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记之张冠生读书录

春浅

    2021.4.21  墨爾本  陰雨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2年  《世界史綱》

    《世界史綱》作者韋爾斯表示，他“經常對整個歷史和締造歷史的普遍動力神往不止”。

    在韋爾斯眼中，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末、最膩人、最令人感到幻滅的一年。到處是罕見的匱乏，到處是悲痛的哀悼”，“人們，男的和女的，試圖回憶他們在短短的學生時期從學校裡學得的偏狹的歷史......他們是被人蒙上了民族主義的眼罩來學歷史的，除了自己的國家之外，一切國家都視而不見，現在他們突然發覺周圍光輝奪目”。

    他們被內心的大量問題所困惑。

    為什麼沙皇帝國會像夢一般地消逝了呢？為什麼君士坦丁堡在世界上這樣重要？什麼是一個帝國？帝國是怎樣開始的？是什麼使德意志從多種多樣的小邦轉變成一種侵略性的意志和權力，並使人類的一半對德意志的威力產生恐懼？

    《寬容》作者龐龍曾指斥人類“多少代以來的偏見和自詡正確的優越感”。他說：“這種偏見和優越感一旦加上懷疑和恐懼，會使最謙卑最溫順的人變成萬物之中最殘忍的畜生和寬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敵人。”

    1970年代中後期，中國大陸幾位堪稱一流的手筆被集中起來，以美國紐約多布爾迪公司1971年版《世界史綱》為本，聯手翻譯，由人民出版社於1982年出版。版權頁上的譯者為“吳文藻等”，被“等”進去的人有謝冰心、費孝通這等名家。一次閒談中，費先生曾說到人的才學。他說：我的上一代人，如梁啟超、梁漱溟這一輩，他們才也高，學也好。到了我這一代，才還有點，學就不行了。再往下的人，該唸書的時候沒有正經書可讀，更不用說了。費先生此話說於1990年代中期。

按：
    “偏見和自詡正確的優越感”，所見多矣。
    費先生論才學的話，正如這些年不斷有人在說的，“現在是沒有大師的時代”。
    舊學根底而言，廣泛的舊學教育早被拋棄了，今天只是有不同興趣的人在重拾些久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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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2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3年  《第三次浪潮》

    1980年代初，國門初開，多數國人尚不熟悉的現代西方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社會觀念潮水般湧入。《第三次浪潮》的譯介，是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

    該書作者認為，人類歷史需要重新梳理，以認清當今世界各種力量的衝突和前景。為此，他提出了“三次浪潮”概念。農耕階段為第一次浪潮，工業文明為第二次浪潮，技術和信息時代為第三次浪潮。

    我們過去熟悉的社會形態概念及其劃分，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這類概念，似乎先天帶有政治評判內涵。按照自幼接受的教育，奴隸、封建、資本這些字眼，都是明顯帶有負面色彩和否定性質的，政治意味很濃。如今在這種社會形態描述概念之外，突然出現了非政治化的概念，而且還是一個曾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提出來的，既有概念上的新鮮感，又有點主義上的親切感。在一個剛剛告別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學說的社會，這樣一組概念似乎特別適合人們思想觀念的轉換和變革。於是，1983年，該書開始席捲中國知識界。街談巷議中，無人不知托夫勒。

    同時，托夫勒隨其《第三次浪潮》一起來到了中國大陸。他提出，“‘發展中世界’的問題之解決，沒有可以完全照搬的現成模式”；他預言，“未來的發展戰略將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產生於本國，適合本地需要”。這種話裡，有遠見，看出了幾十年後世界格局變化的一個趨勢，也守著常識（有時聽著像“廢話”）。亞、非、拉的發展戰略，當然只能產生於自身需要，而不可能為著美國需要。

    托夫勒的深刻處，是其關注經濟發展背後的政治因素、政治運行背後的文化問題。他認為，今天社會內部的黑洞，來自各種形式代議製民主本身的深刻危機。他還呼籲，各種民間服務隊為集體和社會提供服務，培養為集體服務的淳樸理想......在這所有的方面，他坦言道：“中國的發展對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響。我與夫人在周遊世界，走了好多國家，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按：
    在80年初就預見到今日世界的發展和格局，遠見背後當有其洞察力，這與中國經濟發展之後鼓吹中國者還是有分別的。
    民間團體的力量和影響，民間機構的土壤和空間，大概是今日中國正在面臨的其中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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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3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4年  《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

    “第三世界”的說法，現在不怎麼提了，卻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政治話語裡的一個熱詞。印象裡，毛主席他老人家經常用這個話題表示中國的定位，顯示中國的地位。

    毛澤東具有國際影響，其話題也有國際性。英國作家兼新聞記者保羅·哈里森（Paul Harrison）把這個話題充分展開，依據其遍游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幾十個國家的觀察、體驗，寫出《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一書，由企鵝出版公司於1979年出版。時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舉國上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話題退出中心位置。即便要講政治，搞好經濟、發展生產力就是最大的政治。這種局面，相對稀釋了國人以往對世界革命問題的關注熱情。我國翻譯界沒有及時跟進對該書的引進出版，或與此有關。

    該書作者“對全世界與日俱增的同一性感到困惑。的確，難道不應該有更多的差異，更多的地方色彩和更多的發展模式嗎？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人實際上都在走歐洲人的道路？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爭取發展的努力走上歧途，並且迅速地把傳統文化中不管好的壞的一股腦摧毀了”。（第35至36頁）。

    錄下這段文字時，電視屏幕上正播出一段錄像。北京電視台為顯示京城的藍天白雲，讓攝影機對著北京中央商務區樓群俯拍了一圈遠景。確實是豪華高樓鱗次櫛比，也確實分不出是北京東京還是紐約新西蘭。

    在該書第374頁，作者又說：“他們需要的不是從農村吮血的教育制度，而是能幫助農村恢復元氣的教育制度；他們需要的不是使貧困和不平等永久化的教育制度，而是一個有助於結束貧困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第三世界裡的“他們”，包括了我們。只要對中國現實有所知，就能感受到我們當下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幫助農村恢復元氣”，是“結束社會上的貧困和不平等”。而且，經由教育來實現，是治本之策。

按：
    從今天來看，不知道農村是否恢復了元氣，若以貧困標準判斷，似乎是恢復了，若以人口、文化等方面判斷，又似乎沒有。在“農村”這個詞本身還存在二元化體系中的時候，在人們提起“農村”意味著落後的另一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大概不能說是恢復了吧。教育為治本之策嗎？先不論教育本身存在諸多問題，我以為教育問題只是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面，社會問題不解決，教育問題的土壤就還會存在。從農村出來，我可能是最想知道農村的未來和希望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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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4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5年  《宽容》

    2008年深圳讀書月期間“30年30本書”的評選活動中，三聯書店出版的《寬容》為眾望所歸。這是沈昌文先生主持三聯店務初期下功夫出版的譯著之一。

    敘說那段往事時，沈先生表示，這件事得益於李慎之先生的點撥。李先生出身燕京大學，洋文好，又是老共產黨員，文化上政治上都讓人信得過。他們早在出版“灰皮書”時期就有交往。

    “灰皮書”主要指當時用“內部發行”方式翻譯過來的“帝修反”國度的一批書，供批判用。例如《新階級》、《斯大林傳》、《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第三帝國的興亡》，等等，都是當時出版的“灰皮書”。

    沈先生說，為了翻譯這些書，那時黨內有個說法，叫“廢物利用”，意思是讓那些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另冊而外語很好的人來做翻譯工作，發揮他們的長處。李慎之先生當時是新華社“‘右派’改造隊的隊長”，帶著一大堆有名的外語專家，他們不僅翻譯得好，還能提出很多好的書目。沈先生就是在那時認識了李慎之、董樂山、施鹹榮等人。

    沈先生主持三聯事務後，李慎之先生曾為出版選題出主意。在多年革命經歷和文化思考中，他有個“向後看”的觀點，沈先生印象很深。李先生主張，“為了推動中國真正進步，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早一點的時候去，比如‘二戰’前後。”

    順此方向，沈公先找到了房龍的《寬容》。他覺得“寬容”題目就好，內容也好。中國人經歷過“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與天鬥，與地斗，與人斗，七斗八斗，鬥爭到底，壓根兒沒有寬容概念。後來痛定思痛，倒是從反面領悟了寬容的好處。進入改革發展狀態的社會，也更需要寬容的氣氛。於是，由迮衛、靳翠微翻譯的三聯版《寬容》於1985年9月應時而出，第一次印刷七千兩百冊。七個月後第二次印刷，猛增至五萬餘冊。該書受讀者歡迎的程度大大超過出版者的預料。

按：
    李慎之的話，是在某次開會休息間隙悄悄與沈昌文說的，這話沈在其著《師承集》序言中特別提到，李的話還有後半句：不必盲目追從西方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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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5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6年  《江村經濟》

    《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先生的博士論文，當時用英文寫成，於1939年由英國勞特里奇（Routledge）書局出版，名為Peasant Life in China。

    費先生的英國導師馬林諾夫斯基在1938年10月15日為該書出版寫下序言，對該著作出極高評價：

    “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本書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

    “我懷著十分欽佩的心情閱讀了費博士那明確的令人信服的論點和生動翔實的描寫，時感令人嫉妒。”

    “作者的一切觀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態度尊嚴、超脫、沒有偏見。當今一個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有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書中未發現這種跡象。事實上，通過我個人同費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羨慕他們不持民族偏見和民族仇恨——我們歐洲人能夠從這樣一種道德態度上學到大量的東西。”

    該書漢譯本的出版，與英文初版本相隔了近半個世紀。

    從英文版到中文版，費先生都把這句話置於書的正文之首：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

    兩種語言文本，隔著半個世紀的滄桑。作者以五言詩的形式寫下如此感慨：“愧赧對舊作，無心論短長。路遙試馬力，坎坷出文章。毀譽在人口，浮沉意自揚。涓滴鄉土水，匯歸大海洋。歲月春水逝，老來羨夕陽。闔卷尋舊夢，江村蠶事忙。”

    文章中很有幾分桀驁不馴的王小波，讀《江村經濟》寫下的文字很是溫順。他曾向學邏輯的哥哥請教，如果沒有時間多讀科學著作，該讀哪一本？哥哥向他推薦的是《江村經濟》。王小波果然折服於該書。他用再平常不過的“誠實”一詞，給了該書極高的評價。他像馬林諾夫斯基那樣敏感地捕捉到了作者的道德態度。王小波的哥哥視《江村經濟》為科學著作，也是富於見識的人。

    他們應該都很欣賞作者這樣的主張：“對人民實際情況的系統反映將有助於使這個國家相信，為了恢復廣大群眾的正常生活，現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這不是一個哲學思考的問題，更不應該是各學派思想爭論的問題。真正需要的似乎是一種以可靠的情況為依據的常識性的判斷。”

按：
    關於《江村經濟》的書，手頭有張冠生著的《探尋一個好社會》，副題《費孝通說鄉土中國》。附錄記載費孝通一生二十六次訪問江村，自1936年始，至2002年止，幾乎一生的跨度。此書胡洪俠作序，提到其鄉賢賀孔才，1951年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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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6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7年  《隨想錄》

    自認為至少當過“十年奴隸”的巴金先生，經歷了謊話漫天的歲月，想說真話，又深知不易。他說：“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感到進退兩難......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個聲音催促我：‘寫吧！’”

    1978年，他以古稀之齡開始書寫，在香港《大公報》開專欄，名“隨想錄”。這次艱難、漫長、壯麗的思想跋涉，持續到1986年秋。從首篇《談<望鄉>》到終篇《懷念胡風》，共百五十篇，逐篇見刊，陸續結集。這該是怎樣一個錐心泣血的過程？作為一個後輩讀者，很難對老人家的心曲有多深體會，卻由此聯想到托爾斯泰寫在《苦難的歷程》卷首那段話：“在三次清水中沉浸，在三次血水中沐浴，在三次灰水中滾沸，我們就比純淨更純淨了。”又由此想到“雖九死其尤未悔”。九死一生中，該有多少橫逆沉浮？這些經歷給予作者以足夠的精神強度，他一一寫出，因此視此書為自己的“文革博物館”。

    此“館”來之不易。“隨想錄”連載到十幾篇時，已有多種傳言，說作者“犯了錯誤”，“堅持不同政見”，要“進行批評”。第一卷出版後，作者被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揮舞棍棒，殺了過來”。第二卷《鷹之歌》一文不征求作者意見就刪除所有和“文革”有關的語句。作者感歎：“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說慘痛經歷的權利。”他抗爭道：“真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不會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我就像高爾基所描繪的鷹那樣帶著傷‘滾下海去’。”

按：
    又二十多年過去，不知“文革博物館”建起來沒有。有些話不說，可是大家都知道，有些話刪除乾淨了，可是抹殺不了已經發生的事實。去年開始，豆瓣網發文審查制度更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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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7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8年  《山坳上的中國》

    盛世有危言，這是一本主談中國問題的書，一本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書。

    舉凡經濟、交通、農業、環境、人口、資源、教育等方面的問題，讓作者把當時中國的狀態比喻為“已經艱難地翻上一個新的山坳”，“頂上有金碧芙蓉，四周佳木蘢蔥，卻又到處浮沉起蕩，危言滑石，危險萬狀”。

    二十多年前讀到這本書，歎服於作者何博傳的宏闊視野、理性思辨和斐然文采。其實，未必真能讀懂多少，更強的感受是字裡行間的書生本色，覺得這才叫知識分子。近年有讀者因讀該著而發感慨：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現在的高級技工。

    《山坳上的中國》共十八章，每一章正文前都有引語。第一章引語為楊振寧言，其中有“縱觀歷史，最難的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句。自彼迄今，歷史又延伸了二十餘年。回頭看看，不難發現，只要路子對，不折騰，國民經濟搞上去似乎不是最難的。倒是不能用錢衡量的、不能用銀子買來的、不能精確計算其經濟價值的一些事情，似乎更難，例如官場清廉、公眾道德、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等。把這些方面搞上去，已寫入中國執政黨的重要文獻，作為國家建設與發展的總體要求。與這些相比，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還是初級階段的事情。把初級階段上的事情說得太大太高，未免忽略了中級和高級階段上應有的更了不起的作為。

按：
    此書1988年初版，曾被列為禁書，坊間舊書攤流出為1989年版的。有評曰：換個數據，此書所論諸題可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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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8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9年  《球籍：一個世紀性的選擇》

    中國改革開放進行到大約十年的時候，出現過一個熱門話題：球籍。有人說：中國成為地球“榮譽公民”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該問題提出後，一石千浪。各階層讀者、各領域研究者、大陸、台灣、港澳及國外華人學者踴躍發言，國運自在國人心頭。《球籍：一個世紀性的選擇》一書，是當時廣泛討論的一個結集。

    由此前推三十幾年，毛澤東在1956年曾提起過這個話題，語氣大開大合地說：“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大一塊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老人家真是有眼光，結果確實是“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好在世界在變，其中一大看點就是“冷戰”結束帶來的諸多變化。大家看對方，心思在變，眼光在變，策略在變，自己的“樣子”也在變，尤其是衡量“樣子”的標準在變。

    《球籍：一個世紀性的選擇》一書，當年何等暢銷！如今，在Google寫入這個書名搜索，僅有九項符合查詢結果，其中七項實質上屬於重複。冷清得實在可以。當然，用二十年時間化解球籍問題，成就不小。但不是該書中提出的威脅到球籍的問題都解決了，如資源短缺、生態環境、人口老化、教育經費、增長方式、分配機制、科技創新、道德信仰、官場腐敗，等等，其中一些問題恐怕比當年還要嚴重。所以，“球籍”問題或許可以放下，卻還需要保持足夠的憂患意識。在當前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局面下，“風景這邊獨好”的調門似已不再，因為我們確有自身難題的困擾。誠如該書所言：“現在是我們臥薪嘗膽的時候，而不是高唱讚歌、大擺宴席慶功叫好的時候！”

按：
    張書寫時，谷歌正退出中國。又十年過去，被開除“球籍”的有多少？答案或不可知，只知被開除“網籍”的一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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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29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0年  《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

    大寨，1963年開始出名，標誌是當年8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在農村陣地上》一文。該文副題：“記昔陽大寨大隊黨支部和支部書記陳永貴”。文章總結這個支部和支書的作為，若歸結為一句話，就是“聽毛主席的話，佔領陣地”，即與天鬥、與地斗、與人斗的陣地。

    1964年1月，陳永貴登上人民大會堂講台，向萬餘名各界聽眾講述大寨事功。“大寨”頓成熱詞，北京四處可聞“學大寨志，長大寨風，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口號。接著，2月10日，《人民日報》刊出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同時配發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大寨之旗從此升起。

    在這年年底開幕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陳永貴成為主席團成員，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面談禮遇，還曾出席毛的生日小聚，後又進政治局，又當副總理，一步登天。由此引發“農業學大寨”運動，被研究者稱為“新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波及面最廣、涉及人數最多的群眾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大寨紅旗的升起和墜落》一書說，農業之外，還“出現了教育學大寨、衛生學大寨、財貿學大寨、體育學大寨、公安學大寨、軍隊學大寨......形成新的‘農村包圍城市’之勢”。

    大寨地屬山西昔陽縣。不知“昔陽”之名的來歷，當其與“大寨”連讀，或屬巧合，道明了大寨的命運。即便曾經如日沖天，終歸成為昔日之陽。當中國社會告別“四清”、“社教”、“文革”之類，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大寨的神光終至消歇。風水輪流，轉到了鳳陽小崗，真是有趣。昔陽鳳陽，一“昔日”一“鳳”；大寨小崗，一大一小。大寨進入歷史，小崗開始登台。大者歸隱，小者出山，一段新鮮歷史開始書寫，迄今又是三十年的篇章。

按：
    略搜索，寫過《潛規則》的吳思還寫過不下兩本關於陳永貴的書，還被陳唯一上過大學的兒子陳明亮告上法庭。陳明亮1998年定居澳洲。陳永貴，特殊年代下推出的農民代表，1969年當選中央委員，1973年任副總理，1980年改革開放後去職，86年逝世。以一介農民扶搖直上，還能全身而退，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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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30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1年  《人文類型》

    簡單地說，這是一本“說明社會人類學是研究什麼的，它在現代世界中有什麼意義”的書。作者和譯者，同是國際人類學界名家，且師從同一名師。師徒三人皆屬天縱之才，貢獻卓著，都是學術重鎮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引為驕傲的人物。

    作者雷蒙德·弗思，在馬林諾斯基教授門下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後來繼承其師座，師徒兩人同執功能學派旗幟，致其學院獨步於社會人類學界二十餘年。譯者費孝通，是從馬林諾夫斯基那裡拿到博士學位最後一人。1936年秋他到該學院報到時，弗思以副教授之職位成為費孝通的導師，並為他確定了論文題目。

    當時，馬林諾斯基在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活動，碰到費孝通的中國導師吳文藻。吳氏帶有司徒雷登寫給羅氏基金會的介紹信，還有該會稱許的中國“社區研究”計劃。馬林諾斯基一直受羅氏基金會資助，其學生在非洲的大部分研究經費亦出自該會，故對這項計劃大感興趣。又聽吳氏說費孝通在該計劃中，就更加用心。他回倫敦後，與弗思通了電話，表示以後費孝通的事由他來管，便從大徒弟手上接過了小徒弟。

    由商務印書館於1991年出版的新版《人文類型》，有該書作者和譯者的合影，二人正在交談。費孝通說“敘談中提到一樁樁往事”，也會包括這本書的故事吧。在費看來，這是一本比較社會學的教材，而“比較社會學實際上是想引導在封閉小庭院裡培養出來的各美其美的文化觀逐步開放，進入美人之美的相互容忍的文化觀，來削弱以至消滅原有的文化排他性，為多元一體的格局奠定和平共處的意識基礎”。

按：
    《人文類型》中文初版於1944年，費孝通任教雲南大學時所譯。解放後沒幾年，社會學係被撤銷，各種運動接踵而至，直到1980年弗思費孝通師兄弟重逢。1988年出中文修訂版，1991年出新版。費孝通一生思考的話題，直至今日仍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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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1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2年  《吳宓與陳寅恪》

    吳宓與陳寅恪的交誼，自1919年初於美國哈佛始，至1969年秋陳寅恪謝世止，綿延半個世紀。其間，哈佛同窗，清華共事，“聯大”流亡，燕京授業，“文革”蒙難......滄桑之間，兩心相知，榮辱沉浮，至死不渝。吳宓女兒吳學昭切感“這種友誼的深不可及的內蘊及其悲劇色彩”，為紀念陳氏百年、吳氏九六誕辰，依據吳氏日記與遺稿著下此書，披露了此前鮮為人知的陳吳交往大量史料，很是珍貴。其中，詩文往還，即為一端。

    陳氏喜歡寫詩，卻不喜留存。據吳氏說，早年留美時，陳氏習慣寫出詩稿出示友人，隨後即撕作碎片，團而擲之，不讓抄存。吳氏雖不得筆錄，卻因過目不忘而記下不少。陳氏在美所作詩，吳氏多能背誦。一些陳氏詩作便如此保留下來，其中有《寅恪先生詩存》亦未收錄者。

    吳氏欽佩陳氏，日記中說“陳君中西學問，皆甚淵博，又識力精到，議論透闢”，“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既以為友，亦以為師。對陳氏所作《王觀堂先生挽詞》之序，吳氏晚年重編《吳宓詩集》加按語說：“此序陳義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一九二七年，已看明一九四九年以後之變，可謂先識之士矣。”

    吳氏稱道的序文中，有陳氏分析王氏死因一段：“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此語之下的挽詞，是一首長詩。

    多年裡，祿存並研究陳氏詩作已成吳氏習慣。1948年1月27日《雨僧日記》說：“昨曦鈔寄陳寅恪乙酉、丙戌、丁亥詩若干首。渾成妥帖，而情事真切，詞句典押，甚欽佩。”是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屢次電催陳氏前往台灣，陳氏堅辭，欲留大陸，並於年底從北平往廣州，並作《戊子陽曆十二月十五日於北平中南海公園勤政殿前登車至南苑乘飛機途中作並寄親友》一首，寄吳氏，末句為“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此詩由吳氏保存，《寅恪先生詩存》未收。

    “文革”中，世道亂離，音問不通，晚年吳氏常以背誦陳氏詩文遣懷釋念。1973年6月3日《雨僧日記》道：“夜一時，醒一次。近曉4:40再醒。適夢陳寅恪兄誦其新詩句‘隆春乍見三枝雁’，莫解其意。”其時，陳氏去世已近四年。家人恐吳過悲，未敢以實相告。吳氏淒涼晚境中尚能誦舊詩夢老友，雖說虛幻，也有一絲實在的心理溫暖。

按：
    此書新版家中書房存有，未曾讀畢，待補記之。惟陳吳二先生交誼則大學以來既深佩且羨，余亦有收集陳吳詩作背誦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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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2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3年  《鄧小平文選》

    鄧小平1992年作南方講話時，催促“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指的是我國經濟發展。1993年，他又催促一件具體事，要求工作人員加班，速度快點，爭取早點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當時，鄭必堅和逄先知、龔育之一起負責該書編輯工作。

    據鄭介紹，該書初選的篇目分三種情況，一是曾經公開發表過，二是未公開發表但在中共黨內不同範圍印發過，三是在黨內很小範圍談話的記錄稿，未曾印發。這些文稿初步攏在一起後，鄧小平看了，覺得“內容不少，可以編一本好書出來，但要加工，要仔細推敲”。他還特別強調了一點：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書中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他對這本書內容上的整體感十分看重。從其年譜可知，1993年5月4日，他囑咐工作人員，“連貫得不好的東西......寧肯不要”；同年8月17日，鄧又表示“我主要看能不能連貫起來”。他為這本書定位說，“實際上，這是個政治交代的東西。”

    這就意味著，“政治交代”的最後一筆，是要把中國航向牢牢鎖定在改革開放的方向上。該書編輯工作結束後，他在編輯組報送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總結報告上作出批示，並對有關負責人說：“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麼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

    鄧小平根據一生的豐富政治經驗，警覺到確實存在著“不知不覺地動搖”而改變方向的可能性。他警告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5頁）

按：
    不到三十年過去，現在情況如何了呢？初高中時期背誦《政治》教材，記得說1997年香港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記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變......

春浅

    2021.5.3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4年  《顧准文集》

    讀《顧准文集》、《顧准日記》、《顧准傳》，只覺得其聲音無處不在，像是能聽到他從容不迫的言說。其弟陳敏之說：“顧准去世之後，我的最大心願就是恢復顧准被嚴重扭曲了的形象。恢復顧准原來的形象，最好的辦法無疑是讓他自己說話，把他的思想公之於世，讓社會公眾來對之作出評價。”

按：
    此文與《晴耕雨讀》中顧准篇大抵相同，故不重複抄錄。

春浅

    2021.5.4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5年  《陳寅恪的最後20年》

    “清音獨遠”，這是《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作者在書稿收筆時的浩歎，沉重到無以復加。書的封面封底全黑底色，也給人一種如鐵似鉛般的沉重感，很能傳神。

    陳先生的最後二十年，始於1949年。當年和略早些時候，大陸學界名流各奔東西。有的遠走美國，如胡適。有的去了台灣，如傅斯年。有的到了香港，如錢穆。陳先生不作美國之想，堅辭台灣之請，亦因平生鄙視殖民地生活而不往香港，他選擇了廣州嶺南大學作寄身之所。

    一介書生，所求不多，無非一張安靜的書桌。為求安靜，他看重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的優容雅量。也是為求安靜，面對到中國科學院當所長的機會，他明確要求允許他本人和他所主持的研究機構全體人員可以“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以避免“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按：
    此文與《晴耕雨讀》中陳寅恪篇大抵相同。余書屋中新購陸鍵東是書乃2013年新版，2020年第11刷。全黑封面封底沒有了，變成深藍淡灰色。作者新版前言篇首：“這是一部特定歷史時期的著述，時代的不平，一代人的感奮，俱在書中歷歷可見。將近二十年過去，重讀陳寅恪生平出處以及悲喜交織的故事，仍感震動，思緒難平。無聲的歷史一直在遵循著古樸的法則，百年中國，貌似幾番陵谷，人世代謝，然歷史的憂愁恰如川上逝水，無盡無涯。實際上我們一直活在自以為已成陳跡的歷史中，從來未能割斷與往昔的恩怨。”“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依然活在歷史中。”
   

春浅

     2021.5.5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6年  《老照片》

    新時期閱讀史上，《老照片》（第一輯）為讀者打開了一片新的閱讀視野。該書的老照片中，有周恩來會見柯西金，潘光旦笑迎毛澤東，也有女知青在田頭，小孩子演樣板戲。

    政要、學者、男女老少，市井煙火，尋常人家，一同登台。

    百姓喜歡，專家稱道，真正雅俗共賞。半年內，這本小書重印三次。

    中國的記史傳統何其悠久？史書何其浩繁？百姓能走上歷史前台，進入史籍，難得一見。

    一種可以叫做“圖像歷史”的意識，似乎在普遍覺醒。越來越多的圖片進入編輯視野，不僅新書熱衷圖片，許多老書也以圖片為翻新手段，重新登場。大量的豪華本、珍藏本、插圖本，多以圖片為招徠。

    一位藏書極多的朋友說：圖文書大行其道，《老照片》有開風氣之功。

    《老照片》倒不居功。它一開始就告白，早就有人用圖片記錄歷史。

    1900年，一位美國攝影家曾在天津拍下八國聯軍侵華的戰爭場面。

    1908年，一位名叫阿爾伯·肯恩的法國金融家創辦了一個基金會，擬用相機對準“眾多的和迅速變化的事實”，積累“地球檔案”素材。

    肯恩認為，“人類活動的多面觀、操作形式和類型是肯定要消失的，不過是遲早而已”。在其消失之前作出記錄，宜早不宜遲。為此，“挑選國家傑出的知識分子和有道義感的、既年輕又已具有足夠的成熟以能觀察和了解的人來辦”。

    1908年11月到1909年3月，肯恩作世界巡遊，也到了中國。在不斷的遊走中，他感慨書本和實際生活的距離說：“生活，是需要到生活的所在地區把握和領會。”

按：
    比巴掌略大的《老照片》平裝本也薄薄的，在大學圖書館書架上一排望去，自有一種歷史感藏在其間。今天人們的生活又發生了許多變化，記錄生活的方式出了大量的照片，還有大量的視頻。從前普通人苦於沒有便利的條件，現在則苦於如何整理海量的信息。歷史，終於可以讓每一個普通人來做記錄的主角了，雖然也許不是官方主流的形式。

春浅

    2021.5.6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7年  《曆劫終教志不灰》

    一生願意埋首學問、也曾作出顯著成績的顧頡剛先生，好幾次動念頭留下自傳，為此列計劃，寫章節，卻終於沒有完成一部理想中的完整自傳。其女兒顧潮為父親寫的這本傳記，或能使老人家有所安慰。

    1926年，顧先生主編的《古史辨》第一冊出版，該書的長篇序文被人看作自傳。丁文江認為“三十出頭就寫自傳，未免動手太早”。顧大概未有“自傳”之想，他曾對妻子說，文字長些，主要是借這篇序文說明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以及素有這主張和方法的原因。至於自傳，從其後來的計劃看，內容應該豐富得多。

    1947年，顧擬訂“自傳計劃”，列出四十七個標題，打算在其主編的《文訊》連載，自1948年1月起每期一篇，可惜未能如願。

    1950年，顧應趙紀彬之約寫出《頡剛自傳》，共七章，蒙塵四十餘年始見天日。

    1952年，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過關，顧寫出《顧頡剛自傳》十四節，實際是交代書。

    垂暮之年，顧先生抖著手留下一個題目：“我怎樣度過這風雨飄搖的九十年？”滄桑歲月和切身感受都在心裡，卻已無力自如表達。

    其實，他在1947年那份“自傳計劃”的末尾，已用五句話勾出了大輪廓。原文如下：“要指出幾點：（1）這是一個大轉變的時代！（2）這是一個大痛苦的時代！（3）如何可以安心工作！（4）未能盡其才！（5）但已盡了我的力！”

    連續五個感歎號，說明其心情不平靜到何種層度。邊讀，邊驚異其遠見。白紙黑字，分明是1947年所寫，怎麼就把1949年以後直到他逝世的經歷和感受全都包容了進去？不知顧先生離世前是否又想到當年“要指出”的幾點。如果想起，他是安慰於自己的預見，還是悲傷於歷史的相似？

按：
    顧先生生於清末，1980年辭世，49年留在大陸，一生經歷堪稱曲折。其“未能盡其才”“但已盡了我的力”之感慨，想其同代學人皆有。

春浅

     2021.5.7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8年  《徐鑄成回憶錄》

    作為著名報人，徐鑄成先生一生經歷豐富。先後主筆《大公報》、《文匯報》；在抗戰歲月連續報道中共武裝英勇鬥爭；以筆為旗批判專制追求民主；參加一屆政協，見證開國大典；經歷“陽謀”記述親歷；發奮著述培養後學......都可以在其回憶錄中領略其卓然風采。

    這本編年體的回憶錄，基本以每年為一個敘述單位，但特地在1949年錄用其9月至10月間的日記，逐日回憶。其中10月1日內容有：
    “今日為國人最興奮之一日，亦為余最難忘的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開國......舉目看到東西長安街及戶部街、西皮市等處，皆擠滿群眾隊伍......三時，大會開始......旋毛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全場一片歡騰，余亦感極淚下。”（第204頁）

    開國前後，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都表達出類似的強烈情感。

    剛剛進入1949年，吳祖光即在1月24日香港《文匯報·影劇周刊》發表文章說：“一個新的中國就要出現了......新的中國將是民主的、自由的國度，這是不復令人置疑的事情。”（《一輩子——吳祖光回憶錄》第134頁）

    一片熱烈讚譽聲中，徐鑄成仍有自己的冷靜之處。就在其“感極淚下”的前日，他曾與儲安平有過交談，聽儲說到《觀察》雜誌即將復刊，“領導上大力支持”。進京參加開國大典前，儲曾往東北旅行，“出發前及回來後，都與領導同志商談，反復請教云云”。徐聞此言，覺得有點過分了。與《觀察》比，他覺得《文匯報》處在“被歧視”狀態，不免心想：該不是由於我不善於應酬的緣故吧？於是，其當天日記留下這樣一段：“余如遇事諾諾，唯唯聽命，《文匯報》亦不會有今日。以本性難移，要我俯首就範，盲目聽從指揮，寧死亦不甘也。”可見，其報人風骨與“感極淚下”的心情同在。但這風骨卻不見容於後來的歷史變化。（第203頁）

按：
    徐鑄成篇張先生其他書亦有寫到，今姑且老調重彈。

春浅

    2021.5.8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九零年代 壬辑
    1999年  《中和位育》

    “中和位育”，是潘光旦先生從儒家社會思想中提煉出的一個概念，時值1920年代，是中國社會尤其是文化思想發生劇烈變動的一個時期。他引《中庸》裡邊“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義，解釋說：“位”的註解是按其所，“育”的註解是遂其生。

    潘先生用“位育”概念表達自己的人文思想，提出的雖屬學術話題，關注的則是社會大眾的生活狀態，希望他們能安所遂生。我輩與潘先生一輩相比，在文化思想所能達到的高度上，遠遜於他們，很難說能完全理解他們的主張及意義。但即使在常識層面上想想，也會覺得安所遂生比安居樂業還要高一籌。“遂生”的內涵比“樂業”要廣，至少能把人的內心、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包括進去。

    潘先生說，“位育”是個新名詞，卻是個古老的觀念。“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慾。”他以此衡量教育得失，認為教育如不能使人安其所，遂其生，那叫辦學，不叫教育。此話說於1932年。

    此後的每個時期，潘先生都結合當時社會問題解釋和發揮“位育”學說。在1930年代是結合民族復興問題，1940年代是結合抗戰勝利前後工業發展、鄉土教育問題。其時，潘先生曾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西南聯大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等職，猶重引導教育以位育為本，而位育又以農村為本。

    1999年，五十多萬字的《中和位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那是一個回顧與展望的年份。到了一個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人們回顧過往，反思百年，發現有些曾被冷落、遺忘的東西，實在該好生珍視。在世紀交替的歷史瞬間，蒙塵終於掃去，遺珠重光。

    該書第25頁，有潘先生寫於1930年代初的一段話，如今重溫，倍覺新鮮——

    “中國的教育早應以農村做中心，凡所設施，在在是應該以85%以上的農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但是二三十年來普及教育的成績，似乎唯一的目的在教他們脫離農村，而加入都市生活；這種教育所給他們的是：多識幾個字，多提高些他們的經濟的慾望和消費的能力......至於怎樣和土地及其動植物的環境，發生更不可須臾的關係，使85%的人口更能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聞不問之列。”

    恍然間，潘先生還在，這話說的正是當下發生在我們眼前的現實。

按：
    人們似乎需要一個時間的節點，無論總結、反思、展望，不過逝水流年，無論日曆上的節點還是人為定義的節點，也許並不是真正發生轉變的時刻，或者說那些轉變的發生已然悄悄存在於時時刻刻中。
    末段關於農村及教育的話題至今兩難，城市化進程似乎不可阻擋，一方面大城市很難不斷包容湧進來的新移民，一方面農村的環境留不下受過教育的知識青年。近幾年投身流動兒童公益事，其間困境難以言說，惟願各方力量持續投入，民間機構得到支持，因為這關乎不遠之將來。

春浅

     2021.5.9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0年  《世紀學人自述》

    “本世紀中國學術上垂範當代的兩百名社科學者的自述”，耗費高增德先生二十多年心血，他從浩瀚素材中整理出近兩百萬字，分六卷，2000年出版。在兩個世紀轉換的時間節點上，這是編者為繼承上世紀中國學術遺產而焚膏繼晷、竭盡心力的成果，是我輩應珍視的一份厚禮。

    1978年底，高先生籌創《晉陽學刊》。編者需要作者，自然想到了前輩學者。為開民智、辦教育、求民主、興社會，他們在20世紀上半葉上下求索，著書立說，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成果，推動了中國學術文化大步發展。後來，他們全情投入新社會的建設，一腔赤誠奉獻才智，卻因政治運動過於頻繁，他們的知識、才華和學術能力被閒置、埋沒甚至糟蹋，是個人不幸，也是國家損失。

    進入改革開放初期，高先生感覺到思想解放的氣息，覺得已經到了搶救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文化遺產的時候了。前輩學者中，小的已是六七十歲，老的則已有風燭殘年之感，不能不抓緊做起來。1979年底，他逐一給目標中的學者寄約稿信，希望他們動筆回顧親身經歷，包括求學治學經歷、政治經歷、治學經驗和心得等。當時還是知識分子的又一輪“早春天氣”，能否如願，高先生並沒有多大把握，但他相信中國社會的發展有這個需求，相信他們的故事一旦寫出，自會“構成一幅20世紀中國學術史和知識分子命運的全景圖”。

    約稿信引起了熱烈反響。顧頡剛、梁漱溟、周谷城、馮友蘭、張岱年、鄧廣銘等紛紛回信，高先生也相繼走進容庚、商承祚、許滌新、孫楷第、吳世昌、賀麟、羅爾綱等前輩的家門。仍有顧慮、不願參與、謝絕上門的當然還有，但多數老先生們都肯定高先生做這件事情的意義，鼓勵他做下去。他們一輩子經歷太多磨難，需要回顧，需要總結，需要反思，他們確實有話要說。

按：
    大學時代讀過且有印象的書之一，當時只道是尋常，以為是官方主導所為，而甄選“世紀學人”標準難勉主觀。不想此書從策劃到出版竟相隔二十年，自有一種使命胸懷，與學人精神交相輝映，至今熨帖我心。

春浅

    2021.5.10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1年  《20世紀的書》

    能在2001年及時讀到《20世紀的書》，先要感謝《紐約時報書評》的編輯，也要感謝據說是“一群自由撰稿的研究員組成的特攻隊”。從該書導言看，他們的工作像美國大片裡的場景。“配備放大鏡即可注射清醒劑的玻璃管，冒險進入檔案堆中最霉腐的地區。許多人因而筋疲力盡，視力茫茫”，其中還有“孤身進入藍皮合訂本區”的孤膽勇士。

    這種特殊工作，一個世紀僅有一次，固然艱辛，甚至危險，其中的酣暢、快樂、靜穆乃至崇高也極為難得。文化積累，通常只是個抽象概念，這些特攻隊員進入的卻是再真實不過的歷史現場，若以十年為一個斷面，就能同時看到十個累積層的百年疊加。遙想那樣的現場閱讀效果，自己僅能捧著一本《20世紀的書》，實在是望塵莫及。

    該書所收書評，自1897年始，至1997年止，以八百多頁、七十五萬餘字、兩百五十篇精選書評記錄了一個世紀裡閱讀角度的文化場景。作者常現名家，文筆精彩，譯文也屬高手，時見精妙。如約翰·厄普代克評《走向時間的盡頭》一文，“梭羅的觀察是思無邪的，而班則像是眼睛跑進了沙子般瞇著眼睛看世界”；“一名初長成的黑社會老大的壓寨夫人，她讓班重拾他青春期前的自我”......這樣的譯筆，讓人感覺親切到家。不僅及時讀到《20世紀的書》，而且讀得順暢，還要感謝這本書的譯者。

按：
    看起來這本副標題為“紐約時報書評精選”的書，和目下所抄《紙年輪》有共同之處。

春浅

    2021.5.11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2年  《我向總理說實話》

    2000年3月2日，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致信國務院總理：“我要對您說的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由此，“三農”問題成為舉國各界持續關注的熱點話題，而且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長、議論範圍最廣的一個話題。迄今十年間，熱度始終不減。李昌平因此成了“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

    其實，就李先生所見，農民苦，農村窮，都是明擺著的事，尋常農民也能說出來。農業危險，一般鄉鎮幹部都會知道。苦、窮和危險，是現象，大聲說出來，只是李先生說話的一個由頭。他真正要說的是：給農民以同等同民待遇。這才是關鍵。這個關鍵，尋常農民未能說出來，一般鄉鎮幹部未必看得出，李昌平看了出來，也說了出來。他的出名，是因為說出農民的苦、農村的窮、農業的危險。他上書總理的主要功德，則在為農民爭取同等國民待遇而仗義執言。

    為了讓更多國民明白自己的想法，李昌平寫出了二十五萬字的《我嚮總理說實話》一書。被他視為“‘三農’問題權威”的杜潤生先生為該書作序說：“李昌平不是第一個提出‘三農’問題的人，但以一個鄉黨委書記身份，系統提出、用數據說話、用切身經歷講話的，他是第一個......我們欠農民太多！重新審視‘三農’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按：
    李昌平提出“三農”問題時，時任總理是朱鎔基。
    二十年過去，如今農民沒那麼苦了，沒那麼窮了，經濟層面上的窮苦已經改變了許多，農村“小洋房”四處可見，但農業，似乎還是危險的......

  

春浅

    2021.5.12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3年  《胡風三十萬言書》

    胡風的故鄉是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胡風全集》，榮獲“第七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2003年，該社又出版《胡風三十萬言書》，作為胡風誕辰百週年的紀念。這是其家鄉出版界為鄉賢做的又一件事，同時也是為後人保留珍貴史料。

    以前曾在舊書店買到過“三十萬言書”第一部分的鉛印冊子，那是非公開出版物，在內部一定範圍印發，供批判使用的，如今可以很方便地買到完整版本了。

    “三十萬言書”是個俗稱，其準確名稱是《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由胡風寫於1954年3月至7月，長達二十八萬字，為說著方便，以“三十萬言書”稱之，成了約定俗成的一個大眾化說法。

    為該書做序的綠原先生說，胡風早在1930年代初就接受過“普羅文學運動”的洗禮，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當時胡風在日求學，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化團體被驅逐出境。回國後參加“左聯”活動，與魯迅結識，走上魯迅開創的新文學現實主義道路。

    面對“這些年祖國熱火朝天但文藝戰線陰暗冷落的日子”（第163頁），他熱誠期待著“在最大限度上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和最大限度上發揮群眾的創作潛力結合起來”，為此而上“三十萬言書”，並在最後申明：“這是我從蘇聯文學鬥爭史得到的一些經驗，從五四文學發展史和我自己二十多年來的一些工作經驗......僅僅提出來作為中央考慮問題的參考之用。”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相信胡風當年所言於今仍有現實參考價值。

按：
    “文革”之前，因言獲罪者在我印象中大概以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為最。篇末所言，幸或不幸？所熱誠期待的，其間矛盾，今日從事創作之群眾當有體會。

春浅

    2021.5.13  墨爾本  晴而後雨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4年  《娛樂至死》

    同一時代的兩位英國作家，各有預言人類命運的著作。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寫了《一九八四》，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寫了《美麗新世界》。

    從寫作、出版時間看，《美麗新世界》發表於1932年，《一九八四》作於1949年。從預言內容上看，前者說，我們將毀於自己喜愛的事物；後者說，我們將毀於自己憎恨的事物。兩者的共同處，是對人類前景都抱悲觀看法，人類文化最終是要死去。兩人的不同在於死法不一，一個痛苦死，一個安樂死。

    進入2003年，一位美國教授之死再度延及上述兩本書，原因在他的專著《娛樂至死》。此書認為，根據上個世紀的歷史文化延續方向，以及我們現在身處的社會生活現實，或許可以作出一個大致判斷：“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娛樂至死》前言）

   這位教授從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城講起。“作為我們民族性格和抱負的象征”，“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裡，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

    他舉例說，“前總統尼克松曾把自己一次競選失敗歸罪於化妝師”，這說明政治家表現才幹和駕馭能力的領域已經從智慧變成了化妝後的表演。他又舉例說，“傳統的教室在電視機前的一片笑聲中黯然退出了我們的生活”，而電視在很多情況下抑制人們的大腦活動。它是讓人看的，不是讓人聽和想的。

    “美國正進行一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實驗，其目的是讓人們投身於電源插頭帶來的各種娛樂消遣中”。他警告：“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如果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按：
    在美國的實驗如今在全球上演，而且不再需要電源插頭了。許多事物，“在一片笑聲中黯然退出了我們的生活”，包括死亡。
   

春浅

    2021.5.14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5年  《我最寶貴的》

    早先看過一本書，名為《愛的教育》，印象很深。或與此有關，不久前知道上海有個愛的教育研究會，對這個名稱心存好感，又知該會與上海師大教育系、香港樂施會、香港教育學院公民教育中心合作，開展“國際視野和公民教育”課題研究，覺得這是當下中國社會發展所需的一道前沿課題，對其工作更多些關注。

    該會得知香港樂施會2001年曾做過一次“我最寶貴的”國際調查，並編出一本小冊子，他們大感興趣，即於2002年暑假在國內作嘗試，“結果是出奇的好”。於是，兩“會”合作，於2002、2003兩年寒假連續組織“我最寶貴的”社會調查活動。

    第一年，三萬名。第二年，十萬名。每個學生都帶著筆和相機，懷著淳樸的願望，走向淳樸的世界，接觸淳樸的人們。他們學著和陌生人交流，見證貧困的生活，探究對方的內心，確認他們“最寶貴的”事物......後來，他們的收穫滙編起來，我們有幸讀到了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我最寶貴的》一書。

    安徽女工李希芳，三十歲，穿著天藍色工作服，每天推著沉重的清潔車，清掃每棟樓前的庭院，逐門收走垃圾，擦洗大堂的玻璃門、窗、樓梯扶手......月薪五百五十元，絲毫不敢馬虎，過年也沒有回家。她說：現在和將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最寶貴的東西就是這份工作了。

    山東大媽李桂芳，丈夫死於礦難。為籌兒子的學費，到上海打工，在一個弄堂口擺攤賣烘山芋。她覺得最寶貴的“就是我這雙手了，從小我這手做了多少事啊。洗衣、做飯、拎水、餵豬、耕地、插秧、割稻子、碾穀子。現在賣山芋也靠這雙手”。

    江西一位老農，聽人問他“最寶貴的”，想了半天，又看看身邊的水牛，悠悠地吐出兩字：“老伴。”老人的妻子已去世，他每天與牛為伴，對水牛訴說心事是他每晚必不可少的事。對這位“好兄弟”，他從不鞭打。用粗糙的手撫摩水牛時，眼光柔和到家。

    像這樣的記述，《我最寶貴的》一書收了六十餘篇。其中，關於上學、讀書、識字、書寫的篇章有十篇。人陷貧困，仍以知識為寶貴，有求知的渴望。八歲男孩曹會龍的書包，是一個四百克洗衣粉的塑料包裝袋，為配合來訪者拍照，他借了同學的布書包。但這張照片上他表情嚴肅，倒是拿著自己的包裝袋書包那張，坦然，微笑。王美花，六十七歲，不識字，守著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基督教傳教士翻譯成苗語的歌譜。問她“最寶貴的是什麼”，她說：“我老是想學習認字。”

按：
    每一個普通人的寶貴的事物。從這些普通人中，看到了自己的親友，以及自己的曾經。

春浅

    2021.5.15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6年  《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先生寫的書，寫梁先生的書，都不算少。從其早年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到近年出版的《這個世界會好嗎》（2006），八十多年裡，到底出版了多少種，需要請教專家。如不是專門研究，僅想不太吃力又能比較真切地接近梁先生其人其志其功，《這個世界會好嗎》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這本書，緣起於美國教授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對梁先生所作的採訪。採訪的緣起，則是其在沒有見過梁先生的情況下出版了梁氏傳記，希望來華訪問傳主，以印證事實、訂正該著。

    艾愷很幸運，1980年8月，時年八十八歲的梁漱溟在木樨地22號樓家中接待他，兩人長談十餘次，留下錄音磁帶共三十盒。《梁漱溟年譜》中，對他倆“僅僅隔著一方小幾，相對而坐”的環境有記載：“書房寬敞明亮。有書，但不算多，書櫥裡大多是《柳文指要》、《諸子集成》、《儒家思想》之類，墻壁上掛了一幅年曆，室內除了沙發、茶几、藤椅等必要家什外，沒有什麼特別的擺設。”

    艾愷表示，他在這樣的環境裡弄明白了梁先生在談話中說到的“養成”是什麼意思。這對他理解梁先生自然重要。艾愷認為，“梁漱溟是一個幸福的、愜意的老人，世間萬事都不足以動其心”。“有的人也許認為他在歷史這場大遊戲中是失敗的一方。然而他對我說：‘我並不失敗，也沒有遺憾，我做完了我這一生要做的事情。’”

    讀此書，一直在找書名的出處。編輯很巧妙地放在最後一頁，原來出自梁漱溟的父親。1918年11月7日，父子談歐洲戰爭。父問：“世界會好嗎？”子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父道：“能好就好啊！”說罷離家，三天后投湖自盡。

按：
    此書副題：梁漱溟晚年口述。余書房存有即是年初版，二手書，前收者耿氏，於書內頁空白處記其購於“舊天堂”，混淆梁漱溟與陳寅恪之別，書價六折，時年2016。

春浅

   2021.5.16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7年  《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

    “一個國家之所以有權威和影響，是因為道德因素，而不是軍事實力；是因為它的謙卑而不是傲慢無禮；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願意為別人服務而不是控制別人。”

    說出這話的吉米·卡特，1977年出任美國第39屆總統，卸任後與妻子一起創辦卡特中心，致力於國際扶貧和改善健康等事務，為此到過一百二十多個國家。2002年，卡特因其人道主義卓越貢獻獲諾貝爾和平獎。2005年，他出版了《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一書，對在任總統和國家政策提出善意、坦率、尖銳、多方面的批評。該書中，這類批評俯拾皆是。

    “在所有的工業化國家中，我們實際上是最吝嗇的國家。我們的外援撥款僅為眾人相信的數額的1/30。”

    “對人道主義的麻木不仁，是美國兩黨的一大失敗。”

    “逃避限制溫室氣體減排的責任，成為全世界人民普遍嘲諷的把柄之一。”

    “美國採取前所未有的先發制人的戰爭策略，對維護全球穩定構成威脅。”

    “我卸職以來的美國總統們派兵侵略外國約五十次。”

    “美國的補貼政策也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世界貿易組織已經裁定，我們的棉花補貼是非法的。”

    “我們的社會日益分裂......我們許多人不認識一個窮人。”

    “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國人購買的房產遭遇有史以來最低的收益水平。”

    “華盛頓那些關鍵的政治人物成功地阻止了最低工資的提高。”

    “大量監獄囚舍的修建繁榮了美國許多州的建築業，獄警就業機會也不斷攀升。”

    話說到這裡，直接的批評已轉為辛辣的諷刺。或許，不這樣調侃一下，善良忠厚的前總統會沉重到難言。對自己國家曾經擁有的道德價值觀、公眾言論和政治哲學，他感到自豪。對如今發生的負面變化，他感到不安，並為美國“忽視了與大多數國家的聯合”而難過。

    2009年初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所出《美國的迷惘：重尋托克維爾的足跡》一書，或可與卡特這本書呼應。該書作者說，他在重尋前輩足跡的旅途中，曾與亨廷頓討論過一個問題：“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同樣把國家層面的話題引向個人，作者稱是“基本但決定性的細節”。這個細節是：“僅在身為美國人這一事實中，或至少使自己的言行像一個和希望成為一個美國人的事實中，有一種溫柔、一種輕鬆、一種自由，一句話，文明的元素。”是這樣的細節成就了美國這樣一個國家。

按：
    沒有讀過這本書，不過對於書中對美國的批評讓我想象不到。印象中我國領導人的論著，多是各種《文選》《講話》，有一種自上而下的俯視感，伴隨的是偉大思想，果決行動，豐富成果......      

春浅

    2021.5.17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8年  《見證：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口述歷史》

    二十個人的口述，三十萬字，一部鮮活生動的改革開放史。相比於同年出版的大量同類書籍，這本“見證”特色鮮明，性格突出。而且，僅說見證，謙虛了，他們個個都是在改革風險中衝鋒陷陣的人物。如同其中的陳開枝所說：“驚心動魄！血與火的考驗！”

    “接待過改革開放之後的歷任中央領導”、人稱廣東“大佬”的陳開枝，全程陪同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十一天。一路上，“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之類的小平語言，他都親耳聽到。尤其是對攻擊“深圳復辟資本主義”的言論，“老人家又說了一句話：‘那些人真是放屁！’”這麼過癮而見性情的語言交流，若不是藉助口述方式，很難保留下來。《鄧小平年譜》上，1992年1月19日所記不足兩百字。這本書中，光是陳開枝所述當天下午的小平言論就超過四百字。陳有錄音為證。一開始，按照規定，不讓錄音。他被小平痛快淋漓的話語“震撼到家”，即冒風險要求工作人員帶上錄音機，“要處分就處分我”。正是有這樣一批敢作敢當的廣東人，才有廣東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好局面。

    該書編者還挖掘出了一個幾乎被歷史淡忘的人物，李正天。他在改革開放之前就鼓吹民主法制，批評“一個人的腦袋代替八億人的腦袋”，並因一張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而蒙冤坐牢。

    當時在鄉下當知青，曾見到暗中傳抄的那張大字報，洋洋萬言，情懷坦蕩，言論大膽，詞鋒犀利，看得驚心動魄。抄了好幾遍，抄得激情澎湃。自彼迄今，時常念及此人命運。如今由該書得知其人健在，現任廣州美術學院教授，不由向其照片行注目禮。

按：
    又十三年過去，如今再談改革開放，應該還是令人“激情澎湃”的話題。   

春浅

    2021.5.18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09年  《荒廢集》

    歲尾年初，家裡圓桌上攤著的一刊、一報和一書，說著同一個話題：真話。

    《同舟共進》的真話，早有領教。幾年前，一篇任仲夷訪談直指深化改革最關鍵點，引發軒然大波。如今又說出媒體“彷徨於‘說真話，自己付出代價；不說真話，國家付出代價’”的困境，正所謂千刊諾諾而一刊諤諤。

    《南方週末》的真話也很厲害。例如，說某協會成功地把旗下從業者“從野狗變成家狗再變成走狗”。看見這話，似見《皇帝的新衣》中那個孩子的復活。今天又有個赤子般的大學校長，直言我國高校學術衰退的根源在於“權力通吃”。

    《荒廢集》裡的真話，最遲從《退步集》就開始了。作者沒有端著說真話的架勢，只如實說話。如那篇檄文，《我們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文章由當下我國藝術教育說起，對比前賢，痛切至深，卻不驚不怪。作者看破，眼前可見的退步是百年累積的報應。

    報應在退，更在一退再退。退到何處是止？大概就到荒廢。與此過程相應，《退步集》之後，有其“續編”。“續編”之後，得見《荒廢集》。這或許不是作者的設計，卻無妨讀者如此體會。到此時分，作者既已作別高校，回歸“個體藝術家”，話題自然延伸到了尋常生活。仍是如實說話，一如既往地一針見血。

    說到人生事功，作者告誡大學生：“如果以為多少萬年薪，弄個公寓，買輛好車，便好似人生的大幸福，大目的，那真是別去讀什麼魯迅與胡適，不如痛快賺錢，或者趕緊做官，任期內鬧點政績，拆幾條馬路，圈幾塊地皮，攆走居民，蓋幾座高樓......”

    這不是挖苦。作者當過老師，他清楚，“青少年除了考試，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讀書，尤其是所謂人文書”。即便去讀，能讀出應有的效果麼？作者也是個認真的讀者，他讀得出來，“這可能是一個書籍不斷增多，而書籍的影響日漸萎縮的年代”。

按：
    《南方週末》例舉某協會是否“作協”？或者許多協皆如此耶。末句所言，不單書籍，信息爆炸，單從其中挑選有價值者既已不易。

春浅

    2021.5.19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二零零零年代 癸辑
    2010年  《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

    一個美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把20世紀中國歷史變遷當作他的研究題目。這是什麼精神？似乎不是國際主義精神，也不是共產主義精神，而是實事求是的精神。若屬實，很多中國學者應該學習他這種精神。

    從1976年迄今，他對中國進行了百餘次實地考察，接觸到的人們“涵蓋了政治光譜中的所有方面”，幾乎在每個重要的地方做了研究......以此為基礎，他寫出了《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一書。據說這本向美國人講中國故事的書，被“美國很多大學和其他地方作為介紹中國的和新素材”。這個美國人的中文名字叫李侃如。該書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漢譯本。

    中國讀者可以藉助這本書看看美國人眼裡的20世紀中國，尤其是“我們所做的假定和我們無意中採用的思維方式”。李侃如認為，“只有那些身處我們社會之外的人以他們的眼光來觀察才看得更清楚”。他順帶提到19世紀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寫的那本《美國的民主》。

    《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從史實中梳理出一個“十年”概念，發現這個國家幾乎是每十年就會遭遇一番政治巨變。1912年的帝製終結；1910年代末的“五四運動”；1920年代末的國共合作乃至北伐；1930年代末的日本佔領；1940年代末的國民黨潰敗和共產黨勝利；1950年代末的大躍進及大饑荒；1960年代末的“文革”；19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1980年代末的風波......

    面對一連串的十年，作者用“遺產”概括前半世紀，把主要篇幅留給了“1949年以來的政治與政策”、“政治體制”以及當前的挑戰。而在後半世紀中，採取同樣的思路，相對簡略地敘述毛澤東時代，比較詳盡地討論改革年代。

    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全國性運動，從“土改”到“批鄧”，作者列出了十七次。他看到了毛澤東作為歷次運動發動者的角色，卻沒有把責任完全歸於個人，而是相對深刻地指出“革命改造在本質上是動態的。革命者必須保持高度的熱情，這很難與平穩的行政管理兼容”。

    作者使用溫和的“動態”一詞描述革命本質，不是像《哲學船事件》中的俄國知識分子那樣直言革命的過激因素導致“驚人的變形”乃至“毀滅”，但還是明確說出了革命與建設的本質不同。197年代中期的中國之所以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確是緣於自我封閉狀態下的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所致。

    他續上“十年”一變的話題說：“90年代被證明是這個世紀中國政治最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十年，但......認為中國已經抵達通向成功的完全安全通道，還為時尚早。”“所有長期觀察中國這個非凡國家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這裡更適用於這句老話了：‘變得越多，留存越多。’......因此，重要的是，不僅要了解由於這些巨變中國什麼變了，還要了解什麼沒有改變。儘管政治辭藻也許充斥在喧嘩與動蕩的年代，但經過幾個世紀緩慢演變而來的觀念和方式無法在一夜間丟棄。因而今日之中國，既是傳統深遠的帝製過去的，也是20世紀辛亥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的產物。它傳承著那些至今影響著基本理念和實踐的強大的遺產。”

    2010年初曾有消息說，武漢擬投資兩百多億元人民幣籌備辛亥革命百年慶典。這類好大喜功之舉，國人也不陌生。網友擔心“國父知道如此燒錢會哭”，語重心長道：人民尚未富裕，同志仍須節儉。

按：
    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外國人包括日本寫中國近現代史，旁觀者清。
    武漢，這個名字從2019年底開始，有了新的歷史意義。

春浅

    張冠生先生所著書選四冊今日抄畢，歷時半年多，每日一則，幾乎從不間斷，這在我多年閱讀經歷中也屬罕見。人們容易欽佩持之以恆者，我以前是浪漫主義，認為一切不必刻意，偶有所感所得，便已足夠。如今下一番笨辦法，拙見雖未改易，然而也能體會堅持者的用心了。在週末或假期來臨時，沉浸在假期活動中的人容易獲得喜悅，在這喜悅中不忘自己所設日課，將習慣養成自然，別有一番喜悅在。
   
    讀書沒有終點，同學仍需努力。今後抄書當會繼續，待錄清單已有：《論語》雑抄，關於蘇東坡的幾本雑集，夏氏兄弟書信集，沈昌文師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