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猛人集－－逢千年未遇之变局，风雨飘摇。国难当前，猛人自辈出。以为记。

寒江独钓

貌似墙头草,其实极有原则.为国奔走四方,能轻舍名利,莫过于杨度.若生不逢时,则人不如鬼.

杨度
　　杨度（1874年—1931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
　　早年生活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次子、三子早夭），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杨度是其长子，另有弟杨钧（字重子），妹杨庄（字叔姬）。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钧善诗、文、书、画、印，杨庄亦工诗文。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十六岁改名为度，字皙子。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
　　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还乡，师从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壬秋，湘绮）。杨度与王大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初识,此时杨度13岁。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师生关系之亲密，杨度深受王喜爱，并可以随便开玩笑，王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杨钧、杨庄也学在王门，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同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光绪戊戌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艮寅、刘揆一、杨度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克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的称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杨度避居家乡，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
　　不久，杨度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二十九年）也留学日本。秋，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新民丛报》，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句。此时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次年（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自办学校，一派主张妥协。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
　　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梁分道而行。他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中国新报》、《新民丛报》、《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立宪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回国，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他仅有举人功名）。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他是晚清朝廷“宪政专家”：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王学泰)
　　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又怀有知遇之感。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他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任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部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被特赦返京。
　　转变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张宗昌才答应（可惜晚了一点）。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周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葬上海外国公墓。伍豪、潘汉年前往吊唁。杨度病中自题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后来王就此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家庭
　　杨度有二子：杨公庶和杨公兆，女儿杨云慧。长子公庶，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化工专家，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妻乐曼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以80高龄病逝于北京。公兆为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妻葛敬安。他的一个曾孙杨念群发现了杨度日记（1896—1900）。
　　评价
　　他的恩师王闿运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王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批评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王曾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锷在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作品
　　挽联
　　挽师王闿运：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挽黄克强：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弛，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挽蔡松坡：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挽孙文：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挽梁任公：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黄河》，1904年杨度作词，次年沈心工作曲，是一首影响较大的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 《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
　　《国贼孙文》、《无耻黄兴》筹安会编写。
　　杨度联集
　　怀新道转迥；
　　虑澹物自轻。
　　赠世光
　　五六月间无暑气；
　　二三更里有书声。
　　自题书斋
　　但哦松树当今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贺董健吾婚
　　每因凭眺伤时局；
　　独倚江山念古人。
　　题南京扫叶楼
　　雨树晴山分画谱；
　　白云红叶尽诗材。
　　题杭州西湖玉皇山得意亭
　　男儿报国争先死；
　　圣主开基第一功。
　　挽袁世凯
　　蓬瀛旧事难回首；
　　沧海横流且息肩。
　　挽范源濂
　　风雨送春，落花有恨；
　　蹉跎怜我，报国无门。
　　题风尘知己远春墓
　　天开地辟，先盘古十日而生；
　　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
　　四十四岁自寿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自挽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挽师王闿运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挽梁启超
　　风物正凄然，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我；
　　江湖常独立，念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更何人。
　　题岳阳楼
　　随地涌泉源，对澄澈一泓，莫使纤尘滓渊鉴；
　　隔城看山色，祈庄严千佛，广施法雨惠苍生。
　　题济南珍珠泉。　滓：使污浊。　法雨：佛家语，谓法润众生，譬之如雨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挽黄兴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挽孙中山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空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挽蔡锷
　　怜我自栖皇，有时纵酒抽刀，太息人生不如死；
　　羡君能解脱，唯是人亡国瘁，每忧时事一伤心。
　　挽黄修元
　　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
　　世情都是戏，除此幡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
　　挽谭鑫培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挽袁世凯。1915年8月，杨度、严复等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称帝仅83天，就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死去，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出丧时，杨作此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辨
　　尔悲逝父，我哭亡兄，家世有同仇，愧未荷戈平寇盗；
　　心念亡人，眼看后辈，衰颓余一老，可怜挥泪说身家。
　　代叔父杨凤梧挽伯父杨瑞生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挽伯父杨瑞生
　　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
　　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
　　贺袁世凯称帝
　　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勿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
　　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备有生平。
　　挽黄兴
　　作者：杨度
　　杨度晚年在上海认识了杜月笙，杜对杨很敬重。杨度在当时法租界住的小洋房就是杜月笙的。杨度对当时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川流不息的办事处，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逝世了。

[ 本帖最后由 寒江独钓 于 7-10-2008 05:45 编辑 ]

jessie_he8021

生不逢时啊，唉……

NEWGAY

好一个 生不逢时,则人不如鬼.

寒江独钓

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对于历史上的悲情人物,更应该客观的研究,不能偏信偏听.
纵观袁某人的一生,除了晚年称帝那一步,基本上走的都是好棋.可惜最后过于迷恋权力,以致晚节不保.
难道人老了,就难免糊涂了??



1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告密真相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又由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八月初五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疑雾缭绕的袁世凯告密之说

　　1.上谕中为何不捉拿谭嗣同。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前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但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
　　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袁世凯在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
　　3.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初四便应在北京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入座，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不合逻辑。第三，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但荣禄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和袁世凯商量如何保全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实在蹊跷。
　　

两名亲信的记述颠覆传统说法


　　1.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麟的记述。张一麟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他在《心太平室集》所记:袁初五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
　　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
　　2.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陈夔(kui，音魁)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麟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麟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

  
2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告密真相  
　　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8月13日处决六君子，8月14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

　　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1.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的大力举荐。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2.袁世凯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写道: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谋救光绪时,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但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谭嗣同必定不会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3.为保全自己,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党。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八月初三提出了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但当时形势已迫在眉睫,维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对袁世凯表示失望。故八月初四康有为即奉旨离京,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等没有想到袁世凯告密,而事实上袁亦并没有立即主动告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像他在《戊戌日记》中说的那样与荣禄会谈，荣禄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并且对他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
　　4.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写于荣禄死后。荣禄是守旧派中极有头脑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笼络他。而且袁供出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给守旧派提供了进行镇压的借口,故而宽恕和庇护了袁世凯,从此袁便死心追随慈禧太后和荣禄。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梁启超密友，参与了八月初三夜里的密谈）《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勾结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
　　从上述现存史料中，我们得出如下看法：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   


以前最使袁受伤的就是出卖光绪皇帝一事，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并未出卖光绪皇帝，而是当时袁的政敌的攻讦和普通人的误解和猜疑造成的。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睿智的人，做此等危及家族的事他会斟酌再三的。很多人不相信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因为他是“窃国大盗”。《戊戌日记》出笼这么多年，许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是袁世凯为己申辩，不足一驳。但随着历史事实的发掘，人们从僵硬的历史教学中解放出来，认为他说的对。戊戌政变后，慈禧认为袁是“帝党”、“新党”人物，要杀他，幸荣禄力救得免。话又说过来了，就是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了密，又是多大的罪恶呢？慈禧当时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让他“围园杀后”，此是不忠！荣禄是袁世凯的恩人、顶头上司，杀荣禄，这是不义！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途的旧军人，让他做不仁不义的事，会干么？慈禧和荣禄在现代的主流话语权中是十恶不赦的误国罪人，但在当时却不是。慈禧有一帮子忠实的“后党”臣子拥护，荣禄是人们心目中的干员能吏，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戊戌政变后，有人向荣禄进言，认为袁世凯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应予株杀。荣禄坦然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而“帝党”人数了了且职务不高，40岁的康有为六品工部主事，25岁的梁启超以六品衔在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33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23岁的林旭、31岁的杨锐、39岁的刘光第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31岁的康广仁是布衣，一群年轻的、没有人脉资源的中下级官员。  

　　辛亥首义，袁世凯继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成了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长期被人斥为“窃国”；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那袁世凯岂不是英雄？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就是相让也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空头衔，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及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袁又非革命党人，凭什么要将天大的功业送与孙中山。武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也早就玩完了。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将总统让给他，是一项政治交易。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用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洗盘子了，摇身一变成了开国元勋。袁世凯软硬兼施，顺利践约，隆裕代侄子宣统逊了位，成了没有国土的皇太后、皇帝，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袁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爱新觉罗家族同五年后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残酷处决。俄罗斯是欧洲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罗曼诺夫王朝把俄罗斯从一个弱小、封闭、愚昧的国家拓展成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功于俄罗斯。中国是亚洲一个落后的中世纪国家，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期有残暴频繁的“文字狱”，晚期又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领土利益，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四万万同胞恨之入骨、皆曰可杀；可结局大相径庭，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伟大的伊里奇批准枪决了，爱新觉罗家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保了下来；就这一点,袁世凯就是豪杰胸怀。  

　　袁世凯在位期间，新闻自由，骂袁的也不少，袁都能泰然处之。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一笑置之，并未加害。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经专家考证，此是偶发事件，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非袁世凯授意。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被人说成是拉拢黎，但也未尝不是黎所愿，在袁家军密布的京师同袁结成亲戚，黎一下子安全多了。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说来也奇怪，黎黄陂这个外表忠厚、性格软弱的“菩萨”在号称“屠人”的袁皇帝面前也端起了架子，袁世凯也只有听之任之，估计是黎元洪惦记着共和“储君”的位置。可爱的袁世凯在金匮石屋的“遗诏”里仍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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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是是非非。。。

寒江独钓

袁世凯(1859.9.16—1916.6.6)，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生子四人，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袁重三是生员。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

袁保中捐纳同知，未出仕，在家经营田产。生有两女六子，袁世凯为其第四子。当捻军王庭桢部占领项城城东新兴集、尚店等地，扬言将攻打县城时，袁保中组织团练对抗，在城东北40里险要处另筑袁寨，举家迁入。

袁保庆于同治五年（1866年）从家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时，因年老无子，便过继袁世凯为嗣。年方七岁的袁世凯随袁保庆至济南。七年（1868年）冬，袁保庆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袁世凯随往，侨寓扬州，复移南京。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后又任江南盐巡道，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袁保庆主张救援，袁保恒则认为兵分则弱，力主不救。为此拖延日久，庐江被太平军攻陷，吴廷香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吴长庆渡江视敛，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

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后，对他的教育责任转到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的影响，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十三年（1874年）春，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回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名师教导。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天资不高，浮动异常，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不第。年底，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四年（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大约就在此时，袁家分析家产，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一份丰厚产业，自为一家之主，自此更加放荡不羁，经常追欢逐乐。还组织“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五年（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袁世凯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同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落第。

袁世凯屡试不中，又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家乡不能再住，乃率旧部数十人，于七年（1881年）四月，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兵变。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日本欲派兵侵台。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

吴长庆仓促出发，军务繁杂，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堪定行军路线等。船抵朝鲜马山浦，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袁马上部署，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吴当众大加夸奖。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押解往天津，恢复国王的统治。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杀数十人。朝鲜国王设宴款待，袁世凯备受礼遇，甚至为其设立生祠。清政府也对平定“壬午兵变”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赏戴花翎。

九月，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吴长庆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选1000人，分左右营，按淮军操法训练，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朝鲜国王检阅后，极为满意，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镇抚营”，仍由袁世凯训练。

朝鲜内部分为开化、保守两派。保守派以闵氏为首，亲近中国，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亲日，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留三营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中国自顾不暇，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冲入朝鲜王宫，捕杀保守派。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准备举兵，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日军自焚使馆，狼狈逃走。保守派重新掌权。

事变后，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居。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认为“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一并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查办，吴大澄等抵朝鲜后，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听候查办。

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已对其小觑之，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吴长庆离开朝鲜后，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一切更改，露才扬己“，令吴长庆非常难堪。吴兆有、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极力加以排挤，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现在惹来查办，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而袁世凯养官妓、贩卖鸦片、挪用军饷等劣迹，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并于光绪十年（1885年）十二月十六日解职，离开朝鲜回国。然后，回到陈州老家“隐居”。

次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袁保龄致信袁世凯，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赖李鸿章相国持正，颇费口舌，自是可感。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使他刻骨铭心。

中、日从朝鲜撤军后，沙俄乘机插足，与闵氏集团勾结，企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制约闵氏集团，启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替代“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认为袁是“后起之秀”，袁世凯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他，说：“如今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谒见朝鲜国王，面陈一切。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上奏为袁请功。十一年（1885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的提携使袁世凯感激涕零，上书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袁保龄也感到“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告诫袁世凯，今后对于清廷和李鸿章的意旨都要用心揣度，“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临事要忠诚，勿用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悔”。十月初七，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建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
   
李鸿章赋予袁世凯巩固“宗藩关系”的权利，并要求朝鲜国王，有关内政外交事宜，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使朝后，俨然以太上皇自居，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朝鲜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袁世凯，另选一“公正明识者”。在李鸿章的保护下，袁世凯地位不但没有贬低，反而升为海关道存记简放。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全无认识，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迅速恶化，也大大低估了列强的野心。朝鲜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极力向李鸿章建议，要求派兵代戡。而此时，日本也极希望中国出兵，以便制造战争接口，于是极力怂恿袁世凯。在袁世凯一力保证“日本必无他意”后，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而日本也立即出兵。

袁世凯觉察情况不妙，请西方驻朝公使调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方案。但日本非但不撤兵，更进而提出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的条件，进一步增派重兵。袁世凯立即连发3封电报，哀求李鸿章调其回国，李鸿章命令其“要坚贞，勿怯懦”。六月十三日，袁世凯称病，再次要求回国，获准。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惊惶异常，要求李鸿章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李鸿章令袁世凯赶赴平壤，协助周馥，联络各军，筹办饷械。袁世凯要求调任他职，李鸿章严令“即回本任”。袁世凯托堂弟袁世勋寻找翁同龢、李鸿藻设法，李鸿藻奏请让袁世凯统一军赴前敌。袁世凯无法，只得遵命。后随着部队接连败退。

马关条约签订后，舆论谴责李鸿章，而作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为躲避责任，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即不时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被任命训练新军。

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命令袁世凯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袁又添募2000余人，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二十三年（1897年），因练兵有功，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八月初三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当晚，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要求他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袁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事后，经过反复权衡，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难成大事，遂立即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囚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随即改名为武卫右军，成为荣禄掌握的“武卫军”之一。不久，升工部侍郎，仍专管练兵。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十四日，升授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赴任。时正值山东义和团运动高涨，袁世凯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镇压义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一面，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又借机扩充“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所部已约2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

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逝世。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在内、外政策方面，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政治、军事势利迅速膨胀。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让袁世凯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当时，“朝有六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

寒江独钓

作为一个旧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政客,袁某人只懂权谋, 根本不认同什么共和.

纵观他的一生,跟曹操很相似. 曹操可能更好运一些.先做一些比较肤浅的比较:

1. 曹操宦官出身,袁世凯也是宦官出身. 曹操后来自己拉队伍了.袁某人没有那么好运气,只能先投靠北洋老大李鸿章.
2. 曹操在联军打董卓的时候声名鹊起,虽然几乎把自己的家底都打光了,但是博得个好的政治名气. 袁某人又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但到了朝鲜,还是小胜了一场,扬了国威.
3. 接着曹操就走狗屎运了.天上掉下了一个"汉献帝", 于是便有了"挟天子而令诸侯", 有了这面绝对正义的旗帜,基本上奠定了大局. 袁某人这时还在朝鲜混呢,而且还捅了大篓子,给了日本人借口入侵朝鲜.于是自己灰溜溜的跑回中国,但是也有收获,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庇护.
4. 光有旗帜还不行,还要壮大自己的实力. 于是曹操采用了毛芥的"屯田制"和收编了黄巾军, 于是手头上有粮有兵了. 这边厢,袁某人更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利用时局对清廷的威胁, 申请了个小站练兵,而且练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5. 接着最危险的时候到了, 曹操要和袁绍打官渡之战,结果居然赢了, 从此一马平川, 打的是硬仗. 袁某人也开始走狗屎运了,被派到山东镇压义和团, 没摊上八国联军打天津直隶. 结果上司荣禄的兵为保主子全完蛋了, 袁某人却和外国人签了"中立"协议, 彻彻底底的把老佛爷给卖了. 此时袁军独大,清廷再无能力制约袁某人了-----发迹的重要一步.
6. 曹操风生水起的时候,南边却还有几个大军阀,本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却遇到了周瑜, 结果赤壁大败之后,就再没有能力和机会南下了.有点运气不好. 相反,袁某人拥兵自重,疯狂扩充私军, 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最强武装.
7. 曹操晚年头脑没有发昏,完全有条件称帝了却只做公卿, 保持"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相反, 袁某人昏了头,倒行逆施,置民心不顾,称帝搞君主立宪,结果被国人唾骂抛弃.

补充几点:
1. 袁某人称帝前当了大总统,给后人骂"窃国", 其实有点不公平, 试问当时谁有能力打得赢北洋军?? 孙文就是因为他的北伐军打不赢北洋军才被迫跟袁某人谈判, 让出大总统之位的. 靠的是拳头,何来窃国??

2. 孙文让大总统位一事. 个人认为是孙文的高招:实际上当时袁某人的军事实力独步中国,已经是中国北方事实上的统治者了;让袁某人做大总统,能把清廷逼下台,把封建王朝扫到垃圾桶里,等于废了袁某人的一张好牌,也逼袁某人和清廷完全决裂; 让袁某人当大总统,能在中国北方推广共和民主的观念,奠定舆论基础.----等于给袁某人下了一个漂亮的套,打击了袁的政治同盟,让袁没有了左右逢源的政治空间,更没法走君主立宪的回头路了.-----这一点上袁是低估了"主义"的力量,选择做大总统,其实不明智.老实说,我觉得当时的中国,搞真实"君主立宪制"可能比"共和"更好(这点不在这讨论).

3. 晚年称帝搞君主立宪一事, 的确是老了昏了头:
1>. 袁某人自己把清朝逼下台的, 但论当时的民望,要推上前台做君主的也应该是爱新觉罗家族,哪轮得到你袁某人??你一个前朝的臣子,现在要把自己推到前台当君主,谁会服阿??
2>. 南方各省还在孙文的国民党控制之下, 半壁江山还在人家手里,你搞君主立宪人家会同意??
3>. 当时的中国,经过孙文等的多年宣传,共和已经深入民心, 清廷已经给国民唾弃, 扶都扶不起了.还搞君主立宪,条件已经没有了.如果袁世凯真要搞君主立宪,也应该在逼清廷逊位这个关节点上,例如当时中国北方共和理念不普及,清朝还有有点民望的时候搞. 那时按照袁某人的实力,做首相很容易.----一个盗版的"挟天子令诸侯".
4>. 袁某人称帝,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这个旧体制下成长的旧官僚, 完全没有认同"共和"的观念. 简单的说,这个晚清的军事强人,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迟生了300年, 便成了悲剧人物.....也是生不逢时噢.

[ 本帖最后由 寒江独钓 于 27-9-2008 15:11 编辑 ]

寒江独钓

三个癸未年的抉择 １８８３


李鸿章的平生大憾是，他仅做了一辈子的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然而仅为"庸众中的杰士"，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他即使有再大的权力又能如何？


一个花甲老人

1883年正月廿六日，直隶总督署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疏朝廷，请求赏假回籍葬母，李母李太夫人于上一年3月去世。公务繁冗，李鸿章拖了一个月才成行，自天津乘轮船回原籍合肥。

李鸿章这一年正好是60岁，虽至花甲，官宦生涯却正值巅峰。按古来"丁忧"制度，为尽孝道，官员应该在家守丧3年。但朝廷此时怎么能离得了李鸿章呢？去年他几次回去办理丧事，不都被朝廷召回吗？

离开京畿，倒是能够暂时躲开耳边的喧嚣之音---因为新近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上的谈判失败，他正在遭受朝野的指责。

早春三月，跪在母亲坟前，李鸿章心情复杂：他20岁时做诗言志，愿做贾谊这样的青年俊杰，言犹在耳，但是，倏忽年已花甲，两鬓花白，他却发现自己步履维艰，做什么事情都被互相牵制而留下遗憾。

可让他安慰的是，在188年，他所致力推动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20年，似乎已经初见成效：

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从洋商那里分回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并把有的外商轮船公司挤垮。而到本年度，长江上的华商已经占了十分之六。开平煤矿从生产之日起就和日本煤争夺天津市场，而且渐呈优势。"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

20年前，当40岁的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初次看到洋枪队展示的威力，他内心的震撼久久不去。从那时开始，李鸿章自认为他已经发现了挽救大清朝于摇摇欲坠处境中的途径，那就是借西方科技来充实中国的军事力量，以达到自强。

这种想法不独他有，"太平天国"之患一消除，有识官员们即致力此道，于是洋务运动从1860年代开始兴起。而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持续地推动这项进程，同时也被它时时改变。

18××年，他仍坚信中国之各项制度是远超西方的，只有武器落后于别人，因此他认为中国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东西，就有了让西方人忌惮的法宝。


"沙上建塔"而已

到了1870年代，李鸿章无奈地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只是沙上建塔，无以为继，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大机器工业体系作基础。

因而他提出"寓强于富"，以1872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为起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持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始终未能成大规模。

李鸿章更头疼的是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他对中国传统的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18××年的时候就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

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早在1863年，就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设外文、数理、机器制造等课程。1868年，又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译书馆，开始有组织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的工作。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李在1872年会同曾国藩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并在曾国藩去世后独立主持此项创举。

李信奉的是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世事，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思考角度和实践重心，这使他比同时代的清流派更具有远见。然而囿于自身局限，也受制于外部环境，李鸿章在制度改革上穷其一生也未能有大突破。

在多年以后，当他因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而在国内声誉尽失而暂时赋闲时，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

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在此过程中，李鸿章深深理解了王安石和商鞅这些古时的变法者。


忌惮与牵制

尽管手有重权，但李鸿章能感觉到朝廷对他的忌惮。李鸿章从未进入军机处，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更何况，在朝中自己也树敌不金明哲保身之道，做分内之事，不敢"好高骛远"。

因回乡葬母而离开权力中心的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却让李鸿章产生了些许不安，并非他过分敏感，实在是因为朝中的各种力量交错作用，太后心机似海。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独揽大权的势头日益明显，朝中恭亲王尚且战战兢兢，更何况是李鸿章？他只能靠多年宦海中积累下的老到和狡猾与之周旋，不敢有丝毫懈怠。

另一方面，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1883年，朝廷的议论一直在越南问题上，两三年来，法国在中国的藩属国越南步步紧逼，朝廷犹豫战和，官员分为两派，吵吵嚷嚷。

而李鸿章这次是下决心要尽量避免战事的：洋务实力尚需发展，此战耗银巨大而中国却无太多实际利益，因为多年来清政府自顾不暇，越南实际上已经受到法国的控制，何以现在要冒同法国交战的危险来争夺这个宗主权呢？

农历三月十五日，朝廷发谕旨到李鸿章家中，命他回北洋大臣署任；三月二十五日的诏书却突然命他"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都归其节制。

常人看来，这是朝廷对李鸿章的倚重，但是，李鸿章自己却察觉到，这可能是政敌设下的陷阱，于是坚决拒绝了这一任命，清廷也只好照允。又过几个月后，朝廷又召回李鸿章到他原来任上。

这一微妙时期于是被安全度过。

个人风险得以避免，但李鸿章非常担心，他深知打仗打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洋务现在亟需钱用，中法之战不管胜负，对中国而言都是损失，更何况他深知中法力量对比。在两年前，李鸿章把他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思想总结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只要没有太大的实际利益，能不打仗尽量不打，因为时不我待，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只有中国还恪守成法，国力停滞不前，即使与一个国家保持了和平，新的敌人又产生了。

但是中法之间的战事最终没有避免，虽然在陆地打了胜仗，却在一年后被法国人破坏了福州马尾的船厂，福建水师主力被摧毁，总损失据称达"一万万两白银"。

洋务运动深入发展之际，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如李鸿章创建大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建电报等等，都曾被弹劾。清流派也被费正清称为"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

最荒谬的是铁路。1883年，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他恳请总署（即总理衙门）出面主持大计。

国人对于铁路的态度实在是可笑可叹，比如说1876年，清政府以28.5万两银子的价格，将英国商行偷偷修筑的吴淞铁路买回，李鸿章力主华商集股，继续经营。但办理此事的沈葆桢却屈服于顽固派压力，将铁路拆卸，运到台湾去了。

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

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十分痛恨，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找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议论以崭露头角，可是国家大事却为之阻挠。李鸿章很羡慕日本明治维新君王主持，而臣民一起努力的局面。但在清朝，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的所作所为却总是谤议满廷，而且，他不仅不能总指望在最高层那里讨回公道，还要对他们的忌惮诚惶诚恐。


李中堂的局限

把李鸿章在改革上的困境全推给外因毕竟有失公允，其局限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李鸿章在兴办企业的时候选择的"官督商办"模式，曾经被他自认是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结果弊端丛生。

以当时的轮船招商局为例--当时清朝仍需通过运河或山东近海的漕运将长江下游的粮食运往北方。李鸿章起初任用漕帮中人管理招商局，后来改用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

改组后的船主大都成了经理人员，同时也接受朝廷的职封和俸禄。这些人又让亲朋好友在公司中担任职务，因此，它既不是官办企业，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而是一种官商合办的牟利性四不像机构，结果弊端丛生。

实际上，与李鸿章同时代的郭嵩焘，便反对官督商办，但李鸿章不理解近代机器大工业必须建立在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还是企图把私人资本纳入封建政府的轨道，结果反而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

而李鸿章在对制度的认识上，始终只是"东方的庸人"，甚至到13年后，他以73岁的高龄到俄德法英美考察的时候，还只说"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到那时候想到的仍是西方的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都无法学到手。

梁启超点评李鸿章："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可谓一语中的。

1901年，78岁的李鸿章辞世。洋务运动此时已经过去40年，甚至戊戌变法也都过去了3年，但中国的富强梦仍如水中月、镜中花。

寒江独钓

一个旧体制的老人,已经把职位上能做的和该做的超额完成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比诸葛亮有过之无不及.劳累了一生,扶大厦之将倾,达到人臣能做的极至.却背了上百年的骂名.
绞尽脑汁要在体制内找寻救国之道,却成也"体制内",败也"体制内".
但要说把封闭的中华民族几百年的落后归咎于他的一身,公平吗??守着这么烂的一个摊子,换了是你做中堂,你能做得更好吗??

李鸿章一死,清廷折了栋梁,于是断砖残瓦洒了一地,永远的走进历史了.

[ 本帖最后由 寒江独钓 于 28-9-2008 22:00 编辑 ]

寒江独钓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很多人都认为，从1861年开始一直到1901年，是自从清政府建立以来，中国相当关键的一段历史时期。而在这四十年当中，中国所发生的大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和一个人的名字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从1862年当上了江苏巡抚，一直到1901年他离开了人世，李鸿章在晚清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涉及的领域之广，所经办的事情之多，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任何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首先，在军事上他创办了淮军和北洋水师，引领着中国军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他一个人就创办了其中的三个，这当中还包括了著名的江南制造局。而在外交领域，他更是代表清朝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并且因此获得了卖国贼的罪名。那么对李鸿章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如何去评价他。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翁飞先生。

翁先生，您好，欢迎您，请坐。

我想在请翁飞先生给我们进行演讲之前呢，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翁飞先生。



翁飞简历

翁飞先生1954年出生的，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此后曾经担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安徽地方史的研究，特别专攻的是像李鸿章，淮军和淮系集团等等。

在1999年9月到2002年7月期间，翁飞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工作，担任学术界杂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以及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除此之外，翁飞先生还兼职，包括中国史学会理事，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等等，并在很多大学里兼任教授，像安徽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以及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等等。

   

主持人：翁先生，看过您的介绍，知道您在大学毕业以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安徽工作，而且从事的历史研究又多数都是和安徽有关的，所以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安徽人，才会对安徽这样一个地方有这么特殊的感情？

翁：我不是安徽人，我的祖籍是江苏常熟。说来好笑，我应该按辈分算是翁家的第六代，不是翁同龢这一支，应该是翁同爵这一支下来第六代，出“五服”了。

主持人：您自己是怎么得知是翁家的后代，而且祖上是和翁同龢其实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的？



翁：我的朋友研究翁同龢的谢俊美教授，写《翁同龢传》的谢俊美教授，然后他们帮我查家谱，说你应该是第六代。但是我觉得很荣幸，我研究李鸿章，过去有一句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它是把翁、李两个人作为当时同等对待的一个重量级的元老重臣。那么我研究来研究去呢，研究出来李鸿章是翁家的小门生，因为他的老师的老师是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就是他进士的主考官孙锵鸣先生是翁同龢的学生，就是他的门生的门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李鸿章给翁同龢写的私信里面，抬头都是“世叔老大人”，尽管翁同龢比他小7岁，但是辈分比他高，所以翁家的第六代和我们现在李家的第五代道字辈，我们排过，我们是平辈。



主持人：所以冥冥之中似乎也注定了您和李鸿章，其实做这个研究好像也是非常地有缘分啊。

翁：对。

主持人：那后来怎么到了安徽呢？

翁：我父亲他们是1958年从上海支援内地建设到了安徽，我是在安徽长大的。



主持人：童年的安徽，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翁：合肥这个城市吧，应该是一个，现在来说也是很美的国家的园林城市，合肥这个城市很小，但是人情味特别浓，只要问两个人，就是拐两个弯，就可以找到共同的朋友或者熟人，城市太小了。

主持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吗？

翁：正因为这种非常密切的乡情、民情，所以李鸿章出来，他才能带出他的一帮哥们儿、弟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淮军和淮系集团的成员。他的要员，你想想，刘铭传、张树声、潘鼎新、刘秉璋，哪个拿出来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大概整个淮系的将领里面1300人，有600多将近700位是安徽的肥东、肥西（人）。那么这批哥们儿弟兄起来以后，他整个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啊，很大的。



主持人：您除了历史研究，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是你特别喜欢的，也能够让你谈起来，同样这么滔滔不绝？

翁：我喜欢旅游，我喜欢看电视，看电影。

主持人：看什么电视？不会是说清朝的历史电视剧吧？

翁：清朝的历史剧我也看，但是我总是带着一种……

主持人：批判的眼光。



翁：批判或者审视的，老觉得这个虚构的历史不如我们就是现在倾向于这种做专题片的这种历史。可能个人的眼光和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真实地把我们对于历史资料的这种剖析，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毕竟是专门从事，可以给你一个真实的李鸿章、或者真实的慈禧是什么样。



主持人：下面就请翁先生用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给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李鸿章，有请翁先生为我们讲述《中国近代史上的李鸿章》。



翁：我们讲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历史，他应该讲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我记得我们老一辈的史学家，有一位陈旭麓先生说，他说了，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这个枢纽，这个着眼点找到。那么他说的三个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赫德。



为什么选这三个人呢？她一个人，慈禧代表了清王朝的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光绪是摆设，同治是摆设，慈禧说了算，决策者。那么垂帘听政也好，大家都很明白，那么她是满族。



清王朝到了太平天国以后，它是一种满汉合作的一种，满汉合作，中外相安，它要搞洋务运动。那么汉族这个大员起来，湘系，淮系，接着后面的北洋，这个起来以后呢，当然曾国藩也很了不起，也是个大人物对吧，后面的张之洞、袁世凯。那么这个当中时间最长的，做的事情最多的是李鸿章，还有就是赫德。因为他是代表西方，代表洋人，他把持中国的海关的总税。那么这三个人实际上代表着朝野，满汉，中外。



过去有的人写《李鸿章传》，有的一写李鸿章是大官僚、大地主家庭，这个是不对的。他不是大官僚、大地主家庭。那么他的祖先到他的祖父才有两顷地，李鸿章是靠他自己考试中举，科举制度中了进士，那么他中进士很年轻，24岁。24岁，1847年，丁末科嘛，他那一科呢，就是出了很多人才。他同房就中了两个，跟他。那个就是沈葆桢，我们大家知道，林则徐的女婿，对吧。娶了林普晴嘛。那么侯官人？那么他们俩是同年同房的进士，当年这个孙锵鸣也说，我这个真是无聊，别的这个，别的房里一中中十几个，一、二十个，我这一房怎么，我这个班不行。然后他就跟他老师说，跟老太爷，跟翁心存说，他说今年我又没戏了，这翁心存说，你把这两个人找来我看看，然后进来了。这都是真事，一看，过去古人讲相面，从翁心存到曾国藩，包括李鸿章用将，他都看相。

然后把他带来以后，首先进来的是沈葆桢，方面大耳，坐着不苟言笑，往那一坐，这个沈葆桢，一看，将来一定是将相之才啊。果然沈葆桢非常，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嘛，非常爱国，处理那个南昌教案。那么一看李鸿章，后来，“长身鹤立”，讲话声音很响，然后翁心存站起来拱拱手说，我要走了，这个人将来一定在我之上。当时翁心存的地位，他是咸丰和同治的老师，他的儿子是同治和光绪的老师。结果翁心存讲，我是协办大学士，将来他一定在我之上，后来李鸿章果然当了文华殿大学士。曾国藩也当大学士，曾国藩当什么，当了武英殿大学士，那么最高的就是文华殿大学士，汉臣之首啊，最后李鸿章是可以赏穿方龙补服。我们那个合肥的李鸿章故居，就陈列了一个，它那个龙分九种，有一种龙。那么实际上就是他是四朝老臣，道、咸、同、光，可以赏穿，有龙的待遇。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正因为地位高，所以当时的人就说，他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甚至外国人来打交道，只看见有李鸿章，不知道有晚清朝廷。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的起来，和他的历练有关，第一个，他很聪明，第二个呢，他很勤奋。



翁：中国十九世纪经历了，我们过去讲革命高潮也好，讲社会大动荡也好，经历了太平军、捻军。那么从鸦片战争是外力，一次、两次，那么中国是被西方用洋枪、大炮轰出了中世纪。那么经过两次，太平军、捻军这两次内战，大规模的内战，那么中国是什么个情况呢？有一批有头脑的汉族大员，就是汉族的高层知识分子，那么曾国藩、李鸿章这批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湘军、淮军，他们成为地方的督抚，这批人起来以后他要自救，他感觉到西方列强那种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虽然不能体会到是一种比较高一级的或者比较先进一级的生产方式，但知道这个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它是不可阻挡的。那么汉族大员就是曾、左、李到后面的张，那么出现了五大洋务集团。五大洋务集团里头承前启后，成效最大，作用最大的应该是李鸿章的淮系集团。那么李鸿章的这个淮系集团是怎么起来的呢？他是从淮军到淮系集团。



这个淮军当时是湘军和淮军的合流，他本身招的树、铭、鼎、庆是合肥的。然后程学启是桐城人，是太平军的降将，降到湘军，但是不被湘军重用，他又被李鸿章就是收下了。程学启在刘铭传以前是最能打，后来因为死得比较早，剩下的那些熊字营啊、垣字营啊，这都是湘军招募过来，因为李鸿章要带到上海去，曾国藩把它作为“赠嫁之资”，比如说亲兵营韩正国，韩正国就是他的亲兵营的营官，是曾国藩两江总督的督标亲兵送给李鸿章，就是说明很相信的人送给李鸿章当亲兵，实际上也有监督李鸿章的这个意思。



当时这是一批，到了上海以后呢，这是一批土包子军。李鸿章刚去的时候也是叫虚心忍辱啊，他要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当时也有个故事，就是说他三天三夜在上海那个城隍庙，道台衙门旁边不出门，然后接着化装上了英舰，英法联军司令何伯从圆明园回来，他就跟在上海道台吴煦的后面上去，然后跟洋人在谈判、会谈。然后很有意思，那个洋人谈完以后，送他下去以后，就像曹操到那个单于营一样，那个洋人就说，你这个道台卑躬屈膝不怎么样，但是后面这个人英气勃勃不得了。



然后他给他的老师写信说，我也化装上了船，看到大炮这个坚利呀，轮船的那个威武雄壮，西人的步伐整齐呀。我相信，中国，我们只要有了开花炮和火轮船两样，我们就可以让洋人敛手，就是不敢小看我们。后来他果然就这么做了。一个，他把他的淮军，刚开始是“叫花子军”，缠着布包，前面是个“淮”字，后面是个“勇”字，给人家西方人当靶子打，人家都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了。然后大刀、长矛，带着土枪抬枪，那么这时候，他是半年之内全部改装。他用了这个以后，用了西方的这个野战的炮法、步法，就用那个步枪配迫击炮，后面加上骑兵，加上水师，他这种已经进入近现代的这种作战之法以后呢，淮军是所向披靡。



那么我们知道淮军从1862年成立到1900年，将近40年期间，我们怎么评价这个淮军呢？淮军经历了五次大的战争，“平吴剿捻”，就是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去一讲淮军就是鲜血染红了顶戴怎么怎么，但是淮军内战就打了八年，1862年到1870年基本上内战，1868年（捻军）就败亡了。然后他们就去打那个回民。到1870年基本上内战平定。从1870年到1900年这三十年间，淮军基本上是在充当国防军的主力，中法战争，那么西方的《泰晤士报》，西方的《字林西报》，就是说，评价，能够和法国军队一比一打成平手的只有淮军。那么虽然像镇南关，当时四大战场嘛，镇南关是先胜，谅山，然后后败，然后又胜，镇南关大捷。镇南关大捷实际上打仗的将士还是淮军为主体啊，到镇南关看到淮军昭忠祠啊，就是现在的烈士纪念堂，里面牌位里面都是，大部分十之六七是淮军。然后台湾战场是刘铭传。



那么甲午战争，尽管有贪生怕死的，因为淮军的那个第一代的战将，就是百战名将，已经差不多凋零了，只剩一个刘铭传，眼睛也不好。那么第二代的将领里头有贪生的，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打得非常勇敢的，像聂士成、像徐邦道、像宋庆、马玉昆，总的，包括卫汝贵被杀也是个冤案。那么跟北洋水师比，那北洋水师也是李鸿章创立的，创立的海军。那么北洋水师里面，那除了个别的，像方伯谦什么有争议，那么基本上也都是视死如归的。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军队起来，所以李鸿章有个感觉，我赶不上西方列强，但是我要养，养北洋军队，要养这个，我养了，养成猛虎在山就吓唬人。吓唬人，我要保持我二十年，国内争取一个和平的建设时间。他也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呀，先是西方列强，后来就是，尤其中法战争后面，很快地就是日本起来了嘛。所以我们认为，淮军跟李鸿章一样，作为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从这样一个农村，偏远的一个内地，就是说从他带着他的这支淮军，土包子军队到了上海十里洋场，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洋枪洋炮，然后从内地走向沿海，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国防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吧；然后从传统走向近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这支军队是近代化比较彻底的，所以它才能够取代湘军。



所以说我们认为呢，淮军它应该是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史和中国国防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和中国近代军事制度传统向近代化过渡当中，应该给予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关注。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怎么看待淮军。那么就是李鸿章，他作为这样一个不倒翁，四朝元老，近代史的关键人物，元老、重臣能够纵横舞台四十年，跟他拥有这支军队和后面的北洋海军，他这两大军事支柱和他很有关系。



我们现在讲晚清是五大集团。这个大家、近代史学界基本上也比较认同。中央是奕訢、文祥，湘军是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个集团，然后后来的张之洞集团，最大的是李鸿章的淮系集团。这个集团它是三个系统，首先是将领系统，将领系统是北洋海军和淮军。官僚系统呢，中央它向总理衙门，向军机处，向六部输送官员，地方它保荐，从各省的总督巡抚到府州县。那李鸿章，当时合肥有句土话叫：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就到李鸿章那去求个官，小官很好当。那么幕僚有汉族的，称为汉员。有洋员，洋员是李鸿章幕府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那么军队的基础就是这些：树、铭、鼎、庆、盛……，这些是他的基础。那么在内战时期，他们是负责，幕僚是负责前敌后勤，那么在和平时期，就负责建设、洋务、外交、实业等等。那么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构成了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



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文职的三十多人，加上武职的六、七十人，这么一个庞大的集团。到最后一个是袁世凯，就是当了总督巡抚，在中央当了部长侍郎，就是我们讲的省部级干部。他的提督和总兵有多少呢，四十年间，1300多名，1300多名。提督就相当于今天的军级，总兵就相当于今天的师级，这么一个庞大的集团。那么幕僚呢，还有很多可以升为官员，也可以出去带兵。但是幕僚很大一部分，李鸿章的幕僚呢，他是不一样的，他用的是人才，曾国藩的幕僚呢，他用很多所谓闲人，就是文人，有下棋的，有搞音乐的。但是李鸿章不一样，李鸿章他是用专长，就是专业人员。因为在中国近代出现了很多新的领域，要办工业，要开矿，要修铁路，要搞电信，要办外交，还搞银行、邮票，这些人才从哪来呢？就从他的这个人才里头来。



然后趋新务实，这是淮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引进，我们刚才讲的西学就是一个例子，包括派遣幼童，这个中国近代的留学生，留美幼童。然后福州船政学院堂的学生，还有陆军的军官，三批，都是李鸿章派的，然后面向世界的开放，就是这么走出去。



我们看他的洋务实业，铁路也好，海防也好，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最早的民用工业，最早的电报、铁路，都是他办的。有的人说他办了四十七个第一，也没有完全统计，确实是很不容易。那么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你放在他那样一个时代来理解这样一个人物的话，我认为更多的是从实际吧，就是实事求是，所以他开始做这个洋务。



翁：洋务派的实质是要有实力，我现在没有实力怎么办，虚心忍辱，不如他，那我现在怎么办？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大变局，这个大变局里头呢，带动了外交，带动了实业变化。所以外交和经济实业，它通称洋务，洋务派。洋务派，就是从事，也就是说世界在一体化。李鸿章他的洋务是有非常明确的纲领，这个纲领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这个变法和维新派的变法是不一样。维新派的变法是要变官制，他要变制度啊，要虚君啊。就是像英国的女皇，日本的明治天皇；就是光绪皇帝，你就是个傀儡啊，我就是总理啊，康有为是这样做的。他不是的，他这个层面就是先学习西方的强技，所以他叫师敌之长技。他不叫“夷”了，叫“夷”是瞧不起人家，人家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呀！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从“夷”变到“敌”，这个中国的对外的观念，就是平等的观念。那么现在我把你平等了，你不是夷，你是敌。变法变的什么呢？变法变的是一些器物层面的，而不是制度层面的。不是中国的这个制度的根本，江山社稷那是不能变的。



洋务运动就是在中国那样的一个氛围下，在封建的体制里绽出一个口，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有地方实权的大员，他们开始做。做什么呢？办工厂，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兴办那种实业。李鸿章办了哪些实业呢？首先是从军事工业，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械局，后来并到金陵机械局。然后接着跟曾国藩一起办了一个，1865年办了一个最大的江南制造局。讲是湘淮，曾国藩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就是李鸿章。你看他那个时候的江南制造局的历任的总办、会办，提拔谁，任用谁，都要李鸿章说了算。那么这个江南制造局是我们中国造船工业的，最早的造船工业，现在也是最大的造船工业，就是这个基础他奠定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同时造机器，他当时就说了，光有这个造机器的机器不行，要培养造器之人啊。培养造机器的人还不行，还要知道懂原理的人啊。这从哪找呢？那只有去学，所以他最早的尝试是留美幼童，他学十年到十五年，后来这批幼童，詹天佑啊，这批幼童。



派幼童也不行啊，幼童时间太长了，我这里要用啊。这个“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途”。它一个是远途，一个是急务，怎么办？他要自己干。自己干，他找了谁呢？找了我们的中国的土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徐建寅父子。然后又找了传教士，这个李提莫太啊，李佳白这些人，就是搞了这么一个上海的“广方言馆”，就是设了翻译馆，这两个馆一直就放在江南制造局。当北京在为京师同文馆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李鸿章是在静悄悄地做他的事，他已经做了很多事了，就是翻译了大量的书，我们刚讲的兵书也好，原理的书也好。



从军事工业开始以后呢，他接着又开始兴办民用工业，因为军事工业不计成本那不行啊，你国家不富它怎么养兵呢。我们当时也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老讲他怎么怎么淮军腐败，或者北洋军力，一个讲是挪用圆明园的钱，大家都知道，那个挪用北洋的钱去修圆明园；一个讲。那么我们当时也是。李鸿章现在所有的这个奏稿都出来，这个奏折就是他向中央的汇报了每年的财政收入，每年的这个收支概况，都可以看到。那么李鸿章他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个职务，北洋大臣管外交、国防，北边、北中国的，直隶总督管地方治安保卫，包括京畿地区的。那么他能够有的钱的话，农业税很少，盐税、关厘、北方三口是他管。那么江汉关，江海关，这些关的厘，收入的截余部分是湘、淮军养着国防军，四六分。然后他能有多少呢？漕运的粮食，有时候丰年、欠年、灾年，北方黄河、海河泛滥，他还要去赈灾。那么他用于国防的钱能有多少呢？另外还有东、西两陵啊，春秋皇帝要祭陵啊，这个费用要地方政府来摊的。所以他地方没有多少钱。因此他和户部的矛盾，跟翁同龢的矛盾，因此他和南洋的这个矛盾，它也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那么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就是1874年。1874年日本侵略了台湾，然后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去，两手空空啊，你赤手空拳跑到台湾怎么谈判，人家兵临城下，西乡从道带了三千兵，日本那个海军中将，兵临城下，到了琅桥，就到了我们今天安平古堡，就台南那一带。然后我们这个沈葆桢没办法，就给李鸿章发急电，从徐州派刘铭传手下的大将唐定奎，在1874年带了六千五百淮军，坐轮船从吴淞口，两天两夜赶到台湾，你六千人对他三千人，才把日本人吓走了。从此以后感到海防的重要，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就这么起来的。最后沈葆桢回来以后，回任两江总督，感到重要。讨论完了以后，左宗棠坚持塞防，要平定新疆。当然都重要，李鸿章坚持海防。怎么办呢？然后八百万两的国库收入，一分一半，四百万两西征军饷，四百万两办海军，海军南、北洋。南洋、北洋各二百万两。李鸿章讲买个兵舰都不够啊。买个镇远舰多少钱啊，对吧，六、七百万两，怎么办？，沈葆桢就发扬风格，南款北让，一个是他们同学，一个确实他也是顾全大局，这样才在这个基础上，南款北让，把它建立起来了。这样经过五年，经过没有几年，它北洋就成军了。李鸿章实际上也是，他在非常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他来办这个近代的国防。所以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从军事开通。那么他没有钱，他就开始办民用工业，老是投不行，老是靠这些税收是不行，要来养，养这个，那么开始开矿，开滦煤矿。然后办轮船招商局，要和洋人争利，争长江的水运的利。他认为轮船招商局是他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意的一篇文字，这是他原话。大家可能研究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采取的是一个叫官督商办的这个模式。这个官督商办的模式可以讲一百年以后，我们的改革也继续在用，就是国家出一股，然后民间一股，就是官督商办，然后有的是国家控股，是这样一种模式在那里做。



那么这个官督商办呢，但是它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尽管暂时地缓解，它最后还是免不了倒了，就是主要是官、商啊，它很难融合，就像油和水一样地很难融合。



再讲一个故事，就是怎么引进外资，就是办实业嘛。漠河金矿大家也知道，当时是黑龙江将军，黑龙江将军向他求援，说我在漠河发现了金矿了，能不能派你手下的洋务干才，他派了一个李金镛，后来派了一个袁大化，这个我觉得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就看那个电稿。第一讲的是俄国，漠河过去不就黑龙江嘛，俄国的矿师要来开矿，要多少多少钱向俄国聘，虎视眈眈。接着是日本的矿师要来，他要请两个矿师来做这个方案，设计方案。不行，日本是志在满蒙，一定不能让他染指。接下来法国出面了，法国出面，法国和俄国，法、俄道胜银行，它是一条裤，它是财东啊，也不行，法国人后台是俄国。日本人这边又拉了英国，英国又来，英国也不行。最后是什么，德国。他想了半天，德国的利益在山东，这个地方，德国人的利益还给他们一点，要不矿图给他拿去了，我们的主权就没了。所以他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他在聘请技术人员的时候，他不是那种盲目的引进，不是那种，所以他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讲引进，讲什么也都有很多借鉴，就是你怎么控股，怎么掌握主权。



接着就是走出国门，他派遣了第一任的公使，就是由他推荐的，主张聘的郭嵩焘，然后薛福成。那么李鸿章虽然在国势很弱的情况下，他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也签订了一些平等条约。比如说最早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个基本平等的。比如说保护秘鲁华工，包括南美华工啦，那么他派了张荫桓，派了容闳，派了崔国因这些公使保护华工，等等吧。保护华工、华人、华侨，他也做了很多，就是尽可能地。



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责任最大，那么应该讲是《马关条约》，因为他是前敌主帅，尽管后面有最高统治者，那他有不可推卸的就是指挥责任吧。那么应该讲，至于《辛丑条约》，他应该讲没什么责任，他是被拉出来的替罪羊，他不愿意去，这次他很聪明，他把奕劻，拉个亲王跟他一起。那么从中国近代的不平等的外交来讲呢，我认为主要的责任应该是在李鸿章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统治者，但作为李鸿章个人来讲，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责任，他对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抱有一定的幻想。



比如说对俄国，他“老来失计亲豺虎”嘛，尤其是《中俄秘约》。那么有一个值得疑问的就是牵扯到李鸿章的品行，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受俄国人的贿赂？那么从目前我们翻遍了所有的李鸿章的档案，就是我能看到的没有这方面，包括俄国人讲的，也是一种说法，就是他也拿不出证据。因为李鸿章这个课题实在太大了，他本身的资料将近3000万字，他的经历等于大半部近代史，所以我也只能尽我所能，让大家皮毛地了解一些有关的一些事。那么至于其他一些问题嘛，看看有没有，我尽量给大家……



主持人：好，谢谢，谢谢翁先生。那这里呢也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啊。因为我不知道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是怎么样的，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好像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面所学的李鸿章一直都是一个卖国贼的形象。但是您刚才给我们讲述的呢，是李鸿章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方面的种种作为，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李鸿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塑造成这样一个负面的形象的？又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负面的形象？您作为一个史学家，是，中国的这个史学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他证明的，这个证明的过程是不是比较地困难？



翁：李鸿章，他被说成是卖国贼，对吧，这样的一个呢，说得最厉害的就是费行简的，就是《李鸿章小传》，就是大概是甲午以后兴起，庚子以前吧，那么一种评价。认为使李鸿章一生事业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争，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是少年科第嘛，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就是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史学界来讲，我看所有的史学著作说他是卖国贼好像还没有，没有就是说，只是说他误国，或者是他很庸碌，或者很贪鄙，没有这些。那么作为群众当中，接受这个印象，也可能是包括受一些媒体影响，就是甲午战争以后。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看到，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甲午风云》，那个李鸿章就是一个卖国贼的形象，对吧！邓世昌，邓大人是什么什么。随着大量资料的发现，随着现在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认识的提高，那么我想这个观念，尤其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多少是把他作为一个卖国贼来说了，说他误国可以，就是战败了，他有他的责任，当然主要责任是谁多少，三七开、四六开，慈禧要多少责任，光绪要多少责任，这个另当别论，学术界各有见仁见智。



主持人：好谢谢您！



主持人：当然您刚才的演讲当中呢，可能讲述了李鸿章在近代的中国方方面面他所做出的一些贡献，或者他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如果说他误国的话，我想请您再具体地谈一谈，他这个误国是误在哪里了？因为像有的时候一些人也会谈到，比如说北洋水师的腐败，比如说淮系集团内部的失败等等，李鸿章他也都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责任。



翁：他是一个新旧交替，这个传统色彩浓郁，但是他这个近代的趋新精神比较鲜明的，这个人个性又比较强的一种人。李鸿章是个很有戏剧性，很有故事性。说刘铭传有故事，他也是很个性化的一个人。好像晚清那一代的领袖的一种特点吧，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拉出一个，张之洞是张之洞，曾国藩是曾国藩。那么李鸿章的个性在于什么呢？一个，他呢，比如说，他非常热衷于这个功名利禄，这个人他的出身和他一生的坎坷，靠自己这种奋斗啊，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了，他就往往会被同样一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小人就是钻了空子。



我们比如说李鸿章有三个接班人，李鸿章死后啊，三个接班人，就是三个人分了他的三部分遗产。周馥是从小跟他的，26岁，周馥就跟了他，李鸿章还在当幕僚的时候，他知道要组建淮军，就从曾国藩那里把周馥要来，他只有五两银子月薪，分给他二两，然后周馥有妻儿老小嘛，就风雨龙门四十年，从1860年到死的时候，把他的眼睛合上。周馥，周馥的儿子周学熙，是袁世凯的管家。交通系的头嘛，那么周馥是很忠心的，但是周馥很庸碌，就是说他这个人庸碌到什么呢？就是《笔记小说》说，他甚至可以帮李鸿章倒夜壶，就说没什么能力，但是很忠诚，很忠诚，那么这种人。比如说还可以举丁汝昌，丁汝昌他是陆军将领，那么为什么不能选严复？为什么不能选刘步蟾？经过这种系统训练。为什么要选他？没有什么，就是忠诚。你跟我患难，你跟我战火当中考验出来的，我当时死里逃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命啊，打什么城市的时候，你在我跟前亲兵马队，他是一种哥们儿弟兄义气，特别讲义气，特别讲义气。李鸿章是很讲义气，这点跟慈禧有点相似。慈禧是你要对她好，她就记着你，你要对她不好，她就恨你一辈子。



另外，李鸿章虽然有比较开阔的这个眼界去知道大事，但是在用人的时候呢，他往往就是急于求成的用人，可能有的时候用人不当，用了很多贪鄙的这个小人，袁世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子。袁世凯就靠这个钻营嘛，结果他晚年又比较相信袁世凯，讲这样一些原因吧。所以用人，包括他主观思想上的一种对洋人的力量就盲目的一种恐惧，他知道日本是他的劲敌，他老是说，每年就是让那个船，两年到长崎那一带去巡逻，两只大舰，就养成虎在深山之势啊，就吓唬他，不打，就是摆个架式，他知道不能打。所以他一种盲目的对外，还有一种心理的畏惧，觉得不能碰，他就一直想求安求安。那么在这样一种没有实力地位的，求得苟且偷安的，实际上是不行的。这一点他不如左宗棠。中法战争的时候，慈禧太后，左宗棠从西华门进来。进来以后，他不是抬着棺材回来嘛，回来以后不让他进嘛，不让他进要送门包，三千两银子，太监就说你不给门包，这是祖宗制度。李鸿章就给他送了，然后进去以后，慈禧说，到底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办？李鸿章不说话，左宗棠就说，反正每打一次仗我们就要赔钱，与其赔钱，不如拿赔钱的钱我们来打一仗，这时候慈禧下决心打了，左宗棠又跑到福建去督师了。那么这点他不如左宗棠，我认为他主观上不是讲的，他不是媚外是畏外，就是害怕，恐惧。

   

提问1：谢谢翁教授，也谢谢主持人。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既然他所提拔的这些官员里面，我刚才初步估计了一下，就说按我们的现在理解，就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那么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整个的政治集团里面应该是非常大的一股势力了。而李鸿章本来他自己有这种变局和变法的思想，那么他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也多多少少也会有这种思想。但是为什么他所提拔的这些人，或者说他所形成的这个淮系集团，对于整个当时的清末王朝的这个统治，没有多大的影响呢？好，谢谢。



翁：那么我想讲的这个集团以后呢，实际上我是要讲一些集团政治的运作，就是近代，近代的就是中央和地方，就是做一件事的决策，它不是像我们以前的这个“乾纲独断”，但是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来不及了。比如说我们讲的铁路大讨论，不是李鸿章一个人能做起来的，他是经过，比如说刘铭传，比如说张佩伦，比如说陈宝琛，比如说吴汝纶等等吧，反正当时这些人都帮他，就是前后他有一个运作过程。就是李鸿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利用了当时这种格局吧，就是两宫太后和皇帝经常把问题发到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这些人去讨论。这个时候呢，他就招一些他的志同道合者，这些各地的这个总督、巡抚，就是他这个集团的互相呼应。我们讲的海防大讨论是和塞防大讨论形成这么个观点对立，那么也是各个集团的利益所在。我们讲修铁路之争，它也是，最后还修津通铁路和京广，不就是张之洞和李鸿章，不也是一个要修京浦铁路，一个要修芦汉铁路嘛，它不也是集团利益吗？这个时候它就是一种运作，这个运作有很多例子，但是今天没办法讲。就说由于集团形成，所以一旦一个大的决策，它必须是大家一起讨论。为什么战争也出现主和派，主战派，出现帝党，后党，这是集团政治的表现。你说看不到淮系集团的作用，这可能是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得不够；不够，并不是他没有做。我们讲，你今天数数近代有多少近代企业，然后你把它列个表出来，谁是李鸿章做的，谁是左宗棠做的，谁是谁做的，你就知道他的影响有多大。中国近代化的两大军队，远东，世界第八远东第一的北洋海军是李鸿章做起来的，淮军这么一支国防军是李鸿章做的，对吧。中国近代的军事工业是他，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旅顺军港和威海军港，大沽炮台，你今天去看镇海炮台，你今天看沿海的海岸口的炮台，包括江阴炮台，都是他那时候修的，他当时有多大的财力？

满清王朝所以它能够摇摇欲坠，坠而不倒，它就是因为各种力量的牵制和平衡。（少）每一个力量都不行。有个故事，湘淮军以后，王闿运专门从北京跑去找曾国藩：曾国藩你可以当皇帝了，你这一呼百应。曾国藩用茶水蘸着，写了两个字：狂妄。就说你把我放到火上烤。如果我要称帝的话，别的军阀那就是军阀割据。李鸿章当时，戈登第二次，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回到中国的时候，戈登送给李鸿章一个手杖，一把军刀，问他是要手杖还是要军刀？要军刀，你当皇帝，我来配合你，辅佐你。你要手杖，你就当元老吧。李鸿章拿了手杖。所以你要想想：他在政治舞台上这盘蛋糕当中，他的份额是多少？他能拿？吃了这个蛋糕他又做了多少事？你就可以比较了，是吧！



主持人：好，谢谢您。



提问2：翁博士好！主持人好！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面说他是不学无术的，这个话是有点言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学术方面确实是不如他的老师曾国藩。那么您期待《李鸿章全集》在修身治国方面给人以什么样的启迪？而这种启迪能否达到像《曾国藩全集》那样的深度和广度？谢谢。



翁： 好，谢谢啊。梁启超是说过这样的话，他同时还说李鸿章是“匮于学植”，没有理论。那么我同样也可以告诉你，梁启超定评李鸿章的三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识，见识的识啊，“吾悲李鸿章之遇”。那么才、识，我不知道跟学术是个什么关系，因为梁启超有时候也表现一种矛盾心理。当时他给李鸿章挽联时候，也是“归辽神鹤竟何之”，对吧。



另外他跟曾国藩不一样，两个人的出身经历不一样，曾国藩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和他个人修养的形成是在天下大乱之前。而李鸿章没有办法，李鸿章他到了1853年，他当了几年翰林，他就要回去办团练了，他就忙于战争，接着就去走入仕途了。他给曾国藩的好朋友霍山、安徽霍山的大儒，一代大儒吴廷栋写信的时候，叫“鸿章少年，有志于学，不得已为事情所累”呀，我就投笔从戎，我为人用，那么说他不学，那么他对传统的这个文化是带有几分自许，带有几分瞧不起。自许他少年高第，李鸿章字写得非常漂亮，翰林字嘛，说字是筋胜于骨，他的字很漂亮，不比曾国藩的字差。而且他的诗写的也是非常好，“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那非常非常雄壮的，他一生事业都写在里面。那么为什么他后来走上那个路呢？他“不学”，他又鄙视这些传统学问，他多次讲，强调“小楷试帖，太蹈虚饰”。要废除科举，“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我认为他讲的“不学”，正是我们现在对淮军有没有学术的一个认识。因为梁启超他虽然也在近代化当中也是走在很前面，但是他也是认为自己传统上面，好像知道一些传统诗文八股，音韵格律，做得好那就是很有文化。不是。李鸿章恰恰在这点是突破了前人的框子，我认为这里要进行肯定。否则的话，他的淮军，什么三教九流都能进他的门下，都能，只要有一技之长，拿来就用，那没有这个气度还不行。那么“不学”应该讲有学，这个学呢，它可能跟西学更多地粘连着，更多地，当然他又有分寸。比如说他到美国，人家问他，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教呢？西方，你讲西方什么事都好。他说，那不行，中国人他就，中国人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中国人就是多神教，就是不信你的耶稣，你的耶稣到我这儿就没市场，他就很警惕他那个宗教。



就在芜湖，他不是开埠了嘛，可以盖教堂，但你只要进入巢湖地区，进入泸州地区，你看到有块土地，他当地的淮军将领就用高一倍、两倍的价格把地买下来，就是不让你传教士盖教堂，他淮军将领有这个实力啊。所以传教士就是进不来，所以李鸿章骨子里是最排外的，所以李鸿章经办教案是排外还是媚外？最后我们的定义，要通过分析他大量的文献资料。

另外李鸿章他没有，不是理论家，他没有系统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有些奏折，海防奏折，他最大的洋务纲领，那文字非常漂亮。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所以说他不学无术，这个“术”怎么理解？一种是学术，一种是权术。我认为权术上他是炉火纯青，如果学术上可能弱一点。



主持人：好，谢谢。非常感谢翁飞先生今天是给我们讲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李鸿章。的确，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当然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让李鸿章的身上也曾经聚集了很多非常特殊的争议，但无论如何，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重要问题其实都和李鸿章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今天，翁飞先生带着我们一起去重新地来审视李鸿章，去重新地再来研究他的经验和教训，我想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于今天的中国改革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一次感谢翁飞先生，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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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江独钓

盛宣怀(1844.11.4—1916.4.27)，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须磨布衲、紫杏等号。江苏武进龙溪人。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属于经世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兄弟6人，盛宣怀居长。

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军将至常州，盛宣怀随父母逃往江阴长泾镇，再逃至盐城。时盛康正权湖北粮道，派人接到湖北。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结婚。盛康任湖北盐法道，四川与淮北互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盛宣怀建议川、淮并行，难题得以解决。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严树森都是经世派著名人物，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意颇怏怏。盛康家居守制，一意为敦宗睦族之事，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盛宣怀也都参与规划。

九年（1870年）四月，湖广总督李鸿章帷幄需才，无锡杨宗濂京卿写信给盛宣怀，招他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本来和盛康即为好友，一见盛宣怀更是深为器赏，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象机要秘书一样随侍李鸿章左右，磨盾草檄，顷刻千言，同官皆敛手推服。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外国以武力相威胁，清政府调李鸿章率部开往河北备战。盛宣怀随行，每日与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讨论军事，历练日深，声誉日起。接着即被奏调会办陕甘后路粮台、淮军后路营务处。盛宣怀以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其从军才一年多，即保升知府，升道员，赏花翎二品顶戴。

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成灾，盛康倡捐棉衣、赈米，命盛宣怀至淮河南北劝募集资，购买米粮，由上海运往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办理赈务之始。

十一年（1872年）五月，盛宣怀见李鸿章、沈葆桢在议复闽厂造船未可停罢折内，皆以兼造商船为可行，即建议他们速办，李鸿章深以为然，命盛宣怀会同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等拟订章程，呈交江、浙督抚，他们也交相赞成。李鸿章于是札委盛宣怀会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兼管运漕、揽载，这是盛宣怀办理轮船航运之始。八月，盛宣怀应北闱乡试，又名落孙山。十三年（1874年），以直隶水灾赈抚案叙劳，赏加布政使衔。

光绪元年（1875年）秋，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湖广总督李翰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札委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仍兼理招商局事，这是盛宣怀办理矿业之始。

二年（1876年）六月，盛宣怀随李鸿章至烟台，与威妥玛谈判马嘉里案，多所赞画。英商在上海擅筑吴淞铁路，李鸿章派盛宣怀至上海与梅辉立谈判。八月，匆匆应秋试，出闱，即与梅辉立定议于南京，以28万余两银买断，将铁路拆毁。榜发，又未考中，盛宣怀从此绝意科举，不再应试。

三年（1877年）二月，盛宣怀以直隶尽先补用道禀请赴部引见。李鸿章奏称盛宣怀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

当时，河北、山西、河南等省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河间府灾情严重，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与李金镛办赈。五年（1879年）十月，盛宣怀署天津河间兵备道，首先综理赈务，集捐数十万发放。还裁革天津县书差供应各项积弊，建广仁堂，留养孤儿，设戒烟局，戒除万人。李鸿章欲效法外国以自强，常与盛宣怀商讨，盛宣怀认为必须兴办铁路、电报，铁路较难，宜稍缓，电报应急起图功，李鸿章说这也是他的愿望，请盛宣怀协助办理。这是盛宣怀办理电报之始。盛宣怀请李鸿章照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奏设津沪陆线，设电报学堂。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总办。

  
光绪八年（1882年），盛宣怀请假回南方。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驰赴天津，部署军事，署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招盛宣怀销假回津。英、法、德、美各国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于上海，拟添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海线，盛宣怀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遂派盛宣怀至上海，次第开办。

九年（1883年）春，李鸿章回合肥葬亲。法国侵略越南，中法关系骤然紧张。清政府命李鸿章驻上海，统筹全局。盛宣怀参与机宜。七月，李鸿章回直隶总督署本任，盛宣怀随同抵天津。李鸿章计划兴办海军，盛宣怀缮具条陈，得到赞许。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调盛宣怀赴广东办理沙面案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奏调盛宣怀赴福建重用，李鸿章上《奏留盛宣怀片》，称盛宣怀精明稳练，智虑周详，于交涉重大事件，洞悉症结，是以经办数事，刚柔得中，不为挠屈，历著成效。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生隔阂，究之洋务与吏治，不应分为两途，盛宣怀施措咸宜，经权悉协。李鸿章曾保荐他堪胜关道，兼备使才，如试以通商繁剧之地，历练数年，当能宏济艰难，缓急可恃。盛宣怀认为李鸿章是他毕生第一知己，更加感激自励。五月，李鸿章奏准盛宣怀署理津海关道。海关道任内，盛宣怀挪金州矿款以济闽、粤电线之急，部议为办理含混，铺张失实，科以降级调用处分。左宗棠初入军机，正奏保盛宣怀才堪大用，乃再请查明妥议。李鸿章、曾国荃奉命复查，为盛宣怀辩解，改为降二级留任。

十一年（1885年）七月，盛宣怀总理电线成绩卓著，李鸿章奏请奖励，以海关道记名简放。盛宣怀请将招商局运漕水脚照沙宁船一律，并准回空货船免税，经李鸿章、曾国荃奏准分别依行。翌年六月，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

十四年（1888年）七月，驻天津法国领事林椿奉其政府命令，至烟台与盛宣怀谈判云南、广东边界与越南北圻接线事件，十月，订立条约，经李鸿章奏准。十七年（1891年）五月，因倡捐劝赈，赏头品顶戴。十八年（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前后到烟台同法国驻天津领事林椿谈判滇、粤边界与越南北圻接线事件，订立条约；赴上海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在被焚的上海织布局原址设立华盛总厂，又劝告华商分设大纯、裕源、裕晋等纺织厂，李鸿章奏请以盛宣怀为督办。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盛宣怀曾建议仿欧洲瑞士之例，由数大国公同保护朝鲜，格于清议，未被采纳。他曾屡次要求起用宿将刘铭传，清廷初不以为然，事急召之，刘不出。还曾要求募德国军官，训练新军；购买快船，协助海军；李鸿藻独喜用汉纳根，议遂中錣。盛宣怀奉委办理东征转运，有人参劾他采办兵米，侵蚀浮冒。李鸿章查复奏称：前敌军米奏明饬由直隶按察使周馥、道员袁世凯就近在辽宁采办，无从浮冒，至天津招商局北栈被火所毁，商米、杂货，均系客商存件，并无官米在内，盛宣怀无从侵蚀。在平壤战役中，盛宣怀五弟盛星怀阵亡，盛宣怀忧劳愤激，一病几殆。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马关条约》签订，盛宣怀以宿疾频作，未老先衰，阴有退志，屡请开缺，不准。后在天津创办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即北洋大学堂。

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刘坤一招盛宣怀至南京，商议新政条陈。随后张之洞约往湖北，商议铁路、铁厂等事。遂奏准由盛宣怀接办湖北汉阳铁厂，任铁路总公司。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谈修筑铁路、练兵、理财、育儿等事。光绪帝倾听动容，说诸臣皆不知之，患在因循耳。次日，即命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补授太常卿。十二月初四日，铁路总公司成立于上海，奏明先造卢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次第开造，不再另设公司。次年十二月，调大理寺少卿。

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附设译书院。开办中国通商银行。七月入觐，光绪帝连续召对两次，命递《练兵说帖》。盛宣怀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仓卒南归，不久变法就告失败，盛宣怀认为政局难测。

二十五年（1899年）春，大学士徐桐奏称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十年，获利不赀，而上不在国，下不在商，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大学士刚毅南下筹饷，先查轮船、电报两局。盛宣怀按照所参各节，逐条答复，刚毅据以上奏，并陈明常年报效数目。九月至京，受到慈禧召见，问是否可以多设制造枪炮局，盛宣怀认为不如就湖北局推广。不久，又奏递练兵、筹饷、商务等30条。十一月，慈禧再次召见，命暂时留京，备随时商询要政。

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又有人奏称电报局权利太重，请遴员接管。盛宣怀也上奏折，陈述历办情形，恳求将所管各局、厂一律交卸，以让贤能，俾释负荷，保全末路。清廷未准。盛宣怀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并酌拟税厘并征事宜。四月，陈明前往上海考察货物时价。时值义和团运动风起，清廷下令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御外侮。盛宣怀认为这是“矫诏”，命令各电报局只密呈督抚，勿声张。又电告各督抚勿转行，不然就会酿成巨变，两广、两江、湖广、闽浙总督都表示赞成。两广总督李鸿章在电文中，也有“乱命不可从”之语。当时，各国纷纷调动军舰，江海各口，人心惶惶，盛宣怀首倡互保之议，密电各督抚，又找上海各领事，约定在长江流域及苏州、杭州等地，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保护，上海租界中外商民生命财产，由各国共同保护。这就是《东南互保条约》。盛宣怀又电请下密诏平乱，并联合各督抚电请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速定大计，共筹补救。李鸿章奉命入京议和，经过上海时与盛宣怀密谈两天，说出了“和约定，我必死”的心里话，认为议和时机尚未成熟，决定由陆路北上以拖延时间。李鸿章约盛宣怀随行，庆王奕劻又专电奏调盛宣怀襄办和约。刘坤一、张之洞则函电坚留盛宣怀，不让北上。盛宣怀犹豫不决，问计于其父盛康，盛康认为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盛宣怀乃决定留在上海。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会办商务大臣（商务大臣为李鸿章），驻沪办事，承认上海一隅为集中地，盛宣怀又为之枢纽。十一月，补授宗人府府丞。

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欲令盛宣怀管理财政，袁世凯赞成甚力。慈禧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荣禄说现在理财、交涉等事，仗着他处很多，目前交涉要紧，令其在上海办事，诸多方便，内用不妨且缓，遂作罢。八月，盛宣怀被任为办理商务事务大臣，议办通商各条约，改定进口税则一切事宜。李鸿章在京谈判和约，诸被束缚，殚心降志，愤郁致疾，写信给盛宣怀说，时危事棘，岂余衰暮所能堪，此中补救，惟执事是赖。一个月后，李鸿章病死，盛宣怀悲感劳瘁，骤发痰症，电请乞假调治。十一月，慈禧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怀赞襄和议，保护东南地方，著赏加太子太保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盛宣怀任工部左侍郎，奏设勘矿总公司。九月，盛康病逝，盛宣怀电请开缺守制。清廷仍命盛宣怀一手经营卢汉、粤汉铁路总公司及淞沪铁路诸事宜。十一月，继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到上海吊唁盛康之丧，以与盛宣怀商议电报局、招商局问题，盛宣怀表示：电报局宜归官有，轮局纯属商业，可易督办，不可归官。我本不愿利权久操，为世指目。袁世凯回京与荣禄商定，另简电政大臣，改官办而不还商本，轮局亦由北洋派员接管。二十九年（1903年），盛宣怀应袁世凯之约北上，襄办慈禧与光绪帝谒陵大差。三月初十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说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

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怀与上海绅董创设红十字会，加入瑞士总会，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十一月，电奏将上海铁路总公司裁撤，并归铁路总局唐绍仪督办，以专事权。铁路大权遂转入袁世凯的亲信、以唐绍仪为首的交通系。

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盛宣怀奉命与吕海寰赶紧商定加税免厘一事，吕海寰旋任外务部尚书，清廷即命盛宣怀会商袁世凯、张之洞妥速筹议。十一月，奉旨入京，慈禧召见，对盛宣怀说，苏杭甬路事发生风潮，或言英国要下旗撤使，或言百姓要抗粮拒官，特召汝来，解此一结。命盛宣怀随同外务部妥筹办理。

寒江独钓

盛宣怀,可能很少人听过,但他老人家风光的时候,中国做生意的无人不识,号称"大清第一官商".
李鸿章的臂膀.
如果还不知道,那总该听过胡雪岩吧??两人是死对头,胡雪岩最后给盛宣怀黑掉了. 老胡的结局很悲惨.

寒江独钓

盛宣怀和胡雪岩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之一，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他无不染指。这也导致了他与另一位中国工商巨头、“红顶商人”胡雪岩不断地激烈交锋，那个年代没有“双赢”这个词。胡雪岩最终一气而亡。
⊙撰文/李睿
电报线之争
　　19世纪60年代，迫于英、美、法等国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将发展电报事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是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共同的信条，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此时在皇宫里，为办不办电报的事，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日本归还琉球群岛，电报之事还是从长计议。胡雪岩暂时办不成电报，将全部精力投到他的茶叶、丝绸生意上去了。而盛宣怀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却一直没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电报线，而这里正是李鸿章的防务区。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在于胡雪岩的第一回合的较量中，盛宣怀占得先机。

积怨已久添新恨  
　　盛宣怀早年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中作梗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双方就此结下梁子。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惟独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断然拒绝。  
与此同时，胡雪岩派亲信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通过左宗棠上奏朝廷，开始架设长江之线。盛宣怀自然不甘心，先后邀请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他还警告他们，胡雪岩大量收购丝茧垄断原料，也严重威胁了洋商的在华利益。如果为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等于为虎投食。胡雪岩曾多次和洋商斗法，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对他并没有好感，何况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双方于是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
胡雪岩不断派人与大东公司的负责人腾恩和大北公司代表道森交涉，也提高了购买价格。谁知结盟的一方已经下手了，一个月过去了，道森给胡雪岩运来一批器材。胡雪岩喜出望外，很快动工。谁知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信后，迅速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予以弹劾。不久，李鸿章上书弹劾胡雪岩，说他办理不力，给朝廷带来不少损失，要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朝廷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奏，要求撤换胡雪岩。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速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胡雪岩命丧挤兑风潮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不可避免。清政府派左宗棠出战。左宗棠南征北战，每次都要有大笔的银子作后盾。胡雪岩身为左宗棠的战略筹款人又一次忙得不亦乐乎。而李鸿章和盛宣怀却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开始向胡雪岩下手。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通过政治上的胁迫与经济上的优惠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候，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可盛宣怀在此又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当时的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开始提款。  
　　不想这次金融危机竟是如此迅猛，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胡雪岩听着听着，忽然仰起头，大吼道：“盛宣怀，我和你没完。”随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1885年，他终于如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辛亥革命胜利后，盛宣怀虽失去官职，但仍担任轮船招商局董事会副会长和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去世，终年72岁

寒江独钓

　　曾国藩生活于晚清时期，他以科举入仕，曾致力于理学，后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兴办洋务。在当时，曾国藩被推崇为“中兴第一名臣”"洋务之父"，"理学大师"，而在后世，却被视作 "汉奸、刽子手、卖国贼"。尽管如此，他的影响仍至今不衰，尤其是《曾国藩家书》对后世启迪极大。

一、天资聪慧

　　曾国藩，原名子城，宇伯涵，后改名国藩，号涤生。181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白杨坪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曾磷书，母江氏，共生有四女五男，曾国藩是长子。
据说，曾国藩出世前的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梦见一条飞蟒自空而降，起初在其庭院左右盘旋，然后又进入内庭蹲踞很久。于是曾竟希从梦中惊醒。正当他琢磨梦的吉凶时，有人来报孙媳江氏生了个男婴。该男婴便是曾国藩。  
　　十分巧合的是，曾国藩出生当日，曾家屋后长苍藤，缠绕于树;树死而藤日益苍翠繁茂，垂荫一亩，为世罕见。其形状与曾竟希所梦之巨蟒十分相似，曾国藩得志时，此藤便繁茂勃发，而当他失意时，此藤也萎衰不盛。
　　另外，曾国藩生有一身怪癣，终生不愈。怪癣发作时，痛痒难耐，曾国藩双手抓搔，落 "麟"纷纷。
凡此种种怪异杂凑在一起，牵强附会，于是就有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传说。  
　　曾国藩自七岁起便在父亲曾麟书执教的私垫中读书。二十岁时外出求学，先后在衡阳唐氏私垫和湘乡涟滨书院求学。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科举，中秀才。同年底，与欧阳小姐成婚。
　　1834年，曾国藩又到湖南最高学门沙岳麓书院学习，师从欧阳厚钧，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并深受湖南学风的熏陶。当年即考中举人，遂于冬季启程赴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不料在会试中落榜。回乡后，曾国藩发愤苦读史书，足不出户近一年，为以后走上仕途和研究学术打下了基础。1838年初，曾国藩再次进京赶考。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朝考得一等第二名，改为庶吉士，人翰林院庶常馆深造。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是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京官生涯。

二、幸运京官

　　1840年至1847年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阅读大量书籍，广泛结交朋友，精心研究历代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治国方略，尤其致力于理学，为他后来的升迁奠定了基础。
　　开始的一段时间，曾国藩曾不论经、史、诗、文，样样都学。后来受唐鉴、倭仁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
　　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此后，曾国藩经常跟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学习程朱理学;他还把自己的日记拿给唐鉴检查，找出检讨不深刻的地方，深挖病根。后在唐鉴的推荐下，曾国藩又拜访倭仁。倭仁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曾国藩同倭仁认识后，与其相处的时间比与唐鉴相处的时间还多。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一样，只是在谈内省时相在实践中比唐鉴更严格。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 《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日课”去做，重在反省自己。
　　同时，曾国藩的仕途也是一帆风顺。1840年授翰院检，1847年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遍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从1838年中进士算起，十年中，曾国藩连跃十级，从七品升到了正二品。因此，他曾在给弟弟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原因很多，既与他本人学有专长有关，又离不开权臣穆彰阿的垂青。尤其是后者，更是至关重要。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任军机大臣二十年之久，深受道光帝信任。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穆彰阿时为总裁。从此二人有了师生之谊。穆对曾的学问、文章和行事都大为赞赏。　　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再次担任总考官。试后，曾国藩拜会穆彰阿，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送给他。于是曾国藩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穆彰阿对曾国藩关怀备至，有一次皇帝召见曾国藩，曾事先到穆府请教，结果穆彰阿设法让曾国藩得知了皇帝召见的内容。此后，曾国藩更加官运亨通。

　　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也非同一般。穆彰阿被罢官后，曾国藩每过其宅，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面君时，还专程拜访穆彰阿。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处理教案，因自己无机会进京，于是专门写信令儿子曾纪泽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三、手足情深

　　曾国藩虽为官京城，但常心系家乡，思念家亲，尤其对兄弟姐妹，可谓手足情深。
　　在兄弟中，曾国藩居长。他有四个弟弟，从长到幼依次是国潢、国华、国荃、国葆。
　　国潢出生时，曾国藩年仅十岁，正是天真烂漫时，却己经读完五经，开始学写文章。于是其父便笑着让曾国藩以 "兄弟怡怡"为题写篇文章。曾国藩领首答应，展纸研墨，很快成文。其父看罢，十分高兴地说:"文中有至性语句，以后必能以孝友承家!"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最小的弟弟国葆都己十一岁。这时，曾国藩更加努力地来尽长兄的责任。在他看来，教导诸弟进步，不仅是同胞手足之情的体现，更是为尽到孝道所必须做的。
　　曾国藩在家时就曾辅导过国潢的功课，来京后曾国藩亦时常写信督促。国华生性心高气傲，经受不了挫折，稍有不顺心，便牢骚满腹。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给他取字温甫。国华十八岁时，正式过继给叔父曾骥云为嗣，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与这位弟弟疏远。
　　在诸弟中，国荃是最聪颖好学的，五岁时便人私垫读书，不到十岁便可作诗联对。据说，国荃九岁时，曾有一位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来对。麟书对以 "小人有母"，一旁的国荃则对以 "帝乙归妹"，被赞为神童。1840年，曾麟书送曾国藩妻儿进京，国荃随行，被曾国藩留京读书。起初，国荃还算用心，但数月后便归心似箭，经曾国藩一番劝说方留下来。但是后来如此反复几次，曾国藩只好送国荃回去。启程之日,曾国藩亲自相送，一程又一程，直到卢沟桥头，甚是难舍。
　　对于姊妹们，曾国藩也十分挂念。那个时代的女人，即使生在富贵之家，也只能做个贵女、贵妇而已。所以，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姊妹能嫁个耕读之家，做个勤劳主妇、贤妻良母，平平安安地生活。
　　曾国藩有一个姊姊国兰，三个妹妹国蕙、国芝、满妹。其中满妹十岁时夭折，曾国藩在《满妹碑志》中写道:"她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这段追忆，表达了长兄对她的深切怀念。
　　而其他长大成人的三个姊妹出嫁后，在婆家的生活无一美满。在京为官的曾国藩时常因她们那些琐碎的事情而牵挂她们。虽居高官，仍不失人之常情，这是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因此才有了著名的 《曾国藩家书》。

四、创建湘军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起义军从广西进人湖南、湖北，势如破竹，顺长江而下，攻占江西、安徽、江苏。太平军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随即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
　　然而此时清朝的主要军队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衰败不堪。清政府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结果纷纷溃败。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好起用地方地主武装力量来协助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53年，太平军进入湖南时，清政府便令两湖督抚劝谕地方士绅兴办团练。此时，曾国藩因其母病逝在原籍守制。这年十月，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上谕，要求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 "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随即启程赶赴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曾国藩到达长沙后，面对日渐恶化的军事形势，他心里明白，八旗兵、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抵挡不住太平军的进攻，更不用说剿灭太平军了，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鉴于此，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出一支组织严密并有顽强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新的地主武装力量，才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在长沙解围之后，湖南巡抚张亮基从湘乡等地调来了一千多团丁，以加强长沙防守。曾国藩到达长沙后，将这一千多人分为左、中、右三营，由罗泽南统率中营，壬叁统率右营，邹寿琼统率左
营，每日进行操练。这就是最初的湘军。经过半年的招募扩充，至1853年8月，湘军队伍己发展到十营六千人。
　　与此同时，曾国藩鉴于太平军在长江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并控制着从武汉到南京的长江水域，因此想建立一支水师。恰好此时清政府有创建水师的计划。于是曾国藩到了衡州以后，就着手创建水师。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建成。至此，经过整编后，湘军拥有陆军十营，共五千人，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水师五千人，以诸汝航为各营头领:合计员异、兵勇、侠役共一万七千人。
　　湘军的编制与八旗兵、绿营兵不同，是曾国藩效仿明代戚继光所编练的戚家军进行编制的。湘军以营为基本战斗单位，设营官一人，掌管五百兵勇;营下设四哨，哨下设八队。对官兵的选拔采取层层选拔的办法，即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从而逐级加以节制，全军由曾国藩一人节制。在将士的选择上，将官多以绅士与儒生为主，而且主要将领间大多是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士兵以年轻力壮、朴实的农民为主。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训主要是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练则指练队伍和练技艺。
　　这样，曾国藩便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组成了一支私人武装，成为太平军的死敌。由于曾国藩杀人过多，因而被人称为 "曾剃刀"、"曾屠户"。

五，镇压起义

　　1854年，湘军建成，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东征。曾国藩在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战斗。1854年3月，战斗主要在岳州一带进行，结果湘军大败，太平军乘胜攻占了湘潭。
　　曾国藩率水军想夺回湘潭，结果再败。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为部下所救。太平军伤亡也很大，于是退去。曾国藩率领湘军休整三个月后，又重新夺回岳州。
　　1855年，风云突变。本来在此前湘军已在水军上取得很大优势。可是此时太平天国派石达开进行西征。石达开率军夜袭九江湘军水师，烧毁湘军战船多艘，并俘获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再次投水，被人救起送至罗泽南营中。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趁机反攻，于1856年12月攻陷武昌。1859年，曾国藩开始把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曾国藩对进攻安庆采取了围城打援的策略。他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决定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
　　经过长期围困，1861年9月，湘军曾国荃部大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陈玉成战死，安庆被攻陷。
　　同年，咸丰帝病逝。10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发动 "辛酉政?quot;，夺得最高统治权。为了尽快扑灭太平天国等起义，1862年，慈禧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藩于是加紧了对苏南、浙江的进攻。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包围了天京。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攻陷天京，并纵兵对天京大肆烧杀抢掠。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
　　清政府得知后，论功行赏，对一百二十余位在攻占南京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当然，对曾氏兄弟尤其嘉奖。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并赏戴双眼花翻;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邻。
　　曾国藩此时可谓权倾一时，尤其是曾国荃进兵雨花台后，湘军人数达十余万。所谓功高震主，此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曾国藩毕竟是一位饱读经书、深请历史经验的人，他意识到要保全性命，只有退让。于是曾国藩上书请求裁撒湘军，还代曾国荃奏请回老家养病。几天后，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的奏请，对曾国藩也就放心了。曾国藩于1864年10月设两江总督衙门于英王陈玉成府内，正式任两江总督。

　　太平天国失败后，其余部赖文光等仍然转战各地，并与张宗禹的捻军相会合，对部队进行整编，形成了新捻军。1865年5月，在山东荷泽西北高楼寨，新捻军将围剿捻军多年的僧格林沁击毙，并歼灭其所部七千余人。情政府大惊，急忙宣召曾国藩，命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师剿捻。曾国藩根据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决定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坐镇徐州，并在临淮、周口、济宁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跟踪追击捻军。但是，捻军兵分东西两支，往来穿插，纵横驰骋，清军仍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866年9、10月间，捻军两度攻破清室河防。曾国藩自认 "剿捻无功"，于是奏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剿捻"一事由清政府另派钦差大臣接替。于是清政府命他南返仍任两江总督，以李鸿章来接替曾国藩继续镇压捻军。  
  
六、洋务之父

江南水师学堂旧址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学习西方和 "求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派，进行了内容繁多的洋务活动，如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学校，开办民用工业、新式学堂等。虽然曾国藩进行活动不如李鸿章、左宗棠多，但是曾国藩却是最早进行洋务运动的，所以被人称作中国"洋务之父"、"近代化之父"。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国事日非。曾国藩忧心忡忡，他意识到中国要自强御敌，必须船坚炮利，而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在1860年12月19日的奏稿中，曾国藩说道:"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quot;此时，曾国藩己经喊出了兴办洋务的第一声。
在洋务运动期间，共创办过二十多个军事工厂，而其中最早的就是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1861年，曾国藩攻陷安庆后，便创办了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由此，曾国藩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
　　曾国藩并不满足于制造枪炮。在他的支持下，1864年初，徐寿、华衡芳等人在安庆军械所造成了中国第一艘木质轮船 "黄鹄"号。曾国藩十分高兴，计划 "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把安庆军械所迁到南京，但是没来得及办厂。1865年，容阂从美国买回机器，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了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之一江南制造总局。  
　　除了这些之外，曾国藩还创办了翻译机构和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1871年，曾国藩还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其中包括詹天佑。这对我国以后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虽然曾国藩的洋务活动不是很多，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却是创始者与带头人，所以，他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七、抑郁而亡

　　曾国藩多年以来，视力微弱，常患晕眩之症。剿捻无功而回任两江总督之后诸事棘手，心情沮丧，忧思过度，身体愈衰。1869年又北上出任直隶总督，日理万机，更加劳累过度。1870年，右眼失明，更是雪上加霜。可是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天津教案。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士在天津望海楼修建教堂，为显示其 "慈善"、"文明"，还开办了"仁慈堂"，收养弃婴和孤儿。但是该堂在1870年不断发生婴儿失踪、死亡等事件。于是天津百姓与法国天主教发生冲突，打死了法国传教士丰大业等二十多人，并焚毁教堂等外国驻华机构。这就是天津教案。该事件完全是法国传教士借传教之名欺压中国百姓所致。
　　案发后，列强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示威。清政府于是派曾国藩处理此案。曾国藩屈从于列强压力，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八十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还决定由清政府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道歉。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朝野皆指责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曾国藩完全是按清政府的指示去处理，而此时却成为替罪羊。这令曾国藩深感难堪，倍加寒心。
　　1870午冬季，曾国藩在一片咒骂声中离开北京，回到南京，第三次就任两江总督。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
　　朝廷得知曾国藩病死任上，遂辍朝三月，追赠他为太傅，溢以文正，谁人京城昭忠寺、贤良寺，并在原籍、南京等地建立专祠，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给予他汉族大臣中最高的礼遇。

寒江独钓

小时候看过《曾国藩家书》，透着严谨和正气，不得不叹服。
是我最欣赏的封建臣子。

春风吹又生

如果说李鸿章意识不到制度对国家兴亡的重要是因为历史局限的话，那么在今天，如果有人还意识不到的话，那只能说是一种悲哀了！

ozbird

晚清的人不容易，中国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威胁。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慈禧，如果放在别的朝代，也未必感觉这么差了。至少在同治时期治理的还算不错，有了同治中兴，但是列强虎视，这个中兴的效果就无法持久了。

我是老人

晚清. 最让人心疼的就是李鸿章.

真不知道他图什么? 为了一堆破烂. 嗷血的干活?  

为了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

还有那个跳海.写觉醒录的陈天华.

猛回头.  今日中国却仍然不肯回头.

只是. 还有谁会象晚清的猛人们 ,爱她想她?

[ 本帖最后由 我是老人 于 20-3-2009 22:1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