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辜鸿铭留辫子到莫言抄“讲话” / 诗梦剑客

太阳花开

从辜鸿铭留辫子到莫言抄“讲话” / 诗梦剑客
2012-11-10 14:58 | 阅读(514) | 标签: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讲话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一个不断引起质疑的话题是曾应邀抄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参与纪念“延安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活动。面对非议，莫言的回答是“我这个人比较麻木，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大家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出了这么多批评、辱骂的意见，这是超乎我意料的。”只是，这真的是可以麻木不仁、不值一提的小事吗？或者，更可以轻率的看成是中国文人相轻、红眼病下相互攻扞的“政治噱头”？



与质疑莫言抄“讲话”类似，几十年前的民国，北大学生曾公开质疑辜鸿铭为什么要保留大清朝“猪尾巴”似的辫子。在当时的北大学生眼里，辜鸿铭的辫子并不是简单意义上“中国特色”，而是传载着三百年专制奴役下无尽的民族血泪和惨痛，是“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等血腥屠杀和压迫延续下来的历史罪证和遗物。同样，现在质疑莫言抄录毛泽东“延安讲话”也绝对不是文人相轻的口舌之争，而是因为毛泽东“延安讲话”出台后，众所周知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针对文艺作品上纲上线、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审查和政治批判。1942年“延安讲话”发表当年，首当其冲的就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不知和莫言曾就读进修的鲁迅文学院有没有传承）王实味、丁玲等“根正苗红”的作家，其中讽刺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王实味因言获罪被认定为敌对分子，于1947年在延安被秘密处死；而建国后则相继发生揪出五十五万右派的“反右运动”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在黑暗和恐惧里随时面临监禁和死亡。“著书惟剩颂红妆”，除了千篇一律的革命样板戏之外绝对没有自由创作的可能。后来报道当时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老舍，在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前5个月不堪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非人的侮辱和伤害投湖自杀；而同样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沈从文侥幸渡过劫难活到1988年，但从1949年之后到逝世，一个作家在黄金创作年龄因为罄竹难书的历史原因再也没有文学作品问世；同样遭受类似灾难的作家艺术家不胜枚举，胡风、傅雷夫妇、钱钟书、巴金、曹禺等比比皆是。



面对质疑，辜鸿铭老先生自辩“头上有辫，心中无辫”，莫言则更坦然的承认“抄讲话并不后悔”，可谓手中抄“讲话”，心中有“讲话”。没读过辜鸿铭老先生的书，但从他留辫子、娶姨太太、爱闻裹成畸形的小脚、男女“荼壶论”等奇闻轶事，难免心中生疑——头上有形的辫子尚未除去，心中无形的“辫子”又岂能轻言剪除？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个经典情节，监狱里的受害者重获自由之后，每次小便依旧会下意识的先喊“报告长官”，重获自由之艰辛让人感叹万千嘘嘘不已。比起自由的尿出小便，中国那些惨绝人寰的民族苦难和极权桎棝下沉冤未雪、死不瞑目的个体生命实在太过沉重。固然，莫言也自称很早就试图突破毛泽东“延安讲话”阶级和政治的局限性，《丰乳肥臋》等作品曾经受到政治批评和打压也是事实。但如果不能决绝的摆脱“颂圣”的麻木心态和“报告长官”意识形态审查下的思想禁锢，再神奇的生花妙笔写出的文字也难以让人看到诺贝尔文学奖“人类理想主义倾向”的救赎和希望。虽然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但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毕竟，即使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后世更公允的评论下其实也是盛名难符，最终连名字也几乎湮没于世不为人知。



莫言曾说：“作家是不需要思想的。”与之相反，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个热门人选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09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发表感言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颗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容器里的灵魂。对我来说是如此，对诸位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的名字叫做体制……高墙太高、太坚硬，太冰冷，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毫无胜机。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蛋之间作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蛋的那一边。”不后悔抄录毛泽东“讲话”的莫言，面对那些从毛泽东时代绵延至今依旧坚若磐石、冰冷生硬的体制高墙，会真正坚定的选择站在高墙下“脆弱的蛋”这一边吗？



忽然又想起，北大学生质疑辜鸿铭留辫子的时代，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尘埃；而大清朝皇威依旧显赫的年代，决然剪掉头上的辫子罪同谋反是有杀头之险的。纵然人命如蝼蚁，但蝼蚁尚且偷生，“猪尾巴似的辫子”在中国实在是生死攸关，一不小心就会蹲大狱甚至人头落地！



罢了罢了，莫言莫言，奈何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