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跟读
歪个楼，有个叫save children的组织有一个国际项目，好像是和书有关，我觉得民工学校的学生可能可以得到帮助。
2020.11.22 墨尔本阴而后雨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钱穆：“学问深浅一视为其德行”》
（《钱穆先生书信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为纪念新亚书院成立六十五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一本《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
钱穆学生余英时为该书作序说：“我读了全稿，发现全书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我不曾见过的。我不但因此增添了不少关于钱先生和早期新亚的认识，更加深了我对于钱先生人格和精神的体会。”
彼时，钱穆制定新亚“学规”，第一条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钱穆历来如此，也要求学生能如此，期待师生互勉，成为新亚守则，形成新亚气象。他着意训练“经师”，更精心栽培“人师”，于治学路径处处引导，更于为人之道时时督责。两端之间，一旦不能“齐头并进”、“融通合一”，钱穆宁舍治学功名，谨守为人初衷。余英时记得清楚，“钱先生最早当面告诫我的，学术的创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按：
金庸写武侠，少林武功需佛法修为搭配方能有成。治学功名，如武功外在，为人初衷，如佛法修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许学术创新并不出色，但绝不会为了创新而抄袭、作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钱穆有关的师友文章，严耕望所写《治史三书》值得一看。
2020.11.24 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张恨水：何止“鸳鸯蝴蝶派”》
张恨水天生属于书的世界。他很早就开始阅读，且嗜读，十岁上下已积累好几箱子的书，十二岁就写武侠小说，十三岁能依平仄作诗。他早年求学时悬梁刺股，成年后也手不释卷，即便在战时躲警报也会带本书。出于对韵文学的喜爱，他积年累月细心体会，深得要领，顺手就来。据其女儿回忆：“《金粉世家》《春明外史》，诗词颇多，都不是先填好诗词，再编写小说，而是每天或几百字或几千字照旧写下去，轮到写诗，就做一首诗，轮到填词，他就填一阕词进去，百万字的小说，一气呵成。”
每到秋初，张恨水都会督导儿女们晒书。在其指挥下，地面铺上席子、帘子、木板，书被一摞摞抱出，平铺其上，阳光满天书满院。如果有比较好的文化环境与身体条件，这些书中的丰富素材本可以支撑他写出多年研究心得与发现，让读者看到另一个张恨水。遗憾的是，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他的身体也不好，专著没能如愿完成。言及此，张恨水自我解嘲说：“我注意研究的东西没有什么结果，写小说反而为人所知。”
按：
“阳关满天书满院”，想想以前的读书人，这样的场景是美好的。然而书中有美好，现实也许却很糟。被淹没的何止另一个张恨水呢？！
2020.11.25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1923年《中国关税问题》
《马寅初传》书末附有“马寅初主要论著”，所列著述几乎全是经济学专著。《中国关税问题》是其早期著作。
作为经济学外行，读该书难免隔膜，但有些常识层面的问题尚能看懂。例如，说到“吾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之缺点”，马寅初认为：物类繁多，物价不同，税则表之区别，自然是越细越好。日本国的税则表上，大类为六百四十七种，小类为一千五百五十七种。美国比日本还要细。但是我国的税则表粗疏至极，咸丰八年所制订的税则分类，大类为十三种，小类为一百七十五种。到马寅初写作该书时，虽已改为大类十七种，小类六百八十九种，但还是粗疏得很。
如纸张一项，每年进口的种类很多，价格不一，本应独立分为一种，却在税则上归于颜料漆胶之类。又如机器一项，当时我国使用机器多从外国进口，种类不下数十，也有理由单独分为一种，却被归入钢铁铅锡类中纳税。
这种税则，按说该改，可是改起来却十分困难。为此马寅初设专章谈“修改税则之困难”，并提出“时时修改税则之理由”，更从国情出发提示“从价税在中国，不如从量税之重要”。鉴于从量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马寅初的远见让人钦佩。
按：
知道马寅初是因为《新人口论》，却从未读过其经济学专著，更不知其经济思想为何。时过境迁，中国入世至今近二十年。《纸年轮》在2011年出版时，书中说我国仍是从价税为主，不知为何也。
2020.11.26
《纸声远》上篇
《刘晋：用人家当手纸的纸订成日记本》
（《刘晋文集.日记摘抄》刘晋著华夏文化出版集团2012年7月第1版）
抗战期间，我国东部、华北等地区许多大学迁移到西部后方，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了云南昆明，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同济大学迁到了四川宜宾，燕京大学迁到了四川成都，等等。
当时，和这些大学同时迁校的，还有大批中等学校，也处于流亡状态。其过程之艰辛、场面之壮观、意味之深长，不在大学之下。
为多多保留读书种子，安置这些学校的师生，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导（有些属于直接接收），先后建立了三十四所国立中学。这同样是我们保留民族文化薪火的壮举，可惜知道当年国立中学之事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这方面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也不多见。
国立六中是当年较早建成的十二所国立中学之一，据说也是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所，有很多故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家国命运。
刘晋当过这所中学的“青流社”社长、进步学生自治会会长。他是山东烟台人。1942年日军侵占烟台时，刘晋17岁，他不愿当亡国奴，还想抗日，便走上漫长、艰辛的流亡之路。
由山东而安徽，由安徽而河南，刘晋进入叶县的国立第一战时中学，并跟随学校继续流亡，身历“水、旱、蝗、汤”，在流徙途中求知、读书不辍。后来，其所在学校要解散，他和四十多位同学一道再寻出路。他们“身背行李，脚踏草鞋，爬过伏牛山最高峰‘界岭’，走尽汉水，过大巴山、秦岭到达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仅剩六人”。
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到毛边纸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共写了六年的“流亡日记”。
按：
读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时才了解到战时流亡学生的境遇。战乱之际，人如蝼蚁，青年学生被迫离家，独立生活，快速长大成人。有时会想，我们都是战争幸存者的后代。
2020.11.27 墨尔本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杨联陞：“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信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3月第1版）
20世纪40年代，胡适先生卸任驻美大使，回归学界，在哈佛结识了一些后辈学子，尤为器重杨联陞、周一良等人，打算适时请他们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其中，杨联陞更是与胡适交往日久，相知日深，留有大量“论学谈诗”的书信。
有研究者说：“杨和胡的交情则更比其他青年学人为深厚。这不仅因为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兴味也最为接近......尤其是都爱写诗。”
到1944年，胡适已打定主意延请杨联陞、周一良到北大教书。这年6月29日，胡适日记有言：“喜见新黄到嫩丝，悬知浓绿傍堤垂。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戏改杨联陞的《柳》诗却寄杨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约杨、周两君去北大教书，他们都有宿约，不能即来）。”
同年年底，杨联陞曾陪同胡适下乡，买回一位老传教士留下的一批中国旧书。大概是返途中，杨联陞写诗说：“才开寿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庐。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按：
《莲生书简》中与胡适之信十通，与钱穆信三十通。与胡所谈常提到《水经注》，与钱则学术，生活多方皆有。异域访书情形可喜，当借鉴之。
2020.11.28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储安平：慢慢实现理想》
民盟前辈储安平曾在英国名校作研究，师出名门，视阔思深，又富有文采，按说具备写大部头学术著作的能力。这一点，从其所著《英国和印度》一书便能看出。
但他赶上了一段动荡不已的历史，更因性情直，骨头硬，见解犀利，仗义执言，总在政治风口上，没有更多时间静心著述。以其学养之厚，才情之盛，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
他写书，也编刊，最有名的当然是当年一纸风行的《观察》杂志。
这份杂志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发刊词说：“我们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别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这样的办刊立场，出自储安平向往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
他对朋友说：“我是一个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地实现理想。”
其实，若以办刊说，他的理想实现得并不算慢。从初创时每期发行几千份，到突破十万份，仅用了两年时间。真正慢下来，是后来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要借助办刊去实现的远大理想，确实快不起来。这一点，最迟在1957年，他已经充分体会到了。
按：
文末说得不算委婉，1957年正是“反右运动”爆发之时，而储安平即其中一个中央级“大右派”。前些时和友人聊天，说到左右的问题，朋友说：凡不是左的，便都是右的。换言之，凡不同意我的，都是敌人。
2020.11.29墨尔本 雨后天晴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1924年《汉书艺文志讲疏》
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据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
后来见过一句话，“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在1924年的出版物中，碰上的第一本就是《汉书艺文志讲疏》，是东吴大学的“东南大学丛书”的一种。
尚未翻过开卷之页，就被该书流传过程中留驻于该页的印记吸引。书名及班固、颜师古名下，是一枚“徐氏”藏书章，阳文篆刻，古雅、工整。书眉上的批注更是耐看，毛笔书写，蝇头小楷，馆阁体中略带行草，疏密有致，功力内敛，每字皆小于书上的正文铅字。
这么漂亮的批注，不时现于书页之眉，跳荡闪烁。一时间，对我这等既无慧根、又少定力的人，吸引力大过了书的正文。细察全书，眉批有八十余处。一一读过，感觉这位读者不仅字好，学问也好。眉批间有注疏，有评点，有考索，有订正，有校雠......等于扩展了该书的内容。能跟在这样一位学养深厚的读者之后，待这本书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
按：
目录学的书我几乎没有读过，读书随性，不求甚解，譬如饮食，虽不挑食，然偏爱者总会在习惯里重复。存书渐多之后，对各书之分类梳理便成为一个问题。这时开始想要读一读目录学之类的书了，书房目下有《艺文丛刊》、《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中叶德辉书两种，明年读书该列个计划读过才是。
2020.11.30墨尔本晴
《纸声远》上篇
《顾圣婴：她的水晶般的纯粹》
（《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顾圣婴著，曹利群编漓江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看《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封面，想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都是铅块般沉重的颜色。两书的主角都属于不世出的天才，都死于“文革”迫害。
陈先生名满天下之后，还有二十年可赞可叹。顾圣婴生命全程未满三十年。
陈先生故于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顾圣婴死于自我了断。
陈先生去后，有家人奔丧。顾圣婴和母亲、弟弟同时同室告别世界。
陈先生故去，主流媒体稍后发有讣告。顾圣婴和家人自杀的消息被严密控制。
陈先生有浩瀚著述存世。顾圣婴日记、书信、演出手记合集出版，半册稍多。
阅读陈、顾，无法不感沉痛，顾圣婴尤让人怜。
1953年4月，上海交响乐团举办莫扎特作品音乐会。前半场演奏《费加罗的婚礼》和《第三十九交响曲》，后半场是《d小调钢琴协奏曲》。担任全场钢琴独奏的，就是十六岁的顾圣婴。
1954年高中毕业即加入上海交响乐团，任钢琴独奏演员；1955年就举办了首场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钢琴比赛金奖；1958年获第十四届瑞士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一位刚满二十岁的中国女性，搅动了国际乐坛风云。
1964年5月5日，在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大厅，顾圣婴如期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第一轮赛事。
5月5日，顾圣婴的日记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说，我成功了，那是全国人民的成就，是同志们的成就，而绝不是我个人的。”
两年后，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天安门前频现“红海洋”。顾圣婴日记中的“全国人民”和“同志们”，都被时代大潮卷入，或全情投身，或身不由己，盖不能免。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部门自然首当其冲。大潮一角的上海交响乐团，琴声不再，呐喊鼎沸。1967年1月31日，“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乐团全体人员的面，揪住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领袖像前‘请罪’。一个‘壮汉’上去打她耳光，有人把痰盂扣在她头上”。
几十年后，记下这一历史瞬间的曹利群先生说：“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的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半点纤尘的。”
按：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句话记得清楚：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春浅 发表于 29-11-2020 18:16
2020.11.29墨尔本 雨后天晴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同感，“对我这等既无慧根、又少定力的人，吸引力大过了书的正文。”，读浅妹纸读书笔记，也是读按的吸引力有时候大过了正文。
春浅 发表于 30-11-2020 21:25
2020.11.30墨尔本晴
《纸声远》上篇
是的，“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自以为善良后发现其实是幼稚与傻气，便不再想冒傻气；以手写心的文被打回重后，便不想再写心；
这大概就是所谓教育的悲哀所在。
水晶般的纯粹，一旦染了纤尘。便宁肯水晶碎…… 时代之殇！！
2020.12.1 墨尔本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严耕望：抄写的卡片数量以十万计》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
严耕望从1946年开始留意“唐代人文地理”的题目，广泛搜集史料，打算从地理角度研究隋唐五代人文发展情况。到1955年初，以长期积累的丰厚文献为基础，经细密考订，严耕望撰写出《唐仆尚丞郎表》书稿，深得其恩师钱穆称许。
据说这是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后出版的第一部较大的学术论著。
依惯例，该所将这部著作分赠有关文史学者。当时胡适在美国，也得赠一部。
两个月后，胡适就赠书写信给严耕望。信中除表示“佩服你的工力的详细谨慎”外，还提供自己留意到的史料线索，如“宋鼎作《能大师碑》”之事的真伪及其依据，供严耕望作参考。
一日，胡适纽约寓所，严耕望到访。进门之前，向例是门铃通话。胡适听到严耕望的故乡口音，喜告夫人：“客人还是同乡呢！”严耕望进胡宅后，“见客堂、书房所有桌椅茶几上，到处横竖摆满了图书，且很多是翻开的。胡适兴高采烈地与耕望大谈禅宗史事，几达三小时之久”。两人都充分体验了“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
按：
史学入门书中，严耕望《治史三书》得到许多人推许为金针度人之作。我读之后，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严先生谦虚地说自己是中人资质，只是尽量把时间利用起来，肯下苦功而已。“有朋自远方来”的情形，我在墨尔本也有过两回，一晃又数年过去了。不知何时有好友再来访呢？!
2020.12.2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叶君健：改造“红宝书”》
一位编辑朋友，付出七八年心血，成就了《叶君健全集》（20卷本）的编辑出版。按说这是我国译界一件盛事，值得大说一番，叶家却避开世俗热闹，邀些亲朋友好到家里，傍晚餐叙之间，就算是新书出版发布会了。
《叶君健全集》平摊在叶家客厅南窗下一张条案上，朴素，清新，是当晚的目光和话题焦点。焦点之外，靠着北墙有一排旧书架，里边多是老版外文书，凝重，古老。
全集旁边，放着一本很小的红书。经主人介绍，始知那是叶先生在逆境、险境中学习外文的“文革”遗物。
当时，叶君健在外文局主持《中国文学》，用英、法两种文字定期出版，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创作成果。世道再乱，这种事也还得保证。所以，叶先生既要接受批斗，又要坚持工作。每天完成编辑工作后，就被关进一间屋子里接受监督。那时只准读《毛泽东选集》和“红宝书”。在接受监督的情况下，他通读了外文局出版的很多语种的毛泽东著作和小红书，并找到一个继续学习外语的办法。
一本128开的世界语《毛泽东语录》，被叶先生暗度陈仓。他取下封套，放进去一个同样大小的生词本。打开后，左页抄录生疏的外文单词，右页写那些单词的英文注解。一页一页，字迹工整清秀，字母小到不能再小，逐页写满。可见叶先生乱中有定，认真如常。那样荒唐的年代里，如此改造“红宝书”，有极大风险，却也使叶先生的外语学习多了一层自我保护。负责监督的人进屋查看时，总是看见他手捧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在低头思过，便放心而去。叶先生也就能继续熟悉那些外文单词。
按：
叶先生以40年之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名闻于世，1989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其丹麦国旗勋章，感谢他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中国......为能继续学习外语，在和平年代却像战争年代那样冒险，总有一些内心的光芒无法遮蔽，我们也借此温暖自己。
2020.12.3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1925年《史推拉》
这本标着“世界文学名著”的书，是个剧本，作者是歌德。
译者汤元吉先生大概看过歌德文集，说“他文集中有不少忏悔之作”，主要源自其“一生多恋”。《史推拉》便是其忏悔作品之一。汤先生说，读这个剧本的时候，“觉得文章的美婉流丽，情节的哀婉悱恻，真不愧为世界文坛上帝一流作家的手笔”。他虽觉得自己译笔“不足方其万一”，却无妨传递其剧本精神，所以热心介绍到国内来。
该剧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初版。1933年底，出“国难后第一版”。译者说，1927年3月4日，该剧曾在北京国立艺专初演。同年5月28日，公演于清华大学。1931年5月，又在杭州民众俱乐部公演。在这次公演中演史推拉的刘梦莹，即1932年轰动一时的陶刘惨案主角之一。
按：
《史推拉》是个悲剧，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爱情纠葛。一边是妻子女儿，一边是情人，古今中外似曾相识的故事。“陶刘惨案”也是悲剧，却真实得很不真实。潘光旦先生当年直指惨案的发生有性教育落后之因，而惨案发生后心理专家匮乏。百年之后，我们的社会有多少进步呢？这几日的热闹是“弦子状告朱军”案，道德式批判的媒体依然吸引着旁观香艳的众人。
2020.12.3晴
《纸声远》下篇
《梭罗：“哪儿去寻找更文雅的社会？”》
（《梭罗日记》梭罗著，朱子仪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梭罗写下的日记，据说有14卷。手边这本薄薄的《梭罗日记》，12万字。译者说，“只是梭罗日记的一小部分”。
感谢译者善意提示，无奈无力见微知著。想多读点梭罗，只有另找。
找到的是上下卷《梭罗集》，共1263页，近90万字，不算“小”了。
更重要的是，开卷之作《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虽不标“日记”，却是标准的日记体，从周一到周日，备述见闻，不妨作日记读。
梭罗用日记体文字写书，来自他对日记价值的看重。
1841年1月29日，他写日记说：“世事奇妙难解，最奇妙难解的，莫过于写日记了。它无法预料，它的好不见得好，它的坏未必就坏。假如我使出浑身解数，把内心的奇珍异宝加以曝光，我的柜台似乎堆满了难以入目的家庭琐细。可是，经年累月，这堆杂乱无章的琐细，会有新的价值：从中我也许会发现印度的财富，陆地上运来的中国珍品；或许，看上去干瘪的苹果或番瓜，竟然是一串串巴西钻石，或科罗蒙代尔珍珠。”
十天后，2月8日，梭罗又写——
“我的日记记载着那部分我。那部分我要是不写下来，就会逝者如斯，了无踪迹；那部分我是田野的落穗，是我的收获。我不必为日记而生，可是在日记里我为众神而活。众神是我的通信人，我每天都给他们送去这些邮资付讫的稿件。我是他们账房的职员，一到晚上，我就从流水账总总帐本上转帐目......”
目力所及的梭罗文字，大部分是野外记述，松树墩、萤火虫、麝鼠、鲑鱼、瀑布、冷杉、湍流、独木舟......清风拂面，诗意纵横。这段文字则给人室内感，平实、内敛的语言中，有灯，有人，有动作，有灯影。
按：
梭罗以《瓦尔登湖》闻名于世，影响广泛，我的一个朋友因热爱这本书而全文诵读录音，其心可感。我也时常引用他的名句，追踪着我丢失的栗色马。
2020.12.4墨尔本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殷海光：“长一双翅膀来芝大求学呵”》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2月第1版）
台湾台北，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九号，是台大教授殷海光曾经的住址。从这里发出过很多写给同行、朋友、学生的信，留下了一批值得珍视的现代学术史料。
殷海光是个好老师。他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
这句话背后，是一位知名学者几十年亲历中国社会巨变的观察、研读和思考心得。其观察视野是全球性的，其研读范围是中西兼顾的，其思考脉络是古今贯通的。说出此话，他底气十足。
对得意门生林毓生，殷海光说得更具体。他期待学生成为学界栋梁，在信中对林说：可以为你提供两项帮助，一是确定学术标准，二是治学方向。
殷海光要求林毓生一年内把英文“弄好”，标准是“顺畅阅读西方第一流学术著作而不觉吃力”。
林毓生此前对英文下过一番苦功，故能接得上殷海光的指导，日后更因这点功夫而寻得通向哈耶克教席的路径，登堂入室，如入宝山。
1968年5月9日，殷海光写信给林毓生说：“西方文明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艺复兴’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织人’、‘工业人’、‘经纪人’，纷纷出笼......大部分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员......现代人大都忙着赚钱，有空就看妖魔鬼怪现形的电视，耳朵也给radio随时统治......”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给林毓生的信中感慨：“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
按：
殷海光弟子中有名者除林毓生之外，还有李敖，陈鼓应。其与胡适、雷震所办《自由中国》杂志，参前述雷震篇，对台湾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本文中所引末两信，至今读来仍有同感，可惜怀有这样想法践行的同道实在太少了。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6-12-2020 20:22 编辑
2020.12.5墨尔本阴而后雨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瞿同祖：只想再写一本好书》
瞿同祖（1910——2008），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嫡孙，知名社会学家，与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同窗，都是吴文藻的学生。瞿、费两人，论家世，皆望族；论出生，是同年；论求知，出同门；论学术，是同道；论著述，都有传世者......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费孝通大半生名满天下，瞿同祖多半生被冷落在历史中。即便他的寿数超过了费孝通，终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身份，其大名仍如出土文物，积着地下久藏的陈年老垢。
从他1941年和妻子儿女的一幅合影看，瞿同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自信乐观，家庭和美。那正是他开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时候。
罗隆基当时在西南联大兼课，见到瞿同祖，说自己教课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若无此书，无法开课。瞿同祖却自觉年纪尚轻，才学不足，“二十多岁写不出好的书”。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因杨联陞推荐担任该中心研究员。
在哈佛工作期间，他于1962年写出其名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
写出好书，需要深湛的学术积累和思考，需要长年持续的连贯状态。瞿同祖在哥伦比亚和哈佛连续十年的工作经历，使他远离了1949年大陆的社会震荡和剧变，写出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好书。但是他总觉得，“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毕其一生都在国外工作”，而冷战中的中美两国相当敌对，无法直接从美国归国。为此，他于1962年离开哈佛，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1965年秋，瞿同祖辞去该校教职，绕道欧洲回国。他说：“55岁了，精力应该是正旺盛的时候，写到65岁应该说可以吧。”他想再写一本好书。
可惜的是，他对国内情况了解太少。回国以后的曲折经历和最终结果，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先是乱世，后是病体，让归国四十多年的这位大师级学者像个隐士。
有后生问他怎么评价自己回国后这几十年，瞿同祖说了四个字——“虚度岁月”。
按：
1965年回国的曲折经历，相较于“49年入国军”，何者更悲情？有的人死于1937年，有的人死于1949年，有的人死于1966年......身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在现实中选择的道路却近于无知，在历史洪流中无数人皆微不足道，对每个个体而言，却是其大半生命之精神所寄托。
2020.12.6墨尔本 阵雨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1926年《古史辨》
《古史辨》的名气很大，早就听说，但没有见过，更没有读过，想当然以为是顾颉刚的著述。直到把书买到手，才知是论文集，顾先生外，论者还有胡适、钱玄同、丁文江、魏建功、容庚、王国维等，都是学界顶尖人物。这些人聚在一个话题下各抒己见，应该比一个人的论说更有意思，场面、内容也更可观。
顾颉刚是自幼读经长大，不像胡、丁那样受过系统的新式科学训练。同是疑古，胡适、丁文江有科学做基础，顾氏则多属事理、逻辑上的推论，觉得“上古茫昧无稽”。他显然意识到了科学进步对于疑古派立身的重要，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明确表示：“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为此，他甚至想再有五六年的时光去打好包括科学在内的学问根底，再去做研究，发议论。只是他因疑古文章暴得大名，已入闻达者流，身不由己了。
按：
我不是疑古派的信徒，却信奉怀疑是求学的应有的态度。“学则须疑”，“我思故我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为人为学，少有偶像，更一直不能欣赏“歌德派”。
2020.12.7墨尔本雨
《纸声远》下篇
《蒙田：“有多少为说而说的空话！”》
（《蒙田意大利之旅》米歇尔·蒙田著，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蒙田日记流传是后来的事。他在世和过世（1592年）后很长时间，日记手稿少有人知。直到祖产易手，蒙田城堡转作一位伯爵的居所，仍蒙尘其中。
国王图书馆馆长盖隆接受出版委托，请到“撒丁国王御前考古学家、法国皇家碑铭古文艺学院外籍院士巴尔托利”，他欣然接受翻译蒙田交替使用古意大利语和法语所写日记原稿之事，使出版成为可能。
1580年，蒙田《随笔集》的前两卷在波尔多出版。他暂停了随笔写作，离开家人，告别蒙田城堡，开始了意大利之旅。
9月5日，蒙田一行从博蒙启程，向瑞士方向进发。初期行程中，其日记相当注重记录沿途宗教设施，如莫城的圣法隆修道院和圣司提反教堂、多尔芒的圣母寺、纳夫夏托的科尔得利教堂、勒米尔蒙的女修道院.......同时记录蒙田和神职人员的交往，包括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
为有更多机会体验民风民俗之美，蒙田“到哪里都让人家按照当地的习俗服务他，不论这有多么为难”。现场不是他的排场，而是他的课堂。他希望体察各处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体验能有效地激发他的思索和写作。
后来出版的蒙田《随笔集》第三卷中，他曾表白：“世上只要墨、纸犹存，我会沿着此路走下去......命运已将我的行动贬低到一文不值；我靠自己的思想记述。”
他优哉游哉的意大利之旅，持续了一年有半。
按：
从前慢。
2020.12.8墨尔本阴雨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陈之藩：“把我的心地澄清”》
（《大学时代写给胡适的信》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1947年前后，陈之藩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校长。他们本不相识，只因陈之藩从广播里听到胡适关于《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听得动心，写信给胡适，诉说迷惘，提出质疑，胡适回信作答，鸿雁往返，两人结下文字佳缘。
陈之藩的迷惘，来自国家和社会乱象。他关心国运，只见“世变日亟，时局日紊”，却不见恢复正常秩序的治本希望。对比“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人家在苦闷中不自乱步伐，慢慢找办法。而中国在苦闷中，将不察病象，而乱找成药方了。我们独独吃了世界苦闷的果实。所以建设的能力不强，破坏的能力则特大；创造的能力不够，而渲染的能力则特强......破坏有余，建设不够，临终成了世纪苦闷典礼的牺牲”。
说起来，陈之藩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既是请教，也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自己抱着很高的期待去听《眼前文化的动向》，结果很失望。对胡适讲到的“民主自由是大潮流，赤潮是一个小回波”，陈之藩尤其不认同。他当晚就写信说：“这类比喻，不该出自胡先生之口。这类潮流啦，回波啦，只是一些政治口号，而且你说你是正流，他说他是正流......专爱骂人反动，只表示他们的粗暴与蛮横。”
从1947年陈之藩写信开始，到1962年胡适猝然而逝，十几年间沧桑巨变，他们的交往一直延续着。或写信，或晤谈，教学相长，交谊日深。陈之藩时常旅行，行囊简单，衣一套，鞋一双，“两个很重的箱子”却从不离身。箱子里装的全是他至为珍爱的朋友书信。旅途漫漫，这些信笺曾给他怎样的温暖和享受？
按：
时至今日，坚守社会主义的中国赤潮七十年主流，该是出乎胡适先生意外的吧。陈之藩随身带信的习惯，我也曾有，有些信翻看太多遍，直到折痕快要断开，字迹模糊。
版主读的东西和我们就是不一样啊。跟着读读。
2020.12.9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千家驹：期待真话蔚然成风》
《千家驹史料珍藏图集》一书中，集纳了他和政、学、商、佛各界名流交往的信札、书画、著述、图片等，是其一生广交游、重友情的真实记录。其中，与“民盟之父”梁漱溟的交往是其政治生命归属、转折的重要一页。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曾有过影响广泛的“乡村建设”和“农村复兴”运动。最重要的角色有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派”、晏阳初主导的“平民教育派”、高践四领衔的“教育学院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党部领导的“江宁试验县”等。
千家驹因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课题接触到这些人和事，对运动初衷和改良方式有不同看法。他把看法写成文章发表于《中国农村》《申报月刊》等处，与梁漱溟展开争论。梁漱溟则写信给千家驹说，这一问题不是笔墨所能说明白，要去南京和他当面讨论。
政权初建，国家鼓励和扶助私营工商业的态度明确，千家驹深知事情肯綮所在，尽快组织起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利为形成法治秩序准备基础条件。
四五亿人口的大国怎样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千家驹经历了新政权建立初期国家经济政策从冷静到发热、从清醒到盲目、从务实到虚夸、从尊重实际到脱离国情的变化，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大困难”的降临。
当时“左”倾思潮当道，千家驹登台发声，提出的“仅仅是经济学ABC的合理化建议”，却被当道者指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1988年春，他又一次登上全国政协大会讲坛，这次发言题目是《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他在半个小时的发言中直言不讳、纵横捭阖，说出了许多人心底的话。在现场听他发言的刘再复说，他的肺腑之言“震撼大会堂，全场为他热烈鼓掌三十一次，破了政协纪录”。
刘再复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一位现代社会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分子。“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堂吉诃德长矛直指政府上层，大声呼吁要制止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之风，当他说了‘官风不正，民风才不正’‘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之后，会场真的‘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千家驹又一次在政协大会发出铮铮真言，又一次付出沉重代价。他后来写《从追求到幻灭》一书说：“以我在大陆的政治待遇来说......我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盟副主席、广州大学名誉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我可以优游于林泉，独善其身，著书立说，安度我的晚年。但是，我有一颗赤诚的心，我热爱祖国......我决定暂时离国。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按：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欧阳京 发表于 9-12-2020 17:06
版主读的东西和我们就是不一样啊。跟着读读。
跟着张冠生读:lol
我偏爱文学，杂书过眼，不求甚解。
不似欧阳君和行者对哲学和宗教的深入思考，向你们学习~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12-12-2020 08:22 编辑
2020.12.10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1927年《社会论》
以前只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买到这本《社会论》，见作者柯尔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查了点资料，始知“基尔特”是英文词guild的音译，是行会、同业公会的意思。
认同或信奉某种主义，是一种精神现象，应该与希望理解一些社会矛盾、消除一些社会问题有关。据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是看出了现代化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的问题（例如卓别林电影中曾表现的人被机器控制的现象），想促进政治与经济的分权分责，恢复人的政治、经济自由，重建工人群体的工作兴趣和社会自尊。
这样的主张，在《社会论》中被作者分列为十四章，详加讨论。作者表示，他在该书中一直想尽量说清楚的，就是人类社会自身是有生命的，一个接一个的变化过程延续着社会的生命。社会既不是一个机器，也不是一个机体，人类不能靠着自身的合力任意装配，但是社会也不能脱离人的意愿而自己生长。
这本书的译者是张东荪和吴献书。吴献书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东吴大学的“东吴元老”之一，也是该校名师，被三度受其教益的学生许国璋称为“通儒”，对学生作业，少作改动，详作批语，使学生得益既大且远。张东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学者、报人、教授、政论家、政治家等多种角色，曾为民社党、国社党领袖人物，当过民盟中央常委，勤于著译，人称“输入西洋哲学领域最广、影响最大的人”。
倾力于西方学术名著译介的同时，张东荪对国内政局也经常大声发言。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反对袁世凯违反法制，同时批评国民党有“乱党之罪”。他明白看出“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所以选了避免暴力斗争、主张渐进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译介引进。
按：
知道张东荪是在读《往事并不如烟》的时候，文中的印象，这是个硬骨头的书生。
张先生惊人之事有三，一是“北平和平解放”之功臣，其有记曰：“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 ； 其二，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票选新政府主席，独他一人不选毛泽东；其三，“张东荪叛国案”，且文革后未获平反。
1960年其友史学家邓之诚过世，张有诗忆往：
深感清詩記我狂,夢回猶自對蒼茫。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
月明猶見舊山河,搔首何堪問逝波。我感微生君辱筆,人間熱淚已無多。
（此诗中有数句多被引用，初版则只有繁体）
2020.12.11墨尔本晴
《纸声远》下篇
《李希霍芬：“今天如此专心于研究中国”》
（《李希霍芬日记》（上下册） 费迪南德·李希霍芬著，E·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第1版）
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对中国作过七次地质考察。
当时中国有十八个行省，李希霍芬先后考察了十三个，沿途均写有日记。他的学生蒂森描述他写日记的状态，说“他一直不间断的，甚至可以说耗尽心血记录下来”，“包含了对整个中国的山脉、地理、经济地理、气候、人口、殖民情况和文化的介绍”。
1907年，《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在德国柏林由迪特里希·艾默尔（恩斯特·佛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根据该版本译出的汉语版。这两个版本之间，经历百多年时光，跨越两个世纪，这本旅行日记完成了从德国到中国的旅程。
1868年7月30日，李希霍芬最终下定决心——“对中华帝国进行一次地理考察”。这是他科学生涯中一个标志性事件。
李希霍芬于8月3日起航，9月4日抵达上海。当天的日记里，有描述，也有分析。他的眼光，他的知识储备，他的观察和判断，都超越了一般地理学家，而具有经济学、社会学内涵。例如这段文字——
“这座中国城市也因为欧洲的投机生意而扩大了，只是那些房子大部分都空着，并没有人租赁或是购买。不少投机商在1862年和1863年间作为富有的房东回到了欧洲，靠租金过起了日子，然后又不得不因为房产的贬值沮丧地回来了。现在生意不怎么好，不再有做大投机的机会了，更多的是些实在生意。”
1869年1月20日，李希霍芬顺着长江走到蕲州。当天日记的开始，完全进入其专业领域——“此处的石灰岩山看起来格外陡峭......荒野程度上几乎和蒂洛尔州（Tirol）和施蒂利亚州（Steiermark）境内的卡尔克阿尔卑斯山（Kalkalpen）一样。这里的石灰岩都是层状的，而且岩层都十分陡峭。”
一位世界知名的地理学家，对地质状态的敏感，系其科学家素质所致。李希霍芬同时观察这一环境中的人群生存状态，则是其人文情怀所引发。
他表示：“在这里我才真正见识到中国人是何等的勤劳。”
就在这样的山上，几乎每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地，即便只有几平方米，也都种着庄稼。每一块石灰岩平台，都被有效利用，作为保护庄稼的墙。石灰岩平台因风化而成的缺口，都被人工补好，如此形成层层梯田，成为原住民生息繁衍的主要食物来源。
按：
从他人的角度看中国，总能从平常里看出新鲜感来。一个外国人，在二十一世纪如此花费时间考察大半个中国，已是罕有，何况是十九世纪、皇朝仍在时。而国人的勤劳，不止于梯田，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飘洋过海定居的华人，房前屋后依然种菜成风。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12-12-2020 09:44 编辑
2020.12.12墨尔本晴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冯友兰：“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
（《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冯友兰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三松堂全集》皇皇几十卷，猜想当有书信专卷可看。
粗翻之下，知收录书信无多，不够成卷，仅作“书信集”编入第十四卷。这么大一位学问家，留下书信之少，让人遗憾。
最早一封，是1919年写给《新潮》杂志社的，专谈“因明”，很专的佛教话题。同年里，冯友兰写《答陈嘉蔼》，续谈“因明”。举例的时候，说起民国初年；说起革命党、保皇党；说起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说起巴黎和会、白话文学......都和现实贴得很紧。这一点，或是出于他经世致用的治学初衷。
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后，他紧跟社会变化的心志表达得尤其醒目。
1949年10月5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说：“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他表示，要重写“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
10月13日，毛泽东回信给冯友兰，文字不多，劲道很足：“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信是写给一个人，话里话外说的或是一批人，即“这样的人”，指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大知识分子。后来正式开展起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大概就是要给一大批旧知识分子提供“实践”机会的。
张君励读过冯友兰《学习与认错》一文，便写了一封不打算寄出的信，对冯说：“书生所以自立，曰读书明理之余，灼然胸有所见，本其所自信者，著之于简册，垂之于天壤。即令立说有偏向者，亦不害为一家之言......足下将哲学作为一种智识一种技艺，而以之为资生之具，是与中国正统哲学茫乎未有所见也......足下昔之所为，不免欺于世......其自信信人者，又安在耶？”
冯友兰听到这一责问了么？他想起那句老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么？当年，乃至以后多年，冯友兰都无从正面回应张君励的问题。
按：
冯老的《中国哲学简史》是我读哲学的入门书，其语言通畅，论理明晰，确为佳作。爱屋及乌，从各处杂看了关于他的史事，却对他不能敬服。张君励之责问，我心中也有。不仅当时有，现在也仍有。不仅对他有，对“像他这样的人”都有。我的疑问有二：读书所为者，资生之具乎？智识所有、内心所修、笔下所言，品行能表现出几分呢？
2020.12.13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洪业：“季世儒者”》
1919年巴黎和会协议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牵动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迁。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同仇敌忾，都觉得需要向美国公众游说，尽一份说明真相的责任，主张美国不加入国际联盟，并呼吁美国国会驳回巴黎和约。
洪业挺身而出，他说：“从1919年到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落选之间，我至少演说过一百次：扶轮社（Rotary Clubs）、同济会（Kiwanis Clubs）、缝纫妇女会（Ladies Sewing Circles），什么地方有人肯听，我就去讲......山东半岛上的中国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不应该把他们的命运交到日本人手中。”
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风声雨声中，洪业的读书心志更强而有力。
一件逸事足以证明洪业学力的强盛。早年他投考山东师范附中前，为备考，到济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读书、温课。当时馆内不准抄写，洪业带午饭泡了一整天，把《吕氏春秋》全书背了下来。
读书越多，越发觉得读得太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时，硕士论文题目是《<春秋左传>与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按说，洪业自幼读经阅史，确实读了不少中国书，但他在哥大图书馆检索资料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那里的《四库全书总目》多达两百多册，仅从目录中就能判断，自己对很多关于《春秋》的著作闻所未闻。洪业发出感慨：“在学术的境界里，我完全没有资格做专家，既未登堂，更谈不上入室。我像个井底之蛙，突然间从他的小世界里被赶出来，面对浩瀚大洋，只能感叹不已。”
胡适曾表示“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出版《哈佛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按：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旧学有根底，新学开风气之先，学养深厚，大师辈出，坊间时而刮起民国热，有理所当然之处。谦逊好学的风范，则无论什么时代都是值得学习的。
2020.12.14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二零年代 乙辑
1928年《读书堂西征随笔》
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1928年初版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封面标有“清代文字狱案资料之一”。作者汪景祺，便是当时因文惹祸而被“枭示”，并连祸五服以内所有亲族。具体罪名，见该书收录雍正朱批原本影印手书，曰：“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1672-1726），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原名日祺，字无己，号星堂。雍正二年，汪氏游陕西，作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幕僚，写下《读书堂西征随笔》。
这部书多记时事见闻，偶及古史。汪氏在书的序文中说：“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手边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购于中国书店，扉页钤有“周一良所藏书”印章。另有一方，“毕竟是书生”。此话本是周先生自况，印于此处，不知是否也指汪景祺。
周先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堪称上乘。自幼生长于名门，读书得进燕京、清华，又经史语所和哈佛大学，一路名校和顶尖机构，且学兼中西，才华早露，钟情于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本有望成为一代史家。无奈身处世变之激，为求安稳，不能持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就没有把应有的学术研究做下去。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
按：
一部中国史，或者一部中国文学史，中间有过多少因文获罪的人事？
陈寅恪先生言犹在耳，对一位老师来说，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学生呢？
本帖最后由 春浅 于 15-12-2020 23:56 编辑
2020.12.15墨尔本晴
《纸声远》下篇
《安娜：“不必担心他会爱上另一个什么人了”》
（《一八六七年日记》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谷兴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1867年初，斯妮特金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改名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她21岁，他46岁。
他们的婚姻生活从躲债开始。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主众多。《俄国导报》预支给他一大笔稿费，条件是他再写一部长篇小说。写长篇，需要持续较久的单纯环境。蜜月刚过，他们夫妇便出了国门。
安娜的职业性速记修养，使她养成了自觉的记录意识。出家门前，她答应母亲，三个月后就会回家。途中会经常写家信，“把在国外见到的新鲜事以最详尽的方式讲给她听”。
安娜的日记从4月14日开始，顺着行程既定的路线，经柏林，访德累斯顿，游巴登、日内瓦，到佛罗伦萨，一路上，安娜注重记录非常事件，也留意记录寻常小事。日记文字成了他们那段生活的起居注。
小事如“沿着各式各样的楼梯，我们被带着看了一个又一个房间”；“费佳今天一早晨都在写信”；“我进了城，在一家商店买了一个新日记本”......
大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见屠格涅夫；写作《我和别林斯基的相识》；他的癫痫病在日内瓦的严重发作......
若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创作生活的过程，安娜这部日记几乎可以提供每一天的过程和细节。她在这一年记了54万字。
按：
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安娜就像个天使。他们相遇的故事，1981年被拍成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