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妮南 于 21-4-2020 14:31 编辑
方方武汉日记正月二十八(2月21日) 说到底,只有实事求是,及时调整各种误判,及时补上各种漏洞,才能真正控制疫情。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文/方方 封城第三十天。天啦,已经这么久了。今天的阳光很好,天气很暖。很让人有出门踏青的冲动。以前老汉口的人喜欢到后湖踏青,拎着竹篮,装上点心,坐着黄包车就去了。现在的三镇,大多湖边都成了公园,处处都是可以踏青的地方。黄花涝的湿地,每到春天,摆拍的和放风筝的人,一望无边。还有东湖满园的梅花,这一回真的是凌寒独自开。近日怕是已经在寂寞和清冷中谢了吧。这里,姑且怀想一下吧。 人们都有点憋不住(可怜那些正处于贪玩年龄的孩子!),实在可以想见得到。只是很遗憾很无奈,以安全计,以生存计,以长远计,现在的我们还得关门闭户地等待。在这场疫情中,我们能帮上忙的,大概就这一件事。 昨天的数据,新增病人断崖式下跌,曾引发民众大讨论。我的医生朋友已经告诉了我,这是算法不同导致。修改算法,无非数字上好看点。但让人意外的是,今天官方便及时纠正了这种新算法。显然,数字上的好看,于抗疫并无意义。只是官方修正得这么快,莫不是真的在改变作风?说到底,只有实事求是,及时调整各种误判,及时补上各种漏洞,才能真正控制疫情。 新的主政领导到来,湖北的抗疫方式,一改前面的拖沓和低能。疫情局势在大刀阔斧中,明显扭转。所取对策,似乎也管用。在病毒之前拦截它,而不是被它拖死,抢时间很重要。尤其武汉,这些天的办事力度,很有点短平快的打法。人们从诸多视频诸多信息中,也看得很明白。 但有时,我也会觉得领导们尽量不要把话说得太猛。百姓既然信任政府,就会给他们以时日,而领导作决策,也要给下面办事的人以时日。太急了恐怕无益。比如说,以拉网的方式,对武汉进行全面排查,这个非常重要。通过这个办法,将所有确诊、疑似、发烧、密接四类人员全部找出。但是,只给三天时间,是否能够办到?这恐怕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武汉有多大,城区结构有多复杂,非小区居民有多少,以及城乡接合部有多混乱,就算让办事人员三天跑一遍都很难,更不说细查。可是如果三天奔了命也做不到呢?就要撤区长。区长呢,层层撤下面的小官员? 今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老头,任你怎么跟他做工作,他就是犟着不愿隔离。武汉历史上是个码头起家的城市,平时散漫惯的人很多,刁民也不老少。这个老头应该还不能算刁民,只是有点犟而已。比刁民更多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根筋犟人。我们看到,视频中警察没办法,只好使用强行手段将犟人带走。从耐心说服,到强行带离,这一过程要动用不少人,更要花费不少时间。三天,够吗?我很担心那些区长们,不知道三天后,是不是被撤的一个都不剩。但愿,主政领导只是想重槌敲山鼓,并非情急下陡坎。 时至今日,坏消息还是接连不断。我也无法做到报喜不报忧。这些坏消息,自然是死亡。死神一直在我们中间晃荡,天天都能看到它追逐的身影。29岁的彭银华医生昨晚去世。他原本初八结婚,疫情来了,他延迟婚礼,参与到一线。然而,他却不幸被感染,又不幸离世,从此,他再也不能迎接他的新娘。这么年轻,风华正茂,实在太可惜了。而更坏的消息是大面积的感染。以前有个段子,还配了图,说监狱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今天传来的信息是:全国多家监狱服刑者被感染,感染他们的是狱警。太糟糕了!监狱里有些人本来就有反人类倾向,治疗起来,怕是也麻烦。微信询问医生朋友,回答说,是要麻烦一点。顺便又问一句,那现在还是在朝好方向走吗?医生朋友说,趋势向好,但是很缓慢。 另有一件事,我也要特别记录在案:武汉一位叫肖贤友的病人去世了。临终前,他写下两行共十一字的遗言。但是,报纸宣传时,却用了这样的标题:《歪歪扭扭七字遗书让人泪奔》。让报纸泪奔的七个字是:“我的遗体捐国家”。而实际上,肖贤友的遗书还有另外四个字:“我老婆呢?”更多的百姓为这后四字而泪奔。临终前提出捐献遗体很感人,可是临终前剩下最后几口气,仍然惦记着老婆,同样感人呀。 报纸标题为什么不能写《歪歪扭扭十一字遗书让人泪奔》,而要特意去掉后面四个字呢?会不会编辑认为爱国家才是大爱,爱老婆只能算小爱?报纸是不屑于这种小爱的?今天跟一位年轻人聊到此事,他发了很多感慨,很不认同媒体做法。年轻人学会了思考是让人高兴的事。我说,官方喜欢上一行字,百姓喜欢下一行字;媒体爱事,百姓爱人,这其实是不同的价值取向问题。 不由想起前来救援的队伍,他们在出发前都有领导前去讲话。领导一般会讲三点。有一支队伍的领导说:第一是团队荣誉,第二是全力救病人,第三是保护好自己;而另一支队伍的领导则说,第一要全力救病人,第二是保护好自己,第三是团队荣誉。看看,都是领导讲话,三条内容也差不多,但把什么放在第一,便是他的价值取向。 还是说点自己的生活吧。我一般睡觉很晚,而我小哥平时都睡得早。可昨晚上,他却一直没有睡,网上留言说,你在写文章,我在团购。我奇怪他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团购。他说各种团购群,有的信息没看到,有的看到,就已经抢光了。宅了31天,东西基本吃光。小哥说,几天前他有点慌了。因为要封门,对面大超市在抢货,人挤人的。网上是晚11点半开抢。他早早就选好东西放进购物车,掐着点等到11点半去抢,但根本进不去。等进去后,所有东西都沒了。那一夜,他和嫂子都慌了。好在这两天买到了米面油药菜等,有的已拿,有的还在等。我跟他说:放心吧。不会让人没有吃的东西。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小哥住的小区,是汉口最危险的小区,很长时间危险度排名第一。小哥则属于身体不太好的人,一但被感染,后果十分可怕。所以我们都叫他一步都不要出门。在单元楼里宅三十多天,日子是相当不舒服的。 我比小哥可能幸运一些。一直有同事和邻居跟我帮忙。昨天,同事的先生突然给我送来几罐鸡汤,真是让我非常意外,但也笑纳了。同事的条件是:要在第一时间把我当天的记录转给她。对我来说,这是不是有点赚翻了?我当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作协的同事对我相当友善,他们中好多人,差不多是我看着长大的。这个同事就是。她来作协时,恐怕不到二十岁,又可爱又倔犟。转眼,也快五十了。 写到这里,同学群有人转帖:武汉将继续建19座方舱。这让我突然想起,前些天武汉植物园刘先生在我微博里发过一个留言。现在我将他的留言转到这里。刘先生建议:如果抗击新冠病毒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武汉封城太久又会影响国家的经济恢复,以及武汉人因封城所承受精神压力等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不如开启“江中隔离模式”。具体做法是:将长江中的白沙洲、天兴洲和退役下来的客轮等都派上用场。可容纳患者万人。除此之外,天兴洲的面积有22平方公里,略比澳门大2平方公里,澳门现住人口为约六十万。因此,在天兴洲建一个容纳十五万人的方舱医院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白沙洲和退役的大型长江客轮。如果能将武汉所有的患者都迁入江中,不让病毒上岸。那么,武汉就可逐步解封。武昌、汉口、汉阳可分期分批进行。如果嫌建方舱医院速度太慢,可先以十万个帐篷收治。总之,封城不是长久之计,国家受不了,百姓也受不了。 这是一个很大胆也很有意思的想法。但不知道在江心这样的地方,污水排放问题该怎么解决,而帐篷在寒冷的早春,是否能住得了人?这些我不懂,或许专家有办法? 现在,人们讨论经济恢复的时间,已经多于讨论疫情的时间。很多企业将面临倒闭,更多的人们,没有收入,也将面临生存问题。这些又直接关乎到社会的稳定。我们在把感染病人隔离起来的同时,也把健康人都关了起来。时间这么长了,所有附加灾害,必将接踵而至。已经听到不少人在呼吁:健康人也要活下去。 我是想不出办法的,只是纯粹作个记录。
方方武汉日记正月二十九(2月22日) 趋势在好转,但没有质的变化。疑似病人,数量依然很大。 蔓延难以控制,看来这真的是个难题 文/方方 天气依然晴好。也很暖和。躺在床上看手机。 第一个看到的便是网上一位武汉女性批评社区的录音。她脆嘣嘣的武汉话,噼哩啪啦,干脆利落。少有粗口,更有成语。引发人们爆笑,甚至追捧。我自己也乐得不行。这口音我太熟悉了,它应该是我青少年时代居住的江岸区二七路一带居民的方言。属于不太纯粹的武汉话,与汉口中心地带更地道更正宗的武汉话相比,略有差异。不过比我讲得好。不少朋友发了这个音频给听。我说,你们了解武汉女人了吧?这里面粗口很少,很讲道理,应该算是武汉的雅骂。 美好的天气,加上这顿痛快的汉骂,让今天的心情,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封城一月,再次接受中新社副总编夏春平的采访。访谈先在网上完成,下午他们过来照相,又闲扯了几句。文联大院门口值班人员很负责,尽管他们记者证什么的都齐全,但仍然要一一登记,并且测量发不发烧。我笑他们说,万一你们是暗访的呢?那我们岂不亏大了。夏春平这次不光送了口罩,还送了酸奶牛奶。回家后竟还发现有一盒巧克力。立即对同事说,哪天值班你过来拿一下,给你娃发个福利。平时我常把别人送的巧克力转送给同事的小孩。有一天那孩子突然说:我觉得方奶奶是活雷锋。这一说后,我就更乐意送巧克力了,可见理论铺垫多么重要。 送走夏春平一行不足半小时,远在美国的同学便转给我这份采访,上面还有刚刚拍的照片。真是把我惊讶到了。网络传播之快速,简直不可思议。我家的人几乎都是理工男,我受影响,已经算是很能适应高科技了,用电脑写作也早在1990年。但我依然跟不上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常常会被它的能量吓着。“今日头条”拉我加盟,第一天,我在他们的“微头条”中发了一篇日记。结果第二天的阅读量达两千多万,后来更是达到三千多万。真是把我吓死。对我这种适应了小众读者群的人来说,读者太多,反而会有恐惧感,觉得这事太不正常,差点就不想写下去。同学们使劲鼓励,这才坚持。 对于官方媒体的套路,我还蛮熟。采访问题很多,选用的回答很少。出于理解的原因,我还是尽可能详答,给他们以选择。好在,他们如果外加了其他内容,我坚持一下,便也能很通达地放弃,尽量尊重我的本意。总的来说,中新社的言论尺度相对稍宽,当然也足够谨慎。肯定不能像我在自媒体上那样放松和自由。比较起来,新浪微博的言论尺度是最宽松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在那个小框框里写,每次都是一气呵成,相当舒服。可惜,他们架不住那帮极左分子成群结队地投诉,由此封了我的微博。我给他们留言说:你们真是辜负了我对你们的爱呀! 今天医生朋友一大早传来他对疫情的看法。我在下午也询问了一下情况,概括如下:根据三天的数据,趋势在好转,但没有质的变化。目前疫情的蔓延,并未完全控制。疑似病人,数量依然很大。只是床位的压力减少了一些。多出的床位,来自两方面:一是出院,二是死亡。死亡人数,每日接近一百。 这是很让人难过的信息。武汉市的排查力度,已经够大,大到许多市民都有点吃不消。但是,蔓延却依然难以控制。或许正因为此,武汉才要再建19个方舱医院。床位增加了,让床来等人,以防病人由轻症发展到重症。医生朋友重复他以前所说的:早期拖延下来的重症和危重症病人,武汉还有近万人。所以,死亡数据很难降下来。危重病人呼吸困难,主要是解决呼吸问题,靠吸氧等措施。想起昨晚看到过财新记者的一篇文章,似乎讲的就是一根呼吸管赌生死的过程。 在医生朋友的谈话中提到这样一句:现在中药有一定疗效。这让我想起,曾经有网友留言,追问中药的效果如何。为此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医生朋友,因为他是西医方面的专家,我想知道,现在的西医专家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结果这位医生朋友说:现在很多医院的整个病区全部由中医医生接管,取得很好的疗效。当然中医也用西药及西医手段。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常明显,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刚开始,西医都竭力反对,各种嘲讽。现在效果出来了,所有反对的人都不吱声了。我认为,疫情过后,国家肯定会发力支持中医发展,他们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耀眼,有目共睹,西医不服都不行。中医便宜很多。我个人不懂中医,但从来不排斥中医,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西医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只有几十年,中医药有效是肯定的。上述话是医生朋友分好几段写的,尽管我归到一起,但全是原话。 我有个大学同学,在中医学院教书(中文系分到中医学院,教医古文?我也没问过)。从疫情一开始,他就认为,用中医来医治,一定会有好效果。而且从头至尾,他都在宣传和坚持这个观点。并且还很生气地批评武汉没有好好用中医。我把医生朋友的话贴在了大学同学群里。一个媒体同学看后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病毒在抢救中医啊。这话说得有点惊悚。 中医学院的同学果然回复道:真得感谢这次的病毒,让中医中药露了一把脸呢。中医思路与西医不同:“中医是给对方留活路,礼送出境,出境后死活自便(一般也活不成了)。西医是杀灭病毒,杀而不死就没咒念啦。”这是他的观点,有点意思,但我又觉得未免偏颇。他理解的中医很有哲学意味,而他理解的西医却似乎歪了楼。 晚上,同学群再次讨论中医问题。班上的中医黑也不算少。中医学院同学再次阐明观点:严格说起来,中西医没办法结合:理论层面完全不同,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现在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用中医的药,加西医的器材、设备和部分药物:各自发挥所长。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问题,甚至是冲突。 关于中西医的话题,我完全不懂,只是原话照搬。平时我自己看病,是以西医为主。但日常调理身体,却常用中药。比方,每到冬天,我都会用诸多中草药煮水喝。我把这种煮水方式介绍给我的同事楚风。她喝了之后,说感觉好多了。 写到这里,突然看到有消息说,早上的“汉骂”已引起各部门重视。区里领导、纪委什么的都登了门,而且中百超市也迅速整改,看来骂得有效果。还有朋友说,这个“汉骂”的英文版也已出来。我简直要再一次笑倒。 汉骂中,牵扯的均是杂事。说实话,时间久了,百姓的吃喝问题自然会非常突出。团购时间长了,模式也明显出现缺陷。各小区门口,每天都挤着取团购物资的人。而且,团购的东西不是一次到,有的小区要分好几次取。本来一天出门一次,结果团购后,导致一天出门几趟。同时,还有些居民颇难伺候,不只是买生活必须品,还要买整箱买啤酒什么的。让负责团购的志愿者们搬运起来累得够呛。没办法,管理是门科学,哪怕是柴米油盐诸类。但是怎么样更科学地管理,方对控制疫情有效呢?一个写小说的人,肯定搞不懂。 今天网上有个总结:第一批感染者是年前的;第二批感染者是挤医院的;第三批感染者是挤超市的;第四批感染者就是瞎团购的。 医生朋友说,蔓延难以控制。看来这真的是个难题。
方方武汉日记二月初一(2月23日) 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文/方方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大晴天》。内容说什么,早已经忘光了。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不料,昨天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开得如此明丽鲜艳,一种隆重的在场感。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四十出头而已,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导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冒天大之大不韪,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