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6墨尔本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宋云彬：“我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
（《宋云彬文集》全五册中华书局2015年2月第1版）
按：此篇与《纸声远》及《晴耕雨读》中宋云彬篇多有重合，不再赘述。
2020.12.16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曾琦：“退而著书立说”》
按：参见《锦书来》曾琦篇。
2020.12.16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1929年《理想国》
柏拉图活了八十岁，前半生求学、游学、参与政治，后半生办学、讲学、培养学生。《理想国》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他的中年，正好是其半生的分界线上。
雅典贵族出身，师从苏格拉底，逐渐形成了柏拉图的贵族政治理想。为实践理想，他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活动失败当年，四十岁的柏拉图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他回到雅典，开设学园，从此开始讲学，直到去世。
《理想国》这部书，写于两千四百年前，被称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胡适当年留意中西文化差别，注意到“欧人长处在敢于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诸‘乌托邦’”。他开出一个书单：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穆尔的《乌托邦》、圣阿格斯丁的《上帝城》、康德的《论万物之终结》等，认为其中说的主要都是乌托邦。胡适对这种理想中的完美国家，表示“虽不能至，心向往焉”。
人类的这种心情，最迟在柏拉图写《理想国》时已经表达出来。在书中，他借助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描摹出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他已深知这个理想社会不可能实现，但还是要描绘出理想的政治蓝图。全书通过讨论财产、正义、节制、个人、国家、教育、艺术、善德、婚姻、哲学、政治、生活等话题，汇集成该书最重要的主题，即国家的正义。
苏格拉底提问：“是用堂堂正义，还是靠阴谋诡计来步步高升，安身立命，度过一生？”这个问题，发自古希腊，穿越两千多年，在东方世界一位中国当代诗人笔下激荡起回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天不变，道亦不变。理想国，仍在理想之中。
按：
“做人如果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020.12.17墨尔本雨
《纸声远》下篇
《纪德：“做过壮丽旅行的人多么幸福”》
（《纪德日记》纪德著，李玉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1888年5月15日，纪德写日记说：“多少事在我心中翻滚，但求凝结在纸上。”
他自觉“看书看得太多”，感受太多，联想太多，对“岁月带走的太多，送来的很少”心有不甘。他痛心于“一代人拆毁上一代人建筑的丰碑”，对未来感到恐惧。他感慨人类堕落得“想停都停不下来”......
他想写出自己的观感，求助于纸。
他又犹豫——“要用多大的笔力，才能描绘出心灵的这种荒芜？”
写，还是不写？他纠结不已。心力足够，笔力有吗？
1889年2月3日午夜，他“在铅笔和稿纸旁边睡着了”。
纪德要的是“凝结”，不是倾泻。
“绝不大肆铺陈，滥用修饰语，而是把描述部分压缩到最小限度”——日记中的这句话，纪德写于1888年2月18日。
1889年7月20日，纪德借日记呼喊：“像尤利西斯那样，做过壮丽旅行的人多么幸福！”
纪德的青春时光，有太多融于阅读。其阅读特出之处，是要找特定情境，作为阅读背景。“通过德国文献学家读索福克勒斯。在隐修士的修室中读柏拉图。读欧里庇得斯要有肖邦音乐的伴奏，读忒奥克里托斯则选在小溪边，而读萨福却要在悬崖的岩石间。”
按：
我笔力不足以扣住流逝的日子之万一，只能做一些愚笨的重复性劳动，以确认自己不曾完全辜负时光。
年少时读书，最惬意的是午后在树上独自欣赏日落的时分。其他时候，就像疲累已久的人，哪里都能睡下去。在挥洒汗水的时候，读书让我短暂忘记加之于身的辛苦。
2020.12.18墨尔本阴转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梁思成：“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计”》
（《梁》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早几天，1945年3月9日，梁思成写信给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与民生息息相关......战后之迅速工业化，殆为必由之径，生活程度随之提高，亦为必然之结果，不可不预为准备，以适应新时代之需要也。”
其言之“预为准备”，就清华大学来说，主要指在清华工学院开设建筑学课程，成立建筑系，尽快为新时代培养建筑人才。
其时之中国高校，仅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家有建筑系。清华大学工学院已设立十年，梁思成对母校成立建筑系已期待多年。
抗战胜利在望，他看到机缘将至，在信中说：“抗战军兴以来，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将来盟军登陆，国军反攻之时，且将有更猛烈之破坏，战区城市将尽成废墟，及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由光明方面着眼，此实改善我国都市之绝好机会。举凡住宅，分区，交通，放空等等问题，皆可予以通盘规划，预为百年大计......使民安居，然后可以乐业，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问题计，专门建筑人才之养成实目前亟需注意之一大问题。此项责任，我母校实应挺出负担，责无旁贷。”
时隔半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梅贻琦即同意成立建筑系，并任命梁思成为系主任”。谁知拳脚未展，即逢内战。待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梁思成就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又谁知宏图方绘，就遇强拆，梁思成徒呼奈何，留下“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断语并遗言。
五十年后，他当年直斥的“你们”似乎没有后悔，倒是把他的故居也拆了。
按：
看着商业化仿古风充斥各地，不能不嗤之以鼻。
2020.12.19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李璜：“翻开书，好好用功罢！”》
李璜晚年写自述，说到出生年份，不说“1895年”，只说“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说到月份，只说“李鸿章被迫去日本商定马关合约的同一个月”。这种特殊表达，由其所处时代和内心感受所决定。其中的内涵，自然是转折性历史事件提出的民族存废、国家兴衰命题，以及历史变局对其一生的决定性影响。
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了这一个强大的刺激作用，久如一塘死水的中国整个社会才动荡起来，引起此后一直不断的社会及政治的变化。我便自童年起，即生活在这个变局之中，自少以至于老，直到今天，变犹未已。”
“蜀道难”，古往今来如此。四川随中国进入变局，“难”处亦变，传江下游航运开通后，新书报输入，留学生来去，新思潮进入了夔门，辛亥之前已影响到李璜的早年求学。
回忆当年，李璜说：“当时成都士风已变，青年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敢违亲旨，而私自逃往上海北京读书者，在成都，已成为风气。”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以最后通牒强迫我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这一件事，在我个人情绪上发生了甚大的刺激作用”。
1920年初，李璜到巴黎大学深造。他选了知名教授的社会学和近代政治史作为专修。因在社会学课中得到了老师的更多指导，李璜觉得自己得到了门径，并深入其中，窥其条理，思其道理，渐次得道。据他回忆，有位老师“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方法去分析每个半开化民族的宗教仪节或文明民族的早期宗教观念，用来比较讨论。他要每个学生各选一题，照其所讲方法来自省分析。于是我选择中国西南夷中的苗子民族的风俗信仰，特别将贵州、云南、四川这三省的省志与若干县志中所描述的苗人生活钩稽出来，并用临近其他夷族如摆夷与番人之类生活信仰来相比较，写出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为老师大为赞赏，批准给李璜一纸证书，该证书又使他得到了巴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注意，成了该院的义务助教。
一介书生，问政之余，未忘问学，为后世留有《法国文学史》《学钝室回忆录》《欧洲远古文化史》《法国汉学论集》等著作。
按：
书生生于乱世当何以处之，李公堪为一典型。其与曾琦，左舜生合称“中国青年党三巨头”，宣传“国家主义”，在法国时即与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的共产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且随之回国追击国际共产党及斯大林赤化之“马列主义”，周旋于国共之间。49年后，李璜先赴香港任教，后赴台湾，曾任总统府资政，1991年以96岁高龄辞世，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张冠生这几本书中一个显然的关注是民盟人物，有从国共之外重读近代史的用心吧。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24-12-2020 11:44 编辑
2020.12.20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0年《进步与贫困》
该书作者佐治（Henry George，1839——1897），出生于美国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十几岁时辍学，青年时当过水手，后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进入《旧金山时报》当排字工人。据说他研究过中国苦力问题。若属实，贫困课题最迟在当时已入其心志，并有初步的素材准备。
1870年代，佐治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中游历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爱尔兰及国内纽约、旧金山等地。他深感物质进步没有缓解贫困，为此撰写《进步与贫困》。书稿完成后，没有人愿意出版。佐治对自己的著述非常自信，于1879年在旧金山自行印刷。后来有出版商接受了此书，出版后果然风靡一时。
该书绪言中，佐治对其中心论题作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经济革命虽然使生产力上升，但它并不是在底部对社会结构起托举作用，把社会整体抬高，反而“像一个巨大的楔子，在社会的中部穿过去。那些在分裂点以上的人们处境上升了，但是那些在分裂点以下的人们被压碎了”。
正文中，更有直抒胸臆的段落：“我们犁新田，我们开新矿，我们建设新的城市......我们以铁道来缠地面，以电线来网空气；我们在知识之上添知识，在发明之后利用发明......可是......发财的阶级更发财；穷困的阶级更依赖；被雇人与雇主之间的鸿沟更宽；社会上的贫富之隔日见显著。”
据资料，该书最早由加拿大传教医师马林（Macklin）以《以地租征税论》等题目节译成中文，刊载于1894年12月七十一期《万国公报》等处。后由廖仲恺译出部分章节，以《进步与贫乏》为题，刊载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1930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收入樊弘译的《进步与贫困》全译本。
孙中山读过《万国公报》上的译文，推崇该书。廖仲恺认为，《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该书译者樊弘，校者陶孟和，均有北京大学任教经历。樊弘早年曾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陶孟和是该所创办初期的主事者，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极有个性。
按：
文中所言陶孟和极有个性事，举例1948年中央研究院南迁台湾，陶坚决反对并于《大公报》发文严词批评将文物、图书搬到台湾，呼吁“运回”。其所主事社会调查所图书资料等皆留在了南京。陶于1960年因病去世，49年后声名不显。
2020.12.21墨尔本晴
《纸声远》下篇
《司徒雷登：“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特别任务”》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司徒雷登著，陈礼颂译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50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事神职教育，二是参与核心政治。教育之事，他做得很早，为期很久，辛亥革命前就开始了，从传教到办学，从杭州育英书院到北平燕京大学，持续30多年，直到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政治之事，则参与很晚，历时短暂。从抗战胜利后重获自由，到毛泽东写文章道“别了”，只有几年时间，大概是其办学时长的十分之一。
晚年的司徒雷登回忆往事，该能更深感受到历史的韵味。在中国，办学校，搞教育，他做了很长时间，只缘于一个简单的启动条件——他是个美国牧师，中国接纳他来做文化交流。最终，依胡适先生的说法，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教育传教士”，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特使，参与国共调停，只做了短短三年，却需要时代为他准备一个足够宽广的世界舞台，酝酿一场党派政治角力的东方大戏，他才出场，便成为悲剧英雄。胡适深度理解这位英雄，为其回忆录写“引论”时，和司徒雷登站在一起，批评美国政府未能尽责。
1949年，是司徒雷登告别中国的年份。他在回忆录中说：“1948年底，中国政治的一种体制和传统走到了尽头。”
8月2日上午，司徒雷登一行乘坐美国飞机飞离南京，告别中国。
半月之后，毛泽东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发表于8月。
按：
“中国政治的一种体制和传统”指的是什么呢？
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拆分并入北大和清华，还有一部分去了香港共建了崇基学院，后与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燕园被北大作为主校区，燕大不存近70年了，读中国近代史，无论史事或人物，燕大的名字却时常浮现。
2020.12.22墨尔本雨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林徽因：“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
（《此去经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1月第1版）
1927年2月6日，林徽因在美国费城写信给胡适，想请他从纽约到费城，为“彭校新创的教育会”作讲演。信中说，这个会和讲演本来“极不要紧”，只因她十分期待和胡适“聚会晤谈”。实在不行，她要争取去纽约见胡适。
林徽因的急切，在信中表达得很充分，她说：“我这两年多的渴想北京和最近惨酷的遭遇给我许多烦恼和苦痛。我想你一定能够原谅我对于你到美的踊跃。我愿意见着你，我愿意听到我所狂念的北京的声音和消息，你不以为太过吧？”
他乡遇故知的宝贵，也许就在偶然、短暂，可遇而难求。欢叙过后，各有其事，终要分别。续谈只能靠笔，靠纸，靠书信。林徽因算着下次和胡适见面的可能时间，是“大约还有一年半”——半年后，胡适将回国，她还要“在留美国一年”。
林徽因的情感生活及影响，涉及当年多位名流，错综微妙，热望与失望，理解与误会......难与外人道，却愿意对胡适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讲。
1927年3月15日，林徽因写信给胡适说：“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问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按：
本篇后半写徐志摩空难后日记书信的处理引起的林徽因与凌叔华之纠纷，篇末借林写给胡适的信说“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大方点才好。”——想到张兆和捧着沈从文的信告到校长胡适处......老胡的好人缘是有原因的吧。
请问版主，
这个三个抬头分别是什么？与其下的文字有什么关系？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林徽因：“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
（《此去经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1月第1版
欧阳京 发表于 23-12-2020 09:43
请问版主，
这个三个抬头分别是什么？与其下的文字有什么关系？
《锦书来》是书名，内容是国内外书信集的阅读。
《林徽因：“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是《锦书来》书中的其中一篇文的标题。此文是阅读书信集《此去经年》所写，出版信息如小括号所示，想阅读原书据此当可寻迹获得。
这篇文章在《锦书来》书中编入目录：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书中目录分上下辑，上为国内，下为国外。
我摘抄的是张冠生《纸年轮》，《纸声远》，《锦书来》，《晴耕雨读》四书，其他三本抬头格式类同。
不知这样说是否清楚:lol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23-12-2020 23:14 编辑
2020.12.23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左舜生：在学论学，在政言政》
左舜生的生卒年份是1893到1969.
1966年深秋，他在一篇长文中回首前尘，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现代史的人”。
对于一个曾经在政治漩涡里摸爬滚打的念书人，暮年里的个人定位很要紧。
左舜生的“研究”不是说说而已，不是泛泛而论。据他自己统计，截至1965年，搜集到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整本书籍加上断简残篇）“已不少于七八千万字”。
书读万卷，其义自见。左舜生整理出版有《近代中日外交小史》《近代中英外交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国近代史料初编·续编》《中国名人轶事》《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四讲》《中国近代史话初集·二集》及《黄兴评传》等著作。
1949年，左舜生离开大陆，也离开了政治。到香港定居后，在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清华书院、华侨书院等学校当教师，主讲“中国近代史”。那时候，想必曾经的政治风云都化作生动的素材、具体的经验、难言滋味的回顾，成了一般教科书之外的无字大书。
1966年深秋，左舜生写自述时，大陆“文革”刚开始，很多地方烧了大量的图书和资料。左舜生当年避居海外，倒是因祸得福，得以有条件读书、教书、写书，留下了亲历史料。
按：
香港以前旧书店颇多，如今不知道零落成什么样子了，两年前曾许愿香港书展时去港淘书访店，因去年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今年的疫情，希望明后年能成行。
2020.12.24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1年《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说起赫胥黎，自然会想起《天演论》。该书经严复翻译，曾在中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近来我稍作延伸阅读，知赫胥黎写此书初衷，只是依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去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多了解赫胥黎自身思想成就，还须读其有关人类研究的专著。
感谢华汝成先生，1930年就把赫胥黎代表作《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译成了中文，翌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著名的英国博物学家，二十六岁上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赞许，有人恼怒，更多人把它当成奇闻。达尔文的一位剑桥老师写信给他，表示对进化论学说感到好笑，甚至予以挖苦。
此后几十年中，赫胥黎一直充当捍卫进化论真理的“斗犬”。人们高度评价他坚持真理、捍卫和传播科学理论的崇高品格：“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1863年，赫胥黎出版《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提出著名的人猿同祖论。1894年，该书再版，作者为之作序，叙述了该书由来和出版后的遭遇。1854年他成为爱丁堡大学教授后，所授课程使他涉猎广泛，如生理学、组织学、解剖学、发生学、动物学、古生物学、人种学，等等，而以“人类的位置”为中心课题。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有“灼手焦指”之险，他的一个朋友为出版一本《人类》，“几被驱逐出境”。1862年底，《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脱稿，赫胥黎请友人校订时，有朋友告诫：该书若出版，会有大纠纷。后来，赫胥黎果然因该书备受误解和嘲弄，“那时我竟好似一个顶恶的恶人了”。他体会到，“真理确乎伟大，但是了解它的伟大的程度如何，要经过相当长的岁月”。
按：
今年疫情期间和友人聊，提到书，提到人类的狂妄和自然界的惩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个人的位置又该放在哪一个坐标中呢？
2020.12.25大洋路晴
《纸声远》下篇
《拉贝与魏特琳：用两代人的心力翻动一本书》
（《拉贝日记》约翰·拉贝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魏特琳日记》明妮·魏特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买下《拉贝日记》已逾二十年，《魏特琳日记》也买了有十七八年。一本比一本厚，加起来将近一千五百页。
不知为什么，似乎近书情怯，一直没有细读。
似乎是要买一份档案，留一个铁证，而不是买书看。
似乎自知心力不足，翻不动这么沉重的历史记录。
访问腾冲，在国殇墓园买到《荻岛静夫日记：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去南京公干，在先锋书店买到《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
仍未触动详细阅读《拉贝日记》的心门。
直到女儿带回张纯如著《南京大屠杀》再版本，终于把《拉贝日记》与《魏特琳日记》请下书架。
从未有过如此体验——翻动这样的书，需要两代人的心力。
按：
我也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下定决心来读那段历史。
圣诞节在外露营，平安喜乐，今夜就轻轻睡去吧。
2020.12.26墨尔本 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萧军：“我不愿失落了它们”》
（《萧红书简》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
1938年初春和初夏，萧军和萧红，一年之内，两度分别。
初春某夜，他俩在山西临汾车站作别。萧红去西安，萧军去延安。去西安的列车开走后，萧军想起，忘记了把一包书信交给萧红，其中主要是她在日本期间写给萧军的信。
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萧军说：“日军要进攻临汾的消息很急迫。民族革命大学决定要撤退到晋西南的乡宁，正在匆忙地准备中。”他准备随学校流徙，前路动荡，不知何处是归程。
为能妥善保管萧红书信，萧军托一位也打算去西安的教员转交给D一个小包，并写信给D说：“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我那日记和朋友们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里。请尊重我的嘱托。”小包上，萧军特意写下“我不愿失落了它们！”几个字。
“文革”结束后，抄家时被掠之物陆续发还，萧红书信随之回到萧军手边。此时的萧军，看着捆着绑着的故纸，并没有整理它们的心情。几年后，他移住京城东郊东坝河村时，偶然拣出萧红书信，他担心“再过若干时日可能就要成为一批废纸”，才开始抢救。
萧军重读旧笺，“有的字迹已经漫漶难于辨认了，有的纸张已经破碎或在开始破碎了！”他担心，若不加整理，再过些时日，恐成废纸，于是开始抄录，用毛笔。
时值1978年夏。萧军说：“尽管此时正当酷暑逼人，蚊蝇纷集，汗流透衣......我还是坚持着抄录下来！”
抄录之后，萧军又作注释。注释篇幅往往长过被注之信，是文学内涵、史料价值的天然融合，成为《萧红书简》一大看点。
按：
我手边也有一本简体版的《萧红书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书页边缘有十几张像被小动物啃过，应是去年底在海南时在一家书店六折买的。这书内容其实挺单薄，萧红的信不过四十四封（补遗两封），萧军回信四封而已。
好的地方有二，一是本篇中所说，萧军在时隔四十多年后对这些信的注释补充，二是保留了原信影印，萧红字迹潦草不失稚气，萧军书也并不刚劲，让人感觉蛮亲切，撕掉作家的标签，他们只是曾经相恋的普通男女。信中内容也是繁琐事情居多，叙说自己在日本的生活，嘱咐萧军买枕头，买书之类，大多是短信，有几篇长的也不过三四页纸。特别的信有两封，其一，鲁迅先生的去世，回忆往事，“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其二，写到“黄金时代”：“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2020.12.27墨尔本阴而后雨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张君励：民国宪法之父》
近代教育家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梁启超为表声援，将该校招生启事刊载于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并在同期撰文《祝震旦学院之前途》，说“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
张君励闻讯，投考震旦学院，修拉丁文。后因学费难续，转入南京高等学堂。1906年东渡，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参与梁发起的“政闻社”。
为继续求知，张君励先后两次留学德国。因强烈关注家国命运，又两次归国。第一次是1922年1月，带着“发见了一个新生命”的激情，要做修齐治平的政治家。第二次是1931年9月17日，九一八事变前夜，似是他一生系于国运的象征。
第一次归国，“一战”方毕，欧洲社会不振，经济萧条，精神萎靡。曾有法国学者对张君励说：“西方文化已经破产，正等待中国文化来救我们，你何必跑到欧洲来找药方？”
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新文化运动初起，“德先生”“赛先生”被高度推崇，“孔家店”如过街老鼠。张君励不合时宜，归国伊始，就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作演讲说：“欧洲文化已起危机”，“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他提醒国人“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尤其人生观更是如此”。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出于抗日大计，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张君励的制宪才华于此得到全面体现，得到“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的美誉。
1946年初，张君励60岁生日。周恩来送给他一块寿匾，曰“民主之寿”。
此后不久，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张君励对国民政府感到绝望。随着战事日趋明朗，张君励认为他“再造中国”的理想大势已去。1949年3月，他告别大陆，移居澳门。
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台湾行政院长，他辞谢不就。
周恩来曾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邀请他回国，也未见归。
1952年，张君励转赴美国定居。
飘零他乡的张君励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表现他对祖国的感情。他坚守信念——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为此，需要清理文化遗产，培育现代公民。张君励转向儒学研究，完成《新儒家思想史》，成为新儒家开山人。
海外余生近二十年间，因没有固定工作，张君励生活只凭稿费和少量养老金，很清苦。他坚持拒绝国民党当局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汇去一笔可观美金作路费。几天后，这笔钱被如数寄返。自1949年离开大陆，直到1969年去世，张君励始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当局的任何资助，秉持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尊严到最后一息。
按：
曾与国共都亲密又最终都疏远的一代哲学家，政治家——标签化描述总让人有一种给人写墓志铭的感觉。
2020.12.28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2年《历史哲学纲要》
据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炙手可热，赛过今天的福柯、哈贝马斯。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该书选译本《历史哲学纲要》。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历史哲学》全译本。
手边这本，是前者。译者王灵皋，“译者序”长达一百二十三页。序文说，马克思的书，当时已有一些介绍到中国出版界了，黑格尔的书“还未有介绍”，所以就着手翻译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是其在柏林大学的演讲稿，属于晚年的成熟见解，可做其历史哲学和辩证法思想的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我正在学校读书。当时读重印的黑格尔著作，捧着新书，感觉到的是作者可贵的历史感。如今读着这本从里到外彻底泛黄了的旧书，却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一页页发黄的纸张，一行行竖排繁体字，展开的是一幅世界图景。从欧洲到南美，从非洲到亚细亚，从中国到葡萄牙......所谓的“现代学”气息满纸。如译者说，这书只是《世界哲学历史》的导言或绪论。其余的文字中，不知还藏着多少思想光华。
曾觉得黑格尔已远去，看来是错觉。日前重读其《精神现象学》，注意到其中一段议论，两百多年前的话像是在说现在——“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们的目光并不停滞在此岸的现实存在里，而是超出于它之外，瞥向神圣的东西......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似乎恰恰相反，人的目光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了......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
按：
多少人身不由己不知不觉困在现实存在的牢笼而不自知，“瞥向神圣”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中国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吗？
2020.12.29墨尔本晴
《纸声远》下篇
《马林诺夫斯基：形成对生活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卞思梅、何源远、余昕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的公开出版，似属偶然，也有必然。
他是在美国去世的，原因是心脏病突发。没有征兆，没有思想准备，也就难有对身后手稿如何处理的意见和嘱托。像日记这种私密性很强的文字，是否公开出版，没有本人意愿可据。
他的学生和挚友，菲利克斯·格罗斯博士，在耶鲁大学马林诺夫斯基办公室整理其遗留材料时，发现“一本厚厚的黑色小笔记”，是老师的日记手稿，几乎全部用波兰语写成。他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个笔记本。
格罗斯博士打电话告知马林诺夫斯基夫人，并很快把笔记本送达师母手上。瓦莱塔·马林诺夫斯基说，她从未听丈夫提起过有这么一个笔记本。此后，她便小心翼翼保护着这个本子。后来移居墨西哥，她也随身带着。
“二战”结束后，伦敦经济学院（LSE）把马林诺夫斯基留存在该院的手稿、笔记和书籍都寄给了瓦莱塔·马林诺夫斯基。她从中又发现了丈夫的两本日记手稿，一本标写“早期波兰语日记”，一本标写“日记”。她把这两本和在耶鲁大学发现的本子放在一起，加锁密存。
至此，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的出版有了文本基础。
1914年9月20日，是马林诺夫斯基日记起笔之日。他写道：“9月1日是我人生新纪元的开端：我独自前往热带地区探险。......有几个人来送我......梅奥一家站在海边，我用望远镜望了他们很久，一直挥动着我的手帕——感觉自己正在远离文明。非常沮丧，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前面的任务。”
这段文字几乎可视为一幅早期人类学家奔赴田野的极简素描，有形，有神。
形——独自出发，从一个世界去往另一个世界。
神——暂别的世界，曰“文明”。去往的世界，曰“化外”。
途径一个叫“凯恩斯”的地方时，马林诺夫斯基走进一个当地居民的露营地，碰到了中国人、澳大利亚人、俄国醉汉、波兰医药顾问、英格兰学者和牛津一位博物馆馆长。
按：
马林诺夫斯基以研究澳洲土著闻名，文中所指“凯恩斯”应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而中国人如此早的到达澳洲，此为一例证。
2020.12.30墨尔本 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费孝通：“从从容容地读读自己心爱的书”》
（《乡土足音》群言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费孝通平素性喜写作，自然包括书信。其学术名望公认，交游广泛，才思敏捷，援笔立就，写出的书信应不在少数。无奈时局动荡，人世纷扰，致其一生中三次大量失稿，目前公开发表的存世书信不多，主要是“干校家书”。
《干校家书》共有二十二封，都是写给其长兄费振东的。费振东是资格很老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对早年费孝通影响较深。在疯狂莫名的“文革”中，长兄或是费孝通可以毫无顾忌敞开心扉的唯一一人。
“一夜北风雨意收，陌头野芙艳三秋。草木无情花何妍，村鸡啼处月如钩。”这是费孝通干校诗作一首。他借最后一句写家书给长兄说：“村鸡啼处，可不要望即月亮是该下落了。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历史阶段该是结束了，所以必须回到十全街的小厅里去，即使有一些寂寞......还可以从从容容地读自己心爱的书。”
按：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2020.12.31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吴晗：学术渐远，政治日近》
吴晗早慧。有“神童”的美誉。一个证明，是他六岁就写出了一首《无题》：“厨中有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好书，吾谓耕者比我高。”
文采之外，末句里表达的对农事内涵、平民本色的体认与尊重，为不少成人所不及。他后来成为学界一流的历史学家，内战时期曾与闻一多齐名的民主斗士，其来有自。
本是书生，遭遇满世界放不下书桌的时代，为争取继续读书、写书、教书的机会，只有走出书房，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希望合力制止内乱。内乱一日不消除，就一日看不成书。时代如此，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实在难有更好的选择。吴晗的好友千家驹、闻一多、费孝通等等，都是这样。
1947年6月30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说：“我极喜欢你的趣味情调，二十年前我们相熟，你的现在也许就是我的过去。那时代，我还喜欢写旧律呢。现在都是梦了，想一想，成天是政治，说的，看的，写的，谈的，连做梦都是，就是剁烂了也分析不出一丝丝趣味，情调彻头彻尾的俗。”
十卷本《吴晗全集》中，第十卷收录剧作、书信、诗歌、译作等。诗作不多，共二十八首。其中《感事》二首写于1932年，后一首如下：
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
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
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征歌虎帐前。
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着鞭先。
1949年以后，吴晗的诗风及内容都有了新变化。1960年5月8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新诗十六首。前两首如下：
公社好，好在大而公，综合农林渔副牧，群力夺天工。
公社好，万众一心同，工农商学兵协力，旗帜满天红。
按：
六年前去浙江，途径金华，拜访一位热爱古建的前辈。他正带着学生在乡下考察古民居，正好吴晗故居就在附近，于是一起前往。两层小楼，墙上印刷的生平介绍及图片，依稀能让人想到旧时。除了其悲剧的结局，我对吴晗的印象不多也不深，只知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史学天分极高，很年轻的时候就以明史研究闻名学界。
黄裳的《故人书简》开篇即写对吴晗的纪念，写于1979年，长达30页，全书最长的一篇，本文引用吴晗信中的内容在这篇里都有。篇末说，“听过一位前辈作家的报告。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文艺战线上，我们牺牲了‘左联’的五烈士。可是这十年呢？我们献出了多少战士的生命？没有谁能报出那确切的数字。”
春浅 发表于 23-12-2020 12:43
《锦书来》是书名，内容是国内外书信集的阅读。
《林徽因：“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是《锦书 ...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多谢！
祝新年快乐！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1-1-2021 16:17 编辑
2021.1.1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3年《诸子概论》
若不是买到这本《诸子概论》，还不知道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中有位陈柱先生。
该书封面上印着“陈柱著，王云五主编”。对这两个名字，一个比较熟悉，一个非常陌生。想：凭王云五的交游和眼光，物色一个作者，在不算长的篇幅里说得清诸子，应该不会走眼。
在百度搜索框里填上“陈柱”二字，鼠标一点，眼前一亮，觉得民国时期学界一角人迹罕至的风景被揭开了一个缝隙，值得一看。
陈柱（1891-1944），字柱尊，广西北流人。其父为前清秀才，自有庭训。陈柱早年在日本读的中学，回国读本科时，考入南洋大学，就读于电机系。虽读理工，但他有文学专长和极浓的文史兴趣，后来改攻国学，终成大家。一个学者，心底最亲近的知识领域，终归是其安身立命的佳处。
求学过程中，陈柱读书极多，其《庄子内篇学自序》说：“回忆毕业南洋时，以文学受之于锡山唐蔚之先生。于经独好《易》《诗》《书》，于史独好马班，于子独好老庄荀韩，于文独好楚辞汉赋，又好《说文》之学。同学闻风兴起，尝请柱讲论群书。听者恒二三十人，忘其班级之高下。校长知其然也，亦以极广之寝室置柱，每下午四时下课，而室未尝不为之满，且莫不正襟危坐以听，听时俨如师生。虽今之上庠讲坛，其肃穆不能及也。凡所论坛，以老庄及辞赋为多。”
作者声明，在范围上，“本书所论述，以司马谈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为限”；在内容上，“最注重于个人之基本观念，及政治教育二者”。作者依据这两个重点，亦循《汉书·艺文志》分属，把晏子请进儒门，排在孔子之后，孟、荀之前，是该著独出心裁之处。作者以《晏子》全书中“爱民、尚俭、崇礼”等要旨一一“细究其立说之宗旨”，证明其学说确系儒家，而未被“《晏子》书多毁孔子之言”的表象所蒙蔽。
不知是什么原因，学问这么大的一位教授，后来似乎失踪于中国学界。有研究者感叹，“自先生卒后，迄今六十余年，其人已为世所久忘，其书亦罕见其全貌。”
按：
以理工科出身而对文史始终饱含兴致，前辈为我所敬效者，陈柱先生应为其一。今日与诗社诸友开启新年共读经典长征，亦从诸子始，缘堪一记。
2021.1.2墨尔本晴
《纸声远》下篇
《本雅明：“我的自由撰稿职业不属于任何党”》
（《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瓦尔特·本雅明著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本雅明的写作不易归类。如阿伦特所说，他“学识渊博，但却不是学者；他研究文本及注释，但却不是语言学家；他翻译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和波德莱尔的作品，但却不是翻译家；他对神学颇有兴趣，但却不是神学家；他写文学评论，但却不是文学批评家”。
阿伦特的连续否定句式，有效地提示了本雅明的广博。
本雅明自认“作家”。阿伦特说起的那些“家”，是或不是，都是他人眼光。读大学时，本雅明博览群书，却从不参加考试。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在意自己是什么“家”。
对作家身份，本雅明本来也不在意。是不同国度里作家境遇的不同触动了他，是他在莫斯科体验到的特殊感启发了他。他说：“作为作家，我在一个城市里享有物质和行政事务特权。”他为此不安，生出一连串困惑——
“一个国家如果无产阶级是雇主，知识分子该如何过活？无产阶级如何界定其基本生存条件？知识分子会找到何种环境？能指望无产阶级政府什么？”
这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一大问题。“十月革命”结束不久，本雅明及时画下这些句号。他有如先知，洞幽烛微，穿透此后百年历史迷雾。
本雅明的远见卓识，来自他曾经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他在莫斯科两个月里每天经历的日常生活现实。他把这段经历记录为《莫斯科日记》。
有个人物，自始至终出现在《莫斯科日记》里——阿斯娅·拉西斯，一位拉脱维亚女演员、导演兼批评家，本雅明的情人。
1926年12月6日，本雅明抵达莫斯科当天，刚走出火车站，就见到了阿斯娅。本雅明说：“阿斯娅戴着俄罗斯皮帽，看上去并不美丽狂放。”彼时，她因精神崩溃，住在高尔基大街附近的罗特精神病院里。
1927年2月1日，莫斯科。本雅明告别这座城市，再见阿斯娅。他的当天日记留下如此场景——“雪橇已经启动，我再次把她的手拉到我唇边，就在街中央。她站在那儿久久地挥手，我也从雪橇上向她挥手。她似乎转身走了，我看不见了。箱子放在膝盖上，我含着眼泪坐雪橇穿过暮色的街道来到火车站。”
《莫斯科日记》起句有火车，而结尾最后一个词，是火车站。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闭环中的两个月，本雅明凭其敏感，凭其敏锐，从内部见证了一个封闭帝国的部分真相。
1926年12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信息的获取受到了苏联孤立于他国的阻碍。更准确地说：与外部世界的联络基本上是通过党来进行的，主要包括政治问题，上中产阶级被摧毁了，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不足以和外界建立联系。”
于是出现了“铁幕”。本雅明当天日记继续说：“共产主义在俄语里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词汇，年轻人要培养共产主义自豪感......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本身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衰亡已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本雅明曾对一位乌克兰人说：“我的自由撰稿职业不属于任何党，也不属于任何行业。”这是本雅明自己的定位，他把这段话写进了1927年1月2日的日记。
英文版《莫斯科日记》封底文字说：“本雅明的日记描述了一个作家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被革命的承诺所诱惑，另一方面又不愿对革命在人道和制度上的诸多失败闪烁其词。”
按：
文中有一句话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学者中，这样深刻思索的人，并不多。
2021.1.3墨尔本 小雨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梁从诫：“美国梦？有什么了不起”》
（《梁从诫环境文集》“自然之友”编2012年自印本）
1993年6月5日，北京西郊玲珑塔下，一群人坐在草地上，聆听一位站在路边的人演讲。演讲者是梁从诫，年轻、英俊、儒雅、淳朴，正主持“自然之友”首次“绿色恳谈会”。有照片记录了这一瞬间。
这幅照片，是中国公民环境保护意识觉醒并有所行动的早期标志记录。
梁从诫曾在国际论坛批评美国能源消费模式，认为“美国——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其他发达国家——对全世界环境造成的最大消极后果之一，是树立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即消费模式”。
梁从诫在致女儿信中问：“美国梦？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底气，来自对“占全球人口不到4%的美国人目前消费着全球20%以上的资源”这一现实的强烈质疑。按美国人的资源消耗量，全球资源仅够不足20%的人享用。
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梁从诫同样强烈地质疑国内现实——“这里的梦，又比美国的差多少？”他说：“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我不指望美国人能为中国环境的改善做出什么贡献，只希望十三亿中国同胞不要都跟着两亿六千万美国人去做别人家的梦......如果不先学会珍惜自己的土地，学会按自己的资源、环境容量来盘算自己能过什么样的日子，谁也不能帮你把自己的家园保护好。”
按：
环保已经是当今一大热点，因为人们越来越切身感受到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在澳洲，今年圣诞节大概是十年来最冷的一年，去年则是史上最大时间最久的山火。前几年看过报道，国内的雾霾飘到了日本，而日本的地震海啸引起的核辐射波及南亚。“瑞典环保女孩”登上去年的时代杂志，前几天“西藏冒险王”葬身冰川引发网络纪念，而持续至今的疫情也让人不得不思考是不是起因于对动物的滥杀......人，并不是孤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4-1-2021 14:39 编辑
2021.1.4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沈钧儒：我是中国人》
沈钧儒自幼习染国学典籍，却不喜欢八股文。他曾在1904年的甲辰恩科会试中得殿试二甲第七十八名，入列科举取士最后一批进士，但早在1896年就开始关注“变法图强”，研读新学与时事。郑观应《盛世危言》、薛福成《筹洋刍议》等著述，都在其阅读范围。
1901年10月间，沈钧儒有过一次特殊经历，他随着胞叔沈卫从西安为慈禧、光绪“送驾”到潼关。时值陕西饥荒，饿殍遍地，清廷御膳房膳事却靡费惊人，仅驻临潼时即耗白银二千两。目睹官场奢靡、民不聊生之惨状，沈钧儒家国之忧日趋深重。
1905年，沈钧儒年值“而立”，并已得“赐进士出身”衔。当年科举废，他成了中国科举取士的最后一批进士。彼时，西学东渐，其眼界大开，知日本明治维新后生产发展，日渐富强，便提出留日申请，以期学得真经，为中国找出路。
沈钧儒回国后，首个官职是法部（刑部改制后的名称）贵州司主事。其社会治理的理想，则是民本位，而不是官本位。
其时，宪政编查馆已立“结社集会律”，明文规定结社人数以百人为限，集会以两百人为限。沈钧儒对此提出异议说：“今本未尝有特别法令予民自由，而先设防维，识者议其有本末倒置之嫌......中国地大民众，征之情事，难以实行。”“于预备立宪前途，大有阻碍。”“人民日思自由，而政府加以压制，川壅而溃，横决可忧。”
按：
文题中“我是中国人”语，出自沈钧儒读其友邹韬奋悼戈公振文中，是戈先生临逝最后一句话。沈读后深受感动，不能自持，写五绝诗四首，最后一首是：“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春浅 发表于 2-1-2021 11:20
2021.1.2墨尔本晴
《纸声远》下篇
歪个楼，上个歌词先，嘿嘿。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朗
在这迷人的晚上
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朗
在这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翻波浪
水面映着银色月光
一阵轻风
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一阵轻风
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
默默看着我不作声
我想对你讲
但又难为情
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我想对你讲
但又难为情
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
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021.1.5墨尔本 雨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4年《欧洲近古史》
该书作者何鲁之（1891-1957），川籍人，少时就有大志。自课阳明学之余，曾入多所语言学校攻法语，以求放洋留学。1919年秋，何氏得入巴黎大学深造，专攻史学，力窥西洋立国门径与渊源。其求学期间，遇蔡元培等人与法国学者在巴黎设立“华法教育会”，何氏积极参与，担任该会秘书兼总干事，为留法的中国学生提供求学、就业等方面的服务。1926年，何氏得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成都国立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国立大学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在所编讲义的基础上，撰写《希腊史》、《欧洲中古史》和《欧洲近古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年6月，《欧洲近古史》得有初版。
有研究者说，“国人自撰巨帙西洋史籍，自鲁之始”。
1948年秋，一个时代将结束，又一段历史待开篇。何氏有感应，有筹划，希望把自己的治学成果尽量留下。他在成都成立人类文化研究所，罗致助手，全力整理旧稿。越一年余，完成史稿七种：《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代史》、《法国史》、《希腊文化史》、《罗马帝国史》和《西洋历史图解》。为能成书流传，何氏托人把这些书稿带往台湾，却不幸中途失落，至今杳然无踪。
按：
不知道假如这些书稿留在大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费劲精力完成的书稿竟然只有一份带去台湾，然后失落？有一种“坛城沙粒散”的感觉了。
2021.1.6墨尔本晴
《纸声远》下篇
《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奥威尔日记》乔治·奥威尔著宋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
读《一九八四》，再读《奥威尔日记》，感觉作者是两个人。
一个稳坐，缓缓讲述“老大哥”的故事。本是编小说，却像纪实。
一个跳来跳去，上天入地。纯属纪实，却让人如梦如幻，几疑其真。
日记里的奥威尔，一会儿像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会儿像梭罗写《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一会儿像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读程近半，《家庭日记第二卷（续）》中的奥威尔，又像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实验记录员。气候，昆虫，家禽，天象，土壤，植株，肥料，耕作，湿度，长势，果实，收获，加工，容器，成品......无一不记录在案。
1940年3月13日，奥威尔写日记如下——
“因为严寒的缘故，所有的卷心菜（除了几株抱子甘蓝）都给毁了。......韭葱幸存了下来，尽管状态很糟糕。大多数壁花都活了下来。......玫瑰插枝除了一枝都成活了。雪莲花谢了，几株黄番红花和多花蔷薇正准备开花，郁金香和水仙露出了花苞，大黄刚刚抽芽，牡丹也是，黑醋栗正在发芽，红醋栗还没有，醋栗也发芽了。我用爱多克分剂的堆肥还没有完全发酵。到处都是深褐色的草......土质由于严寒的缘故变得又细又脆。”
这类文字，读起来都需要耐心，何况是写，且是长年累月地写。
其中所需素养，是他在伊顿公学时期养成的么？
伊顿公学四年系统教育给予他的，除了自由的知识，还有森严的等级区分，更有精神上的痛楚。
校长的歧视让他反感，贵族子弟的傲慢，则让奥威尔和他们格格不入。
后来，他回顾在伊顿公学的经历，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
关于奥威尔的政治立场，董鼎山先生曾有分析、评价。
他在《一九八四》“译本序”中说：“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
董先生说出了奥威尔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的来源，离不开他生活内容的广泛，心灵触觉的感度敏感，以及由此合成的深刻体验。
读《奥威尔日记》，时常有惊喜。单是其生活体验的广泛，就让人眼花缭乱。
作为农夫，他似乎有农事所需全套技能，此外还能修理栅栏、制作果酱、改造鸡舍、鞣制皮革......
作为作家，他既编写剧本，又指导排练，还“亲自制作大部分的服装”。
作为译者，他告诉出版商，自己“能翻译古法语，至少是可以翻译1400年以前的任何东西”。
作为战士，他曾加入国际志愿军部队，同法西斯军队作战。
战场之外，他凭借经验“试射斯特恩冲锋枪2500发”，以测其后坐力、震动、声音、精度，还能现场解决卡壳问题。
随着其日记内容的展开，文字之外，不时可见奥威尔的绘画，线条简洁、准确、传神，有古风。
如此精彩一个人，留下了“由他本人保存了下来并打字成稿，现存十一卷”的日记。为他把日记编辑成书的彼得·戴维森先生告诉我们——
“几乎可以肯定，还有第十二卷甚至是第十三卷日记被锁在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室里......”
这位社会主义者，本来有更多遗产留给后人。遗憾。
按：
某种程度上，奥威尔满足了我对一个作家的想象，他有着丰富的经历，紧贴大地和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又能装上想象力的翅膀任意翱翔。我手头有两本从旧书摊淘到的三联书店2009年版中英文分印的《1984》。读过《1984》和《动物农场》的人大概都会对他肃然起敬。还有一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的《奥威尔书信集》，副标题《道路、意义与生命》。选译了他1920至1949年的200多篇，横跨了作者17岁之后的生命历程，其中有1942年任职BBC时邀请中国作家萧乾及叶公超做关于日本的演讲记录。书信中很多篇是工作相关或写给编辑的，相较之下，日记可能更可观吧。
2021.1.7墨尔本 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王仰晨：结怨了有势力的人》
（《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王仰晨编辑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鲁迅书信手稿的全部，据周海婴1975年说，有一千二百多封，其中两百多封从未发表。这些书信一直保存在文化部的保险柜里。“文革”期间（1968年），戚本禹利用权势，把鲁迅书信手稿调到自己手边。鲁迅夫人许广平闻讯，很生气，致信姚文元申诉此事。未料写此信第二天，许广平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鲁迅书信手稿事遂至悬置。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写信给毛泽东说：“至今七年多了，书信集的出版仍然毫无消息，我非常希望书信手稿能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以便于做两件事：一是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供研究工作者用。二是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个比较完备和正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供广大读者阅读。”
此前，1938年和1958年，《鲁迅全集》先后出版过两次。其中，1938年版由许广平主事，收纳了鲁迅著译，无注释。1958年版由冯雪峰主事，作出注释五万八千余条，五十四万余字。此事本来功德无量（鲁迅有言：“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但在“文革”期间，被张春桥、姚文元斥为“烦琐哲学”、搞“专案”后，1958年版《鲁迅全集》居然成为禁书。
1975年12月初，国家出版局、文物局为出第三版《鲁迅全集》调集人员，建立机构。......1977年9月，确定胡乔木、林默涵领导并主持这项工作。
负责组织和推动实际工作的，是民盟成员王仰晨。他有“与巴金相知相交六十载”的经历，有“从排字学徒到资深编辑”的资历。作为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他深知”鲁迅著作如浩瀚的大海，上下古今、内外中西几乎无所不包。它们的写作年代，远则相去已七八十年，近则亦将近半个世纪......若干年后再做这项工作，其难度必将数倍于今日”。
大功告成，王仰晨却被冷落在一旁，“连一张开幕典礼的入场证也没有得到”。
是年10月7日，楼适夷写信给黄源说，王仰晨“广泛团结全国鲁研队伍，以身作则，埋头苦干了整整七年，取得今日的成绩，但北京的纪念会却把他‘忘了’......我看不是忘了他，而是忘不了他。有些注解是他坚持了，顶住了压力，结怨了有势力的人”。
按：
书房有一套1958年版1961年印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可惜缺了第2，9卷。这套书是网上书友所赠，原来是其祖辈之物。书信集只有第10卷计约250封，缺的第9卷主要是《两地书》。却不知原来这一版的书信已经因政治原因被抽走八百余封，而王仰晨这位劳苦功高的编辑，我竟第一次知道，惭愧。
2021.1.8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陶行知：一切从晓庄开始》
1927年，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
这年1月20日，陶行知在母亲生日里写家信宣告：“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齐都要立它一个基础。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
这年3月，陶行知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委托，和赵叔愚一起在南京北郊的小庄创办晓庄学校（原名“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把小庄改名“晓庄”，把附近的老山改名为“劳山”，表达日出而作的意思，并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口号，要为中国现代教育开出一片崭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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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遇到一位当年晓庄老师的后人，他告诉我“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与我成了忘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