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過世那天晚上 章立凡

太阳花开

蔣經國過世那天晚上




新年獻辭遭撤改的爭議愈演愈烈，做為新聞從業者，關注好像比一般讀者又更大些。

想起1988年1月13日的往事。再兩天，就整整25年了。


蔣經國就是在這一天過世的。


那天，我到台南採訪，剛回到台北，總統過世的消息傳來。編輯部當然總動員。我所服務的報紙雖然不以黨政新聞見長，但發行量相當大。「小蔣死了！」新聞當然要作，要大作，而且必須做得跟別報不一樣。


冬天暗得快，報社派了一部採訪車給我，摸黑直上陽明山。到半山腰一棟花園洋房採訪一位老先生。老先生幾乎沒人報導過，可謂名不見經傳。但他是蔣經國留學蘇聯時的舊友。在蔣經國死去當晚能訪到這個老同學，自是次日報上吸引眼球的重點。


早已習慣爆料的讀者、每天挖人隱私的記者或許難以想像。有什麼了不起？算什麼獨家？但在當時氣候下的台灣，連「蔣總統在蘇俄待過，娶個俄國老婆」都仍是隱諱話題。只是蔣經國留俄時的老友，都能作為報上在歷史性日子的一盤好菜。


台灣長達37年的「報禁」，就是在1988年元旦解除的，亦即強人蔣經國過世前13天。25年來台灣媒體界從緊縮到逐漸開放；從記者同業自我解嘲「心裡還有 個小警總」，到大鳴大放；狗仔隊文化隨著黎智英的媒體進到台灣之後，大家更發現，自由開放之外，善盡言責實在是學不完的功課。


屈指算算，不過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台灣能夠平順走過政治的改革，如今走在人民攜手追求公平正義的路途上，跑在最前面的，其實就是常常被罵是台灣「亂源」的媒體界。


水可以覆舟，但水更可以載舟。執政者擔心媒體帶頭起鬨鬧事，「動搖國本」，卻不去想：媒體更可以是社會進步的旗手，也是啦啦隊。


如果某部長不去改新年獻辭，和諧社會會一夕崩塌嗎？如今，事件演成國際話題，是否有一部分人有著無事攪動一窩虎頭蜂的懊惱與反省？


一天前，台灣的文化大學一位陸生以「我在台灣／我愛NZ／我的知音」為題，在台北的聯合報投書，讀來令人好感動，文末，這位大陸年輕人寫下：「再黑暗的紙，也包不住光明的火。」


這句話令我回想起自己為新聞燃燒了30年的青春，只有年輕浪漫的人，能說出這樣純真的話語。


我也想回答他，進步的路程不是紙與火，反倒是水與泥，水沖刷夠了，牆會倒下。

townsend

还有多少人，提起蒋家家族蒋经国先生。
还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浙江奉化渓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