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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当谭博政府主张,通过负扣税提供抵税是最好的国际惯例,这并不是真的。 根据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调查,海外的最佳做法根本不允许负扣税资产的损失抵消工资收入。 格拉坦研究所的所长戴利(John Daley)表示,澳洲版的负扣税,还有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每年要消耗110亿公帑。 周一公布的一份新分析显示,该研究所提出将此项成本削减一半——在十年以上的时间内分阶段收回资本利得税优惠和负扣税,每年额外筹集53亿元的收入。 他说,50%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是对通胀的过度补偿,把优惠幅度降至25%可以每年筹得37亿元。限制负扣税损失只能抵扣其他投资收入,而不能抵扣薪资,可以在短期内每年筹得20亿元,等到改革完全推行以后,则会减少到16亿元。 他相信,这些拟议的改革将稍微改善住房承受力,而房价的下跌幅度不会超过2%。 房租以及新楼盘的开发速度也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戴利认为,工党限制负扣税应用于新屋,同时允许已经持有负扣税房产的人们继续享受税惠——所谓的“祖父条款”——只会增加税收体系的扭曲和复杂程度。但他很高兴有个政党已经准备好讨论改变负扣税。 但谭博政府已经表明不会修改负扣税政策。 格拉坦研究所的研究还显示,外科医师、麻醉师、财务经理和律师是谭博政府决定不碰负扣税的压倒性受益者。 格拉坦研究所使用税务局数据所编写的报告发现,教师、护士、发型师和销售助理最不可能使用负扣税。而收入排在前10%的高收入者获得了将近一半的负扣税收益,以及四分之三的资本利得税优惠。 “投资者现在占到新住房贷款的一半以上,相比二十年前为29%。”它说,“这是年轻人中住房拥有率下降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享受负扣税的投资者需要不停地更换投资房,以防止租金上涨蚕食他们的税务亏损。大约80%的负扣税投资者会在五年内卖出。 对于格拉坦研究所的负扣税报告,谭博只在推特上用了100个字来回应:“我十分尊敬戴利与格拉坦研究所,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错了。很不幸,这份报告散落着事实不正确的语句,其主张缺乏证据支撑而且自相矛盾。而且它在许多地方的经济分析都有待大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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