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教育的中西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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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永远试图用最好的方式教育孩子，但有时效果与初衷却是矛盾的，这是子女教育中一个普遍的困惑。

作者：龚选博 发布于：2008-9-5

薛建国的朋友去年把女儿送到美国读初一，可是今年却又接回北京，打算转入人大附中读初二。原来是因为孩子年纪太小，还没有太多独立思考和行为能力，非常容易受环境影响。女儿独自在国外1年之后回国家，家长发现她的言谈举止、思维习惯变化非常大，甚至有点陌生。家长不放心年幼的孩子，最终决定让她回来上完高中后再送出去。

“其实这是典型地走了弯路。”从事教育行业多年的薛建国说，他现在是安博教育集团副总裁，同时作为一位父亲，他对此有很深的体会。“国内的孩子肯定要有一段海外教育经历，这是迟早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具备了多元文化背景和全球视野，无疑意味着更多机会。不过问题是应该在什么阶段、以什么方式送出去才最子女教育的中西困惑适合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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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教育体制各有优势和不足。饱受批判的中国教育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个性和创造力受到压抑，应试教育的残酷性也是事实。但薛建国认为，这本身就是中国国情，也是小孩体验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想在成长中完全回避并不现实。“而且目前国内对基础知识的学习更扎实，虽然过程存在很多问题，但结果还算是好的。”但是他认为从大学开始，中国的教育就显得特别薄弱。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一些思考能力，正是开阔眼界、拓展思维的最佳时期。“也许最好的中国基础教育和最好的西方高等教育能够形成比较完美的组合，这样孩子自始至终能接受最好的教育环境。”薛建国说。

现在，也有很多国外经理人或者海归把孩子带到中国来，他们同样面临教育的问题，而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其实取决于对孩子未来的规划。“看好中国就让孩子从小来中国，如果未来发展的立足点还是在国外，那么还是成人以后再来中国。”薛建国说中国孩子具备的优势是即使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再出国，衔接也比较容易，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在知识学习方面是超前的，到国外至少也不会对学业带来耽误。

独生女的“断奶期”

今年8月，独生女就要启程去美国读高三了。I D C中国公司副总裁万宁笑说这是他为女儿安排的断奶期，而对他们夫妇甚至两大家子人来说，这是一个在心理上需要忍痛适应的过程。即将17岁的女儿已经在北京读完高二，万宁计划让她去美国读完高三，然后在美国当地考大学。为了让女儿更全面地接触当地环境以及独立地生活，万宁为她选择了一所公立学校上学，并且用“Home Stay”的方式寄宿在一个基督徒家中。

“孩子这个年龄比较叛逆，她在国内的这种学习体制下，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万宁希望巨大的环境改变，让她有一个心理独立的过程，也就是“断奶期”。万宁自己的教育经历完全在国内完成，对国内教育特别是大学有“切肤之痛”。“国内现在的教育方法就是死记硬背，虽然有些学校已经做了改善，但在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还比较差。”万宁认为国外的教育方式对此能有改善。

他当然明白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是要闯过高考，“家长都拼命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总是希望在起跑线比别人领跑一点点，我不愿意这样。”不过万宁更担心的是，就算真正升入大学，在这个按照国外的教育进程需要深入学习的时期，国内孩子却因为突然放松，反而不会安排学习和生活。很多问题是万宁以前亲身体验过的，现在更要避免发生在女儿身上。“把一个本身不自立的人交给目前这种教育体系，除非很幸运女儿能完成自我塑造，否则没办法。”

美国是万宁给女儿的首选，周围很多朋友在孩子高二左右送出去，但大部分都选择了私立学校，好处是有生活老师，很完整的商业化安排，费用会比较高，申请也相对容易。因为这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不少人都选择带着孩子先出去上再说。

不过考虑再三，他还是为孩子选择了德州的一所公立学校。这里没几个中国人，孩子能充分跟当地环境融合。安全是万宁考虑的第一因素，他倾向于比较传统的地区，教会的力量比较强大，社会道德约束力比较好。


虽然没有亲自去看，但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交换生项目，由政府来选择家庭和学校，他觉得很放心。再加上在美国时，他亲身感受到社会对于孩子的安全和教育的重视，以及严格的制度，他和妻子并不担心外界环境。


真正令他不放心的倒是女儿，在万宁眼中她还像个孩子，不太在意和别人交往的方式，也没有建立起自我意识。而那些“h o m estay”的孩子倒让万宁觉得“懂事极了”，知道如何去跟别人建立沟通，他觉得这段经历是这些孩子的“生活财富”。他提前安排女儿见了不少在美国“home stay”的中国孩子，孩子们的反馈是大概有半年都无法跟别人交流，心里的孤独感和压力很大。“说起来比较残酷，她要去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不过我想用一个比较强的刺激来改变她，与其等到将来这个刺激会给我，还不如我现在先给她。”

其实在过去的教育中，万宁夫妇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弥补教育中的缺憾。小学二三年级让女儿独自去参加夏令营，近20天和完全陌生的国际学生去广西做野生动物考察，有意培养她的独立意识。女儿的英语也一直很好，决定出国后她认真准备，以很高的分数获得交换生资格。不过万宁并不赞成把太小的孩子送出去，因为心理不成熟，文化道德标准没有完全建立，在没有家长陪伴的情况下很可能出问题。所以他让女儿在国内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时再出去。

至于专业选择，他并不会过多干涉，万宁相信留学这段经历会给女儿带来积极的变化。“如果通过留学能让她在两个经济体、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那么机会也是双重的。我相信很多的家庭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虽然太太自始至终赞成这个决定，但当出国日子一天天临近时，她还是觉得受不了。女儿最近也变得很黏人，更关注父母，也更愿意跟他们相处，看《功夫熊猫》时也非要拉着父母一起去。这些变化已经让万宁觉得高兴了：“起码她渐渐开始意识到家庭和父母的重要，注意到亲情的意义，而不是只关注自己。” 万宁越来越发现，不要低估了孩子的能力，他们其实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独立，适应力更强.

“夹心饼干”的烦恼

金蝶软件公司副总裁曾良的情况也很有代表性。儿子在美国出生，加入美国国籍，后来因为他们夫妇回国工作，2岁就把他带回中国。现在孩子马上6岁了，面临上小学的选择，他们夫妇遇到了“夹心饼干”的烦恼。

其实2年前挑选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有点头疼了。现在海归人群也越来越大，一个普遍存在的困惑就是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具体到曾良，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什么都不是。因为生在美国，不管怎样英文得学好，于是曾良把他送进了国际幼儿园。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际幼儿园按照英美教学方式，基本上不怎么学知识，主要是玩和课外活动。于是，他不由得又产生困惑，继续这么玩下去，这个孩子以后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西方教育注重孩子的创造性思维，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知识”不太在意，而中国则相反，对孩子的压力很大，基础知识比较牢固。曾良的儿子如果接着上国际学校，也许能培养出流利的英文，但一定不会像美国孩子那么优美自如，而基础知识又不如中国小孩那么牢固，同时会欠缺中国的文化背景——这种“夹心饼干”的尴尬正是曾良的烦恼。“我最担心他将来没有竞争力。” 曾良夫妇认为自己并没有期望孩子将来在中国或美国得到更多的成功机会，社会上所谓成功者不见得比普通人要快乐。美国的华人家长一样望子成龙，而大多数白人家长则让孩子自然成长，爱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去违反社会公德就行。“但我还是希望他的能力强一些，否则他以后的生活就难了。”说到底，即使孩子是美国人，父母还是中国人，自然有着所有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操心。

曾良有时忍不住跟自己小时候作比较，“5岁上小学就能算30到50的复杂数学，连小学三年级的东西我都会，把校长吓了一跳。我儿子现在快6岁了，因为接受了一段西方幼儿园的教育，他光能算10以下的加减法。我稍微有点急，我太太倒是一点都不急，她说将来肯定都会的。”如果真让孩子去一般人看好的北京市重点小学，曾良也觉得就没有必要。他的目标是只要比美国的基础教育扎实一点就可以，因为中学可以回美国去读。考虑再三，他选择了朝阳区芳草地小学一个外交部办的国际班。这个班学习压力不像国内那么大，但比国际学校要严格，至少跟国内用同样的课本。目前看，这个比较接近曾良的目标。他跟太太开玩笑说，如果小学在中国学得成功，成绩也好，那么初中也在中国读；如果小学不成功，初中就直接送回美国去。其实海归群体中多半人会与曾良做一样的决定，没有人会让孩子高中毕业了再出国，因为这样孩子在文化上肯定不适应。回美国读书“我们夫妇至少会有一个陪他去，这种年龄阶段我们要协助他对付这个文化转型。”

经历过中美的教育体制和生活，曾良对两种文化的差异感觉强烈。“我们小时候成功的标准很单一，成绩好就能改变命运。但这代孩子面临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学业只是一个方面，而竞争是多层面的。好在我也没有什么企业帝国要传子，不过就算有我也不传，我相信比尔·盖茨的观点。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轻松快乐就很好。”其实这不仅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对基础教育都比较严格，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下课后父母都要给子女报各种补习班。“在美国养活一个人很容易，孩子找份像样点的工作，过个有房有车的温饱生活是唾手可得的，也就没有那种危机感。”曾良觉得这种反差所形成的对比，一直延续到职场中也同样明显。

有时候曾良很清醒其实这一切烦恼都源于自己的“私心”——想让儿子成为轻松快乐的美国孩子，又想让他同时具备一定的中国人的竞争力，如此让儿子做了“夹心饼干”，文化上弄得颠三倒四的。现在他对儿子，除了想把英文强化一些，每年多带他旅行几次，不额外塞给儿子更多内容，也不强加给儿子什么期望和“使命感”。虽然一直有困扰，但他总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比一般中国父母的压力要小一点，但是比单纯的美国家庭的压力稍微强一点。“这世界总有一天会大同融合，这个事情想清楚了就好。”

行万里路

这个暑假儿子就小学毕业了，陈明键为他报名参加了毕业旅行，在2周时间里去英国和瑞士，想让他“行万里路，交万人友”。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创办人陈明键“10岁离开父母到江西读书，后来到北京读书，毕业之后到上海工作，回北京创办公司以后更是全国各地跑，结交各种各样的人。”陈明键觉得对一个男孩来说，经历与见识更重要。他从来不问孩子的排名，也不觉得分数有多重要，他尽一切可能来扩展儿子的见识。去年10月，他带着儿子驾车穿越美国，从洛杉矶出发最后抵达纽约，15天穿越15个州，一路上儿子走过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也穿过700人的牛仔小镇。直到现在儿子都非常骄傲，因为他是他们班第一个现场看N B A的人。“这些经历总有一天会转化为儿子的见解和价值观。”

同样已经决定未来要送儿子去美国读书，但陈明键是让儿子去取长补短，而最终目标还是回中国发展。真正促使他下定决心送儿子出国上学的是两件事。2004年，几个香港大学的学生来他们公司实习，在短短相处的时间里，陈明键觉得这些孩子待人处世很得体，工作也很不错，跟国内大学生差别挺大。随后他去美国，在波士顿一个酒会上又遇到一位哈佛刚毕业的年轻人。“我当时非常惊讶，他站的样子、拿酒杯的姿势、眼神、谈吐都很有风度、非常得体。我当时就想，国内顶尖高校毕业生5年之后也不会到这个水平，因为没有氛围去训练他该如何跟人应对、该具备什么工作态度、该如何获得工作方法，都在那埋头上GRE、数量经济学呢。”在考虑送儿子去哪个国家时，陈明键毫不犹豫选择了美国。今年4月，陈明键到士顿特地去看了两个中学，在美国排名都很靠前，教学资源一流。那天正好是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学校放假，孩子们在草地上晒太阳、聊天、看书，女同学给男同学抹防晒油??整个校园充满自由和阳光的气息。这完全不同于国内中学的氛围，让陈明键感慨极了，当下就觉得儿子如果能在这读书，“绝对比在中国天天应对高考强得多。”

陈明键很看重学校的氛围，坚持为儿子选定这个曾经有布什、肯尼迪、杰奎琳等多位知名校友毕业的中学。他的用意很明确，“在学校各种活动中增长见识，建立思维方式，结识优秀的朋友，这些同学中间可能将来有人能当总统。而且现在美国中学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孩子本身就形成一个圈子，回国后他们自然又是一个圈子，这也是财富。这种模式已经在台湾上演了。”至于知识陈明键认为是次要的，“老实说，我当时在清华学的知识大多都用不上，特别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所以他坚持“行万里路，交万人友”比“读万卷书”重要得多。

“其实无论中西方，孩子教育体现的总是家长的想法。”陈明键跟曾良、万宁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下一代人的生活环境，跟他们这代生于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的父母完全不同。今后的孩子不再是关起门来跟同学、邻居比谁的成绩好，而是跟来自美国、欧洲、印度等地方的小孩比。无论哪个行业，最好的机会都是大家一起去竞争。而多年的投行经验以及观察，让陈明键一直坚定将来必定是中国的时代，中国市场这个“局部价值”肯定是高于全球市场这个“整体价值”。他们公司有个独立董事，早些年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现在甚至在考虑把孩子移民到中国来。如果说中国小孩比的是谁更国际化，那么外国小孩比的就是谁更中国化。

陈明键最终决定到高中时才送儿子出去，因为要先把中文和历史文化的底子打好。他认为儿子的未来肯定在中国，因此必须了解中国国情，之后再去感受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完成最重要的大学阶段。这样儿子才能成为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人，“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他的价值就非常大了。”至于将来的专业他也不看重，他希望儿子完全凭兴趣去选择。“事实上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好专业都是不生产G D P的，比如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有些学校本科阶段不分专业，甚至不设商学院，都是讲基础课。因为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一种哲学观念，或者说世界观。”这也是陈明键认为美国大学更科学的地方。

springtt

谢谢。有借鉴意义

cxmcmosi

好文章，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