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记之张冠生读书录

春浅

    2021.1.9  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5年  《达尔文》

    马君武是留德的工学博士，精通英、日、德、法等数国文字，又写得一手好诗。邓云乡先生曾著文感叹当年一代学人能中能西、能文能理、能古能今的才学，举例时即有马君武、丁文江、任鸿隽，等等。

按：
    这几个能字排比，后辈何人能望其项背？马先生墓在桂林，曾和友人下雨时前去观瞻，想起那时的我们，青春一去不返矣。

春浅

    2021.1.10  墨尔本  热

    《纸声远》  下篇
    《凯南：“为了这本日记，无所期待，无所指望”》
    （《凯南日记》  乔治·凯南著  曹明玉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11月第1版）

    一百零一岁的人生全程中，持续写了八十八年，“两万页文辞优美、意寓深刻的散文”，“将近五英尺厚”——这是在说《凯南日记》。
    凯南素有“冷战之父”的雅号。这个身份，对20世纪史，四两拨千斤。
    时间跨度之长，作者地位之殊，决定了《凯南日记》非同凡响。
    凯南自己则表示，相比于其经历，文本不全，未能做到字斟句酌，够不上自己的期望。有遗憾，更有自责。这是何等襟抱？

    1926年9月，凯南考取了国家外事官员资格，正式开始其漫长的外交官生涯。他的第一个职位是美国驻日内瓦副领事。
    1927年8月，美国国务院调他到驻德国汉堡领事馆任职。
    这段经历，使他有可能感受、体察不同城市的文化品性，作出比较。《凯南日记》里的现代文明批判，最迟从此展开。
    1927年10月30日，凯南写日记说：“城市是很奇怪的：有些城市只是各种建筑的集合体，比如日内瓦和费城，他们缺乏活力，毫无人情味；还有些城市，比如汉堡，当你住在那里的时候，它们会跟你亲近，将美丽和邪恶的触角同时悄悄地伸向你。”
   
    1934年，凯南30周岁。他被派到莫斯科，一去多年。切近观察、现场体验某种理想主义的奉行，从大处到细节，都有了再理想不过的条件。
    遗憾的是，他无法集中心思和精力投入工作。此前已积累的多重问题困扰着凯南。他曾用“精神危机”来描述这种困扰的严重程度。
    这些问题中，有家事，有国事，有天下事。为帮助自己面对问题，他在日记里开始用第三人称记录自己的境遇和思考。
    “他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不满......婚姻已然无法改变，经过两年的困惑，他开始面对现实，最终彻底屈服。”——这是家事。
    “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民主，但是过于软弱的民主无法将人们送回土地，也无法做任何重要的事情。”——这是国事。
    “现代文明......对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无能为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考虑过站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这是天下事。

    凯南曾被他的同事称为“孤独的智者”。这位智者在美国外交领域深耕多年，洞幽烛微，他把深入的观察写入日记，把巨大的质疑也写入日记。
    面对他在岗位职责上不得不奉行的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凯南发出一个又一个质问——
    美国能否维持一种不受国内狭隘利益集团钳制的明智外交政策？
    美国真的能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树立典范吗？
    在什么情况下海外军事干预值得美国付出鲜血和金钱？
    华盛顿对以色列毫无节制的支持是英明之举吗？
    在国内开发日益依赖进口能源的交通系统真有必要吗？
    如果华盛顿追求更为孤立或者至少更为谨慎的策略，美国和全世界难道不会变得更好吗？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凯南的女儿打电话给父亲，祝贺他的远见被历史证实。他却并不开心。女儿听到父亲说，“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以后会有更多的麻烦”。
    很明显，这不是他的期待和指望。
    对动荡中的苏联帝国，早在1990年，他已有判断。那年2月11日，在佛罗里达，在科帕奇岛，凯南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年心事——
    “我突然间意识到，在普林斯顿引起我兴趣的这一切多么让人厌烦：所剩不多的社会活动；随着年龄增加而不可避免的迟钝；苏联解体的悲惨景象。”
    用“悲惨”而不是用“胜利”定义苏联解体，这就是凯南。
    他不是仇恨的。他是悲悯的。日记为证。

按：
    大人物的日记和传记何者更可读呢？凯南的一连串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在今年，在美国。

春浅

    2021.1.11  墨尔本  热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沈昌文：“这些宝贵的信函”》
    （《师承集》  海豚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

    《师承集》封底的信封图案，传递明确的“信函”信息。及读，不意眼福大饱。一方未曾见过的文化天地，一出名角连台的群英会。
    陈翰伯、陈原、董桥、冯亦代、范用、黄仁宇、龙应台、李慎之、吕叔湘、王元化、余英时、张光直、朱光潜......带各自手稿，应沈昌文之约而聚。盛况空前，目不暇给之间，恍然想起《读者》创刊二十、三十周年时的专题展，又觉得比单看手稿时多了人气。
    这等人物，先前曾有《阁楼人语》念叨，《八十溯往》顾念，《书商的旧梦》中重现，《最后的晚餐》时雅集......其间也曾见到李慎之的诗稿、陈原的漫画、金克木的文影、冯亦代的信札，都是手稿。虽属难得一见，却也难免零星。感觉中，沈公和这些人物的联系，可以画出一条条直线，简单，明朗。
    《师承集》的编著，使这种人际关系感觉发生明显变化。众多名家手稿集束露面，大版面展示，高仿真再现，书写者似乎活动了起来。沈公与他们的交往也成了直观、立体的视频画面。读此书，像是观看一部文献纪录片。一页页手稿次第展开，手笔在，神情在，风采在，话音也在。
   
    2003年7月2日，董桥写信给他说：“久疏音讯，忽得《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册，非常谢谢。”
    董桥“忽得”，来自沈先生持久的设身处地。《师承集》绝大多数版面留给其作者手稿，编著者仅作旁白，很少的文字中，特意写下一段——“同海外作者建立感情，比较重要的一个办法是为他们找书、找资料......十来年前，我每见一部书出，首先想到的是某位海外学人是否需要。书之为物，其值至贱......这种‘贱’礼，希望业中人多多重视。”

按：
    昨天和海南共读小组书友挑今年一月的书，其中一位挑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张冠生编的。并说，为了记念沈先生。我印象中沈公还在世，正想问何以用记念二字。今天读“脉望”馆主读书日记，知悉沈公昨夜仙逝。告知昨天挑书者，慨然。翻到今天读的《锦书来》，赫然是沈公之名，且本篇为上辑最后一篇，冥冥中似有天意。

春浅

    2021.1.12  墨尔本  热

    《晴耕雨读》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孙伏园：中国副刊之父》

    孙伏园和鲁迅相识于1911年。这一年，中国翻天覆地。
    当时，孙伏园是绍兴初级师范学堂的学生，鲁迅奉绍兴军政府之命，就任该校校长。“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孙伏园因此印象深刻。
    印象更深的，是鲁迅的国文课。孙伏园曾回忆说：“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评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

    孙伏园“中国副刊之父”的名声，起步于他担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时期。当时，他发表了鲁迅的《自言自语》。其中七篇散文，成为后来《野草》和《故事新编》中一些重要篇章的雏形。
    后来，孙伏园进入《晨报》工作，不但鼓励、催生了冰心的《繁星》《春水》等新诗名篇，更是“笑嘻嘻的催促”出鲁迅的传世名著《阿Q正传》。

按：
    本篇写得寡淡，虽举例引“笑嘻嘻的催促”，却让人笑不起来。昨日所摘文段中提到《读者》刊，猜想出版印刷有误，应为《读书》也。

春浅

    2021.1.13  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6年  《八贤手札》

    这本书作者阵容很有可观。“八贤”中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荃、彭玉麟、沈葆桢、李鸿章、骆秉章，都是当世俊杰，呼风唤雨，辄动天下。该书序文作者瞿鸿禨，光绪元年大考第一，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曾参议清末立宪。跋语作者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坚，中国第一个驻外外交官。因任驻英公使，著有《使西纪程》，主张革故鼎新。
    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禀赋才略不在其兄之后，尤“深于戎略”（瞿鸿禨语）。只因他“天性恬退，成劳不居”，喜欢“俯仰歌啸于泉石之间”，远离官场、沙场，最多作为“幕府”出些主意，不登前台，所以名气远不如兄。号称“全球最大中文百科全书”的“百度百科”上，郭昆焘词条仅一百四五十字。
    真实发生过的那段历史对他的礼遇却隆重得多。《八贤手札》便是一证。其正文逾六万字，全是曾、左、李等八人给郭昆焘的书信。其中，曾国藩二十八通，左宗棠十二通，李鸿章六通，胡林翼十六通，曾国荃十四通，彭玉麟十七通，沈葆桢四通，骆秉章七通。据郭昆焘哲嗣郭庆藩说，有十多年时间里，其父“专主军慕”，“四方将帅驰书问方略”。“先大夫据案起草，动辄盈尺；诸名贤书札往还，日或数十百通。盈积箱簏”。
    瞿鸿禨在该书序文中表示，书中手札存了“父执之风仪”，更存了益于后人了解历史起伏的素材，对郭昆焘曾有过的历史贡献也可推知大概。原话为：“后之览者，因以考知世变，将有感于人才之盛衰；而先生之闳识孤怀，功在当时而不与，亦可以得其概焉！”

按：
    历史留下了多少大人物，又有多少大人物随风吹去，隐姓埋名。近日想到学习古文之法，试为小人物，也为去年所陨落群星写简短传记。

春浅

    2021.1.14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下篇
    《鲍曼：“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慰藉”》
    （《此非日记》  齐格蒙·鲍曼著  杨渝东译  漓江出版社  2013年6月第1版）

    一本大思想家的书，体例如此利落，真少见。
    没有作者序言或后记，译者也不作枝蔓。翻过扉页就是目录，目录结束就是正文。正文第一句就是：“2010年9月3日/ 写日记有无意义？”

    作者写下这个题目，好像就忘了。话题多端，忽而生活方式，忽而信息消费，忽而世界碎片和瞎子摸象，整篇文章不见再提“日记”这个字眼。直到结尾，似乎又想起，便说到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
    “在他类似于日记的作品中，他反思到：‘我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当作无意识的自传的零细碎片，不管它们有多无意，或许也正是它们的无意，它们比任何付诸纸笔有关生活最详细的描述都要更真诚或者真实。’”

    2010年9月4日，鲍曼写的题目是：大战风车的作用。
    鲍曼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内政部长任上的那几年里，一直打一张牌，叫“严惩不安全”。在他的判断中，威胁普通民众的不安全因素，已经定位，出自贫民窟。法国民众遭遇的不幸、不公、不义，深层根源都在那里。他在电视谈话里表示：我们这些掌权者已开始对邪恶势力斩草除根。
    电视导播配合默契，屏幕上及时出现了拆除吉普赛人“非法营地”的场面。
    若此时再加上掌权者的内心独白，就更好——“至少你现在知道，我们没有坐视不管。难道不是吗？这就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如果需要，我们将再搞一次集中整治，打一场彻底清除破墙开洞、违章建筑的人民战争！”

    他想起维多利亚女王日记，找到了那一页。
    1836年12月28日，她还没有加勉，已表现出王者气度。关于吉普赛人，她写道——
    “无论何时只要贫穷的吉普赛人建立了营地，一有犯罪、抢劫等事件发生，都会无一例外地归到吉普赛人的头上，这一点令人震惊；如果他们总是被当作流浪汉看待，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好人？”

按：
    关于日记的写法，一个提示或启发：把思考的问题写下。关于法国对待贫民窟以及吉普赛人的参照，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每年流动在城乡间的人口数字是惊人的，有句话说，“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让这些中国的“吉普赛人”有机会留下，或者看到跨越阶级的希望，是“先富者”们需要践行的历史承诺吧。

春浅

     2021.1.15  墨尔本  午后冰雹忽袭

    《锦书来》  下辑  只向极少数人敞开心扉
    《黑格尔：在这样一个难于捉摸的时代里》
    （《黑格尔通信百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第1版  ）

    德国南方城市图宾根，一个盛产大师之地。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这三颗19世纪欧洲文化巨星，在这个城市同时升起。
    1795年8月30日，黑格尔写信给谢林：“我听说，荷尔德林已经到图宾根了；你们一定会经常在一起，我是多么向往，我这第三个人也在那里啊！”
    此前半年，1795年1月26日，荷尔德林写信给黑格尔说：“我已经和歌德会过面，兄弟！能见到这样一个伟大而又这样人情味十足的人物，是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享受。他温和而又友好地接待了我，这种接待使我想起来就止不住从心底里欢笑。”
    荷尔德林与黑格尔都是1770年出生，还是同届同窗。谢林晚他们五岁。三人都有家庭教师经历。他们共同对歌德怀有极大敬意。
    黑格尔与歌德保持着长期交往。目前可见史料中，黑格尔和歌德之间的通信，至少持续了二十四年，绵延在19世纪初叶的时光里。

按：
    开始阅读国外书信部分的内容。这些人名熟悉而又陌生，我对西方哲学的浅薄知识暴露无遗。以重读经典的计划，也许五年之后才会读到了，不知自己如今长跑的体能如何，总得慢慢读过去吧。

春浅

春浅 发表于 7-11-2020 23:03
2020.11.7

    《纸声远》  上篇

    2021.1.16  墨尔本  雨不停

    《晴耕雨读》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丰子恺：不可思议的神迹》

    按：参见本帖39#《纸声远》中丰子恺篇。

春浅

     2021.1.16  墨尔本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7年  《战后国际政治条约集》

    《凡尔赛和平条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标志。该条约首先对“德国之疆界”重新作出界分，依其与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丹麦等国边界的各具体标志顺序划定。
    这导致欧洲国家间领土的新划分，欧洲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强大的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帝国解体垮台之后，众多小的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波兰的恢复，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分离，罗马尼亚的扩大，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成立，巴尔干国家的独立，芬兰的自治......新民族国家的出现，欧洲版图的重新划分，形成了欧洲政治的新格局，也带来了民族冲突的新的可能，并影响到世界格局。到“二战”火起之时，二十年时间里，越到后来，冲突越多，程度越烈，范围越广，已远不限于欧洲。
    其间，中国已因日军侵略而致东北三省等地失陷。国难当头，知识分子与百姓共赴危难，以自己的方式服务国家。1930年代中期，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董希白（1906-1974）忧心时局，觉得“当今国际政治千变万化之时，动辄即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可能。故国际问题之在中国，现已为国人充分注意......而国际政治之基础条约，至今尚无中文集体发行，以致研究国际政治者每欲参考国际政治条约条文，除少数已有中文译本外，其他则无从觅得译文”。董教授遂与沈颂芳、吴春桐两位先生共同发起，商酌内容，拟定目录，以《凡尔赛条约》始，以《日“满”撤废治外法权条约》止，共集纳多种国际条约一百零八项。董先生独自担任编译工作，合为《战后国际政治条约集》，分上下两册，编入“中法文化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元月出版。

    董希白是安徽贵池人，早年曾求学北京。1929年秋，由北京中法大学保送，往法国攻读法律与外交。1933年他学成回国，先在上海教书，积极翻译进步书刊，后参加新四军，当过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员。1948年10月，华中大学在江苏盐城筹建，董希白以教务长身份主持校务，并兼任教师，为学员上课，很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先生于1949年底赴任外交部，历任该部条约委员会秘书主任、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国际法律研究所所长。“文革”中其受到迫害，抑郁成疾，于1974年病逝。才未尽，诚可叹。

按：
    1937年出版，时抗日全面爆发，又两年，二战爆发。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愤怒，敌意，好像火山地震爆发前的能量慢慢积累。多少次付出代价，多少次可叹可悲。

春浅

     2021.1.17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下篇
    《桑塔格：手指间总有潜力在熠熠生辉》
    （《重生：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  戴维·里夫编  姚君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1版
    《心为形役：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64——1980）》  戴维·里夫编  姚君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苏珊·桑塔格因白血病住院时，没有考虑后事，念叨的是出院后恢复工作，继续写作。不意猝然离世，遗稿怎么处理，遂成难题。
    直系亲属虽有，法律意义上的遗物继承顺理成章，遗稿却是特殊物品。即便只作史料，其价值也在于后世流传，而非单纯保存。问题是，如果作者的本意是这些史料只在家庭、家族内部流传，社会公众却期待阅读，家属还能考虑公开出版吗？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是尊重亲人呢，还是尊重读者？若选择尊重读者，理由是什么？
    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
    这个难题，来自他母亲的三则日记，他说：“在一则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记里，我母亲宣称，‘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我的写作方式，（而）我的生活充满了引文。’马上，她又说：‘改掉它。’但她一直都未改。”

    目前可见的苏珊·桑塔格日记，始于1947年。这年她14岁。
    是年苏珊·桑塔格日记中，已有如下关怀和主张——
    “没有人格神，也没有来生。”
    “世上最令人向往的是忠实于自己的自由，即诚实。”
    “评判一个行动，唯一标准是它使人幸福或者不幸福的最终效果。”
    15岁时，苏珊·桑塔格开始读里尔克、罗曼·罗兰，享受阅读纪德作品的沉浸感。1948年9月10日，她把自己当天的日记写在纪德《日记》一书的封二纸页上。九天后，她日记中出现一个书单，长达五页，列入一百多部文学作品，作者有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斯华绥、但丁、海涅、普希金、兰波、辛格、奥尼尔、萧伯纳、海尔曼......
    苏珊·桑塔格日记中不时出现书单，显示出其阅读的鲸吞状态。
    她说：“我恭敬、顺从、温顺地读！”同时，她又说：“还是孩子气地着迷于我自己的书写......想想看啊，我手指间总有这一颇具快感的潜力在熠熠生辉！”
    如此十年。如此二十年。如此三十年。苏珊·桑塔格日记不辍。
    她每写完一个笔记本，即存入家中卧室的步入式壁橱里，和以前的日记放在一起。从早年开始动笔，到2004年她最后一次患病，陆续积累了近百本。

按：
    这部书里这么多写日记的人。给我一种错觉：那些伟大的人，都在日常和细节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辛勤劳作。我看了一下书屋，行者，娜姐，似乎正在这样的路上（非捧杀也）......
   

春浅

    2021.1.18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下辑  只向极少数人敞开心扉
    《托克维尔：“我被最黑暗的阴郁困扰”》
    （《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  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1月第1版  ）

    “先生，我们那时候是有事业的，但现在人们只有利益。过去人与人之间是有纽带的，但现在没有了......真让人悲哀！”
    这是一位百岁老人说给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保留在《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中。该书编者认为，没有哪句话比这一句更能表达托克维尔自己的情感。
    情感来自现实激发。托克维尔终身面对的现实，是“生活于一个没有根基和充满动荡的世界”。这个世界颠覆了他个人对美好秩序的信仰，也使其祖国“在革命和专制中挣扎”。他为法兰西民族的自由而阅读、思索、研究、书写，最终发现“这个民族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能不悲哀？

    第一封信就出现了托克维尔“失望的时刻”。他断定“这个世界上无疑存在着不公正和欺诈”。为了尽量减轻可能的伤害，只能“把自己局限在知心朋友的圈子内，而在这个圈子之外，则只能期望隐藏或公开的冷淡和默然，而且还要保持警惕”。
    在托克维尔书信集最后一封信中，他的内心悲哀被表达到极致——
    “每当我打量自己时，我找不到一丝的欢乐......我很失望；我的灵魂希望生活于一种理想的创造当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时代却与之相去甚远......我觉得人生于此世不可解释，于另一个世界则是可怕的......我被最黑暗的阴郁困扰，对我还没有认识的人生感到极度厌恶......”

按：
    近来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离合又有了新的感受，当我不能适应急剧的变化时，我看到自己的青春正在告别。

春浅

    2021.1.19  墨尔本  晴

    《晴耕雨读》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苏步青：东方数学明星》

    苏步青幼时的读书兴趣，是被村里的秀才激发出来的。放牛路上，他经过私塾，能听见秀才讲课的声音，也能听见学生跟读——“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苏步青不由驻足，听到入神。时间长了，居然能诵。不光会背《三字经》《百家姓》，还有《左传》《古文观止》的不少章节。
    苏步青的父亲苏祖善没有读过书，见儿子读书如此入迷，不惜节衣缩食，也把儿子送进了私塾读书。
    从读私塾开始，苏步青就喜欢文学，尤其是旧体诗。在家时读，走路时读，下田时读，牛背上也读。用家人的话说，“简直成了小诗迷，直到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诗迷”。
    事实上，苏步青把诗词喜好保持了一生，但他在浙江十中读书时，把主攻方向确定在数学领域，一以贯之，信守一生。

    1931年初，苏步青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苏步青在回国赴浙大途中写出《江南好》——“杭州好，驿路到临平。一塔迎人春有影，四周古道梦无声......”
    1987年秋，苏步青从上海回到家乡温州。船行徐徐，思乡情切，他在船上赋诗一首：
    申江北望思悠悠，身寄铁轮南下舟。
    永夜涛声摇远梦，半窗月色报清秋。
    良朋老伴今何在？锦瑟年华似水流。
    为偿营门几多债，遂忘懒拙向东瓯。

按：
    苏词《江南好》，纪事写景，清幽有味，如此典雅出自大数学家之手，恐只有民国时期学人方可为之。

春浅

    2021.1.20  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8年  《全民族战争论》

    读到这本书之前，向来不知一介书生的张君励居然对军事大有兴致，曾在“一战”中作战场考察、战事考察、战地漫游，后来又译有《全民族战争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之时，德国报纸有消息说，日本已经与德国结盟，并派军队进攻俄国。德国人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在大街上见到黄皮肤的人就拥抱接吻。后来日本人通牒德国，要求其交出中国的胶州湾，德国人态度一变，见黄种人就扔石头。当地的中国留学生没了安全感，请求中国驻德使馆送他们回国。张君励当时在柏林大学读书，觉得正处于观察人类战争的大好时机，不妨留在欧洲，见证战事进展。
    很快，中国驻德使馆就发给中国学生每人一枚国旗证，以利德国人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张君励当年留在德国，翌年到了英国，到他1916年回到中国时，耳闻目睹战事将近两年。其间，1915年8月，他在比利时访问了德国首先攻破的要塞城市。是年年底开始，他到英伦停留多半年，曾有观看莎士比亚剧目时遭遇轰炸的经历。
    1918年冬，张君励又往欧洲，在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穿梭，观察延续了四年的欧洲战场。到1919年欧洲休战之时，他参加了法国“导观战地旅行团”，乘火车，坐汽车，什么车都不通的地方就走路。张君励沿途看满目疮痍，与华工交谈，历兵燹祸患，深有所感，认为“现代战事之繁重，非平日筹划周详，则一旦开战，将陷国家于紊乱，而莫知所止之境”，为此起意翻译德国著名将领鲁屯道夫所著的《全民族战争论》。
   
    张译该书，得道多助。编者所说“军事学家之协助”，包括为书的出版写序。
    汤芗铭对张译该书的评价，在战争之外另有推崇，认为“君励先生迻译此书，其用意所在，岂仅以灌输军事常识为事，固希望由政治之健康以达于民族之复兴也”。
    汤将军看得更远一些，其“民族之复兴”高于张教授的“确保吾族之生命”。汤序写于1937年初，眼光至少看到半个世纪之后，了不起。

按：
    参见《晴耕雨读》书中张君励篇。汤将军昨日之希望，亦今日之所望也。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而且尚未结束。

春浅

    2021.1.21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下篇
    《曼古埃尔：“径直采取行动就是回答”》
    （《阅读日记》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杨莉馨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7月第1版）

    “我除了是一个爱好广泛、兼收并蓄的读者之外可以说什么都不是”，这是曼古埃尔对自己的评价。
    这位“兼收并蓄的读者”叫曼古埃尔，他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
    这部非凡的著述，以兼收并蓄的襟怀，把具有认知意义的各种行为都看作阅读——“天文学家阅读一张不复存在的星星图；日本的建筑师阅读准备盖房子的土地；......动物学家阅读森林中动物的臭迹；玩纸牌者阅读伙伴的手势；......舞者阅读编舞者的记号法，而观众则阅读舞者在舞台上的动作；织者阅读一张待编织的地毯的错综复杂的设计图；......双亲阅读婴孩的表情，以察觉喜悦或惊骇或好奇的讯息；中国的算命师阅读古代龟壳上的标记；......精神科医生帮助病人阅读他们自己饱受困扰的梦；夏威夷渔夫将手插入海中以阅读海流；农夫阅读天空以测天气......”

按：
    本篇重点其实是《阅读日记》，篇中重点是曼古埃尔重读《堂吉诃德》，“对堂吉诃德来说，无疑地，径直采取行动就是回答。”他认为，即便英雄本人无法再把自己的行动往前推进一步，但其关于正义的信念却可以保存下来。
    我在阅读本篇时，对《阅读史》更感兴趣，故摘抄其中文段，并相信这样的不拘于形式的阅读，是一种如同绘画所需要的观察。
  

春浅

    2021.1.23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下辑  只向极少数人敞开心扉
    《卫三畏：“最后一个箱子已经锁好”》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

    据说，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是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叫卫三畏，受聘于1877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出现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大学。
    从出身看，卫三畏属于一个大家族。祖上于1637年由英格兰移民到美洲大陆，成为当今波士顿一个社区最早的定居者。此后两百年，这个家族出了“许多长寿的牧师，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家族”。
    卫三畏本来志在科学，想成为一个植物学家。某天，社区教堂要求他父亲寻找一个能到中国管理传教团印刷所的年轻人，父亲立即推荐了儿子。这次推荐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1832年4月23日，卫三畏在特洛伊给父亲写信说：“如果我真的能去中国，这将改变我的一生，因为我原先想成为一个博物学家......我还没有考虑成熟。”
   
    远东在传说中的神秘，加上去那里工作本身的不同寻常，使卫三畏在不确定一定要去的情况下接受了半年的专门训练——“他随着排好的铅字从排字间来到印刷厂，从那儿随着印出的校样来到负责校对的地方，然后学习使用折叠机、缝纫机，以及装订的整个过程”。
    不期而至的改变开始了。1833年6月15日，卫三畏在去往中国的马礼逊号船上写信给父母说：“写这封信的时候，蓝色、宽阔的海洋就在眼前。现在我逐渐看清了自己的道路和即将工作的领域，我相信是救世主派我去那里的。”
    漫长的航程中，他在帆索上爬上爬下，锻炼身体，希望具备水手的本领，准备应对充满未知的传教士生涯。
    1833年10月25日，马礼逊号到达广州黄埔港。迎接他的是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中文名字“裨治文”。他们脾气相投，兴趣相仿，愉快地合作出版《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负责编辑，卫三畏承担印刷。
    卫三畏是因传教印刷之需到中国的，他帮助中国人的方式主要是出版报纸和书籍。裨治文编辑有《广州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卫三畏参与其内容扩充工作，包括搜集成语、选择文本、译作英汉对照等。1841年，这本书由卫三畏亲手印刷成册时，他提供的内容已居其半。据说这是第一本由外国人在中国写作完成的广州方言实用手册，四开本，734页。
    《文选》印成后，卫三畏开始编写一本更便宜、更通俗的简易中文读物，力图起到语法书的作用，该书名为《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
    卫三畏编写的第二本书是《英华韵府历阶》（Ying Hua Yun-fu Lin-Kiai），一本“官话的英汉字典”。他深感“造成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互相憎恶和摩擦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愿望”，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消除语言障碍做点沟通工作。
    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卫三畏描述了自己的工作环境——“我现在犹如身处火炉中......温度计上显示的是华氏88度......我一直都是汗流浃背。这种状态实在很不利于写作。我也没有一个安静、舒适的书房，那是有钱的商人才有的。每天我就在这10英尺见方的印刷室里写作。印刷工人就在我身边工作......希望我能给中国人更多的爱心和帮助，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加谦虚和谨慎。”
    1876年10月26日，卫三畏写信给妻子说：“昨天是我人生中一个重大的日子......做完了最后一件事，见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箱子已经锁好，最后一个包裹已经扎牢，最后一根束带已经勒紧，一切已准备装车......离别在即，一切结束；在北京的使命已经完成......”
    卫三畏要永远地告别中国了。这一天，距离他当年乘坐马礼逊号到达广州黄埔港那天，不多不少，整整43年。

按：
    中国传教士的故事，可以拍成纪录片。

春浅

     2021.1.23  墨尔本  晴

    《晴耕雨读》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胡愈之：何须正本清源》

    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胡愈之在印尼流亡期间写有《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一书。其中有句话：“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
    君子之道，一以贯之。直到胡愈之去世前一两年，除了追念亡友，他很少写回忆文字，尤其不写自己。这一特点，在追念胡愈之的诸多文章里，常见人提。
    临近生命终点时，“为了明日”，胡愈之终于要说说昨日。
    胡愈之留下《我的回忆》，是在1985年。他本有条件完整回顾一生，实际上话题却截止在“新中国的诞生”。何以如此？三复斯卷，思之索之，直觉意味深长。
    起笔处，明白写下“地主家庭”。结尾时，留下一段人生空白。即便不熟悉胡愈之生平全部，只对其经历的大关节处有所知，也能约略判断——说其回忆文字带有正本清源的意思，还是小看这位前辈了。其“本”从未偏歪，无须“正”；其“源”，一直澄澈，无须“清”。

按：
    胡愈之是新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49年前即参与创办或协办许多报刊，有名的比如与邹韬奋创《生活周刊》，后来成为三联中的“生活”。其外孙女胡舒立创《财经》及后来的财新传媒。
   

春浅

    2021.1.24  墨尔本  晴

    《纸年轮》 一九三零年代 丙辑
    1939年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延安成立过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主要研究四个问题：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中的中国问题。
    配合研究工作的进度，该会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
    该丛书的第一集是《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由解放社于1939年7月出版。当年10月1日，毛泽东为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出版写了序言，序言题为“研究沦陷区”，文中称这个书系“仅仅是材料书”。他把书名简称为“日本在沦陷区”，并以简称题写了书名。
    该书开篇一则材料就让人触目惊心：“二十年前，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藏相胜田，在他所著的《西原借款真相》一书中，即已提出......日本国民经济的基础，不能不专求诸东亚，而东亚之中，尤以求诸面积广大、物资丰富之中国更为必要......掌握中国经济之支配权，从帝国独立上观之，亦最为紧要。”

按：
    文末，作者写其于2009年春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所见日军暴行照片，灵魂深处极度痛楚。

春浅

    2021.1.25  墨尔本  热

    《纸声远》  外篇
    《扬州日记（五则）》

    1995年秋，随费孝通先生作苏中、苏南地区实地调查。预定行程中，有扬州一站。早闻扬州美名，有机会访问，自然会做些史料方面的准备。
    出发前，为邮寄《读书》杂志事，和大侠兄通话。说起将访扬州，大侠兄即嘱，不妨多多留意遗迹访察及史料收集，回溯当年扬州经济、文化繁荣景象，梳理内因，对比一下当今深圳现象，或有可观。最好能写出文字，其主持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想做这方面的文章。

    1995年9月26日
    昨天从吴江到靖江途中，费先生在车上谈其幼年家庭生活，父母都重视教育。父亲办新学，母亲办蒙养院。费先生就出生在蒙养院里。
    这段经历和掌故，可参考《逝者如斯》书里讲的费母“划红线”的故事。
    今天从靖江往扬州。车程中，费先生续谈早年往事。既有兴致的原因，或也有帮助我积累其传记资料线索的好意。
    两个小时车程结束，进市区，入住西园饭店。
    住地大门对过，有家古籍书店。真是有文化的地方，抬脚就是旧书店，不用跑远路，即有故纸可寻。

    一则趣闻，流传很广，见于《太平广记》——  
    四人聚谈，各表志向。一人欲贵，愿作扬州太守。一人欲富，希望腰缠十万贯。一人欲仙，盼骑鹤升天。第四人想的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如此，则可集富贵神仙于一身，而落脚扬州。
    实在是当时人们对扬州趋之若鹜的绝妙写照。
    不由想到1992年夏，为拿到股票认证抽签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带着大包大包的亲友居民身份证，赶到深圳，漏夜排队，连续几天，举袂成幕，挥汗如雨。为防止插队，陌生男女顾不得羞耻，前后搂抱相续，绵延不止十里长街。
    若论文明、风雅，远不如当年。向往之心，则差可相比。

    1995年9月27日
    告费先生，正利用这几天机会，细心搜求扬州文化史料。得鼓励，嘱咐回京后找时间听我说说心得。
    从史料中看，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大景观，即商人与文人交往日益密切，观念交流、变化中，相互流动渐趋频繁。“弃儒就贾”，成为15世纪以后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流风所及，读书人日稀，经商者日众。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诸般变化中，商人墓志铭开始大量出现，过去不曾有过。

    1995年9月28日
    有研究者留意，同是繁盛之地，却有不同之处。
    《金瓶梅》说，“扬州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水浒传》说，“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西厢记》说，“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都是洞天福地，都好，都不是“久恋之家”，其中仍有不同。
    梁园，长安，是因做了都城而兴盛、繁华，扬州却未沾皇家恩德，只是盐商富贾、名士文人和市井小民的天下。
   
    学问家张舜徽说：“清代学术，以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学最通。”
    张舜徽还在《清代扬州学记》中专门标出“扬学”六个特征——
    一、对学术取求同存异态度；
    二、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事物；
    三、注意民间文化，扩大求知领域；
    四、突破传注束缚，直探古典原意；
    五、不事声名标榜，胸襟宽广；
    六、坦然承认短处，转益多师。

    搜集到手的史料中，有江都薛寿《读<扬州画舫录>书后》。其中有这样一段议论，总结得很是到家——
    “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幸。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是故人文荟萃，甲于他郡。”

    按：
    外篇篇幅较长，通读完之后摘抄觉得内容较多，故分期发出。去年深圳40周年庆典很是热闹，如今重读这篇写于1995年的日记，昨日重现，也是反思。
   

春浅

   
    2021.1.26  墨尔本  微雨

    《纸声远》  外篇
    《扬州日记（五则）》

    1995年9月29日
    今天已在南京，一半心思还在扬州，又牵扯着深圳。
    上午随费先生访问南京师范大学。该校前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座谈会上，费先生即席谈话时，重点说了教育的本质问题——
    “什么是教育？或者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教育就是讲做人的道理，教人怎么做人。现在不大讲这个了。教育变成很狭义的东西了。这样下去，可能会出问题。价值观的冲突也许是人类过不去的一个关口。进入21世纪，人类真正要碰到的大问题，可能是不懂得人和人怎么相处。”

    1995年9月30日
    当年扬州和今日深圳的比较，以及对深圳文化使命的深入理解，需要更开阔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又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冷战，到最后一个十年，冷战才告一段落。
    冷战停息，“主义”之间的角力尚未结束，只是又在转换形式。
    国际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试验，范围曾经相当可观。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范围明显缩小。曾经信奉社会主义的诸国，都根据各自国情和民众意愿作了调整。所余不多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者，也在实践中见证了大量历史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社会主义若是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异常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武器，将无力完成理想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

    深圳特区的建设，是现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早期标志，是谋划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新方略的一项积极探索。它明白无误地告诉国际社会，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长期坚持并居独尊地位的某些主张已被放弃，过去一直排斥的某些做法正在拿来。一弃一取之间，诞生了深圳经济特区。
   
    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转型。有人用“历史的终结”加以描述。
    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进着。不过是十几年前，“奇装异服”几个字，对百姓生活和心理还有巨大杀伤力，让一些时尚人士一时蒙羞受辱，让更多人心向往之，实不敢至。如今，这个词已在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彻底淘汰。若非追寻往日，已很难想起它来。

    有个外国作者，在20世纪40年代洞察到今日世界的文化危机，写了一本《一九八四》。在该书里，他有这样的愿望：“向将来或者向过去，向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敬礼。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彼此可以有差异，但生活却并不孤独。”

按：
    意识形态的各种碰撞、监管、限制浮出水面。奥威尔和费孝通的表达可以合在一起：人与人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彼此可以有差异，但生活却并不孤独。进入21世纪，人类真正要碰到的大问题，可能是不懂得人和人怎么相处。
   
   
   

snapdragon

春浅 发表于 17-1-2021 22:53
2021.1.17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下篇

我感觉行者确是行进在这样的路上。而我却是那个整天想撂挑子的人，哈哈……
不过最近刷书刷得倒是蛮快乐！如同楼主这样的刷书快乐。

snapdragon

春浅 发表于 26-1-2021 11:22
2021.1.25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外篇

人与人的相处，确实不易。但有时候想想，其实蛮简单，就是关系大于正确。

总认为自己正确更重要的，一定处理不好关系。因为正确是相对的，想起那个三七不等于二十一的故事……

春浅

    2021.1.27  墨尔本  雨

    《锦书来》  下辑  只向极少数人敞开心扉
    《达尔文：滑铁卢车站有人问这本书》
    （《达尔文回忆录》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2月第1版  ）

    达尔文进行“博物学的日常性研究”，需要“一种十分有规律的生活”。每天午饭后，他就会躺在客厅沙发上读报纸。“读罢报纸后，就到了他写信的时间了。”
    《达尔文回忆录》说，通常，“他坐在炉火旁的一张马毛大椅上，撰写这些信件以及他的著作的草稿。椅子的扶手中间撑起一块木板，上面是他的纸张。当他需要撰写许多信件或长信时，他就会先写一份草稿”。
    作为一位持续进行浩繁研究的科学家，达尔文用于书信事务的时间之多，超出一般现代读者的想象。这些书信，使达尔文的科学生涯在一般读者那里获得了更多可读性，也为研究和展现达尔文的生平留下了特殊史料。《达尔文回忆录》一书由其儿子编写，该书后半部集中、大量地引用了达尔文的书信。有些篇章基本是书信的串联。

    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写信给达尔文，表示要在一个对进化论有很大争议的社会里鼓吹进化论，但自己很忙，没有时间阅读原著，希望得到一份达尔文思想概述。他得到了达尔文礼貌的答复。
    本来，对这类“烦人的信件”，家人为他准备了一种固定格式的印刷件，可以使他既表示礼貌和尊重，也能节省些时间。达尔文却“没有一次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合适的”，所以“几乎从未用过”这种印刷件给人回信。
    对他这种淳朴天性，其儿子曾回忆说：“很多信件是由一些愚蠢的、毫不谨慎的人所写的，这些信件他也进行了回复。他曾说过如果他对这些信件不回复，那么日后他良心上会放不下的。毫无疑问，正是他对每封信都予以答复的这种礼貌，在他去世时成了对他秉性之善良广为认可的证据。”
   
    多种良好习惯，构成达尔文极有规律的日常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是他的散步时间。“他是如此规律，只要听到台阶上的脚步声，就可以肯定现在是四点钟，误差不超过几分钟。”

按：
    这篇文章里展现出来的达尔文日常的习惯和细节，比如对信件的态度、对纸张的珍惜、散步时间的精确，让人看到伟大之所以伟大的来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春浅

annahw 发表于 26-1-2021 18:21
我感觉行者确是行进在这样的路上。而我却是那个整天想撂挑子的人，哈哈……
不过最近刷书刷得倒是蛮快 ...

你是并行者啊，军功章——假如有——有你的一半
当然，刷书快乐，那就继续刷起来~

春浅

     2021.1.28  墨尔本  晴

    《晴耕雨读》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顾准：“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

    顾准的声音，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风骨、智慧、见识、勇气的一个标高。在一段万马齐喑的历史中，特别富于穿透力，回荡在当时知识、学术和思想的荒原上。
    当年的顾准是寂寞的。《顾准日记》1959年12月31日写道：“人们对我的观感，始终不过是特殊化、有一套等等而已，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
    他想的问题过于不合时宜，乃至惊世骇俗。《顾准文集》收录的多种著述中有《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于1973年到1974年。那是“文革”后期，多数人的阅读和思考，基本还是在马恩列斯著作和“雄文四卷”范围内，而顾准却在研究马克思本人受到的时代局限，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进步因素，并写下笔记，表现出那个混乱年代中极为罕见的清醒和勇气。
    当时的顾准已经发现：“现在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所描写的那几个特征了......有些国家，甚至有了‘计划’。”（《顾准文集》第338页）同时，资本主义社会里随时都能听到批评、批判的声音，诸如越南战争、种族歧视、青少年犯罪、吸毒、水门丑闻、贫富差距等，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包括异端思想，这是资本主义还有活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按马克思的理论，那里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些罪恶不断被关注、被揭发、被批判，迫使当局者不断作出大大小小的调整、改良，以缓和社会矛盾，导致资本主义自身不断发生或浅或深的变化。“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了，却老是混下去了，有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顾准文集》第341页）

按：
    民国以来，三位顾先生的经历和著作曾引起我大学时期的阅读兴趣，其一就是顾准。90年代以来，三位知识分子引起公众阅读和讨论的热潮，其一也有顾准。到了今天，还是想重读他们。
   

欧阳京

春浅 发表于 28-1-2021 09:57
2021.1.28  墨尔本  晴

    《晴耕雨读》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貌似顾准没有听说过凯恩斯主义，居然不知道西方国家经济调控是政府政治经济行为，不叫计划？

春浅

欧阳京 发表于 28-1-2021 10:30
貌似顾准没有听说过凯恩斯主义，居然不知道西方国家经济调控是政府政治经济行为，不叫计划？

  他思考过凯恩斯主义的，以下一二皆转载自网络：

  一、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二、
    “关于怎么看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顾准的说法也与马克思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一套法律体系，英国之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资本主义，是建立了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统一王国，并以保护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所以它才成为资本主义。顾准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60年代他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变化的，认为资本主义出了两个奇人，一个就是理论家凯恩斯，一个就是希特勒的高级助手，一个理论家、一个实践家，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修正。所以，他读了《通论》以后，认为凯恩斯实际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的批判中间改良、进步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变，而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也是小骂大帮忙，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他还讲到现代资本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也在变化，现在帝国主义变了，资本主义也变了。变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不断地揭发批判促进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想一想，我们80年代才讲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顾准在60年代已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春浅

     2021.1.29  墨尔本  大雨

    《纸年轮》 一九四零年代 丁辑
    1940年  《辅仁大学体育竞技运动手册》

    20世纪初，辅仁大学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并称北京四大名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陷北平，华北地区各大院校一时“摆不下一张课桌”。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曲折南迁，另组西南联大。作为教会学校的辅仁则出于罗马教廷与国际关系等因素，当年夏季仍能在炮声中招生。辅仁校方还联络平、津其他国际性教育团体，达成在日军占领区内共同遵守三项原则的决定：一、行政独立；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以示不屈。印行于1940年的这本《辅仁大学体育竞技运动手册》，可作其在战争中竭力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一个见证。
    这本手册由该校体育督学A·E·SMITHBERGER所编，英汉双语对照。“序言”强调该校体育教学思想说：“谋求体格之发展以期享受健康之幸福；俾学业猛进，虽属至善至要而本校注重体育之目的不仅在是。健全之精神，寓诸健全之身体，实为我人所渴望而期获得之者。”所以，辅仁的体育教学，既希望培养学生的身体技能，更重视学生人格的培植。例如，在团体比赛中，“合能致胜，分则必败；而克己自退投人所好，俾他人得此荣誉，诚非易事，惟为全队之胜利，需抱此种牺牲之精神，世之成大事业者，亦不外此”。

按：
    本篇小标题写“该校的历史转换直接对应于中国当代政治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大有意味，值得细读。”
    和燕京大学一样是教会学校，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撤，幸运的是1956年在台湾复校成功，至今存在。
    辅仁对体育特别重视，要求“一年级新生，每人至少必须参加一项球队，任何队员在组际比赛时，除有本校校医证明书外皆不得缺席。凡比赛无证明书而缺席者，该生该学期即无学分”。

    据说澳洲中小学教育也很重视体育，游泳几乎都要学，周末时看到社区公共草地上学校组织的比赛场景也很常见。澳洲人口小国，体育却很强，“群众”参与度很高。开车在路上听电台新闻，经常播NBA比赛信息，尤其76人队的比赛，原因无他，主控西蒙斯是澳洲人也。

春浅

     2021.1.30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外篇
    《温故日记（四则）》

    3月29日，周六。晴。
    今往巴黎，参加太湖文化论坛2014年会，主题是“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这届年会系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
    出发前，找出旧版《罗曼·罗兰文钞》
   
    3月30日，周日。多云。
    早饭后往协和广场。
    该广场坐落在市中心，是法国最著名的广场，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广场之一。
    导游告，协和广场始建于1757年，系国王路易十五下令营建。为向世人展示其皇权，取名“路易十五广场”。
    法国大革命时期，改称为“革命广场”，被法国民众当作展示王权毁灭的舞台。
    1795年，改称“协和广场”。1840年重新整修，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出门后，由塞纳河右岸过桥至左岸，看沿河旧书市场。时间还早，慢悠悠的巴黎人还在休息。一个个横着的绿铁皮盒子伏在河岸护墙上，挂着锁。
    主人来后，打开盒子，支起摊位，就成了一个个绿皮屋，摆满旧书，其中还不乏名著。
    这是巴黎著名一景，据说有五百来年历史了。
    巴黎人自古爱书，早先的书摊是流动的。后来逐渐固定在此处，绵延数里，据说已申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资格。

    3月31日，周一。多云间阴。
    上午和会议代表一同到市区的吉美国立博物馆，参加开幕式。
     法国前任总理拉法兰是开幕致辞主角之一，他上来就说：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实的意义。我对丝绸之路话题中可以展开的文化思想交流，有很强的期待。面对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必须谦虚起来，认真汲取其中的思想。我是中国文化的受益者。孔子帮助了我的思考，中国古典诗词里传递的自然情感和内心声音，使我感到既遥远，又亲近。中国的文化思想是和谐的，是系统的。我常去中国，我的夫人也在学中文。我们共同写了一本书，首先用中文出版，是想表示中国教会了我们什么。当我的思想像上善之水倾泻而出的时候，我想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4月2日，周二。多云转晴。
    我没有问过《带一本书去巴黎》的作者朋友是否抄录过《九三年》。但我能确认的是，法国思想文化作品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产生过深刻的心灵影响。
    雨果的一句“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只读一次，就永远记在了心间。人道主义成了我的大学论文主题。罗曼·罗兰的名篇《超越混战》，激扬着人类一家的理念。那是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老思想在法国思想家群体中发出的现代回响。

按：
    顾准书有一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法国大概是理想主义的，俄国也如是，但后来就滑向了专制主义。
   

春浅

    2021.1.31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下辑  只向极少数人敞开心扉
    《夏洛蒂·勃朗特：扬名显迹非我所求》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  三联书店  1984年8月第1版  ）

    1855年3月，《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辞世，享寿未及四十。《简·爱》声望日隆，作者英年早逝，引发文学界和读者群的震惊、哀悼。此前数年，她那两个也是天才作家的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已相继病故。她们的父亲，帕特里克牧师，该有怎样坚韧的神经，才承受得住三个爱女先他而去的巨大创痛？
    帕特里克决意为女儿留下传记。他找了夏洛蒂的好友盖斯凯尔夫人。
    盖斯凯尔未负重托，她不靠自身名望，不急于求成，从最基础的走访开始，在夏洛蒂经历过的地方寻求资料，征集她写给外界的书信。这些书信给了盖斯凯尔大量一手资料，勾画出夏洛蒂的生命过程和精神面目。据说，她“在传记的后半部几乎逐页征引夏洛蒂的原信”。《夏洛蒂·勃朗特传》成为英国传记文学的经典，传主信函功不可没。

    出自夏洛蒂手笔的约八百封书信中，有一百来封是写给威·史·威廉斯的。这些信被称为“她的书信的精华”。
    威廉斯是出版机构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文稿审读人。没有他，很可能没有《简·爱》一书的问世。
    在该书引起广泛关注前，夏洛蒂于10月28日写给威廉斯的信中，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她写道：“这本书里没有学识，没有研究，不曾探讨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一本只谈家常的小说，在那些具有博闻广识真才实学的人看来，恐怕是太微不足道了。”

按：
    所以，一本小说何以成为伟大的经典？不是因为学识，不因为研究，不在于公众热议，也许只是因为给人以启发，引起读者思考吧。当然，我偏爱文字本身具有的美感，就像音符一样，有的人着力雕琢却不成曲子，而有的人从平平无奇中谱写出动人乐章。

春浅

    2021.2.1  墨尔本  晴

    《晴耕雨读》上辑  诗书丧，犹有舌
    《费孝通：未了的心愿》

    费孝通“一生性喜写作”，留下数百万文字，脍炙人口，也留下一些未了题目，未遂己愿。
    较早一个题目，确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
    1936年7月3日，费孝通在家乡震泽震丰丝厂写下一篇文章，说“我愿意在我的一生中完成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丛书”。
    那时，他依据瑶山调查资料，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打算再找一个不同类型的社区，记录、描述和分析其社会组织。
    对花篮瑶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中的“功能法”。费孝通从燕京大学恩师吴文藻那里学来此法，主旨是“以实地研究始，而以实地研究终”，重点考察既定社区风俗、信仰、仪式等的社会功能，充分关注其社会组织结构，作为社区研究的纲要。
    费孝通找到的合适地方，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他在村里调查了两个月，带着资料去英国留学，完成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

    1939年，费孝通学成归国，正值抗战。他绕道越南到达昆明，就职云南大学，兼职西南联大。
    从伦敦回到昆明未满半月，他即恢复田野调查，组织学术团队，选择不同社区作实地调查，积累个案，数年内先后拿出《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一名《云南三村》）等成果。遗憾的是，内战中断了后续工作。
    内战结束，新政权建立，费孝通雄心勃勃，打算大规模接续其《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所需调查。未料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人类学、社会学学科，他失却了基本研究条件。关于完成《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丛书的想法，在其日后著述和相关谈话中几乎不再。

按：
    张冠生先生这几本书中费孝通或与其相关的篇幅是最多的。1952年院系调整及其后续影响，估计可以写一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