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记之张冠生读书录

春浅

     
    2021.3.23  墨爾本  陰雨

    《晴耕雨讀》下輯  感謝所有的回憶
    《海倫·凱勒：人類世界裡的神跡》

    海倫·凱勒，一個只要聽說就會永遠銘記的名字。她的文章，是讀過一遍就會刻進內心的文字。當年閱讀時的心情至今還記得，崇敬、讚歎、景仰，更覺得其心靈純良美妙到完美境界，實在是人類世界裡的一個神跡。
    一歲半上失明、失聰的孩子，在形成記憶之前眼前永遠黑暗，耳邊徹底無聲，喉頭終身失音，怎麼就能學會識字？怎麼可能建立起抽象概念？更不用說還學會了騎馬、游泳、滑雪、下棋，還能參觀博物館，成為暢銷書作家、教育家、演講家。設身處地想想，越想越覺得難以理解。
    比如，“成熟的果實從枝頭墜落”，怎麼教她理解呢？在她手中放一個蘋果，告訴她是什麼，這還好說。“成熟”又該怎麼解釋？“墜落”又是個什麼樣的過程？形成墜落現象的“重力”概念更加抽象，她靠什麼去理解？教她識字、引導她享受自然、體驗人間疾苦的那位安妮·沙利文小姐，簡直就是個創造奇跡的天神！
    於是，海倫·凱勒能閱讀了，閱讀得比我們用心；能感受了，感受得比我們真切；能表達了，表達得比我們精彩。她設想自己在奇跡中獲得了能看見東西的三天。這三天裡，她的眼前一片光明，也為人類精神世界帶來了最為澄澈的三天。

    多年來，買過海倫·凱勒作品的不同版本，也買過她的傳記，主要是送朋友。傳播人間奇跡，也擴散樂觀情緒。尤其是對遇到生活大難題的朋友，送本海倫·凱勒，意思很明白，我們再不幸，也沒有她不幸。想想她的難處，我們理當釋然。

按：
    幾年前讀程浩《站在兩個世界的邊緣》時有類似觸動，假使多活十年，他肯定能創造出更多佳作。即便如此，我以為他已影響到許多人，比如我。
    十年前曦文遭逢不幸，我曾抄過一段文字，“我生下來就殘疾，原是在爛泥巴里，往上爬一點就出來一點。......他本來在天上自由飛翔的，現在一頭栽在爛泥裡，那滋味自然不好受。”一路走來，許多幸運，也都是奇跡。

春浅

     2021.3.24  墨爾本  阴雨

    《紙年輪》 一九五零年代 戊辑
    1959年  《中國》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開局不錯。用費正清的話說，“現在的政府認真盡責，真正把一切骯髒的東西清理得乾乾淨淨——不但是街道和水溝，連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來加以改造。現在的中國是一個人人感覺自豪的國家。”（《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1959年，是“十年一大慶”的年份。建國成就須有書為證。為編輯建國十週年大型紀念畫冊《中國》，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夏衍、朱穆之、陳克寒等參與，由當時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廖承志主其事。從這年1月20日起，到5月22日止，先後開了十次座談會。

    按照領導小組的座談會紀要，《中國》的裝幀、印製分不同檔次。較高檔的一種是白色綢佈覆蓋的硬殼封面，上部是國徽圖案，下部是毛澤東手書“中國”二字。開卷第一幅照片是黑白毛澤東標準像，該照與後來最廣泛發行、張貼、懸掛的那幅標準像略有區別，並不多見。最後一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各界人士“節日大遊行”。其間專為該畫冊攝製的大量照片，確實透出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淳樸、清朗、意氣風發的氣息。弟49頁照片題為“慶祝公私合營”，說明當時還不時興“一大二公”、“大公無私”之類。

    特意安排的赫魯曉夫照片在第23頁，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親切的會見”。兩人並作桌邊，皆有笑容。毛澤東手邊有煙缸、煙卷，赫魯曉夫拿著折扇，手邊放著火柴。據《赫魯曉夫回憶錄》說，1959年說他最後一次訪問中國，他和毛為潛水艇基地一事吵了架，“到了與中國分手的地步”，但在表面上，“像是最好的朋友那樣談論著各種各樣的事情”。這幅照片就是赫魯曉夫此話的最好寫照。

按：
    可以想見此書時代感之濃厚。對於所謂“獻禮式”作法，我總覺得不值得大費周章，勞民傷財。不知道有沒有“十年挫折研究”之類的書，有興趣細讀之。今收到海運來墨之書，其中《共和國日記1956》可作參考。

春浅

    2021.3.25  墨爾本  陰雨

    《晴耕雨讀》下輯  感謝所有的回憶
    《薩爾茨曼：流亡書籍的庇護人》

    薩爾茨曼生於1930年。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最早的納粹黨人。1933年5月10日夜，納粹在柏林架起柴垛焚書，或也曾進入他的家庭話題。但是，這種極端的反文化事件離一個三歲幼童的精神世界過於遙遠。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一天，偶然的一個聚會，使他走近那些因被焚燒而流亡在人間的書籍，成為這類書籍的忠實庇護者。

    1953年，薩爾茨曼和妻子到德國西部生活，從事金融商務職業。後因工作需要，他一個人遠離家庭，到不萊梅工作了數月。其間，他有個舊書商鄰居，按說不乏書看，但他本來不屬於讀書人，下班後的生活雖覺無趣、無聊、無著落，卻並不指望以閱讀充實自己，時常以喝酒打發時光。

    一天晚上，這位鄰居帶他參加了一個小圈子活動，活動內容是介紹大量焚書之後不為人知的文學家及其作品。說不清為什麼，薩爾茨曼不僅聽得專注，還接受了委託——試著尋找一個名叫恩斯特·魏斯的作家的作品，並作一次專題報告。

    這次活動和這一委託，徹底改變了薩爾茨曼的生活。就在他很有興致地在舊書店和跳蚤市場搜尋恩斯特·魏斯作品的時候，1976年，《明星》周刊發表了記者於爾根·澤爾克的報道，介紹了尚存人世的“被焚書作家”群體。薩爾茨曼讀得很興奮，很激動，他明白了值得自己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要一本本去尋找因1933年5月10日夜被焚而流亡的書籍，逐漸積累成一個主題藏書館。

    越來越多的時間被他用來尋找那些書。從一個舊書店到另一個舊書店，從一個跳蚤市場到另一個跳蚤市場，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所有的空閒時間，所有的可用錢財，都被他用來找書，買書。假日裡，別人陪著妻子和孩子去遠足，去意大利，薩爾茨曼卻泡在跳蚤市場到處轉悠，從每一個可能的角落裡刨出久違天日的書。

按：
    兒童時期家人或是納粹焚書的幫兇，成人後也並不喜愛閱讀，卻因偶然機緣，用一生來救贖。

春浅

    2021.3.26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0年  《和諧與自由的保證》

    1842年德國社會的一個公開話題——“和諧與自由的保證”，放在一個半世紀後的中國，新鮮如初。這個話題被威廉·魏特林（1808-1871）寫成了一本書。該書的開場白，同樣讓今天的中國人感到切近——
  
    “你且用一種研究的眼光看一看你的周圍，你走進窮人的茅屋草捨，富人的豪華宅第，登上商人們的船舶，走下礦工的坑穴，你詳細檢視一下你自己的家庭生活，追溯一下其中每一個煩惱和不幸、歡暢和快樂的經歷......”

    當下的中國社會，因為處在經濟和文化的劇變中，處在貧富分化加劇的時期，正可以向觀察者提供這等生活場景的大量素材。

    是我們自己的發展進度比人家滯後了百多年，還是無論中外無論什麼時代都是這個樣子？《美國的迷惘》一書作者，那個“重尋托克維爾的足跡”的亨利·萊維，在對美國作了為期一年、行程一萬五千英里的實地考察後，揭露了美國“社會排斥的受害者”，“3700萬賤民的真實存在”。

    讀此書，老是想起一句話，大意是：凡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前人都已思考過，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重新思考。現在到了中國人認真思考和實踐“和諧與自由的保證”的時候了。此書出版一個半世紀之後，我們有這個條件了，也有這份心情了。說得遠點，到紀念《和諧與自由的保證》面世兩百週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年前後，這個國度的百姓應該能享受到和諧與自由了吧。2010年春，國家總理還提到了“尊嚴”，引發社會熱議。當然，這隻是個可以讓人樂觀的信息，為此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做好。

按：
    《紙年輪》一書於2011年出版，至今十年。十年來本文末段的樂觀，到今天是否還能保持呢？！

春浅

    2021.3.27  墨爾本  陰

    《晴耕雨讀》下輯  感謝所有的回憶
    《納粹焚書之夜》

    華氏451度相當於攝氏233度，據說是紙的燃點。1953年，美國作家布萊伯利出版的一部小說就叫《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書裡消防員的工作不是滅火，而是焚書。他們認真履行職責，燒光了所有的書。1966年，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

    無論小說還是電影，都是想象中的世界。碰巧的是，小說改電影當年，中國“文革”火起，還真燒了不少書。如果當時有人有條件把“六億神州”燒書場景拍成紀錄片，命名《攝氏233度》，和《華氏451度》放在一起，一幻一真，可作雙璧。

    有個加拿大學者，專事研究人類的閱讀歷史。大概是參透了禪機，得出結論——“閱讀的歷史被檢察官一連串似乎無止境的煙火照亮，從最早的莎紙草卷到這個時代的書籍。”

    這位學者搜集到了一幅16世紀的中國木刻畫，放在其《閱讀史》一書中。該圖描繪了秦始皇焚書的情景。畫面中，侍者肅立，燒書人以棍助燃，旁有人以書添薪，秦始皇端坐，頷首捻須......場面祥和，毫無殺氣，倒像烤火取暖。

    該圖下一頁，是一幅照片，記錄了納粹焚書現場一角。那是著名的1933年5月10日之夜，柏林大劇院廣場上火光沖天，兩萬多冊書籍被當眾焚毀，弗洛伊德、斯坦貝克、愛因斯坦、馬克思、海明威、左拉、普魯斯特、布萊希特、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都在其中。當夜21點30分，開始下雨。為對抗天意，納粹特意委託一家煙火技術公司，堆起了八個數米長的木柴垛。這是邪惡戰勝正義的一個暗夜。每個柴垛都冒出了10米至12米高的烈焰，圓滿實現了希特勒和戈培爾的焚書意圖。他們或是期待，這一夜過後，歷史可以改寫，過往能夠遮蔽，思想將被消滅。如此，就能從思想到行為全面控制民眾，順利實施獨裁統治。

    這一罪惡期待，並非純屬妄想。此後將近半個世紀裡，那個配合當晚焚書的黑名單上的很多人，“他們的書從圖書館、新書店和舊書店被清理掉。他們的名字必須從歷史書上抹掉，從德國人民的記憶中抹掉；他們的書必須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些年代，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線索和蹤跡。”即便還在人世，也是“曾經秘密地活著，活在一個被忘卻的苦難深淵中”。

    《明鏡》周刊一位女記者還記得他們。1976年，她訪問到幾位尚在人世的遭焚書作家。第二年，她的報道“使一個在焚書四十五年後的國家大為震驚”。儘管她的作品僅僅涉及了很少一部分作家和作品，卻對國家集體記憶產生了震撼性的觸動。

    一位學者跟了上來。他找到了當年被列入首批待焚文學作品的黑名單，尚有百多位作家。他無一例外地追蹤這些作家的足跡，搜尋他們的生平資料，利用互聯網的檢索和郵購便利，積累並閱讀他們的著作。他說：“曾經有一段時間，郵遞員幾乎每天上午按我的門鈴，為我送貨上門，捎來一本特別稀有的、已被人忘卻的書。而每一本書都是一本關於英雄的書，每一本書都是小小的勝利，每一本書都是一次反抗的證明......”其中一些作家的名字，他聞所未聞。而其作品中的篇章和文字，時常讓他讀到屏住呼吸，激情無限。他發願要把被遺忘的人從歷史的角落裡拯救出來，讓那些被焚的著作重新放射思想光芒，把當年焚書者的勝利變成失敗。

    已流亡羅馬多年的韋格納被發掘出來。“他的天地就是一個小書房，一個裝滿了回憶、書籍、紙箱和照片的斗室......一個無限悲涼的男人，手裡拄著一根長長的散步用的拐杖。他說呀，說呀，直至說累了發不出聲音......你們為什麼不早一點來？”

    一個又一個“韋格納”被找到。一個說累了，另一個接著說。一個又一個悲慘絕倫的故事被記錄下來，匯聚成2008年初版的《焚書之書》。作者感歎：“事情過去七十五年了......作品被扔進劈柴堆的作家中，已經沒有一個今天尚存人間。”

    據說，七十五年前的那個夜晚，焚書現場有“攝影機運轉著”。這就是說，即便中國“文革”燒書的場面沒有紀錄片，納粹燒書卻有記錄，仍可期待“雙璧”。

    記住“華氏451度”。

按：
    以中國文字獄歷史之悠久，焚書殞命之事屢見不鮮矣。多少個“韋格納”消失於幽暗歲月中，他們再也無法被發掘，再也無法聽到尋找他們、告慰他們的聲音。

春浅

    2021.3.28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1年  《紅岩》

    1949年開國大典前後出生的人，戴著紅領巾、開始閱讀小說的時候，《紅岩》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他們曾經接受的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中，“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染成的”。

    《紅岩》講的故事應是類似說法的最佳註腳。

    據說，該書本來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十週年的獻禮而謀劃，應在1959年出版。因為編輯、修改、發表、出版過程不順利，拖延到了1961年底出版。

    作者羅廣斌、楊益言二人，都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倖存者，有不尋常的革命經歷。著名的“獄中繡紅旗”的故事，主角便是羅廣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撕下自己的紅花被面，找來黃色的草紙刻成五顆五角星，用剩飯粒把星星粘到了紅被面上。牢獄裡的五星紅旗就這樣誕生。

    他們親眼目睹了許多仁人志士壯烈犧牲的場面，留下永難磨滅的人生記憶。

    1957年，羅廣斌、楊益言曾根據親身經歷寫出回憶錄《烈火中永生》，許多國人靈魂受到震撼。隨後，他們在這個基礎上創作長篇小說《紅岩》。

    從琉璃廠海王村買來的這本《紅岩》，為2002年10月第72次印刷，總印數達3628500冊。近見有文章說，現在該書的發行量已達800萬冊，是中國大陸“發行量最大的小說”。

按：
    最後一段有些意外，發行量最大的小說，不是魯迅，不是金庸，而是這本年代感十足、父輩們耳熟能詳的《紅岩》。之前讀過夏氏兄弟書信集中，也有對這部小說的評價，影響之廣，可見一斑。

   

春浅

    2021.3.29  墨爾本  晴

    《晴耕雨讀》下輯  感謝所有的回憶
    《蘇聯“黑皮書”事件始末》

    20世紀人類出版史上，中國有過“黃皮書”“灰皮書”，蘇聯有過“黑皮書”。顏色雖不同，卻都是非常歷史時期的產物。“黑皮書”事件的始末，發生於“二戰”結束前後。

    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成立之後，著名的猶太人科學家愛因斯坦於1942年寫信給該委員會，提出出版“黑皮書”的想法。他建議，利用該委員會搜集的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暴行的證詞和材料，編撰出版，揭露德國法西斯迫害猶太人的罪行。

    在愛倫堡的回憶錄中，“黑皮書”被稱作《黑書》，加了書名號，是確定的書名。他從1943年底動手編這部書，目的是提供“不許歷史重演的保證”。書中有“日記、私人信件、希特勒匪徒在佔領區實行的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暴行的倖存者或目擊者的口述”。

    愛倫堡說：“我為編輯《黑書》花費了不少時間、精力和心血。”他的眼前，有廢墟，有燒焦了的骨骼，有德國人儲存的童鞋、口紅，有猶太人臨死前寫在舊收據、小片報紙、德國傳單上的信件......在一次又一次的內心震驚中，他編輯的《黑書》於1944年完成。

按：
    摘抄略過“黑皮書”兩個版本出版異同細節。想我國歷史之悠久，歷代興衰動亂，不知有多少文字證據？

春浅

     2021.3.30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2年  《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生活》

    普列漢諾夫（1856-1918），最早在俄國與歐洲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俄國思想家。他曾這樣描述自己：“正義感、書卷氣、對大自然的熱愛、謙虛和腼腆、果斷和直率”。

    1882年，他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繼續參加無產階級革命。
    普列漢諾夫怎麼也想不到，他的流亡時間竟長達三十七年。
    1889年到1900年，兩個世紀轉換之際，普列漢諾夫轉換了研究領域，出版了《沒有地址的信》。他在信中廣征博引，從菲律賓群島談到非洲部落，用原始民族藝術的大量史實推演藝術唯物史觀——“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造成的，而它的境況歸根到底是由它的生產力狀況和它的生產關係所制約著的。”

    這位脫離政治轉入學術的人物，在離世前回歸政治，於1918年病危中口述其政治遺囑（為期兩周，長達三萬字），並作出聲明，蘇共掌權期間不得發表。

    據資料，1999年11月30日，蘇聯解體之後，俄國《獨立報》編發了這份政治遺囑，立驚天下。
    其中有言：“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隊伍比無產階級增加得更快，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躍居首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便會過時。二、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而建立在欺騙和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本身就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炸藥，一旦真相大白，便會土崩瓦解......”

按：
    在1918年就有如此遠見，今天讀來還是令人驚異。

春浅

     2021.3.31  墨爾本  晴

    《晴耕雨讀》下輯  感謝所有的回憶
    《感謝所有的記憶》

    《百年孤獨》一書，寫了一個家族的命運，寫了拉丁美洲的孤獨，寄託了作者的夢想。
    文學家都善於織夢。馬爾克斯的夢帶有政治學家、人類學家的色彩。他曾提出一個巨大的問題——“為什麼文學上的獨特性可以被全盤接受，卻對我們獨立自主、舉步維艱的社會改革顧慮重重、全盤否定呢？”

    照片上的馬爾克斯淳樸憨厚，有工人和農民的風度。他把文章創作比作“木匠活”，視自己為木匠，寫小說就是“用大量的釘子、螺絲和鉸鏈把靈感、情節和講故事的技巧組合起來”。馬爾克斯這個比喻，讓人聯想起另外兩個“木匠”，海德格爾和大江健三郎。他們大概屬於同一類知識分子，從身到心，都有濃重的鄉土氣息。

    海德格爾寫《人，詩意地安居》，說自己的工作類似鄉村勞作場景，如“少年將沉重的雪橇拖上山坡”，如“牧人恍無所思，漫步緩行趕著他的牛群上山”，如“農夫在自己的棚屋裡將數不清的蓋房頂用的木板整理就緒”。

    大江健三郎曾經在我國山東農村留下幾幅照片。一幅是他蹲在一個灶間的門框邊，看著灶前一位農家婦女手拉風箱做飯。他說：“看這樣的情景，我的心裡很溫暖。”另一幅是他坐在土炕上，棉被蓋著腿，拿著一本書說：“坐在土炕上，手捧自己的書，讓我很幸福。”

    曾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十幾次的博爾赫斯，表示自己“總是把樂園想象為一座圖書館，而不是一座花園”。1955年，他在中年失去視力，閱讀突臨障礙，卻沒有停止。直到1986年他去世，又繼續閱讀了三十餘年。他說：“我的記憶主要是關於書籍的。”這句話，透露出一個理解博爾赫斯的重要概念——記憶。

    看重歷史，所以珍愛書籍。他認為：“我們應該感謝整個過去，感謝人類歷史，感謝所有的書籍，感謝所有的記憶。”

    在博爾赫斯看來，所有的記憶來自所有的書籍。沒有書籍就沒有記憶。沒有記憶就混沌無知。在馬爾克斯看來，書籍是人們享受美好生活的不二法門，他在《我不是來演講的》一書中表示，要送給世人一句話——“如果每個人都能在背包裡放一本書，我相信，所有人的生活會更美好。”曾經身為國家圖書館館長的博爾赫斯如果聽到這句話，一定會引為知己。

按：
    本文原是《晴耕雨讀》最後一篇，我卻想用另一篇全文抄錄來壓軸。下輯名一字之差，“回憶”原應是“記憶”。愛書人有許多種，我不知道書的邊界在哪裡。有的人能把閱讀延伸到自然，心理，一切有形無形；有的人好書壞書涇渭分明，偏好明顯專精多於廣博；自省人到中年，讀書可能還是“將沉重的雪橇拖上山坡”的少年，“恍無所思，漫步緩行”......

春浅

     2021.4.1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3年  《亭子間裡》

    “亭子間作家”，人稱上海灘曾經有過的一種獨特文化現象。

    上海的傳統民居建築樣式以石庫門為主。石庫門房子裡條件最差的房間是亭子間，設在曬台下面，斗室，朝向北面，斜頂，有天窗，一般用於堆放雜物，或讓傭人居住。

    1920年代中後期，魯迅、巴金等人都住過上海的亭子間。他們的一些作品就寫作於這樣的環境中。

    周立波（1908-1979）以小說創作聞名，其《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有重要影響，相關課堂上必講。20世紀中葉描寫中國農村生活的代表作家中，有“南周北趙”之稱，即周立波和趙樹理。

    其實周立波是多面手。他當過教師、編輯、戰地記者，還曾經是中共的官員，有過職業革命生涯。據說他還翻譯過近百萬字的國外著述，也做文藝評論。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63年出版的《亭子間裡》，就是周立波在“左聯”時期寫作的論文結集。

按：
    文窮而後工，想到沈從文去京時住亭子中寫作場景。如果有一件事可以讓人忘卻環境周遭所謂的苦楚，那這件事應該具有某種不可與外人道的快樂吧。

snapdragon

最近国内域名 CSS 挂不上，各种不便。只有回家才能追更。感谢楼主。
看到楼主的高楼，感觉也有恍无所思，漫步缓行的感觉。
更象是坐在一个雪橇上，两边各种画面幅幅而过…… 仿佛什么都没想，又仿佛想了一切的！

春浅

    2021.4.2  墨爾本  晴

    《晴耕雨讀》下輯  感謝所有的回憶
    《博爾赫斯：“我總覺得20世紀不那麼美妙”》

    1955年，博爾赫斯被阿根廷政府任命為國立圖書館館長。對他來說，“被七十萬冊圖書重重圍住”，愜意無比，神仙般的日子。感念於幸運的降臨，他寫了一首詩，其中說：“我心裡一直在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一直”是多久？幾乎是博爾赫斯的一生。這位天生屬於圖書世界的作家，曾對友人說，他最早的記憶，不是出生地的貧民窟，不是幼時居住的街區，不是父母的臉龐。能記得起來的，是各種詞典裡的插圖、《一千零一夜》《堂吉訶德》《聖經》，是作家史蒂文森、吉卜林，是旅遊圖書、百科全書......

    六歲那年，博爾赫斯對父親表示，想當一個作家。八歲時，他用英文寫出一篇希臘神話。十歲上，已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民族報》發表王爾德短篇小說《快樂王子》的西班牙譯作。從其幼年到四十歲前後，博爾赫斯總是在閱讀和觀察中尋找屬於他自己的一角天地。如果走路超過半個小時，而手邊沒有帶本書，他會感到彆扭，不自在，乃至失魂落魄。至於寫作，他曾這樣表白：“不是說我特別看重自己的寫作，我只是說我不得不寫。”“一旦它發表了，我就盡量把它忘記。”

    博爾赫斯出生於1899年8月，是19世紀的最後一瞬。這一瞬使他“感到很高興”，因為他非常喜歡19世紀，但不喜歡20世紀。一個那麼敏感、睿智、淵博、深邃的人，活到將近九十歲，不喜歡20世紀，自然會有他充分的理由。但是，他似乎沒有深入、系統地談過“為什麼”。按說，《博爾赫斯八十憶舊》一書以驚人的坦率回顧了一生歲月，《博爾赫斯七席談》一書也被他自己說成是“一種反省”，有大量的篇幅可以展開話題，但對20世紀，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總覺得它不那麼美妙”。當訪問者直接提出政治問題時，他則告訴對方說：“說實話，我一直盡可能少地去思考政治方面的事情。”

    或許可略作推測，博爾赫斯不喜歡20世紀，大概與政治相關。這個世紀確實是過於政治了。依常識常理，政治本身本屬中性，無非是“治理眾人之事”。但不知為何，很容易被“搞政治的”搞成個人之事，或是黨羽幫派之事，於是偏頗，於是偏差，於是偏向，於是偏離，乃至極端，不獨不能建設，反而成了毀滅的力量。納粹瘋狂燒書，恣意屠殺；蘇聯大批迫害知識分子，剪除異端；中國的“文革”以人類歷史上的最大規模毀滅文化......博爾赫斯趕上了這樣一段歷史，他怎能喜歡？在他眼裡，寫作、出版和閱讀比政治重要得多。書就是他的命。

    20世紀50年代中期，阿根廷發生革命，導致庇隆政府倒台。情勢緊張到有生命危險，博爾赫斯想的還是書。他回憶道：“我還以為那天晚上羅薩斯要來炸城呢。有人勸我們趕緊離開可能挨炸的地方。那天下午，我正好收到一本關於冰島文學的書。我想：‘這幢房子可能要毀了，可這本書我得救出來。’其實，三四本書還是可以救出來的，可我當時想，這是件象征意義的行為，一本書就行了。”

    一語成讖，確實是個象征。那天他救出一本，很快，他就坐擁七十萬本。那天是地獄，轉眼他就得住天堂。上帝為他開了天堂之門，卻關閉了其視力之窗。在國立圖書館走馬上任當年，博爾赫斯雙目失明。天堂給了他樂觀和達觀，使他遠離恐懼和悲觀。博爾赫斯說：“這不應該是結束......不要大聲自憐......這應該是一種新經驗開始的證明。”“每一個盲人都能夠獲得一種獎賞：他們對時間的感受與眾不同。”

    一次，博爾赫斯散步，走了很遠的路。在一個火車站附近，忽然感到自己超越了時間，進入了永恆。他不能確定這種狀態持續了多久，但能清晰地確認自己明顯處在時間之外，並為此心醉神迷。這就屬於他說的獎賞吧。看不見人間萬象的時候，卻看見了天國神跡。從博爾赫斯就任國立圖書館長到長眠於世，三十多年時光中，他樂觀地工作著，先後出版小說集、詩集、散文集、教材、演講集近四十種。這種奇跡，實在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

按：
    《晴耕雨讀》摘抄完畢，選此篇壓軸，因為他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春浅

    2021.4.3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4年  《南斯拉夫大事記（1945-1963）》

    鐵托是小國家出的大領袖。因為有他，南斯拉夫國家不大，影響很大，大事自然就多。無論是孤軍奮戰德意強敵，還是孤膽叫板蘇聯霸權，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中的頂級大事。鐵托的思想和主張，被稱為“鐵托主義”。這個主義不左也不右，既不搞西方式民主，也不搞蘇聯式共產主義，而是一門心思搞南斯拉夫特色社會主義。
  
    “國有化和私人財產、強大的中央權力和地方分權、工人管理和國家控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合為一體。”（《鐵托傳》）半個世紀前的南斯拉夫已是如此。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5年11月29日，正是冷戰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時候。鐵托似乎是預見到了什麼，建國前夕曾特意針對西方和蘇聯分列兩大陣營的格局說，“我們不願意被用來作為國際交易的行賄品”。

    毛澤東很欣賞鐵托之“鐵”，尤其是不怕蘇聯，為此曾多次向鐵托表達問候之意。鐵托對中國也很留意，他希望讀到講述中國革命的書，想多了解中國的情況。

    鄧小平復出後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動，就是在1977年8月會見鐵托。對於中南兩黨之間曾“對罵二十年”的歷史，鄧小平舉重若輕，說：現在這事過去了，一風吹，以後不再提了。鐵托也表示，過去這種情況，是雙方不了解，被第三者利用了。結果，二十分鐘解決了二十年的問題。兩黨恢復關係，舊怨煙消雲散。

    南斯拉夫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力圖擺脫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探索大膽，成就顯著。今天的中國經濟體制，和當年的南斯拉夫框架很像。很想知道鄧小平會見鐵托時談沒談體制改革問題。查《鄧小平年譜》當天內容，沒有找到記錄。

按：
    本書出版時，南斯拉夫、南聯盟、塞黑都已先後解體，除了中國之外還存在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追蹤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今昔，大概是件有趣且有意義的事。

春浅

    2021.4.4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5年  《王傑日記》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傑日記》，很薄的一本書，九十四頁，字數不足六萬，曾是中國一代青少年的思想教育讀本。

    從時間看，從內容看，王傑日記都是雷鋒日記的接續。雷鋒犧牲於1962年8月，王傑犧牲於1965年7月。

    真心向善，如果不是自然的天性流露，而是被運動之類所裹脅，被外力強推到不適當的地步，真就會走向假，善就可能變成老子《道德經》中說的“斯為惡矣”。

    雷鋒對他人的幫助，是自發的、無條件的、幾乎本能的、純個人性質的。後來的所謂學習活動，很多情況下是號召的、計劃的、組織起來的、成群結隊的，甚至是敲鑼打鼓的、群眾運動式的。雷鋒從來沒有那樣招搖過，可學雷鋒的就學出了那樣的場面。

    在向善的願望中，一代人曾經這樣做過，下一代接著重複這種場面。我們是經歷者，也是見證者。

按：
    當一件事情需要大張旗鼓進行宣傳呼籲的時候，本身就存在某種也許不可言說的問題。比如，讀書......

春浅

     2021.4.5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6年  《中國地圖冊》

    該地圖冊中，無論是整個中國版圖，還是每個省（市、區）的地圖邊上，都有一句毛澤東語錄及其署名，惟獨臺灣省地圖邊上，該印毛澤東語錄的地方，有一句“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但無署名。

按：
    本文指出，這版地圖冊並非孔夫子舊書網所說的“文革版”，出版時間早了半年。又比較70,80年代地圖，指出臺灣省所佔位置前後一致，直至2006年有較大不同，其後仍有出版社沿用舊例。從地圖變遷看政治意識的變遷，倒也有趣。只是地圖始終是地圖，政治卻複雜得多。

春浅

    2021.4.6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7年  《毛主席語錄》

    當年這本“紅寶書”，曾風靡全國、遍及全世界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我國圖書出版發行數量最高紀錄。有統計數據說，《毛主席語錄》從1964年5月問世到1979年2月中宣部通知停止發行，十五年內，僅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總印數達十億五千五百多萬冊。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組織和許多機關、團體、部隊、廠礦等翻印和私自編印的，其數量當更為驚人。

    如今，該書在中國大陸已進文物市場，在隔岸的台灣卻成了近年熱銷書。2005年秋，台灣版《毛澤東語錄》出版，據說一個月內就印刷了四次。聽說後，托朋友買回一本，見該版語錄拿掉了大陸版的“再版前言”，增加了“文革”中極為流行的“老五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詩詞以及“毛澤東1967至1969指示”。該書精裝，正紅色封面，硬殼，仿皮紋，書名反白，環襯之後，扉頁上印有一句話：“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

按：
    以前在舊書攤見到這樣的書覺得時代感太強，讀起來味同嚼蠟。現在有心重看歷史，這些書反而不易見到了。篇末最後一句，似有反諷之意。

春浅

     2021.4.7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8年  《魯迅詩註》

    全書第一首詩，就出現了“最是令人淒絕處”、“日暮新愁分外加”等句。續讀下去，“惜花四律”、“別諸弟三首”、“愛之神”、“桃花”，等等，抒寫的也是尋常人的情緒。悲歡離合，風花雪月，普通得很。若是有人單把這類詩挑出來，不標作者，恐怕絕大多數人很難由此聯想到魯迅的名字。

    在一段特殊歷史中接觸到的魯迅，是被架到了神壇之上的魯迅，和實際中的樣子、性情相差很遠。

    曾經，對一代人來說，讀到、想到、談到魯迅，最容易產生的聯想就是“匕首投槍”、“痛打落水狗”、“怒向刀叢覓小詩”那樣的文字和人物形象。類似“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浩歌”這樣的文字，怎麼會是魯迅文筆呢？即便知道他有“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的句子，也還是頑固地選擇“我以我血薦軒轅”式的黑鬍子、粗眉毛意象留於腦際。這或許說明，自己過去對魯迅有誤讀、誤解的地方，需要重讀、新解。

按：
    魯迅作品之中我所偏愛者，舊詩甚於新詩，散文甚於雜文，小說中喜歡的也是與鄉土有關頗似散文的那些。一代又一代，談魯迅的人似乎並沒有變少，只是讀魯迅文章的變少了。

春浅

      2021.4.8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六零年代 己辑
    1969年  《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這是曾經在蘇聯留學五年的四個日本學生合作的一本書，副題為“日本留蘇學生座談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實況”。正文取對話文體。

    原版書是1969年3月在日本東京大安書店出版，當年由余以謙譯成中文後，以“留蘇見聞錄”為題，連載於6月間的香港《大公報》。年底，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成了那個時代知名度很高的一本書。

    書的副題中“實況”一詞說明他們注重真實，為此特意聲明，五年留學生活中，除了聽課，也接觸社會，同蘇聯人打交道。他們沒有譯員，對話靠自己，都是用俄語。旅行中可以到一般外國人短期參觀不能到的地方，而且可以同任何人談話。這比參觀要深入多了。

    作者是青年人，自然關注同齡人。在“蘇聯的現實”題目下，列出的第一個標題就是“蘇聯的青年”。在他們眼中，蘇聯青年的首要特點是“對政治毫不關心”。原話是：“青年們的想法也就是進大學，就高職，拿高薪，娶個漂亮的老婆，過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別是大學生和中上層家庭的子女，這種想法更為普遍。”

    對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他們分析道，主要是領導層內部不斷爭權奪利，上台、下台的原因，老百姓被蒙在鼓裡，完全不知道。大家因此而對政治感到恐怖，所以遠離。儘管蘇聯政府總是說人民群眾關心國家大事，事實上他們漠然得很。

    這幾個日本人可能研究過當時中國的情況。他們作對比說：“這和中國革命青年們從事祖國建設，想到世界革命，考慮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大概是因為有這樣的差別，所以，“最近，在莫斯科已經完全不能收聽北京的俄語節目了”，而“西方廣博不再受限制”。

按：
    那個年代的蘇聯青年們的想法，和如今中國青年們的想法大概相差無幾，不論主義問題，也不論家庭背景，普通青年們有此想法實在無可厚非。試問誰不想過舒舒服服的日子呢？！前些年有句網絡流行語：“不用多久，我就可以升職加薪，當上總經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雖有調侃，卻很真實。
    而青年們關心政治，主流大概是政治正確，接收到的信息既不完整，也欠缺討論空間和獨立思考，更多時候是自說自話，人云亦云。

春浅

    2021.4.9  吉朗  一夜風雨晨方晴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0年  《常用藥物手冊》

    農村天地廣闊，可以大有作為，毛澤東對此深有體會。他把這一體會變成主張，從暴力革命時期延伸到和平建設時期。1960年代末，毛連發指示，以“大有作為”為號召，讓大批幹部下放農村勞動，送大量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動員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改變了眾多國人命運。

    這些人由城而嚮，由機關而幹校，由學校而村莊，常年務農，需要補充知識，適應新環境。這一需求牽動出版，《常用藥物手冊》之類那幾年出了不少。《葉聖陶葉至善幹校家書（169-1972）》中，不時談到這類書。從葉聖陶1970年9月1日信中，可知老先生在北京一次就“買了九種醫藥書”，如《半農半醫教材》、《快速針灸療法》、《針灸臨床取穴圖解》、《常見病驗方選編》等，分寄幾個後輩。

    幹校期間，葉至善長時間負責養牛，心得較多，通信中屢屢說牛。葉老先生特為兒子的放牛照片寫了小篆體“至善與牛”，並作說明道：“至善在潢川，至今已歷十九個月，絕大部分時間在養牛組工作。照護，放牧，飼養，以及牛的性習諸端，幾乎在每一封來信中談及，輯集起來，該有好幾萬字了。”

    幾萬字中也談到書的毛病，如《養牛學》，該怎樣穿鼻孔？如何保護牛的鼻孔不破掉？想知道的知識全沒有。葉至善說：“這本書還是專科學校用的。可以想到專科學校畢業出來，仍舊什麼也不會幹，還得從頭學起。”葉老先生則看出更大問題，說：“以前出版社那麼多，出的書那麼多，真有用處的書到底有幾本，很難說。”

按：
    小時候六七歲，在家外能幫手的活是放牛。一拉繩子扯住牛鼻子，牛大抵會乖乖跟著走。遇到性情暴躁的牛，就得小心了，被牛頂被牛踢也是不罕見的事。常常讀到當代知識分子回憶錄，提到最艱難的事除了被批鬥就是被下放做體力勞動。以個人經驗而言，體力勞動實不算辛苦，所苦者吃不飽穿不暖而已。以行政命令式動員知識分子，用其所短，所為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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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10  吉朗  陰冷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1年  《柳文指要》

    “文革”初期，“破四舊”風熾如火。我見過當街焚毀書籍、字畫、唱片、商店牌匾、教堂鋼琴，等等的現場。至於燒書，無論是圖書館中，還是家庭書架上，凡是粘帶了“古”字“古”文的書，幾乎全是被禁被燒被批之物。而章士釗的《柳文指要》這部論古大書，在毛澤東關照下，恰於“文革”中期出版，十足一個小概率事件。當年參與該書編輯出版事務的程毅中先生曾用“引起了驚世駭俗的震動”形容該書出版時的影響。

按：
    柳者柳宗元也，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初高中時所讀柳文，有《捕蛇者說》、《永州八記》。其官終柳州刺史，受當地人民喜愛，市區有衣冠冢一座位於柳侯祠中。余初到柳州唸書時，學校曾組織秋遊柳侯祠，至今難忘。柳宗元另有名詩小學課文中讀過，曰《江雪》。
    張冠生此文後半述及《柳文指要》出版經過，引章士釗跋語，稱頌毛澤東之文開創一代風氣。以詩文褒揚領袖，故時代特色乎？其肉麻程度，直令人歎為觀止。

春浅

    2021.4.11  墨爾本  有風有雨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2年  《多雪的冬天》

    在1970年代的中原農村知青生活中，讀過幾本蘇聯小說。有老書，如《真正的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有“文革”期間新出版的，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落角》，等等。那個時候，蘇聯已經變成了“蘇修”。來自“蘇修”的書，帶著幾分偶然、幾許神秘感來到手邊，激起幾絲“雪夜閉門讀禁書”的興奮。其中，《多雪的冬天》197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讀到該書已是兩三年之後。

    這類書，版權頁和封底都標有“內部發行”，控制發行範圍，嚴格說還不是禁書。不過，據說“內部”的範圍指省、軍級以上乾部，若大體屬實，則知青還是在禁區內，不該閱讀。再說，這些來自“蘇修”國度的書，內容往往涉及現實中的上層腐敗與黑幕。所以，那種與禁書概念相關的興奮感也就自然。

    安東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白俄羅斯的一個游擊縱隊隊長，後來當了農業部門的高官，有過“去休養地度假”的養尊處優地位。他生性耿直，不苟且，說真話，對當時犁掉牧草改種玉米的做法表示反對，觸怒了上峰，落下“不同意黨的政策”、“機會主義錯誤”的罪名，丟掉了官位。書的一開始，就是安東被強制“退休”後在森林里漫遊的情景。

    作者說，森林是供人思索的好地方。人類的種種衝突、憂傷、煩惱，在森林的莊嚴肅穆、亙古長存的氣氛中，足以被化解。曾經絕望的安東，經過森林漫遊，已可以對自己的“災難”一笑置之。“他安東紐克的全部罪行，只不過是說了想說的話罷了。”

按：
    《讀書》80時代復刊時，曾經發一文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即“讀書無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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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12  墨爾本  有風有雨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3年  《落角》

    早年讀書，有段時間喜抄名言警句。讀毛澤東，抄得“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讀歌德，抄得“在硬化的生活中多多保留善良天性”；讀普希金，抄得“生活過而且思索過”......借來《你到底要什麼》時，光是書名就叫人眼亮，覺得裡邊一定有不少句子值得一抄。後來也確實抄了一些。待《落角》到手，卻體驗到一種陌生的閱讀感。

    “落角”是什麼意思？以前看的書，《真正的人》、《普通一兵》、《葉爾紹夫兄弟》、《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等等，書名沒有費解的。這本《落角》是個例外，無法由書名揣度內容。於是，帶著兩個願望開始閱讀。一是繼續抄錄其中的警句，二要弄清什麼叫“落角”。

    讀到544頁，“落角”的答案終於出現。一個軍官說：“將軍們在瞄準彼得格勒打炮時，沒有算準......落角。”他的意思是，如能精確計算炮彈飛行角度，沿地面切線射擊，促成炮彈在反跳中爆炸，一顆榴彈就能產生幾顆的威力。另一軍官認為，不是計算不准，“他們寧願追求個人可恥的墮落而不要您那個炮彈落下的角度”！

    據說，俄語中“落下”和“墮落”是同一詞。那軍官一語雙關，實有深意。人性存在陰暗甚至邪惡的一面，個人墮落有蔓延效應，若不遏止，形成群體墮落，必敗無疑。後來他們喃喃重複：“落角......可恥的墮落......真可怕！”

    讀此書，沒能抄得名言警句，卻對其“真可怕”的圖景有深刻記憶。書中第53頁說：“我們俄國知識分子在哪裡啊？......所有的知識分子不是跑到國外去，就是給處決了，要麼蹲在監牢裡等著處死......一個無法無天的傢伙把整個國家迷住了。”

按：
    此書也是內部發行，為當時“反蘇修”材料之一。“人性墮落有蔓延效應”一句，可稱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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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13  墨爾本  陰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4年  《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

    1945年春，第三帝國崩潰，德國政府及其所有部門的大多數機密檔案被繳獲，包括外交部、軍隊及秘密警察的更高密級檔案材料。其中的私人日記、通信、極度秘密的發言記錄、納粹頭領電話竊聽記錄，等等，甚至希特勒大本營每天研究討論軍事形勢的五十一次“元首會議”部分速記記錄，都極難得。據說，納粹陸軍參謀總長的日記使用速記法不僅逐日記錄事件，而且記下了一天裡每小時的事態。

    這些檔案，僅屬於第三帝國外交部的，重量至少有四百八十五噸。總體數量之巨，略可想見。

    美國記者兼史家威廉·夏伊勒把這些檔案的繳獲看作“一件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以往，一個大國即使戰敗，政府被革命推翻（如德國、俄國在1918年的情況），其檔案也總是由其後繼政權保管。只有對後來的統治集團有利的文件才會被公佈。因此，在威廉·夏伊勒之前，多數歷史學家往往要等待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才能得到有關的確鑿史料，才敢著手寫一個國家、一個帝國、一個時代的歷史。

按：
    “豈容青史盡成灰”

春浅

    2021.4.14  墨爾本  晴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5年  《福特言論選集》

    福特是美國歷史上迄今最长壽的總統，赤子之心保持到老，人稱“白宮裡的童子軍”。其夫人亦說“丈夫一生充滿仁愛”。福特年輕時曾入選“美國十大傑出青年”，雖被朋友認為不善辭令，但其天性淳厚，言由心出，隨和率真，赢得民眾普遍好感。不少“福特言論”傳之於口碑，記錄於史冊。

    據說福特腳下不穩，摔跤次數多於常人，每有磕絆，常被記者公之於眾，乃至惡搞。一次記者協會年度宴會上，有演員誇張模仿他摔跤窘態，福特與眾人一起大笑，自嘲道：“我是體育愛好者，當然比別人更容易摔跤。”

    在總統任前和任上，福特曾多次訪問中國。他表示，自己在華旅程中的最鮮明印象，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當我們這一小批人穿過這個幅員遼闊的土地旅行時，這種感到一個巨人在動、一條龍在走的感覺促使我們深思。”

    福特深思的是：中國人口眾多，資源富足，如果能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二十或三十年以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按：
    福特所思時在1972年，中國尚在“文革”中。二十年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改革開放”十年而已。此書出版時，又過十年。
    福特所思有個前提：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有人說“穩定壓倒一切”，我們今天確實是穩定了，和諧了吧。至少，湖面是平靜的。

春浅

     2021.4.15 墨爾本  陰雨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6年  《只有一個地球》

    自《寂靜的春天》問世之後，關注環境和生態問題的人和書逐漸多了起來。

    水的流淌，空氣的運動，生物的遷徙，不受國界的限制。環境問題發生之後的面對和研討，研討之後的結論和對策，政策提出之後的實施和督責，勢必需要國際合作。

    《只有一個地球》一書的誕生，是一次廣泛的國際間合作的結果。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委託；美國兩位知名教授做主編；五十八個國家的一百五十二位專家做通訊顧問；七十多份意見書在一個月內匯聚紐約；從發自四十個國家約四百頁信件中提煉該書前言；在會議召開前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十二種版本（包括一種兒童讀物）......

    兩位主編是巴巴拉·沃德和雷內·杜博斯。前者著有《改變世界的五中理想》、《富國與窮國》、《高低不平的世界》等，後者著有《人類適應性》、《人類是這樣一種動物》、《內心的上帝》等。他們在時間緊迫、助手極少、不取任何報酬的情況下，負責起草、修改書稿，並以顧問復函動輒超過十頁的大量信件為基礎撰寫前言，工作量可想而知。

    他們的動力來自一個信念：當人類活動對環境正產生深遠影響的時候，聚集世界上第一流的專家和思想家，以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為主題，準確表達其見識和主張。

    他們的工作成果，是為1972年6月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提交的報告，題為“只有一個地球”，副題為“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

    這份報告附錄的一百五十二位“通訊顧問委員會名單”上，沒有一個中國人。或是主編疏漏了這個問題，或是客觀上中國尚未有人可以進入“第一流的專家和思想家”之列，或是我們認可的專家、思想家不被國際同行認可，不論什麼原因，都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該書漢譯本於1976年由石油化學工業出版社出版，版權頁和封底註明“內部發行”。書的“譯序”說：“這本書圍繞著人類環境問題，散佈了許多錯誤的、反動的論點......流毒不小”，“正是資本主義日暮窮途無可奈何的哀鳴”。所以，是“作為反面教材，供領導和有關同志批判”。由此看來，那份“通訊顧問委員會名單”上中國人的缺席，或是我們拒絕參與？

按：
    2003年疫情時，我們找到的罪魁禍首是“吃野味”。2020年再次疫情，同樣的原因重現。

春浅

    2021.4.16 墨爾本  陰冷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7年  《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

    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謝世。在當時中國大陸民眾心裡，這是天塌地陷之事，有國將不國之虞。天安門廣場花圈如海，人羣如潮，名副其實的舉國誌哀。各大媒體上的追悼和懷念文章勢如井噴。經選編，到1977年6月，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三輯《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

    其中，第二輯所收《敬愛的周總理與<新華日報>》一文，發表於《光明日報》1977年1月11日，署名“原《新華日報》在京部分同志”。

    《新華日報》正式出版於1938年1月11日，是抗戰和解放戰爭初期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唯一中共黨報。國民黨政府雖准其創刊，卻又由新聞檢查所實施檢查，以阻撓、壓制、封鎖其言路。無論社論、新聞或是廣告，每個字都必須先送審才能刊登。“在幾次反共高潮中，甚至連‘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寧邊區’之類詞語都不許見報。”除了新聞檢查，還有控制發行、壟斷紙張等辦法打壓《新華日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在新聞檢查重重關口下，該報居然能先後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日前出差重慶，住霧都賓館，對面是曾家岩50號舊址，正是當年的“周公館”。《新華日報》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獻，當是從這裡進入史冊。

    費正清曾說，“周恩來作為領袖人物的非凡才能，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這是一位英俊瀟灑、有著一雙黑色的大眼睛的偉人”，“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大臣”。

    除了才能，對中國百姓來說，更重要的是人格魅力。在周恩來逝世當天，他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撰寫輓聯道：“為人類為革命奮鬥一生；無名心無私情當今完人。”此聯應能表達眾多普通中國人的看法。

按：
    小學課本有一文印象深刻，那便是《十里長街送總理》。“古今完人”之名及其軼事也不知從什麼渠道讀到過不少。大學時方始對“完美”提出疑問，讀到極少回憶錄片段中提到不完美的地方。出國之後，各種信息混雜，才明白了完美是相對的。

春浅

    2021.4.17 墨爾本  陰冷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8年  《哥德巴赫猜想》

    這個書名，本是一篇報告文學的題目。作者徐遲在這書“後記”中說，從1966年到1976年，他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以《哥德巴赫猜想》為標誌，他“從長久以來的冬蟄中甦醒過來”，進入噴發狀態。《哥德巴赫猜想》也成為時代轉換的一個強烈信號。

    曾經，“白專道路”是一頂沉重的帽子，壓得中國知識分子不敢正常鑽研業務，導致難以計量的智力浪費、業務荒疏、文化孱弱、創造力匱乏。

    196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一份文件，即《關於高等學校文科教學方針和教材選編工作的報告》。其中說：“現在白專道路的概念使用過濫，喜歡讀書而不大喜歡參加某些集體活動的學生，往往被批評為走‘白專道路’，以致學生中造成不敢讀書、不敢鑽研學問的不正常風氣......我們建議，今後不要再用‘白專道路’這個名詞來批評學生。”

    據此建議，學生可以解脫了，教師、工程師、研究人員等未能豁免。《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陳景潤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科研路線的“安鑽迷”（安心工作、鑽研學問、迷於專業之簡稱），大加批判。“修正主義苗子”、“白專道路典型”、“寄生蟲”、“剝削者”等帽子多重疊加，致其不堪困擾。一位新華社記者為其寫內參道：“他現在還住在一間煙熏火烤的小房間裡。生活條件很差！疾病嚴重！！生命垂危！！！”

    當年，高深莫測的解析數論話題，居然能引發全社會關注，激動、激勵了一代人，無非是因為社會開始回歸常態，人心開始回歸常識，知識分子可以靜心鑽研業務了。

按：
    陳景潤貧病交加生命垂危之際，已經解出世界難題揚名海外，與其境遇形成強烈反差。不必受限於意識形態，不受限於儀器設備之類的研究，也許動亂之中有一息尚存。此外，多少才能付流水，多少人物如雲煙。

春浅

    2021.4.18 墨爾本  陰冷

    《紙年輪》 一九七零年代 庚辑
    1979年  《西行漫記》

    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大陸出版業已可以做到與發達國家同步出書。斯諾所寫Red Star over China 與1937——1938年在英國、美國出版，1938年2月在上海用複社名義出版的漢譯本即面世，書名為《西行漫記》。

    這是一本註定被高度關注的書。有資料說，1937年10月，該書用倫敦戈蘭茨公司初版，一個月內加印了四次，後在美國出版，幾周內銷售十萬餘冊，兩個月間再版五次。胡愈之寫“中文重譯本序”時回憶說：“《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了《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他特別提到該書暢銷的原因，“它是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第一本著作”。

    斯諾也承認，這本“居然風行各國”的書，主要是其內容受歡迎。作為一個沒有加入任何政黨的人，在該書中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這樣就是了”。

    用斯諾的說法，當時“中國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墻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直到“西安事變”後。斯諾意識到“可能有辦法進入紅區”，當即決定“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於是，他來了，他看了，他聽了，他寫了。九年之久的新聞封鎖一朝瓦解。

    在該書結尾時，斯諾對“中國已有成千上萬的青年為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捐軀犧牲”表達了極大敬意，對中國革命必勝的前景抱有樂觀期待。但是，革命勝利之後，中國還有更長的路要走。

    1979年，中國正在巨大曲折之後開筆新的一頁。三聯書店重印該書，實有深意。

按：
    該書又名《紅星照耀中國》，譯者董樂山，封面為一紅軍戰士吹響號角。如篇末所言，三聯重印該書，確有深意。據說該版與1938年初版相比並無刪改。

春浅

    2021.4.19  墨爾本  陰冷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0年  《圍城》

    這本小說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

    據楊绛先生說，《圍城》還沒有全部完稿時，已在《文藝復興》月刊連載，引起很多讀者關注，“急不可待地盼著下一期雜誌出來，先睹《圍城》”。當然，讀後感很是多樣。好評如潮中，有人附會索隱，認為書中的孫柔佳就是現實中的楊绛；有人譏諷《圍城》是“香粉鋪”、“活春宮”。這類負面評價引起了共產黨的文藝理論家巴人先生的憤慨。他在報端發表文章說，謾罵《圍城》的人不是共產黨人，他是代表共產黨發表該文。據說巴人這篇文章一出，譏諷、批評《圍城》的人立時“偃旗息鼓停止攻擊”，其威懾力相當可觀。

    從1949年到1979年，國內似沒有再印該書，也不怎麼提它，倒是旅美的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給了很高評價，引出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文革”結束後，中國出版界對《圍城》再度關注。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排印該書，錢鐘書在“重印前記”中表示感到意外，並說夏教授對《圍城》的評價“過高”。

    書中隨意揮灑的橫生妙趣、無處不在的幽默諷刺、明裡暗裡的彎彎繞、高級的愚蠢、精緻的庸俗、了無痕跡的算計、不動聲色的心機，以致深至“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那些潛意識的夾纏交錯......沒有足夠的智慧才情，哪裡駕馭得了？錢先生在序文說得明白，他要寫的是社會之一部分，人類之一群體，背景上浮動著世道人心的退化。描繪如此豐富的亂世場景，細緻入微的精神現象，“癡氣”當然起了很大作用，匠心卻也必不可少。光說作者癡，難解其中味。夏志清教授自然要比我等能更深地體察《圍城》至味。他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當是見道之言。

    錢先生眼光高，責己嚴。儘管人稱“雞蛋不錯”，他自己對《圍城》並不滿意。初版時，本該照例獻給夫人，無奈總覺得“大不了一本書，還不值得這樣精巧地不老實，因此罷了”。

按：
    初讀《圍城》是在高中，同學大雷那時頗迷此書，不知從哪裡買來一本盜版，封面粗陋，紙張薄而慘白，好在內頁文字齊全。暑期曾往其家小住，其父時任某小學保管員，小學就在其家一墻之隔。於是白天我同大雷幾個兄弟打籃球，夜間潛入小學教室中，合併課桌為大床一張，幾人躺著閒聊，讀書，所讀即是《圍城》。屈指一算，二十年時光過去了。
   

春浅

    2021.4.20  墨爾本  陰雨

    《紙年輪》 一九八零年代 辛辑
    1981年  《傅雷家書》

    三聯書店出版《傅雷家書》的時候，社會上排隊買書的熱勁還沒有過去。一是讀書風氣好，二是書的內容好，該書一下就如水銀瀉地，進入千家萬戶。

    偶然買到該書初版，還沒怎麼看正文，先被“後記”吸引住了。尤其是最後一句，印象極深。編者要把這書“獻給一切‘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們”。如此境界，是誰說的？是說誰的？既然打著引號，莫非是傅雷說的？是在說他心目中的完人吧。

    翻看半日，全書過半。在1961年2月6日上午的信中，讀到一句“又文明又自然，又典雅又樸素的風流文采”。句型有點像了，雖還不是，卻有了希望。續讀至第231頁，眼前一亮，終於找到。不僅能確定是傅雷先生的原話，還賺了一段英語閱讀經歷。

    原來，傅聰致傅雷的一封信中說：“在國外這些年來，我遇見了不少人物Whom I admire and love,from whom I learn. 可是從來沒有遇到任何人能帶我到那個 at the same time passionate and serene, profound and simple, affectionate and proud, subtle and straight forward 的世界。”

    1962年3月14日，傅雷給傅敏寫信時，錄下這段話，並譯為“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稱“這是我們固有文化中的精華，值得我們自豪的”！表示這種狀態是自己“一生嚮往的境界”。

    2003年，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新版《傅雷家書》出版。該書在三聯版《傅雷家書》的基礎上增加了八萬多字，其中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有四十封，文字有增補的有六十五封。同時，以殘存的六封傅聰家書作為“不是前言的前言”，以樓適夷先生的《讀家書，想傅雷》一文作為跋語。尤為珍貴的，是書末所收署名“傅雷梅馥”的絕命手書。毛筆，豎寫，沒有一絲倉促氣息。在身後委託的十三件事中，所有涉及現款及存單的項目，其序號上面均劃有“√”符號，明顯是逐項寫下數目後，如數放妥，一一核實，確保無誤，不欠世間分毫，才把謝世的繩索套向自己的脖子。

按：
    對家書類的書籍引起閱讀的興趣，是從兩本書開始的，一本是《傅雷家書》，還有一本，是《從文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