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痴：二十八岁开始思考 我看到真相 / 天堂桌子

太阳花开

张先痴：二十八岁开始思考 我看到真相 / 天堂桌子
2012-09-28 21:12 | 阅读(1056) | 标签: 天堂桌子读书会, 从刊第二辑, 作品展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献给张先痴的张先痴画像

——天堂桌子专访“右派”作家张先痴先生



本刊记者：顾乙、赵敏

参与访谈：赵敏、李文倩、冯玉熙、顾乙

地点：成都·新都·张先痴家

访谈时间：2012年8月10日



“我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坚持正义和公正的书写



成都这几天烈日当头，即便是清晨步行，没走几步就是一身汗。我们一行到达新都张先痴先生家所在小区外，正准备买点水果，却见老人早已在院门里等着我们，他赶紧劝阻，说没必要。



房门一开，先是张家的两只小狗热情地欢迎我们——不停地往我们身上蹭，把前腿往我们身上搭。客厅里挂满了各路名流的题字和赠画。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献给张先痴的张先痴画像



张先生精神矍铄，一坐下来便谈起来，全不像个七十多岁的老者。“我坐了几十年的牢，人生最美好的年岁都给毁了，”张先痴说，“我起初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向往共产主义的战士，但经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所经历的折磨后，让我逐渐认清那个社会的本质，不再抱有幻想……我想他们一直都搞错了，1957年错了，说我是‘右派’，其实我那时候是一个真正的‘左派’，1980年给我平‘右派’的反，又搞错了，因为我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右派’了。你看，这种颠三倒四真叫人哭笑不得。”他说到最后笑了，笑声中透着无奈、嘲讽。



前几年，张先痴以极大的毅力写完个人回忆录，命名为《格拉古轶事》，记录那段历史的荒诞和非正义，记录个人的悲欢。



“我只能说，我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我可以为每句话负责任。即便是在要活命而被逼写检讨写检举材料的狭窄环境里，我也不去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没有就是没有，绝不编造。”张说，他对那种受了不公正待遇便不顾一切添油加醋的写作，很难认同，因为你所反对的虚假你同时也在运用，这会影响你所声称的正义，而且你自己也还远没有跳出那思想的陷阱。张先痴的写作是非仇恨式的写作，只是记录历史的真实面相，因为仇恨很容易让人丧失理智。

张先痴夫妇



“他要是不回来接我们，他也去了台湾”——父亲记忆



张先痴少时是公子爷，标准的官宦子弟，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他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高官，中央警察总署副署长。“我那个时候经常进舞厅的，”张先痴笑着说，“我们家当时有两部小汽车，父亲开一辆，另一辆供其他家人使用。日本籍司机经常载着我去白崇禧在上海的司令部，那里有个大的游泳池，我常在那儿游泳，当然咯，身边也团着不少美女。而且我年少气盛，读了很多苏联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的是第一版，心中向往的是共产主义。”



1949年，国民党败退，张先痴父亲已到西昌，准备去台，只等接家人的车到。“当时我们的汽车走到乐山便坏了，日本籍司机说找不到汽车配件，他去西昌找我父亲。父亲把机要文件和在大陆买的股票叫他绑在身上，先到台湾去，交给陈诚，因为父亲是陈的老部下。他回乐山来接我们，结果半路上被彝族‘土匪’劫住，后来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了。”当时，很多国民党军官在情急之下都是带着小老婆去台湾的。他说：“父亲要是不回来接我们，稍微不负责任，他也去了台湾，像叔叔伯伯那样，尽管他没有小老婆，尽管他在外面也有女人。”张父最初是共产党，跟李先念一起搞共产主义小组的，1951年作为“血仇分子”被枪毙，当时《新华日报》还登了大幅版面。



留下来的张先痴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1957年被打成“右派”。



“我还想写”——艰难的写作



见到张先痴时，他戴着一副深色眼镜。《格拉古轶事》书稿刚写完不久，他便患上眼疾。如今他仍坚持写作，用放大镜在电脑上使用大号字写。写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张先生的夫人（杨文婷，我们称呼为杨姐）告诉我们，一天最多也就上百个字。在《格拉古轶事》后记中，张先痴特别引用了赵丹临死前的一句话：“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反正是要死了，不如一吐为快，这是赵丹们的信念和决绝，富有最后的勇气。出狱后的张先痴，已是四十六岁，自己最好的二十三年岁月都给毁了，他问自己：还有多少个二十三年？所以“我暗下决心，在六十九岁之前我必须完成这本回忆录。”他拒绝遗忘，采取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让后人了解历史真相。



张先痴告诉我们，前段时间跟几个“右派”朋友来往。他问其中一个为什么不写，那人说，我不怕什么，但是要顾及下一代。另外一个虽对过去不幸的遭遇表示愤恨，也痛恨暴政，但他马上又谈及自己儿子的官运，规划儿子的官道人生。张说他对二者都很不满，他们（当年的“右派”）当中很多人还是停留在情绪性抗议中，而缺乏本质的认识，还对这个体制抱有很多幻想，甚至是想去分一杯羹，真正是枉自受那么多苦。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是不是太偏执一端了，毕竟人家也有人家的考虑，自己不能拿自己的行为去要求他人。现在他只是写自己的，不去批评他人了，顶多是减少来往，对于不认可的，跟立场十分相左的，坚决不理便是。



“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写回忆录，等于是又折磨自己一回，把那些苦难从来一遍，有时候写着写着便伏案大哭。”但是，哭完后他又拿起笔继续写。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者，谈话相当平和，让你感受不到怨恨。他的谈话，让你体会到他无论是做人上还是思想上的正派，毫无阴私。他问了记者几次姓名，说怕忘了，也担心叫错。没有傲慢，十分和蔼。



张先生说他唯一的希望是活长点，能写更多的东西。这位早置生死于度外的历史见证者，在名片的背后拟好了自己的墓志铭：这盒骨灰的原料来自张先痴的尸体，他曾是孩子、是才子、是天之骄子；也一度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最终才是赤子、是刀子、是过河卒子；他咬牙切齿地恨了半辈子；又刻骨铭心地爱了半辈子。



我们十分期待这墓志铭的主人的下一部血泪之作。



从民国高官之子到共和国士兵



顾乙（以下简称顾）：张老师，您当时是怎么进部队的？您那样一种身份，父亲是国民党高官。



张先痴（以下简称张）：那个时候，四十年代末，根本不会管那么多，你是一个学生，是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部队，他欢迎得要命。还有我当时16岁，还很小，完全是一个娃娃，哪里想到其他，完全是一腔热情。



顾：当时纯粹抱着一种激情？会不会考虑家庭出身？



张：哦，完全抱着一种激情。然后我进了通讯社学了那个技术，然后就分配到凉山去。那个时候哪有啥子家庭观念，都是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我家庭出身倒确实是问题。1954年，中共中央就弄了一个十人小组文件，就宣布了，凡是直系亲属被镇压的，不能从事要害工作，不能入党。又宣布了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几个条件，都一一划分了。但是我干那个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条例，而且当时我也确实是表现也很好，从事了这个工作。当然转业的时候包包都给翻了，怕你离开部队带东西走。



顾：你当时是何时参军的？1949年？



张：49年嘛，我都还记得是49年12月20号。



我这个还有些原因，还有些转折，书里面也写过，开始我也还不是。是因为我从小就酷爱文学，被共产党的特别是苏联的东西影响，解放前当娃娃我就看了在上海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是第一版。我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是中央委员，中央警察总署的副署长，我家里有两部卧车，一部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俘虏在开，一部是我父亲在开，我们家里有八姊妹，有时候要两部车才行。有时就开着车去白崇禧在上海的那个司令部（“华中剿匪司令部”）后面的游泳池去游泳。再加上我小时候又风流，身边有几个女同学跟到一起去，当然都是些官宦小姐，基本上都到台湾去了。



顾：当时你是那种一般的普通士兵还是？



张：不是，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军官，搞电台，称为机要工作，在部队里面是要害工作。那个时候给我们发的手册，封面上印的都是：如果你要牺牲了，首先把这个文件毁掉。我后来就想，我要死的时候怎么晓得毁。当然当时还没有这么想。现在回忆起来，可见当时工作机密的程度。

父亲为了我们“留”了下来



顾：为什么当时你没去台湾？



张：唉，这个说起来，这个是我最后一本书要交代的。我父亲是最后到西昌来接人的，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几姊妹坐着我家的那辆雪弗兰小卧车，开到乐山就坏了，找不到配件，我们那个司机，那个日本人中文说得很好，他没有办法，就找了便车，跑到西昌找我父亲。当时我的父亲在西昌，等蒋介石的飞机来接他，他就告诉父亲孩子他们那个车子坏了。这一点我是很肯定我父亲的，其实我父亲的朋友，包括《一寸河山一寸血》里面的那个师长彭于善（音），淞沪抗战打敌营战，我小时候就听他们摆过，他们炸日本人的坦克。他们都是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去了，我的父亲没娶小老婆，但是他在外面有女人这个我们晓得，当时武汉的小报登他的那些东西，我们看到的。



冯玉熙（以下简称冯）：你看那个时候的报纸管控好松，可以随便报道中央委员这些花边新闻，呵呵。



张：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我的父亲就让他的那个司机小林（小林少雄）把他的机要文件和重要的东西，还有我们家原来的那些股票带到台湾去交给陈诚，因为我父亲一直是跟着陈诚的，我父亲跟他关系特别好。我父亲就步行，带着两袋古钱币，准备到乐山来接我们，结果走到半路上被彝族的抓了。彝族的那些大家喊的土匪，都有枪，就把他抓去，当卖娃子，不过他很狡猾，就没有卖，关起来逃跑了。不过两袋古钱被抢去化了烟杆那些东西去了。要是现在剩下来一袋留给我们嘛，我们也好过得很嘛。



他就只身回到乐山，那个时候已经解放，已经走不脱了，他也曾经想走。因为彭于善的大老婆还留在重庆，我以后参军后去找过她，我父亲也见过她。后来走不脱了，走不脱就抓住了，枪毙。枪毙四十几个，我父亲是头人，而且《新华日报》登了，那个报纸我那个在四川音乐学院的妹妹保存到现在，但是找不到了，我气得要命。其实我父亲最早也是共产党，他是跟李先念他们在一起搞的，后来我在网上搜到以前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有他。我是想，我父亲如果稍微对家庭不负责他就走了，就像我那些叔叔伯伯一样，到台湾去，带个小老婆，多得不可胜数。和我们一起长大的，都到台湾去了，后来还是了解到他们的下落。



还有一件事。我进看守所的头一天我梦见我父亲，他走到我的前面，他突然回过头来狠狠地恨了我一眼，就这么一个场面。我认为他是在告诉我，你现在是非常危险的。



顾：你们是一家都留在大陆？



张：是，都留在大陆。



被打成“右派”



冯：而且是陈诚的亲信的话，若去台，情况可能不会像在大陆这边这样。



顾：那留在大陆的话，因为你父亲的原因对家庭肯定有影响，（张：那当然），对你工作更会造成冲击，那反右之前有没有（是否已经开始遭受冲击）？



张：反右之前我是干要害工作的，觉得无所谓。当时我自己又爱写文章，报刊上啊那些文章都是在歌颂共产党，想都没想过要反党。我只记得57年以后，我是南充市文联诗歌组的组长，那个时候写稿子，也发表了一些。现在看起来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有一首长诗，在四川的那个《草地》杂志上给了我相当大的篇幅，那个时候稿费高得很啊，那个时候中央级的报纸是一块钱一行字，特别是那个楼梯诗，一段一段的。那篇稿子我得了七百块钱，那个时候七百块钱好吓人哦。



顾：最后反右的时候你是因为一些文章和言论受影响还是家庭原因？



张：想我那个家庭出身，平时又喜欢鸡叫鹅叫（受访者原话如此），口出狂言，迟早是要挨批斗的。有次我跟我一个好朋友说，你以为那个县委书记有好了不起，把所有的文件拿给我看，我都能搞得下来。这句话要是县委书记晓得，不把你弄死。



“我是劳改幸运儿”



张：我是劳改幸运儿，在劳改队当班长，一般地说像我这种重刑犯，又是个文化人，是很容易挨整的。但是进入雷马屏农场后，大概不到三四年，有一天犯人在集合战队的时候，原来一个在给我们司令员当警卫员的叫滕德恩的，那时我眼睛哪里会看到他身上，他认识我，我对他是只有一点点印象了，以前他在司令部站岗的样子。后来他转业就来了劳改队当指导员，他老远就把我看到了，指名道姓把我要到他机关。当然只要我一个人，其他人会怀疑，他就要了十个，把这十个犯人都调到他队上去。



劳改队的干部对犯人讲话，有个专用词叫“训话”。他讲完后，把其他九个人都喊走了，把我留下来，我心里一阵诧然，这是啥子意思？我仔细一看，才想起原来是站岗的那个老几。他说，张先痴，你是咋个儿搞起的咹？这话就不像一般的话问的，我就不谈，也说不清楚，怎么整去劳改，怎么当了右派。这个是说一辈子都说不清楚，我就不开腔。他就对我说，少说话，再也不能跑了。以后偷偷摸摸他还要给我送一包香烟。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那样的制度下，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他也不一定那么坏。



后来还有一个人，一个彝族队长对我更好，他本身是少数民族，因为我以前在凉山，我就收集了很多彝族的民歌。而且我也愿意接受新事物，和彝族关系非常好，还学了很多彝话。这个彝族队长给我摆起龙门阵，他们的奇风异俗我都知道，而且我们进军之前，就要发一个本子，哪些是不能在彝族面前犯的错误，包括在任何彝族姑娘面前放个屁，姑娘都要自杀，就要吊颈。汉人在你面前放了一个屁，你还能嫁的出去，过这一辈子吗，所以要上吊。像这些我们都是明文规定了的，像这些奇风异俗我跟那个队长摆起来很投机。我还有一个彝族名字，还唱得来很多彝族民歌，这个队长对我也非常喜欢，所以说我是劳改幸运儿。



在他面前我占了些便宜是一般人没有的，比如打农药，打农药是很恼火的，要接触到很多有毒的药水。我想滚你妈的，老子一个人在山上给你倒了，没有受这个药的毒害，绝大部分药我都倒在了那个林子里面。但是有一种药是非打不可，就是那类虫，你不打的话它要把水稻给你吃光。至于打病的那些药，全部倒了。有一定优越性。除此之外，每个月有一斤肉、半斤红糖，还有半斤菜油，是特殊供应，一般得不到的。



还有更大的优越是我用的是一个机动喷雾器，到山上把机器一发，机器就开始叫，干部可能还在想张先痴在劳动，（但是我）一个人逮黄鳝去了，呵呵，要不然现在身体还是这样，精神状态肯定要萎靡得多。还有一个优越性，要用汽油，全队的犯人的打火机都是我供应的，开玩笑，哪个敢得罪我，检举我，你那个打火机就打不燃。所以就觉得我是个劳改幸运儿，如果不遇到这些事情我还是要受很多很多罪，真正在大田里面劳动。当然我脑袋瓜子也比较灵活，偷奸耍滑，如何骗这些干部我是很有一套的，这个也是一种斗争嘛。



活下来的信念是什么



顾：张老师，你当时在监狱里面，不是有很多人被弄得疯了吗，那你当时是如何度过这一关的，我想知道你的思想信念基础来自哪里？是什么使得你一直想要活下来？



张：前不久，从陕西西安来了一个右派要见我，八十岁，写诗的，送了我多厚一本诗集。他跟我说，他为啥子要来见我呢，因为他在网上看到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一句话，我说：1957年将我划为“右派”，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右派”，1980年，对我的“右派”问题进行改正，我说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了。



事实说明，这就是一种信念。只有你开始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了，你才有更深的认识，又才更加认识自己，我是这样才慢慢脱离那种虚空的幻想的，也才更有力量要坚持活下来。



那个时候很愚昧



顾：你从最初的一腔热情，到后来逐渐认识到那段历史中很多都是十分荒诞的，是在监狱里面还是后来出监狱才形成这种思想的？



张：这个还不是我个人感受，它有很多事情促使的，像大跃进，荒唐得要命啊，我们犯人去挖地，放卫星，一天要挖几十方，大家都要报喜。挖一方我要放一个炮，当时我是炮兵，放了几十个炮了，那个土还动都没动，就放那个炮。不然怎么可能一个人挖几十方嘛，你肩挑背磨能够挖一方就算是很不错的了。然后亩产几万斤，庄稼烂在地里面，人都去炼钢，那么荒唐，看到之后都会觉得问题很大。最后彭德怀对我刺激很大，所以我的判决书上都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当时还没考虑到其他，只是彭德怀说的这个大跃进把人饿倒了，但是毛泽东容不得他。就是觉得彭德怀这个事情对我们队大跃进的触动相当的大。以后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更是……



那个时候犯人到哪种程度，向右转绝对不会喊犯人向右，（因为向右是）路线错误，都会喊向左转。转三遍后到那个位置，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前走。那个时候就愚昧到了那种程度。这个把全国人民都弄来当猴戏耍，那样的话，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如果）还把它当做什么正义事业，伟大理想，确实瓜得没有办法了。



冯：这些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有那种感受，其实现在年轻人也懂很多的，有很多人有那种对真相的渴求和了解。



张：思考和认识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当一切都可以定案的时候，你还要怀疑，智商是太低得可怜了。



冯：我感觉现在很多人，青年也好，少年也好，他们也通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和当时你的感觉基本上是一致的。



冯：张老师，您觉得王兵拍摄的《夹边沟》如何？



张：我真正地感觉到你现在要找一个五六十年代那个饥荒年代特征的演员可能只有到癌症病房去找，(电影)里面的每一个演员都一肥二胖的，哪一个像饿肚皮的？那个时候的人走路根本这就没有精神啊，完全饿得骨瘦如柴，饿得走路都打偏偏，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他们都说没有斗过我



张：我以前没写的一个最有趣的事，我在南充，反右的时候，我就是遭斗争得最厉害的，运动开始我就挨斗，运动完了，大家都去劳动了，我还在挨斗，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斗争我，这是斗得最彻底、最惨的一回。但是我平反回到南充后，没有一个人说他斗过我，而且每个人都会告诉我，其实我内心很同情你啊，我一直不认为你是右派啊。每个人都这样告诉我，我当时就觉得大家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被斗得那么惨呢？这个我没写进去，我心里在想。



还有一个事情也使我很震撼，当时和我耍得很好的一个人，他已经当了南充县财政局的局长，但是他是比较器重我。我这个人，其他的不说，在社会关系上的话，跟我耍得好的，哪怕是以前当兵时十几岁的时候在一起的现在对我都非常好，（里面）确实有那么几个人比较奇怪。这个财政局长，我刚刚回来那一天，他请客，在一个很高档的酒楼，他一定要我去吃，吃完之后我才知道，是他的一个亲戚，他的一个哥，从台湾回来了。要知道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你能够从台湾引资回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勋了。县委书记、县长都来陪着他，拍这个台湾人的马屁。吃完了之后，我就悄悄问他，因为他以前就跟我耍得很好，我就跟他说：老刘，为啥子我们两个年轻人耍得那么好，你都没有告诉过我你有个哥哥在台湾呢？他说，我咋个能够那说喃，如果我当时说了，能够有今天吗？



哎呀，他入了党，当了官，我在想这些人……我们当时就觉得一切都应该让党知道，生怕党不晓得，像过去说的很极端的那样，“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个林彪时代斗到一闪念那个程度。我们就是家庭问题也好，个人问题也好都要说。我一直是共产党的培养对象，我入团以后，不久就是团支部书记，随便到哪个单位都是团支部书记。因为一般我也比较活泼，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样样都算一个角色，很容易在一个团体里面就出头。一直是党的培养对象，不管啥子都要交代清楚。等我转业后，碰到财政局长，这个老几（刘），吃了那一台酒以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警醒。



点评当今文坛



李文倩（以下简称李）：这么多年您接触了那么多诗人，您觉得从人品、思想、才华几个方面考虑，文学成就上而言，四川你比较欣赏的有哪几个？



张：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你突然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想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我还要好好想一想。全国范围的也有，但是我又晓得这个文坛的内幕太多。很多作家，因为我太了解他的一些瑕疵了，我就很难接受他。所以我也很少读他们的作品。



李：现在四川啊，像……



张：哎呀，算了，没得一个。



李：呵呵，因为我们平时看书都只看得到书上那一面，很有局限。



张：看书你只看得到一面，有些还很表面。我保证说的都是真实的，绝对不会编造，但是不敢说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因为我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答复你，但是我要思考一下，要比较一下。



台湾的作家，我最看不起李敖，我写过一篇文章，收在我的第二本书里面，我现在改的名字叫《归队的老同志》。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因为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去演讲的时候，一个美女主持人就这样说，李敖，是一个归队的老同志。这样来叫他的名字。我就起了这个题目，副标题就是“一个老劳改犯眼中的李敖”。那篇文章我是很用了心的，那个时候眼睛好，也能够收集一些资料。



冯：你觉得黄翔怎么样？



张：就是贵州那个嘛，哎呦，现在对他评价很高，接触不多，他的作品我也没看过，我对他不是太了解，听过他朗诵的一些诗歌，我是觉得有一些过分夸张了，我不喜欢，我觉得诗是越平实越真诚越感人。听他朗诵的那些诗歌，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也许我的要求很苛刻。反正对黄翔我没细读过他的东西，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很值得，我很愿意认真去推敲的一个人。对于他，我是这样看的。



乱七八糟就随便谈下，跟你们谈话，我都很随便，没有必要，我也不喜欢装腔作势。



（访谈对话稿由赵敏根据录音整理，顾乙、李文倩校订并加小标题，未经张先痴先生校阅。本访谈对话部分有删节，并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和调整。）



【采访后记】



采访张先生是由在成都这个圈子里走访比较多的冯玉熙联系的。我们一行四人到达新都已近十一点，为不烦扰张先生，便先用过午饭。到了张家，张先生和夫人杨姐十分热情，连他们家的两只小狗都不例外。杨姐忙着倒茶，拿干果。张先生说，他们知道我们要来，上午便忙着去买菜，并说明中午一定同吃便饭。这下该我们不好意思了，推辞不掉。中午饭吃了近三个小时，边吃边聊，饭后续谈。聊得十分愉快，整个访谈都很轻松，张先生的笑声贯穿其中。我们感受得到的是张先生的巨大人格魅力。他在这个虚假丛生的时代，用不歪曲的笔书写着真实，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留下的不仅是真相，更有精神和思想。



先后有独立纪录片人给张先生制作过纪录片，包括胡杰（墙上还挂着他献给张先生的张的画像），可惜本说要看下，结果给后来的谈话冲忘了。从谈话中知道，不日又将有人来张家小住，给先生拍片子。我们十分期待。



也许是上苍特别眷顾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吧。在张先生的晚年，有了杨姐——她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可谓张老先生的同道人和知音，生活上也十分细致地照顾张先生的起居——相信张先生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会格外轻松与舒坦。我们，唯有祝福。



（2012年8月1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