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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1952年移民到澳洲后，约翰·嘉利克（John Karlik）在街头冰淇淋实验室找到了一份食品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在那里，他开发出了巧克力Paddle Pop雪糕。 他的职业生涯一直都十分忙碌，但在退休之后，他发现了更多用来奉献的时间。在过去16年里，他为慈善组织“轮上餐盒”（Meals on Wheels）服务，帮助把食物分发给雪梨各个地区的人们。 现年85岁的嘉利克说，在冰淇淋实验室工作时，他忙得没空从事志愿服务工作。“这在我退休后成为可能，于是慈善机构的工作机会就出现了。我有一辆车，这份工作很适合我。” 嘉利克仅仅是成千上万帮助澳洲在国际善行指数中名列前茅的澳洲人之一。 自然灾害总能引出澳洲最善良的一面，2010年昆州洪灾爆发后的72小时内，有6.7万人伸出援手，从事志愿工作。“这是历史最高水平，比世界上任何地区在自然灾害后登记参与志愿工作的人数都要多。”麦觉理大学副教授哈斯基-李文萨尔（Debbie Haski-Leventhal）说。 “澳洲人对负面事件的响应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民众都更积极。”她说。 澳洲人也倾向于相信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会用他们捐献的钱做对的事。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澳洲人拥有很高的社会信任度，你需要相信别人，才会给他们钱和从事志愿工作。” 但是，澳洲的志愿者人数正在减少——世界善行指数衡量人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是否曾从事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或者帮助陌生人，而澳洲排名第六。 在2014年的调查中，纽西兰排名第五，美国和缅甸并列第一。四年前，澳洲和纽西兰并列第一，美国排名第五。 瑞典排在第40位，远远落后于邻国丹麦（18位）。 由此看来，澳洲似乎在福利国家和更依赖慈善事业的社会两者中间达到了平衡。 有两种传统立场，一是像北欧国家，用高税收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教育、养老和福利，从摇篮到坟墓；另一种模式是像简朴的美国，失业人士福利有限，患者医保朝不保夕，而公共教育的质量完全取决于城市或城镇的税收。但美国却通过慷慨的私人慈善机构和强大的公民行动，特别是通过教会和宗教慈善机构，弥补了这个狭隘的公共体系。 研究人员认为，澳洲可能已经在两种模式之间找到了一种虽不完美但却可行的平衡。 美国人虽然很乐意向教堂捐款或通过信用卡在网上捐款——但他们通常不太乐意为陌生人开门。而荷兰人和澳洲人则更乐意打开门接待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 哈斯基-李文萨尔说：“澳洲人更愿意互相帮助和互相信任，这就是为什么与一些北欧国家相比，澳洲的志愿服务水平更高。” 在捐款方面，澳洲人平均捐赠450元的可抵税善款，是美国人的两倍多。 抵税捐款从1979年的590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24亿元，但纳税人的捐赠比例近年来有所下降。 虽然整体而言男性捐出的金额更高，但女性捐出的金额占收入的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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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2-2015 07: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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