德 金博士-听从甘地的教导，带领其非裔美国人同胞开展为期十五年的游行和抵制运动，以颠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
在金博士被暗杀后几年，通过采取为苏联集团很少遇到的新的社会行动方式，波兰的异议人士反抗共产党人的统治。后来，工人们罢工并赢得进行组织的权利，导致团结工会的产生以及共产主义最后的终结。
在波兰的变革酝酿发酵的同时，阿根廷的一群妈妈们被她们的政府在其儿子失踪问题上的沉默激怒了，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广场上游行。她们一直到该国的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时才停下来，这导致政府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溃败之后倒台。
当阿根廷的将军们倒台时，在安第斯山对面的智利，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将军正面临蓬勃兴起的民众运动，而该运动对其独裁政权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后，通过一次他按道理讲不会输掉的全民公决，它们将他赶下台。
在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在费迪南德 马科斯于1986年盗取菲律宾的一场选举之后，一位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的寡妇带领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他们支持由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所发动的叛乱，让那位独裁者没有任何机会去凭借暴力维持权力，而且他逃离了该国。
在菲律宾人重新赢得他们的民主体制之后不久，通过组织抗议和抵制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军事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提出挑战。这一波非暴力抵抗行动成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最大的组成部分-即便这是最不显著的部分。
在团结工会继续抗争的同时，南非的抵制的组织者、工会和宗教领袖携手发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与国际制裁一道，它们有助于迫使当局释放纳尔逊 曼德拉，并就民主的前景展开谈判。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天，成千上万的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瓦兹拉夫广场的边缘，反复唱道：“我们没有武器......世界正在注视着。”几周之内，该国的共产党政权以及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乃至蒙古的与之相像的其他政权都烟消云散了。
在1990年代，一位缅甸母亲-昂山淑姬-在还处于软禁状态时领导了她的国家的民主运动，当时，在抗争中支持缅甸年轻人的是一个新的由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实践者所组成的世界性群体。
在1999-2000年间，在海外民主团体的支持下，一个由学生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一个统一的政治反对派动员起来，在投票站击败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总统。由于其安全部队因非暴力叛乱而失去效能，在面临着大罢工的情况下，欧洲的最后一位独裁者投降了。
无需暴力而获胜的可能性在上述所有抗争中都存在，而每个故事中的突出人物之间的互动决定着这种可能是否会变为现实。从德国的钢铁大王到智利的摄影师，从列夫 托尔斯泰到戴斯蒙德 图图，从丹麦国王到田纳西州的市长：他们以及这些故事中所描绘的几十位其他人都起到了作用。毕竟，我们叙述的是个人的言论和做法：那些激励或领导运动的人士的激情；他们所战胜的独裁者们的傲慢、狡诈和最终的耻辱；以及二十世纪“人民力量”次第展示过程中被人发现的那些天生的才能、愚蠢的失误以及令人震撼的牺牲。
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牧师及其妻子在1936年拜访了莫罕达斯 甘地，曾一度问他非暴力抵抗是否是“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甘地铿锵有力地回答道：“它不是一种方式，它是唯一的方式......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行动力量......它是比电还要积极的力量，甚至是比穹苍更为有力的力量。”这好像是说，他没有将它设想为信念的产物，而是视它为一种带有可应用之法则的科学，并在应用时产生可以预料的力量。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对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选择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但历史记录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采用非暴力行动的大多数人这么做的原因是，武装或者物质力量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些人只是缺少足够多的武器来发动暴力反叛；其他人则在最近看到暴力抗争的失败，并给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因为攸关人们最为重要的利益，且因为他们决心将统治者赶下台或者取消压制他们权利的法律，他们就被迫拿起其他非暴力的武器。那些在我们的故事中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不是要缔造和平。他们是要战斗。
冲突
在二十世纪跨越海洋的重大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出现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并且无关征服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关乎自主、免受一个党派或者族群支配的自由、以及民主。在新闻和娱乐媒体因而也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冲突受到战争、种族屠杀、地毯式轰炸和恐怖行动的遮蔽。然而，我们讲述的故事中所采用的非暴力惩处行为与二十一世纪冲突战略与策略的相关性远远大于战壕中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太平洋上的海军决战或者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非暴力行动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二十世纪所有冲突的全面历史。相反，每一故事都表明，非暴力的惩处行为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削弱和罢黜看似难以应付的对手之战略的生死攸关手段的。通过所有这些冲突，关于非暴力之力量和实践的长达一百年的观念演变过程都可以追踪到。本书前三部分的构成是为了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于三类主要冲突之中的。
第一部分-迈向权力的运动-讲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三次伟大的改变国家的民众自主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反对帝国王朝的运动，印度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以及波兰的反对苏维埃体制的运动。
第二部分-抵抗恐怖行动-阐述在国家暴力达到顶点的二十世纪中叶，公民抵抗者是如何抗击军事占领者或者统治者的。它讲述德国人是如何在1920年代阻挠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丹麦人和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二战期间颠覆纳粹政权的，以及萨尔瓦多人是如何在1944年罢黜马丁内斯将军的。而且它追述阿根廷人和智利人是如何在1970和1980年代打击那些也穿着制服并让其民众感到恐怖的统治者的。
第三部分-权利运动-描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被用于反对许多政府以争取权利的：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如何松动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的，南非的黑人多数族群是如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菲律宾人是如何驱逐独裁者并恢复民主体制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抗击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的，以及中国、东欧和蒙古的民众力量是如何挑战他们国家的一党制政权的。
第四部分-暴力和力量-考察两个相反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选择暴力反抗或者恐怖手段的运动通常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政治损失要远远多于它们收获的权力。它还探究先进的技术、国际制裁以及其他变动中的条件是如何可能让那些在二十一世纪采用非暴力力量的人士增强影响力或者受到限制的。
每一故事的主线是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与其对手之间的一系列交锋。我们的有些故事是关于这些缓慢成长的运动的：它们在使用非暴力力量时表现出很大的动能和灵敏性，但是却为了长期的梦想而放弃短期的收益。其他故事则是有关那些快速组织起来的运动的：它们的带领人是卓越的业余选手，但却似乎迅速地克服一切不利因素。不过，在所有案例中，决定其命运的是每一方所选择的制裁措施中所内含的战略。
上述故事所展示的连续性并非只在二十世纪末才是清晰可见的。推动事件演变的领袖们常常从早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激励甘地的是俄罗斯1905年所发生的事。非裔美国人的领袖们去印度学习甘地的策略。当智利人在1980年代组织起来反抗奥古斯托 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以及菲律宾人组织起来反对费迪南德 马科斯时，他们受到理查德 安腾巴罗的电影甘地的影响。
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这一对手非常不同于丹麦人所面对的德意志国防军。美国的民权领袖们有法律和美国宪法的支持-这一优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没有的。不过，上述冲突中的所有非暴力参与者都采取非常类似的方法来达成不同的目标，而且由他们的经历所凝练成的教训都有违于传统的看法：
对非暴力惩处手段的使用比通常设想的要远为频繁和普遍。它们都是世界每一角落和二十世纪每个十年期中的创造历史的斗争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非暴力行动在反对所有类型的压迫性对手方面都发挥了功效，而且下述两个现象之间没有相关性：针对非暴力抗争者所使用的暴力的强度，和它们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有些经受最残暴对待的非暴力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
动员和维持一个适合于非暴力行动的民众运动应与强化公民社会和建立或延续民主体制同步进行。
尽管存在着上述事实，民众的想法还是一直纠缠于两种关于非暴力冲突的错误观念。首先，既然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为人所称颂的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和小马丁 路德 金-都是因为宗教上的呼召而崛起的，非暴力行动被定型化为一种道德上的偏好，而非一种讲求实用的选择，因而模糊了它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其次，自马科斯于1986年垮台以来，对大规模非暴力行动的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是，“人民力量”来自城市街道上躁动不安的人群的规模或能量。尽管从身体上对抗一位对手可能是必要的，有效非暴力行动的真实韵律是自发性弱而目的性强，戏剧性弱而技术性强。它与大喊口号和将鲜花插在枪管上没有什么关系。与它有莫大关系的是让政府与它们的控制手段分离。
许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一系列激烈但却是地方性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主张收复国土者试图攫取原有的土地，族群党派会争取独立，或者不满的少数族群会寻求安置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所有地区性利益通常都是以渴望权利的形式表达的。民主大国认为，如果权力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那么权利就能够自由地加以争取。如果确保民主总是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下述哪个做法更有优先性呢：是让冲突各方保持原有状态，还是提倡卷入冲突的办法以至于更有可能结出民主的果实呢？
在至关重要的人类利益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的世界上，冲突会发生，而且只要人们相信暴力有助于他们获胜，暴力就会被用于冲突之中。如果另一种更为有效、无需付出暴力代价的获胜方法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暴力就会开始被看作是为某一事业而奋斗的一种较为不合理的方法。由于假定所有的冲突都会趋向于暴力，大部分政策制定者迷恋于削减武器或者解决冲突，将它们看作是减少致命性暴力的主要途径。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十好几场重大冲突-双方在其中争夺对某一国家之前途的控制权-中，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而非暴力是具有决定性的争斗模式。既然暴力作为冲突的手段可以被替代，减少暴力的目标不一定总会因另一项任务而受到拖累：化解冲突的根源。
第一部分
争取权力的运动
暴君……越是拥有资源，越是得到人民的服从，他们的防备就越强，他们就变得越强大，摧毁和破坏的能力就越强。即便如此，如果不给他们资源，也不服从他们，那么无须抗争，也无须挥拳，他们就会变得赤身裸体，手无寸铁，无足轻重——犹如失去水分或营养的树根，难免干枯死亡。——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1577
第一章
俄罗斯，1905年：人民罢工
无声的坦克
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二个夏天，俄罗斯正处于一片平静之中。在一个漆黑的周日夜晚，艾多奇莫夫（Sergei Evdokimov）少校被紧急警报的声音吵醒。凌晨三点，他和驻扎在莫斯科城外的装甲部队一起等待命令。命令不久就来了。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的时候，营长命令他们沿着明斯克公路（Minsk Highway）开进莫斯科，占领阵地以封锁蜿蜒流过市中心的莫斯科河(Moscow River)上的两座桥。虽然他们的武力直指俄罗斯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但少校和他的人马仍然毫无异议地服从了命令。于是，1991年8月19日周一早上八点整，艾多奇莫夫命令他的坦克纵队出发。1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扎弗洛特尼（Valerii Zavorotnyi）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说，“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扎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道全都在播放古典音乐，从多年来的经验看，这是国家确实发生了重大事件的常见信号。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播音员，宣读了由一群自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高层官员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一开头说道：“同胞们，苏联公民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委员会保证将结束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它的“一号决议”禁止罢工和示威，宣布接管大众传媒，并且暂停政党和组织妨碍“正常化”的一切活动。2
苏联广袤土地上的人们都被从电话、收音机或电视中，或者从惶恐不安的邻居那里传来的同一则消息吵醒了。但是没有人感到十分意外。几个月以来一直有谣传说共产党强硬派准备发动政变，以扭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现在噩梦似乎成真。苏联公民在过去五年中获得的喘息空间即将在枪口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导人刚开始发布命令，人们就开始反抗他们。第一个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拒绝批准紧急状态后被软禁在他的夏季别墅里。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则不那么容易被控制。叶利钦躲过派去逮捕他的克格勃探员之后，便赶往其政府总部白宫。中午，他爬上外面的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接着他在电台讲话，他提醒全国的士兵说：“在这做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住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决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决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3
叶利钦用其言行敦促人民反抗政变。午后不久，莫斯科人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墙外举行小型示威活动，并且在地铁内张贴叶利钦的呼吁的影印本。不久之后人们聚集在白宫外，用建材、电话亭和手边所能拿到的其他东西搭起路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自己的小汽车来加强这道壁垒。
一列坦克沿着加里宁大街（Kalinin Prospekt）轰隆隆地驶向白宫时，人们在道路上形成一道人链。他们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别对自己的人民开枪！”一个老人喊道：“你们知道，我工作了一辈子-整整一辈子-来养活这支军队，现在你们却掉转枪口，拿枪口对着我！”这句话正合时宜；指挥官将引擎熄火，队列中的其他坦克也跟着照做。人们纷纷爬上坦克，把糖果、面包和牛奶拿给里面的士兵。
艾多奇莫夫少校和他的连队停在紧邻白宫的加里宁斯基桥（Kalininskii Bridge）附近时，从搭建路障的民众那里得知了政变的消息。少数示威者咒骂他们，称他们为法西斯，其他人——其中包括少校的一位熟人——则试图说服他倒戈加入叶利钦的阵营。这位三十六岁的职业军官不知如何是好。考虑抗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在开往市中心的路上下定决心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武。他宣布：“我要留在这里，我得到了命令。但我们不会枪击或镇压任何人。我保证。”4
艾多奇莫夫和他的部下原地滞留了几个小时。晚上七点左右，一名俄罗斯国会议员出现了，他要求少校去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对话，鲁茨科伊是一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正在组织白宫的保卫工作。鲁茨科伊告诉了少校戈尔巴乔夫被捕和叶利钦呼吁抵抗政变集团的消息，然后请求他帮助保卫白宫。艾多奇莫夫回答道：“给我下命令吧，我会帮助你们的。”然后艾多奇莫夫回到他的连队，带领坦克队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往白宫，现在飘扬在坦克上的是俄罗斯的三色旗而不是苏联的镰刀铁锤旗。
许多记者也拒绝屈从。周一晚间，政变集团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年轻的记者玛基娜（Tatiana Malkina）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便揭去了政变集团正在极力编制的合法性面纱：“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发动了一场政变？”那天晚上，整个国家都从官方新闻节目《时代》（vremia）的五分钟报导中了解到了莫斯科的路障和叶利钦在坦克上的呼吁。遭禁的报纸把新闻传真给活动人士，由他们当街散发。
政变策划者期望展示武力能够吓阻反对声浪。的确，多数人都持消极态度，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一样；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享受他们的假期，很少关注新闻。叶利钦呼吁全国罢工获得的响应很少。不过前往白宫的人已经够多了，其他城市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抵抗据点，因此政变集团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顺从。这些普通市民通过张贴传单、参加集会、修筑路障和在坦克上涂鸦来显示他们不惧威胁。
周二约有十万人鼓起勇气前往白宫参加集会；当时已有更多军队加入了保卫白宫的行列。帕韦尔•格拉乔夫(Pavel Grachev)和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等高级军事指挥官都宣布支持叶利钦，就连克格勃高级官员也都明白表示不会参加屠杀。最后，政变集团没有下令进行原本准备于周二晚间发动的攻击。到了周三早晨，政变已经失败了。
这些在1991年八月走上街头的男男女女，为俄罗斯人要求政府反映人民意志的长期斗争写下了新的篇章。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在莫斯科市中心修筑路障抵抗专制统治的俄罗斯人。八十年前，就在离白宫现在的位置不过几个街区的地方，在长达一年的民众反抗动摇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之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于1905年十二月与武装士兵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过就在他们挥舞枪支的时候，军队扫射杀死几十名民众——因而遏止了俄罗斯的首次民主革命。在那一刻之前，俄罗斯本来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坚持用非暴力行动来争取基本权利的国家。不过其开始的那一天与其结尾的那一天一样：都发生了暴力。
血腥星期天
神父与工人
1905年一月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周日早晨，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工业区，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神父站在数千名工厂工人面前。沙邦（Georgii Capon）神父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携带武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十一点过后不久，群众向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吟诵祷告文。前排的游行者手持十字架、圣像、该国统治者的画像和一面写着“士兵们！勿对人民开枪！”的横幅。他们的目的地是皇室的冬宫，在那里与来自该市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汇合，总人数超过100,000人。然后他们将在冬宫外广阔、有着古典对称性的广场上，在俄罗斯帝国首都的中心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5
他们携带的请愿书题为《卑微忠贞上奏书》（A Most Humble and Loyal Address），由沙邦起草。开头为：“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向陛下寻求正义与保护。我们生活贫困，饱受压迫，背负重担……陛下不能对自己的臣民撒手不顾……请允许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把他们从无法忍受的官僚压迫中解放出来。请铲平将陛下与臣民隔开的那道墙，与人民共同治理国家……”6
沙邦的追随者晋见他们统治者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祈愿。他们的请愿书中列有十几项要求，例如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然而请愿书也超越了工人的不满，纳入了会触及帝国中每个人的政治主张。它要求言论、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召开由普遍和平等的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请愿书坚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请求，其余一切均以此为基础。”
游行者其实是在要求沙皇结束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时代。1905年仍然有效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第1条简明扼要地规定：“全俄罗斯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独断和无限的权力。”一位贤明的沙皇会听取臣民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但不会与人民分享权力，也不会让自己的权力受到独立于自己意志的公民自由的限制。他的臣民在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有国家在插手：审查官决定报刊杂志刊登哪些内容，地方长官可以不经审判就下令拘捕任何人，最单纯无害的社团或俱乐部也会被禁止。简而言之，独裁统治意味着人民没有权利。
沙皇对该制度的热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拥有反映在神圣传统中的神授君权。俄罗斯有产业工人、资本家、现代政治思想家和艺术运动，但尼古拉二世仍然被各种旧时代的文物所包围。他坚持公文必须使用古法拼写，他举办化装舞会，舞会上人人都穿着两百年前的古装的仿制品。他宁可待在有传统的木头建筑和蜿蜒小径的莫斯科，而不愿居住在位于更新、更欧化的圣彼得堡的巨石皇宫中。在尼古拉二世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在现实中的话——他对他的臣民犹如父亲对待孩子一般，受到彼此的情感和在上帝面前的义务的约束。7
但是一些俄罗斯人想要扫除这种幻想，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渴望政治改革已有半个多世纪。自从1825年的军官起义以来，各种小集团就不时密谋要把国家从绝对主义之下解放出来。1881年，民意党（People's Will）设法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尼古拉目睹了祖父的死亡），而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的“战斗组织”（Battle Organization）——在二十世纪初日趋活跃。
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拒绝恐怖主义，而是试图组织工人农民来进行民众抗争。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社会主义者也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鼓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的工人。还有一些人则一心想说服政府进行自我改革。二十世纪初，在许多地主、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场自由运动，他们用合法和非法的公开集会和出版物来要求制宪和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因此，沙邦神父的请愿诉求——自由工会、公民自由、民主——都是革命派和自由派团体的呼吁中早就出现过的诉求。沙邦的请愿行动之所以非比寻常，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结束独裁统治的要求首次来自不成熟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政策本身也助长了这场运动。
政策制定者之一是莫斯科政治警察头目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祖巴托夫曾与激进分子有来往，然后成为警察的线人，他担心国家在争取工人拥护的斗争中会输给革命派。他抨击高官中十分常见的自满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工人多数来自农民家庭，自然也会反映出农村盛行的保守观点。圣彼得堡的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参与组织罢工粉碎了这一神话，也促使祖巴托夫想出一个新计划。他和上司争辩道，工人确有不满，但只有他们认为国家不是敌人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继续保持忠诚——于是他获得内务部批准，在警察线人的监督下在几个城市的工人中建立由国家资助的互助社团。国家而不是革命派会带领工人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祖巴托夫的策略被证明是具有爆炸性的。他的组织卷入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纷争，而且事实上还在许多地方组织了罢工。愤怒的雇主向内务大臣普列韦（V. K. Plehve）大肆抱怨，于是普列韦在1902年底把祖巴托夫调到圣彼得堡。但这没有阻止祖巴托夫，他在首都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圣彼得堡机械工业工人互助社（St. Petersburg Mutual Aid Society of Workers in the Machine Industry）。8
被吸引到这个社团中的年轻人之一是个名叫法纳雪夫（N. M. Varnashev）的二十八岁工人。他从十二岁起就在一个城市的工厂工作，那座城市在过去十年中涌入了成千上万放下犁头拿起工厂工具的农村移民。这些工人大多不识字，仍然相当淳朴，他们拥挤在出租房和简陋的工棚中。但是没有工会来为他们争取利益，罢工是非法的，因而很冒险。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在渴望某些更好的东西。9
法纳雪夫在操作机床时经常浮想联翩，他问自己：“你要是丢了这个工作而且不能马上找到新工作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年老体衰了呢？”与许多工人不同，法纳雪夫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处境；他热爱读书，而且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甚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作为技术精良的金属工人，他拥有该市数一数二的高薪，还设法在该市较为高级的社区附近找到了住处。他甚至还用部分收入购买了一种叫做自行车的新潮玩意。10
1902年秋季的某一天，法纳雪夫（当时还在学骑自行车）骑车拜访住在聂瓦河(Neva River)对岸的朋友和同事斯特帕诺夫（Stepanov）。法纳雪夫在几次擦伤手和膝盖，还撞到一位苹果小贩之后，终于到达了朋友的住处。他被介绍给一个叫克拉朵菲可夫（Kladovikov）的人，克拉朵菲可夫告诉了他一个正在工人中酝酿的计划：组织和莫斯科类似的互助基金。克拉朵菲可夫邀请他参加下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步，法纳雪夫走上了一条使他和成千上万圣彼得堡工人一起，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公然对立的道路。11
祖巴托夫为圣彼得堡的工人社团招募的领导者之一就是沙邦，沙邦几年前在丧妻之后从家乡省份来到首都。沙邦来自农民家庭，对在城市里遇到的穷人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他在神学院学习期间还曾在孤儿院工作。他在城市弱势群体中的声望与日俱增，最后引起了祖巴托夫的注意。12
沙邦具有超凡的魅力和复杂的个性。他的个人魅力使他赢得了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信任——从沙皇的官员到煽动反对沙皇的人。他的讲道可以令人感动得落泪，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内心的光芒”。他慷慨大方地对待在祖巴托夫的社团中遇到的工人，没有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沙邦的激情不受有节制的使命感的控制。他的个性冲动而善变，这使他经常背叛他说服别人给予他的信任。13
沙邦成为祖巴托夫的社团聚会的常客，他不但细心聆听，还鼓励工人说出心声，有时还会加以评论。到1903年春天，他已经与包括法纳雪夫在内的几名重要成员成为朋友，法纳雪夫敦促他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沙邦谢绝了，圣彼得堡许多工人也对当局感到怀疑，不敢参加在警察的控制之下活动的组织。到了1903年底，该社团濒临瓦解。但是沙邦和法纳雪夫等人却忙着成立了一个名为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及磨坊工人协会（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的新组织。
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一样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认为这或许会转移工人对劳资矛盾和革命派的煽动的注意。但是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沙邦说服官员相信警察线人在场会使工人不敢参加圣彼得堡的社团，他们同意让警察退出工人协会的日常活动。沙邦全权负责监督协会事务，并保证将工人的精力引向有益的方向。14
神父最初可能没有政治意图。他曾与该市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打过交道。后来他说：“他们开始信任我，一些人向我坦承自己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我当时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变革。”工人协会背后的驱动力是爱国主义，他在交给警方的备忘录中解释道：“基本思想就是在工厂和磨坊工人中间筑一个巢，”他告诉他们，“如此一来，健康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雏鸟便会展翅保卫他们的沙皇和国家，帮助自己的工人同事。”15
工人协会的领导者被称作“责任圈子”，多数是技术精良、已婚和相对富有的金属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业区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协会成员们拿来了家具和书籍，还找来一架便宜的钢琴，挂上沙皇的肖像。有些晚上这里开会，另一些晚上则有讲座、音乐会或舞会，有时人们只是闲坐看书或下棋。协会还组织了一个互助基金，并且在劳资纠纷中代表会员出面交涉。不过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不同的是，协会避免罢工。表面看来工人协会完全不涉政治，证明官员们对沙邦的判断力和可靠性的信任完全正确。16
不过，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种自助活动的表象下面的真实情景，一定会感到震惊。虽然沙邦早期的观点在对沙皇的个人忠诚和反对独裁之间摇摆，但使工人协会卷入政治的鼓动者却另有其人：卡列林（Aleksei Karelin），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以前为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Marxist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SD） Workers' Party）党员，19世纪90年代曾经遭到逮捕和短时间流放。卡列林和他的伙伴们对社民党的策略早已不抱幻想，他们欢迎工人协会所提供的在合法的外衣下不用担心警察骚扰地接触工人的机会。他们把多年来的组织经验和法纳雪夫所说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带到了该市的工厂工人中，当时沙邦并不喜欢这种影响。17
在最初的猜疑之后，沙邦终于像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一样赢得了卡列林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信任。晚上十点左右，责任圈子的会议结束之后，沙邦会邀请包括卡列林一伙在内的少数工人去他的住处，他们抽烟、喝茶、聊天。在这些午夜聚会上，沙邦流露出逐渐向这些在工人协会中担任关键职务的新成员的颠覆性政治观点靠拢的倾向。18
1904年三月，沙邦邀请卡列林、法纳雪夫和另外两名工人协会核心成员到他的住处，要求他们发誓保密，然后拿出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俄罗斯帝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纲领。政治诉求包括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立即特赦所有因为信念而遭受折磨的人”。社会诉求包括工会合法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人参与起草社会保险法和为农民重新分配土地。这正是卡列林一伙一直敦促沙邦拟订的纲领，它成为工人协会的“秘密纲领”。19
“痴人说梦”
“秘密纲领”在工人与在圣彼得堡发酵的更广泛的反对力量之间建立了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报刊和其他严肃的论坛上委婉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但在1904年，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权的另外一些潜在反对者。这一点在教育工作者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变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两次会议向学生和工人开放，会议迅速变成了政治讨论会。发言者呼吁公民自由和组建工会的权利。结果警察解散了教育大会，逮捕了组织者，而医生大会则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与会者对被迫提前散会感到怒不可遏，对试图压倒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军乐队扔椅子。20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代表们正在抵达首都参加解放同盟（Union of Liberation）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同盟是富有的贵族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多年来，贵族们一直试图让地方议会（zemstvo）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他们的所有请求，还将其称之为“痴人说梦”。不过，徒劳的努力会导致手段的改变，许多从前的革命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准备加入这一新的运动。解放同盟刊物的宗旨里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联合。”21
1904年的两起事件有助于激起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的变革愿望。一月底，日本袭击了俄国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使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到达顶峰。战争几乎立刻给俄国带来一连串丢脸的败仗，暴露出军事技术的落后和指挥官的无能。原本已经对政权的冥顽不灵和高压统治深感灰心的舆论，现在更是紧咬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不满情绪不断走高的气氛中，恐怖分子于七月暗杀了不得民心的内务大臣普列韦。接替其职位的梅斯基王子（Prince Sviatopolk Mirskii）认识到政府和该国精英之间敌意的裂痕不断扩大，他深感政府必须与温和派“和解”。有关梅斯基的和解态度的传言唤起了民众对改革的希望，而他放松对公共活动的控制也给了自由派畅所欲言和进行组织的新机会。在这个新近扩大的政治舞台上，解放同盟人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22
反对派在以代议制立宪政府的单一诉求扩大了队伍之后，现在开始邀请地方议会的杰出领袖来推动这一主张。第一届地方议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设立有实权的国会，而这与独裁政治的本质完全相悖。23
为了使运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给异议活动提供掩护，解放同盟人士从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宴会，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其中一场晚宴：“参加人数超过600人——作家、律师、‘地方议会的人’，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有直言不讳的演讲，与会者一同高喊‘打倒独裁！’‘制宪会议万岁！’和‘给我们宪法！’……气氛热烈，非常民主。”各地的宴会强化了变革的激情，还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无拘无束的演讲。24
解放同盟影响到了右翼的温和自由派，还有它的天然支持者城市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又把手伸到了社会主义者当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同盟致力于实现充分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宪政改革纲领。到年底时，解放同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代表俄国社会广泛的阶层，包括该国许多德高望重的公民了。25
尼古拉二世对日益增多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整日沉浸于宫廷庆典和琐碎的行政事务，而且由于他惯于根据个人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亲疏来任命官员，政府的政策也就经常跟着大臣得宠和失宠来回摇摆。不过他的内政大臣却非常关注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梅斯基告诉沙皇：“就我看来，大多数善良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俄国的法制，宗教宽容和参与立法工作，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的法律或者根据某位部长的臆想发布法律。”他于十一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改革措施，建议扩大地方议会选举的范围，取消对出版物的事前审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都不足以瓦解沙皇的统治基础，但是足以分裂反对派，平息政治改革的呼声。26
不过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最终发布的谕令与梅斯基的建议相差甚远。谕令没有保证进行改革，只是含糊地承诺愿考虑进行若干变革，而且只字未提议会的事。沙皇坚决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次日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威胁说，如果再有公众骚乱或反政府示威就要进行镇压。梅斯基提交了辞呈并且告诉沙皇：“治国而无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27
十二月的谕令不仅把温和派及其对有序渐进地改革体制的希望拒之门外，也暴露了解放同盟的策略的局限性。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德高望重的公民的想法置之不理，只要他坚决反对任何削弱独裁权力的企图，那么无论抗议声音有多大，表达得有多么清楚，仅靠抗议都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仅仅反对独裁制度是不够的；反对派必须推动政权进行改革。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及自由主义反对派都未能察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他们脚下快速形成，这股力量就像出乎意料的冬雪消融一样，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他们脚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国都听见”
与律师、教授、地主和知识分子们引人注目的异议活动相比，沙邦神父和朋友们建立工人协会的工作很难掀起波澜。不过，工人协会在水面之下迅速发展：到了秋天，协会已有超过7,000名会员和11个地方分会，都保持着非政治的外表——其实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淹没了工人协会。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解放同盟、地方议会和晚宴活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法纳雪夫写道：“这一切都成了工人协会各分会完全合法和令人满意的宣传煽动材料。”解放同盟成员到工人协会来演讲，其中有几个人私下会见了沙邦。卡列林一伙和自由主义者都在推动同一件事：工人必须参加反对独裁的运动。28
11月28日晚间，在士兵们血腥攻击示威学生之后，包括工人协会地方分会领导在内的大约三十五人挤进沙邦那憋闷、光线昏暗的寓所里。神父向他们介绍了“秘密纲领”，然后要求不赞同的人退出会议并保守秘密。留下的许多人希望采取直接、激烈的行动，而不仅是发声明或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但是大家都同意一点，”法纳雪夫回忆道，“如果工人们要发声，那就不该只让政府听到，而要让全俄国都听到。”于是他们决定由沙邦来起草请愿书内容并策划公开呈递的方法。29
沙邦寓所中的会议带来的更多是讨论而不是迅速的行动。但很快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摊牌。十二月初，四名在俄国第一大工厂普提洛夫金属工厂（Putilov metal factory）工作的工人被解雇或受到解雇的威胁。沙邦将其视为一项挑战：如果他不能让工人复职，组织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还可能遭到其他专横行为的打击。十二月的最后几天里，工人协会领袖拜访了该市的首席工厂督察、普提洛夫工厂厂长和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另外两人都用十分粗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的制裁手段：罢工。30
在1月2日星期日这一天，6,000名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在工人协会纳尔瓦（Narva）分会开会，投票决定次日罢工抗议解雇。到了星期二，他们已经关闭了工厂，使超过12,000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是：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来监督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停止加班和免费医疗保健。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者开始走访其他工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超过400家工厂的1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31
工人协会领袖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还可以采取攻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新主张。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由于又一次军事挫败——旅顺港海军要塞的沦陷——的消息刚好传到首都，政府的威望跌至新低。1月6日星期四，沙邦宣布了他的计划：他将率领一支和平但庞大的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前往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冬宫外的宏伟广场，在那里向沙皇本人呈递请愿书。游行将于1月9日星期日举行。32
沙邦的请愿书全盘纳入了“秘密纲领”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民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八小时工作制。沙邦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加入了一条更进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要求：一个由普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议会。这项主张反映了沙邦过去一年的思想变化——在卡列林一伙、自由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的影响下——而且与解放同盟的民主政治秩序目标非常接近。33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办公室成了罢工的神经中枢。在法纳雪夫所负责的维堡（Vyborg）分会，一群又一群罢工者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工人协会会员则帮他们起草要交给老板的罢工要求。星期四，分会领导人开始告诉人们游行的事，并且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同请愿书一起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工人协会会员与罢工者混在一起，鼓吹把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与更广泛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结合起来。法纳雪夫等工人协会领导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在会员中进行的谨慎的政治游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34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种激动的情绪感染着参加城市各处的室内会议的罢工者和工人协会领袖。一位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描述一次会议时写道：“会议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宗教般的迷狂气氛中，成千上万人连续几个小时人挨人地站在燥热、密闭的会场里，如饥似渴地聆听工人们毫无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会上，演讲者问群众：“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受我们，也不想读我们的请愿书——我们该如何回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35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计划举行游行的消息星期四才传到政府。沙邦预先把请愿书寄给了许多官员。沙皇的大臣们决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接受请愿书；事实上他已经离开首都，前往附近沙皇别墅的皇宫。他们还决定不宣布戒严，因为财政大臣正在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洽商一笔急需的贷款，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吓跑金主的事。相反，政府计划展示军力，用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路。他们安慰自己说，游行者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拦就会撤退，既不用让步，也不用流血。政府于星期六发出警告：“不容忍街头集会或游行……为防止群众骚乱将依法采取果断措施。”36
星期六晚上，沙邦与法纳雪夫等人开会商讨准备工作。沙邦担心革命派会试图改变游行的目的，携带红旗和激起暴力。因此他们决定禁止携带武器，以免给政府暴力攻击游行者制造借口，沙邦当晚撰写了一封致沙皇的信笺，向沙皇保证亲自接受请愿书不会有任何危险。游行领导者还制定了发生暴力事件时的应急计划，并要求卡列林的妻子组织工人协会的女会员照顾受伤者。最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合影。37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以殉道收场，因此交换了亲人的姓名，以便在罹难时有人通知家属，还写下了诀别信。工人协会主席瓦西列夫（Ivan Vasil'ev）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纽莎（Niusha），如果我没有回来，如果我被杀害了，纽莎，请不要哭泣……把瓦尼乌拉（Vaniura）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他们也为其他游行者的牺牲做好了准备。法纳雪夫所写的关于周六晚间聚会的文章说：“大家都承认他们对过程中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没有人怀疑”当局会使用暴力。另一个人写道：“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好过百年的痛苦。”38
“全民抗争的开始”
星期日，法纳雪夫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喝了一杯茶后向家人道别，然后在清新凛冽的空气中出发前往维堡分会。他到那里时已经有一大群人等在分会办公室了。他吩咐在十一点之前到达的人自行朝冬宫广场进发，这样他们就能在军队封锁聂瓦河上的桥梁之前抵达那里。中午时分，他和数百名十一点之后抵达的工人开始沿着德佛兰斯凯亚大街（Dvorianskaia Street）向冬宫进发。
他们走到街尾就看到步兵和骑兵等在那里。当他们走到500步之内时，一声信号响起。雪亮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骑兵们冲过来，把游行者驱赶到十字路口。人们或翻蔷，或夺门而入，逃进路边的院子，院子里挤满了寻求庇护的工人。骑兵经过后，法纳雪夫发现还有大约二十个人倒在街道上，还在匆匆往路边爬，帽子鞋子丢了一地。不久，骑兵又掉头再次向街道冲锋，用军刀刀背将仍然留在街上的人打倒。大约十分钟之后，人们发现军队显然已经开往其他地方时才离开院子。许多人回了家，但法纳雪夫和其他人转身继续朝广场行进，有些人则穿过冰冻的聂瓦河以避开进一步的冲突。39
与此同时，沙邦正带领着最大一支游行队伍从工人协会纳尔瓦分会出发。在横跨塔拉卡诺夫卡河（Tarakanovka River）的桥上，他们遭遇到因听说有革命行动而刚刚抵达城里的伊尔库茨克第93步兵团（93rd Irkutsk Infantry Regiment）。士兵们原本就紧张，当他们看到领头的游行者不顾警察让他们后退的要求，反而手挽手向军队前进，就更加紧张了。一位罢工者日后回忆道：“一开始，群众向广场行进，然后看到士兵准备动枪，领头的游行者便开始跑向他们，群众紧随其后。军号响了三次，士兵们两次向天开枪。群众还在跑，眼看就要到达桥梁的入口处。这时第三次近距离齐射击倒了举旗者……到处都能听到哭喊、哀号和呻吟声……由于场面过于混乱或者指挥官残忍无情，两个连的士兵又交替向人群开火七次，直到子弹用光为止。”人们四散逃到附近的街道上寻求掩护，留下数十位死者和伤者倒在血泊中。沙邦震惊了，他喃喃自语地躲藏起来，那天晚些时候，他剃掉了自己的长发和胡子，辗转来到作家高尔基的寓所。40
全市各地的游行队伍遇到军队之后都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两点之前抵达冬宫广场，站在那里等待沙皇。大屠杀的消息和沙邦被杀的谣言传开之后，愤怒取代了期待。两点的钟声敲响了，沙皇没有出现。军队终于开始清场，他们向示威者开枪或用鞭子和剑背抽打他们。暴力冲突持续了一天一夜，多数发生在冬宫附近及河流对岸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Vasilevskii Island）上。41
政府在血腥星期天的暴力行为，不仅使沙皇热爱人民的说辞成了一句空话，还造成了革命派的煽动无法造成的效果。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统治者听到他们的正义呼声，并且为他们采取行动，现在这些希望已被粉碎。没有人在表达义愤时比沙邦神父更加直截了当。星期天晚上，高尔基带着剃掉胡子的沙邦参加自由经济社（Free Economic Society）的会议，众多知识分子齐聚一堂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高尔基站起来发表了沙邦的声明，声明说沙皇和人民之间隔着他们同志的鲜血。接着沙邦自己高喊：“和平手段已经失败！……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其他手段！”在呼吁大家捐款支持工人的斗争之后，他被认了出来，会议陷入一片混乱，沙邦从后门逃跑——然后流亡海外，不再参与他所促成的运动。42
1月9日之前，反对沙皇主要是有政治意图的人们的话语。但是从那一天起，政府和反对派都要开始考虑一股全新、不可预测的力量：活跃的全民反抗运动。冬宫游行改变了一切：大众对独裁统治的服从已经破裂，国家即将开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动乱。在组织者眼中，游行是一项胜利：沙皇的荣耀与合法性如他们所料“淹没在了血泊中”。但那天参加游行的男女并未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更多深义，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仅是一项要求正义的卑微请愿，而不是以命相搏的故意冲突。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一场运动。
沙邦的工人协会还有另一项持久的影响，但在1月9日，步枪齐射和骑兵冲锋的声音仍在人们耳中回响的时候，这项影响不易被人们察觉。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已经获得了独立行动的经验，这与独裁统治之下旧的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在那一年里，首都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将以其为基础发展其他组织，并经常与教育水平更高的人们合作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工人协会也产生了几位胸怀壮志、口若悬河的人物，例如后来在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列林。当工人协会成了一种记忆时，它所培养的思维习惯和领袖仍然是新的人民运动的中坚。
尼古拉二世无法区分国家的危机和他的个人事务，把一切都概括到一段简单的日记中：“悲惨的一天！圣彼得堡发生严重骚乱，因为工人想前往冬宫。城里数个地区军队被迫开枪；许多人伤亡。天啊，多么令人悲痛心碎！妈妈从城里直接去了教堂。与大家共进午餐。与米莎（Misha）一起散步。妈妈待了一晚。”43
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沙皇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认识到连接他和他的臣民的忠诚纽带已经断裂。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被“一小撮恶棍”带坏了，只要他的政府更加坚定，就能避免混乱。于是尼古拉二世任命以铁腕著称的军人特列波夫（Dmitrii Trepov）为圣彼得堡总督，还给了他与戒严令相配的权力。特列波夫试图通过逮捕罢工组织者和工人协会领袖、取缔报刊和在发生罢工的工厂驻军来恢复秩序。这一切都强化了血腥星期天所传达的信息：碍人民的事的正是这个政权。44
不过尼古拉二世至少还有几个顾问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安抚性的姿态来重建人民对慈爱的“沙皇父亲”的忠诚。梅斯基和农业大臣尔莫罗夫（A. S. Ermolov）督促沙皇表达他对工人福利的关心。财政大臣还补充道，如果沙皇不理会工人的不满并平息首都的动乱，将有损俄国对外贷款的信用。
尼古拉二世同意做出姿态。他精心挑选了三十四名观念保守的工人，邀请他们到沙皇别墅做客——他们必须站成一排接受脱衣检查，然后聆听沙皇讲话，沙皇警告他们不要再参加任何骚乱。沙皇特赐洪恩道：“我相信劳动人民的荣誉感和他们对我不可动摇的忠诚，因此我将赦免他们的罪行。”除了这个厚颜无耻的举动之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有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参加的新委员会，来调查首都的工作条件——2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大臣和家庭的压力下，不情不愿地给予个人和机构向内阁请愿的权利，还宣布了一项关于选举议会的语焉不详的计划。45
如果沙皇按照梅斯基的建议，早在十二月就发布这些改革措施，他或许还能多少赢回一些知识精英的忠诚。但是到了二月，即使是温和派也对这样的变革感到不满了，而政府在认为工人代表要求过分而撤消了委员会之后，也浪费了温和派所给予的一切有利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危机虽然能迫使政府做出反应，却无法使其做更多的事。
正在沙皇犹豫不决之际，俄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工骚乱浪潮。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城市，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还要求管理者给予更好的待遇。他们在挑战雇主时不顾禁止罢工的法律，因此首先冒犯了国家。工人公然反抗这个禁止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政权，罢工的规模和涉及的地区前所未有。一月份总共有超过400,000名工人参加罢工，二月份有将近300,000人参加罢工。46
对高压统治的反抗在二十世纪俯拾皆是，只要大众最初对现状的不满遭到镇压，就会给政治怒火火上加油。改变国家统治方式的运动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经过精心组织。但是游行一旦开始就很难遏止，除非产生分裂，受到安抚，或者取得最终的胜利。1905年一月游行前往冬宫的俄国人，以其大胆的目标和手无寸铁前往权力中心的行为改变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主动权不再握于沙皇及其大臣手中。现在人民开始决定变革的进程。
冲突纷起的帝国
1905年春夏，整个帝国的人民开始反抗管制其日常生活的统治阶级。高层次的抗议和对政治改革的高远要求并未减少，但最激烈的冲突所针对的问题都是独裁制度的基层，而不是高层的各部门。无论是地主和雇员，还是地方官和军官，都发现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了下层的攻击。
在这期间，当局仍然被惰性所控制。沙皇不愿进行重大改革，而他的士兵和警察也无法压制住人民。对日战争的最新两次挫败——陆上的奉天会战和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s）海战——只是加深了政府的无力感。对马海峡海战尤其令人深感耻辱：在经过数月的航行之后，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Baltic Fleet）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军覆没，和谈随即展开。
在这种失败的气氛中，士兵无心执行任务，尤其是在上级要求他们恢复工厂区和发生农民暴动的住宅区的秩序时。某些部队的士兵还参加政治集会，阅读革命宣传品，反抗思想横溢军中：一个步兵团百般阻挠政府逮捕一名士兵，一个步枪连拒绝进行射击练习，直到政府释放一名被监禁的连队成员。47
军队、城乡、俄国的心脏和帝国的边陲爆发动乱的原因不止一个。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不满。士兵的薪饷过低，以至许多人不得不出售部分面包才能勉强生活，放假的士兵不准乘坐火车的头等和二等车厢，不准上酒吧或餐厅，甚至不准进入部分街道和公园。农民对必须支付的税收及自己与当地贵族之间在拥有土地上的巨大不平衡感到愤怒。帝国的非俄罗斯民族则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居于附属地位感到不满，并且要求自治。48
这些不满都存在已久，它们之所以同时爆发出来，是因为异议分子现在所面对的政府由于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残杀自己的人民而声名狼藉。人民不再信任沙皇，他的将领也因战败而蒙羞。国家的老舵手面临着一片遍布冲突的汪洋。
2月8日，处于帝国的农业心脏地带的库斯克（Kursk）省的农民开始暴动。成百上千的农民以教堂的钟声和篝火为信号，推着推车，成群结队地前往当地的庄园，闯进仓库运走谷物，然后根据各家要供养的人口数来分配。49
2月18日，政府宣布格鲁吉亚进入戒严状态，并派遣了10,000名士兵进驻当地。偏远的古利亚（Guriia）地区的农民从1903年起就不听从任何政府当局的命令了。他们拒绝缴税，烧毁沙皇的画像；还杀死了几名官员（掘墓人拒绝埋葬他们，将其作为抵制行动的一部分）。古利亚地区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古利亚社会民主委员会（Guriian Social Democratic Committee）手中，该委员会每周举行公众集会，会议的特色是无拘无束的辩论。实际上古利亚早已成为自治的农民共和国。长期宣传不与国家权力合作的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给一位住在格鲁吉亚的追随者，告诉他古利亚人正在做的就是他二十年来所写所想的。托尔斯泰说，他们既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也不攻击当局，而仅仅是让自己独立于统治者。50
在赫尔松（Kherson）省的塔拉席诺（Talashino）村，农民们开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寄给圣彼得堡的政府。请愿书写道：“陛下，我们的要求十分重要！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农民承受着国家的各种苦难，各种错误：我们的祖先因为俄国的扩张而流血；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忍受着奴役，让特权阶级得以养尊处优……许多世纪以来，我们必须缴纳无法承受的大量捐税。”然后请愿书要求民主选举议会，公民自由，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地方政府和大赦政治犯。51
在主要纺织中心伊凡诺弗（Ivanovo-Voznesensk），超过30,000名工人于5月12日发动罢工。各工厂选举工人参加代表大会，代表罢工者出面交涉。代表大会拟订了一份要求清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产假，以及言论和结社自由，大会还组织了一支民兵，以免发生暴力。直到五月下旬，军队攻击参加集会的工人，鞭打多人并杀害若干人之后，罢工才转向暴力：工人连续八天暴动、抢劫，并且在街上与警察和士兵混战。罢工一直延续到六月底，雇主在当局的压力下做出了一点让步，疲惫不堪的罢工者才返回工作岗位。52
6月14日，黑海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水兵派代表向军官控诉他们吃的肉都长了虫。一位愤怒的军官开枪射杀了水兵代表。水兵哗变，杀死了几个军官，并且在船上升起了红旗。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担任指挥，当晚，波将金号驶进敖德萨（Odessa），这个重要港市当时正被罢工的狂潮席卷。波将金号的抵达激起了一场示威，接着演变为暴动、抢劫和纵火。官员宣布戒严，波将金号返回公海，最终在罗马尼亚靠岸，水兵在那里投降了。53
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层阶级都在围攻政府机关和大财主。这些行为多数是由于受到了国家暴力的刺激，许多暴力事件又促使当局进行镇压。但是古利亚共和国和伊凡诺弗代表大会的建立等事件也为激动不安的大众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工人农民在对雇主、地主或地方官员采取直接行动的同时，也要求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仍然是违法的，却是争取一席之地的最常见做法。工会常常在自发的罢工中形成。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开始罢工，以迫使雇主同意提高工资水平。但是当罢工由于该产业中其他工人拒绝配合而失败之后，组织者决定印刷行业中所有工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并于六月组成工会。一月至九月间成立工会的尝试总共有四十次之多，但多数都停留在只有少数几个核心活动家的阶段。54
这种全新的民众力量的潮流，也影响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1905年的头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作家、工程师、学者和兽医，都建立了全国工会，拟订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那年夏天，莫斯科的农民组织达到高峰，超过二十个省的农民开会选举了农民代表。代表们一开始在一所医院里，然后在一座谷仓里秘密开会，他们通过决议，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教会和皇室拥有的土地，建立国民议会。55
所有这些反对运动都已经超出了国家的镇压能力。虽然沙皇的密探和地方长官只要一发现罢工的组织者和其他活动分子，就毫不犹豫地加以逮捕，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控制帝国的每个角落。俄国单位人口的警察人数远少于英国和法国；举例来说，在农村地区，一名警察一般要负责2,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和50,000人。这个政权可能残酷无情，却不可能无处不在。
除了组织自己和躲避警察之外，反对沙皇的人还努力在没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动员民众的支持，在已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巩固这些支持。工人已经成为一支威力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力量，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动力的社民党人怀着满腔热忱来着手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在工厂散发传单和报纸，还投身于组织工会的工作中。不过，虽然其领袖和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所熟悉，但社民党的两大派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吸引到多少成员，也没有能够改变劳工运动的方向。56
自由主义者虽然声称与工人团结一致，但他们认为由于自己是杰出的男女，所以也是社会的天然领袖，因此可以指望工人会听从他们的领导。结果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仍然是“一群没有军士的将军”。57
不过，在俄国反对运动的春天和夏天里，军士并不缺乏。社会各阶层——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专业人士——都参与其中。报纸通过报道抗议活动和谴责政府来公然反抗审查制度。人们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未经批准的团体激增。面对这些，政府连基本的公共秩序也无法维持，普通犯罪猛增，流氓恶棍四处滋事，还迫害犹太人。简单说来，国家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反对派缺乏协调合作。跨越民族和阶级界限的全民组织始终没有出现。到了秋天，一种有价值但却迟来的整合不同团体、发起反对独裁制度的决定性运动的努力终于出现，并且为反对派赢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 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开 于 19-10-2010 17:13 编辑 ] |
发表于 7-10-2010 22: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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