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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丽雅·卡尔(Leah Carr)和丈夫史蒂夫(Steve)是一对辛勤工作的乡村夫妇,他们放弃度假,以确保有钱帮女儿缴纳低廉的独立学校学费。 政府的税收和支出之间每年搅动数千亿元的资金,而这对夫妇正是在这样一个系统中维持收支平衡。但他们也是360万交税少、福利多的澳洲家庭之一。 澳洲国立大学(ANU)社会研究与方法中心(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Methods)的模型显示,大约40%的澳洲家庭是福利系统的纯受益者,但更有戏剧性的是,近三分之一的工龄家庭——190万——也在这个类别中。 卡尔太太正打算恢复兼职工作,但目前还是一名全职母亲,照顾三个女儿,11岁的Meika,8岁的Kiah以及5岁的Heidi。她的先生是一名销售代表,每周都要离开他们居住的小镇Bellingen,旅行数百公里,他的周薪是1100元,要交200元的所得税。 每个周末,他们计算家庭预算时,获得的家庭税收优惠,比缴纳的所得税多出101元。 卡尔一家是国家党的选民,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福利系统的“保佑”。“我们的每一项支出都还是紧巴巴的,比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更紧。”卡尔太太说,“如果没有这项福利,我想我们应付不了。” 这个家庭还享受了“学童补助”(Schoolkids Bonus),并用这笔钱给孩子们购买上学用的鞋子和制服。 夫妇俩在生育之前纳税多年,而在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将失去补贴家计的中产阶级福利,并再次变成凈纳税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但有时人们不看大局。”卡尔太太说。 38岁的艾米·克罗克(Amy Crocker)和39岁的丈夫杰森(Jason)住在新州东北部的Tamworth,他们有两个孩子,6岁的Nicholas和3岁的Emily。 克罗克太太是一名兼职行政人员,年薪2.8万元,而她丈夫是一个天主教慈善组织的金融工作者,年薪大约4.5万元。 他们每年总共要缴纳8500元的所得税,并从政府那里获得5500-6000元的福利金,因此,他们的凈税赋刚刚超过2500元。 工党在竞选广告中宣称,与克罗克一家收入相当的人“什么好处也没有”,但情况远非如此,克罗克一家认为自己过得“很舒服”,而且很开心能领到福利金。 “我们把它当成一笔额外收入,我们会存下一点,供孩子们不时之需。”克罗克太太说。 而没有存起来的钱会被花在有趣的事情上。“像游泳,芭蕾和空手道等等。”克罗克太太说。 根据修改家庭税收优惠的提议,克罗克一家每年将失去400元,目前用于上游泳课的钱。 根据澳洲国立大学的模型,这些家庭无论怎么想都称不上富裕。 这些家庭的男女主人年龄通常在30岁到44岁之间,有两个年幼的孩子,47%都租房生活。 租户的资产中值为5.7万元,而房贷持有人的房产中值为40万元,凈资产中值为32.9万元。 社会服务部长波特表示,政府唯一的问题就是确保人们回归职场。 “梳理税收和转移制度,来找到并移除从福利到工作的陷阱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让人们进入职场。”他说,“现状本身并没有问题,它说明我们的福利制度很慷慨,而且所得税制度非常进步。” 但工党家庭事务发言人麦莲则批评谭博“降低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而且依然把赤字提高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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