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越是拥有资源，越是得到人民的服从，他们的防备就越强，他们就变得越强大，摧毁和破坏的能力就越强。即便如此，如果不给他们资源，也不服从他们，那么无须抗争，也无须挥拳，他们就会变得赤身裸体，手无寸铁，无足轻重——犹如失去水分或营养的树根，难免干枯死亡。——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1577
第一章
俄罗斯，1905年：人民罢工
无声的坦克
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二个夏天，俄罗斯正处于一片平静之中。在一个漆黑的周日夜晚，艾多奇莫夫（Sergei Evdokimov）少校被紧急警报的声音吵醒。凌晨三点，他和驻扎在莫斯科城外的装甲部队一起等待命令。命令不久就来了。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的时候，营长命令他们沿着明斯克公路（Minsk Highway）开进莫斯科，占领阵地以封锁蜿蜒流过市中心的莫斯科河(Moscow River)上的两座桥。虽然他们的武力直指俄罗斯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但少校和他的人马仍然毫无异议地服从了命令。于是，1991年8月19日周一早上八点整，艾多奇莫夫命令他的坦克纵队出发。1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扎弗洛特尼（Valerii Zavorotnyi）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说，“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扎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道全都在播放古典音乐，从多年来的经验看，这是国家确实发生了重大事件的常见信号。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播音员，宣读了由一群自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高层官员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一开头说道：“同胞们，苏联公民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委员会保证将结束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它的“一号决议”禁止罢工和示威，宣布接管大众传媒，并且暂停政党和组织妨碍“正常化”的一切活动。2
苏联广袤土地上的人们都被从电话、收音机或电视中，或者从惶恐不安的邻居那里传来的同一则消息吵醒了。但是没有人感到十分意外。几个月以来一直有谣传说共产党强硬派准备发动政变，以扭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现在噩梦似乎成真。苏联公民在过去五年中获得的喘息空间即将在枪口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导人刚开始发布命令，人们就开始反抗他们。第一个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拒绝批准紧急状态后被软禁在他的夏季别墅里。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则不那么容易被控制。叶利钦躲过派去逮捕他的克格勃探员之后，便赶往其政府总部白宫。中午，他爬上外面的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接着他在电台讲话，他提醒全国的士兵说：“在这做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住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决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决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3
叶利钦用其言行敦促人民反抗政变。午后不久，莫斯科人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墙外举行小型示威活动，并且在地铁内张贴叶利钦的呼吁的影印本。不久之后人们聚集在白宫外，用建材、电话亭和手边所能拿到的其他东西搭起路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自己的小汽车来加强这道壁垒。
一列坦克沿着加里宁大街（Kalinin Prospekt）轰隆隆地驶向白宫时，人们在道路上形成一道人链。他们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别对自己的人民开枪！”一个老人喊道：“你们知道，我工作了一辈子-整整一辈子-来养活这支军队，现在你们却掉转枪口，拿枪口对着我！”这句话正合时宜；指挥官将引擎熄火，队列中的其他坦克也跟着照做。人们纷纷爬上坦克，把糖果、面包和牛奶拿给里面的士兵。
艾多奇莫夫少校和他的连队停在紧邻白宫的加里宁斯基桥（Kalininskii Bridge）附近时，从搭建路障的民众那里得知了政变的消息。少数示威者咒骂他们，称他们为法西斯，其他人——其中包括少校的一位熟人——则试图说服他倒戈加入叶利钦的阵营。这位三十六岁的职业军官不知如何是好。考虑抗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在开往市中心的路上下定决心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武。他宣布：“我要留在这里，我得到了命令。但我们不会枪击或镇压任何人。我保证。”4
艾多奇莫夫和他的部下原地滞留了几个小时。晚上七点左右，一名俄罗斯国会议员出现了，他要求少校去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对话，鲁茨科伊是一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正在组织白宫的保卫工作。鲁茨科伊告诉了少校戈尔巴乔夫被捕和叶利钦呼吁抵抗政变集团的消息，然后请求他帮助保卫白宫。艾多奇莫夫回答道：“给我下命令吧，我会帮助你们的。”然后艾多奇莫夫回到他的连队，带领坦克队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往白宫，现在飘扬在坦克上的是俄罗斯的三色旗而不是苏联的镰刀铁锤旗。
许多记者也拒绝屈从。周一晚间，政变集团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年轻的记者玛基娜（Tatiana Malkina）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便揭去了政变集团正在极力编制的合法性面纱：“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发动了一场政变？”那天晚上，整个国家都从官方新闻节目《时代》（vremia）的五分钟报导中了解到了莫斯科的路障和叶利钦在坦克上的呼吁。遭禁的报纸把新闻传真给活动人士，由他们当街散发。
政变策划者期望展示武力能够吓阻反对声浪。的确，多数人都持消极态度，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一样；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享受他们的假期，很少关注新闻。叶利钦呼吁全国罢工获得的响应很少。不过前往白宫的人已经够多了，其他城市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抵抗据点，因此政变集团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顺从。这些普通市民通过张贴传单、参加集会、修筑路障和在坦克上涂鸦来显示他们不惧威胁。
周二约有十万人鼓起勇气前往白宫参加集会；当时已有更多军队加入了保卫白宫的行列。帕韦尔•格拉乔夫(Pavel Grachev)和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等高级军事指挥官都宣布支持叶利钦，就连克格勃高级官员也都明白表示不会参加屠杀。最后，政变集团没有下令进行原本准备于周二晚间发动的攻击。到了周三早晨，政变已经失败了。
这些在1991年八月走上街头的男男女女，为俄罗斯人要求政府反映人民意志的长期斗争写下了新的篇章。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在莫斯科市中心修筑路障抵抗专制统治的俄罗斯人。八十年前，就在离白宫现在的位置不过几个街区的地方，在长达一年的民众反抗动摇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之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于1905年十二月与武装士兵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过就在他们挥舞枪支的时候，军队扫射杀死几十名民众——因而遏止了俄罗斯的首次民主革命。在那一刻之前，俄罗斯本来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坚持用非暴力行动来争取基本权利的国家。不过其开始的那一天与其结尾的那一天一样：都发生了暴力。
血腥星期天
神父与工人
1905年一月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周日早晨，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工业区，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神父站在数千名工厂工人面前。沙邦（Georgii Capon）神父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携带武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十一点过后不久，群众向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吟诵祷告文。前排的游行者手持十字架、圣像、该国统治者的画像和一面写着“士兵们！勿对人民开枪！”的横幅。他们的目的地是皇室的冬宫，在那里与来自该市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汇合，总人数超过100,000人。然后他们将在冬宫外广阔、有着古典对称性的广场上，在俄罗斯帝国首都的中心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5
他们携带的请愿书题为《卑微忠贞上奏书》（A Most Humble and Loyal Address），由沙邦起草。开头为：“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向陛下寻求正义与保护。我们生活贫困，饱受压迫，背负重担……陛下不能对自己的臣民撒手不顾……请允许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把他们从无法忍受的官僚压迫中解放出来。请铲平将陛下与臣民隔开的那道墙，与人民共同治理国家……”6
沙邦的追随者晋见他们统治者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祈愿。他们的请愿书中列有十几项要求，例如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然而请愿书也超越了工人的不满，纳入了会触及帝国中每个人的政治主张。它要求言论、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召开由普遍和平等的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请愿书坚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请求，其余一切均以此为基础。”
游行者其实是在要求沙皇结束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时代。1905年仍然有效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第1条简明扼要地规定：“全俄罗斯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独断和无限的权力。”一位贤明的沙皇会听取臣民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但不会与人民分享权力，也不会让自己的权力受到独立于自己意志的公民自由的限制。他的臣民在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有国家在插手：审查官决定报刊杂志刊登哪些内容，地方长官可以不经审判就下令拘捕任何人，最单纯无害的社团或俱乐部也会被禁止。简而言之，独裁统治意味着人民没有权利。
沙皇对该制度的热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拥有反映在神圣传统中的神授君权。俄罗斯有产业工人、资本家、现代政治思想家和艺术运动，但尼古拉二世仍然被各种旧时代的文物所包围。他坚持公文必须使用古法拼写，他举办化装舞会，舞会上人人都穿着两百年前的古装的仿制品。他宁可待在有传统的木头建筑和蜿蜒小径的莫斯科，而不愿居住在位于更新、更欧化的圣彼得堡的巨石皇宫中。在尼古拉二世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在现实中的话——他对他的臣民犹如父亲对待孩子一般，受到彼此的情感和在上帝面前的义务的约束。7
但是一些俄罗斯人想要扫除这种幻想，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渴望政治改革已有半个多世纪。自从1825年的军官起义以来，各种小集团就不时密谋要把国家从绝对主义之下解放出来。1881年，民意党（People's Will）设法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尼古拉目睹了祖父的死亡），而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的“战斗组织”（Battle Organization）——在二十世纪初日趋活跃。
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拒绝恐怖主义，而是试图组织工人农民来进行民众抗争。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社会主义者也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鼓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的工人。还有一些人则一心想说服政府进行自我改革。二十世纪初，在许多地主、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场自由运动，他们用合法和非法的公开集会和出版物来要求制宪和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因此，沙邦神父的请愿诉求——自由工会、公民自由、民主——都是革命派和自由派团体的呼吁中早就出现过的诉求。沙邦的请愿行动之所以非比寻常，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结束独裁统治的要求首次来自不成熟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政策本身也助长了这场运动。
政策制定者之一是莫斯科政治警察头目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祖巴托夫曾与激进分子有来往，然后成为警察的线人，他担心国家在争取工人拥护的斗争中会输给革命派。他抨击高官中十分常见的自满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工人多数来自农民家庭，自然也会反映出农村盛行的保守观点。圣彼得堡的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参与组织罢工粉碎了这一神话，也促使祖巴托夫想出一个新计划。他和上司争辩道，工人确有不满，但只有他们认为国家不是敌人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继续保持忠诚——于是他获得内务部批准，在警察线人的监督下在几个城市的工人中建立由国家资助的互助社团。国家而不是革命派会带领工人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祖巴托夫的策略被证明是具有爆炸性的。他的组织卷入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纷争，而且事实上还在许多地方组织了罢工。愤怒的雇主向内务大臣普列韦（V. K. Plehve）大肆抱怨，于是普列韦在1902年底把祖巴托夫调到圣彼得堡。但这没有阻止祖巴托夫，他在首都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圣彼得堡机械工业工人互助社（St. Petersburg Mutual Aid Society of Workers in the Machine Industry）。8
被吸引到这个社团中的年轻人之一是个名叫法纳雪夫（N. M. Varnashev）的二十八岁工人。他从十二岁起就在一个城市的工厂工作，那座城市在过去十年中涌入了成千上万放下犁头拿起工厂工具的农村移民。这些工人大多不识字，仍然相当淳朴，他们拥挤在出租房和简陋的工棚中。但是没有工会来为他们争取利益，罢工是非法的，因而很冒险。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在渴望某些更好的东西。9
法纳雪夫在操作机床时经常浮想联翩，他问自己：“你要是丢了这个工作而且不能马上找到新工作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年老体衰了呢？”与许多工人不同，法纳雪夫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处境；他热爱读书，而且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甚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作为技术精良的金属工人，他拥有该市数一数二的高薪，还设法在该市较为高级的社区附近找到了住处。他甚至还用部分收入购买了一种叫做自行车的新潮玩意。10
1902年秋季的某一天，法纳雪夫（当时还在学骑自行车）骑车拜访住在聂瓦河(Neva River)对岸的朋友和同事斯特帕诺夫（Stepanov）。法纳雪夫在几次擦伤手和膝盖，还撞到一位苹果小贩之后，终于到达了朋友的住处。他被介绍给一个叫克拉朵菲可夫（Kladovikov）的人，克拉朵菲可夫告诉了他一个正在工人中酝酿的计划：组织和莫斯科类似的互助基金。克拉朵菲可夫邀请他参加下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步，法纳雪夫走上了一条使他和成千上万圣彼得堡工人一起，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公然对立的道路。11
祖巴托夫为圣彼得堡的工人社团招募的领导者之一就是沙邦，沙邦几年前在丧妻之后从家乡省份来到首都。沙邦来自农民家庭，对在城市里遇到的穷人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他在神学院学习期间还曾在孤儿院工作。他在城市弱势群体中的声望与日俱增，最后引起了祖巴托夫的注意。12
沙邦具有超凡的魅力和复杂的个性。他的个人魅力使他赢得了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信任——从沙皇的官员到煽动反对沙皇的人。他的讲道可以令人感动得落泪，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内心的光芒”。他慷慨大方地对待在祖巴托夫的社团中遇到的工人，没有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沙邦的激情不受有节制的使命感的控制。他的个性冲动而善变，这使他经常背叛他说服别人给予他的信任。13
沙邦成为祖巴托夫的社团聚会的常客，他不但细心聆听，还鼓励工人说出心声，有时还会加以评论。到1903年春天，他已经与包括法纳雪夫在内的几名重要成员成为朋友，法纳雪夫敦促他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沙邦谢绝了，圣彼得堡许多工人也对当局感到怀疑，不敢参加在警察的控制之下活动的组织。到了1903年底，该社团濒临瓦解。但是沙邦和法纳雪夫等人却忙着成立了一个名为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及磨坊工人协会（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的新组织。
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一样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认为这或许会转移工人对劳资矛盾和革命派的煽动的注意。但是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沙邦说服官员相信警察线人在场会使工人不敢参加圣彼得堡的社团，他们同意让警察退出工人协会的日常活动。沙邦全权负责监督协会事务，并保证将工人的精力引向有益的方向。14
神父最初可能没有政治意图。他曾与该市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打过交道。后来他说：“他们开始信任我，一些人向我坦承自己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我当时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变革。”工人协会背后的驱动力是爱国主义，他在交给警方的备忘录中解释道：“基本思想就是在工厂和磨坊工人中间筑一个巢，”他告诉他们，“如此一来，健康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雏鸟便会展翅保卫他们的沙皇和国家，帮助自己的工人同事。”15
工人协会的领导者被称作“责任圈子”，多数是技术精良、已婚和相对富有的金属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业区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协会成员们拿来了家具和书籍，还找来一架便宜的钢琴，挂上沙皇的肖像。有些晚上这里开会，另一些晚上则有讲座、音乐会或舞会，有时人们只是闲坐看书或下棋。协会还组织了一个互助基金，并且在劳资纠纷中代表会员出面交涉。不过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不同的是，协会避免罢工。表面看来工人协会完全不涉政治，证明官员们对沙邦的判断力和可靠性的信任完全正确。16
不过，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种自助活动的表象下面的真实情景，一定会感到震惊。虽然沙邦早期的观点在对沙皇的个人忠诚和反对独裁之间摇摆，但使工人协会卷入政治的鼓动者却另有其人：卡列林（Aleksei Karelin），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以前为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Marxist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SD） Workers' Party）党员，19世纪90年代曾经遭到逮捕和短时间流放。卡列林和他的伙伴们对社民党的策略早已不抱幻想，他们欢迎工人协会所提供的在合法的外衣下不用担心警察骚扰地接触工人的机会。他们把多年来的组织经验和法纳雪夫所说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带到了该市的工厂工人中，当时沙邦并不喜欢这种影响。17
在最初的猜疑之后，沙邦终于像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一样赢得了卡列林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信任。晚上十点左右，责任圈子的会议结束之后，沙邦会邀请包括卡列林一伙在内的少数工人去他的住处，他们抽烟、喝茶、聊天。在这些午夜聚会上，沙邦流露出逐渐向这些在工人协会中担任关键职务的新成员的颠覆性政治观点靠拢的倾向。18
1904年三月，沙邦邀请卡列林、法纳雪夫和另外两名工人协会核心成员到他的住处，要求他们发誓保密，然后拿出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俄罗斯帝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纲领。政治诉求包括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立即特赦所有因为信念而遭受折磨的人”。社会诉求包括工会合法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人参与起草社会保险法和为农民重新分配土地。这正是卡列林一伙一直敦促沙邦拟订的纲领，它成为工人协会的“秘密纲领”。19
“痴人说梦”
“秘密纲领”在工人与在圣彼得堡发酵的更广泛的反对力量之间建立了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报刊和其他严肃的论坛上委婉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但在1904年，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权的另外一些潜在反对者。这一点在教育工作者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变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两次会议向学生和工人开放，会议迅速变成了政治讨论会。发言者呼吁公民自由和组建工会的权利。结果警察解散了教育大会，逮捕了组织者，而医生大会则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与会者对被迫提前散会感到怒不可遏，对试图压倒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军乐队扔椅子。20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代表们正在抵达首都参加解放同盟（Union of Liberation）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同盟是富有的贵族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多年来，贵族们一直试图让地方议会（zemstvo）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他们的所有请求，还将其称之为“痴人说梦”。不过，徒劳的努力会导致手段的改变，许多从前的革命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准备加入这一新的运动。解放同盟刊物的宗旨里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联合。”21
1904年的两起事件有助于激起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的变革愿望。一月底，日本袭击了俄国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使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到达顶峰。战争几乎立刻给俄国带来一连串丢脸的败仗，暴露出军事技术的落后和指挥官的无能。原本已经对政权的冥顽不灵和高压统治深感灰心的舆论，现在更是紧咬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不满情绪不断走高的气氛中，恐怖分子于七月暗杀了不得民心的内务大臣普列韦。接替其职位的梅斯基王子（Prince Sviatopolk Mirskii）认识到政府和该国精英之间敌意的裂痕不断扩大，他深感政府必须与温和派“和解”。有关梅斯基的和解态度的传言唤起了民众对改革的希望，而他放松对公共活动的控制也给了自由派畅所欲言和进行组织的新机会。在这个新近扩大的政治舞台上，解放同盟人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22
反对派在以代议制立宪政府的单一诉求扩大了队伍之后，现在开始邀请地方议会的杰出领袖来推动这一主张。第一届地方议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设立有实权的国会，而这与独裁政治的本质完全相悖。23
为了使运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给异议活动提供掩护，解放同盟人士从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宴会，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其中一场晚宴：“参加人数超过600人——作家、律师、‘地方议会的人’，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有直言不讳的演讲，与会者一同高喊‘打倒独裁！’‘制宪会议万岁！’和‘给我们宪法！’……气氛热烈，非常民主。”各地的宴会强化了变革的激情，还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无拘无束的演讲。24
解放同盟影响到了右翼的温和自由派，还有它的天然支持者城市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又把手伸到了社会主义者当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同盟致力于实现充分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宪政改革纲领。到年底时，解放同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代表俄国社会广泛的阶层，包括该国许多德高望重的公民了。25
尼古拉二世对日益增多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整日沉浸于宫廷庆典和琐碎的行政事务，而且由于他惯于根据个人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亲疏来任命官员，政府的政策也就经常跟着大臣得宠和失宠来回摇摆。不过他的内政大臣却非常关注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梅斯基告诉沙皇：“就我看来，大多数善良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俄国的法制，宗教宽容和参与立法工作，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的法律或者根据某位部长的臆想发布法律。”他于十一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改革措施，建议扩大地方议会选举的范围，取消对出版物的事前审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都不足以瓦解沙皇的统治基础，但是足以分裂反对派，平息政治改革的呼声。26
不过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最终发布的谕令与梅斯基的建议相差甚远。谕令没有保证进行改革，只是含糊地承诺愿考虑进行若干变革，而且只字未提议会的事。沙皇坚决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次日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威胁说，如果再有公众骚乱或反政府示威就要进行镇压。梅斯基提交了辞呈并且告诉沙皇：“治国而无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27
十二月的谕令不仅把温和派及其对有序渐进地改革体制的希望拒之门外，也暴露了解放同盟的策略的局限性。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德高望重的公民的想法置之不理，只要他坚决反对任何削弱独裁权力的企图，那么无论抗议声音有多大，表达得有多么清楚，仅靠抗议都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仅仅反对独裁制度是不够的；反对派必须推动政权进行改革。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及自由主义反对派都未能察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他们脚下快速形成，这股力量就像出乎意料的冬雪消融一样，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他们脚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国都听见”
与律师、教授、地主和知识分子们引人注目的异议活动相比，沙邦神父和朋友们建立工人协会的工作很难掀起波澜。不过，工人协会在水面之下迅速发展：到了秋天，协会已有超过7,000名会员和11个地方分会，都保持着非政治的外表——其实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淹没了工人协会。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解放同盟、地方议会和晚宴活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法纳雪夫写道：“这一切都成了工人协会各分会完全合法和令人满意的宣传煽动材料。”解放同盟成员到工人协会来演讲，其中有几个人私下会见了沙邦。卡列林一伙和自由主义者都在推动同一件事：工人必须参加反对独裁的运动。28
11月28日晚间，在士兵们血腥攻击示威学生之后，包括工人协会地方分会领导在内的大约三十五人挤进沙邦那憋闷、光线昏暗的寓所里。神父向他们介绍了“秘密纲领”，然后要求不赞同的人退出会议并保守秘密。留下的许多人希望采取直接、激烈的行动，而不仅是发声明或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但是大家都同意一点，”法纳雪夫回忆道，“如果工人们要发声，那就不该只让政府听到，而要让全俄国都听到。”于是他们决定由沙邦来起草请愿书内容并策划公开呈递的方法。29
沙邦寓所中的会议带来的更多是讨论而不是迅速的行动。但很快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摊牌。十二月初，四名在俄国第一大工厂普提洛夫金属工厂（Putilov metal factory）工作的工人被解雇或受到解雇的威胁。沙邦将其视为一项挑战：如果他不能让工人复职，组织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还可能遭到其他专横行为的打击。十二月的最后几天里，工人协会领袖拜访了该市的首席工厂督察、普提洛夫工厂厂长和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另外两人都用十分粗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的制裁手段：罢工。30
在1月2日星期日这一天，6,000名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在工人协会纳尔瓦（Narva）分会开会，投票决定次日罢工抗议解雇。到了星期二，他们已经关闭了工厂，使超过12,000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是：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来监督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停止加班和免费医疗保健。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者开始走访其他工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超过400家工厂的1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31
工人协会领袖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还可以采取攻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新主张。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由于又一次军事挫败——旅顺港海军要塞的沦陷——的消息刚好传到首都，政府的威望跌至新低。1月6日星期四，沙邦宣布了他的计划：他将率领一支和平但庞大的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前往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冬宫外的宏伟广场，在那里向沙皇本人呈递请愿书。游行将于1月9日星期日举行。32
沙邦的请愿书全盘纳入了“秘密纲领”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民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八小时工作制。沙邦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加入了一条更进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要求：一个由普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议会。这项主张反映了沙邦过去一年的思想变化——在卡列林一伙、自由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的影响下——而且与解放同盟的民主政治秩序目标非常接近。33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办公室成了罢工的神经中枢。在法纳雪夫所负责的维堡（Vyborg）分会，一群又一群罢工者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工人协会会员则帮他们起草要交给老板的罢工要求。星期四，分会领导人开始告诉人们游行的事，并且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同请愿书一起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工人协会会员与罢工者混在一起，鼓吹把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与更广泛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结合起来。法纳雪夫等工人协会领导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在会员中进行的谨慎的政治游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34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种激动的情绪感染着参加城市各处的室内会议的罢工者和工人协会领袖。一位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描述一次会议时写道：“会议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宗教般的迷狂气氛中，成千上万人连续几个小时人挨人地站在燥热、密闭的会场里，如饥似渴地聆听工人们毫无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会上，演讲者问群众：“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受我们，也不想读我们的请愿书——我们该如何回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35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计划举行游行的消息星期四才传到政府。沙邦预先把请愿书寄给了许多官员。沙皇的大臣们决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接受请愿书；事实上他已经离开首都，前往附近沙皇别墅的皇宫。他们还决定不宣布戒严，因为财政大臣正在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洽商一笔急需的贷款，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吓跑金主的事。相反，政府计划展示军力，用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路。他们安慰自己说，游行者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拦就会撤退，既不用让步，也不用流血。政府于星期六发出警告：“不容忍街头集会或游行……为防止群众骚乱将依法采取果断措施。”36
星期六晚上，沙邦与法纳雪夫等人开会商讨准备工作。沙邦担心革命派会试图改变游行的目的，携带红旗和激起暴力。因此他们决定禁止携带武器，以免给政府暴力攻击游行者制造借口，沙邦当晚撰写了一封致沙皇的信笺，向沙皇保证亲自接受请愿书不会有任何危险。游行领导者还制定了发生暴力事件时的应急计划，并要求卡列林的妻子组织工人协会的女会员照顾受伤者。最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合影。37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以殉道收场，因此交换了亲人的姓名，以便在罹难时有人通知家属，还写下了诀别信。工人协会主席瓦西列夫（Ivan Vasil'ev）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纽莎（Niusha），如果我没有回来，如果我被杀害了，纽莎，请不要哭泣……把瓦尼乌拉（Vaniura）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他们也为其他游行者的牺牲做好了准备。法纳雪夫所写的关于周六晚间聚会的文章说：“大家都承认他们对过程中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没有人怀疑”当局会使用暴力。另一个人写道：“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好过百年的痛苦。”38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动机混杂在一起，使反对运动更加强大，“全俄铁路职员和工人工会”（All-Russian Union of Railroad Employees and Workers）就是其微观表现。工会组建于1905年四月，已经从经济问题转向关注能够使总数超过700,000名白领和蓝领铁路员工团结在一起的政治目标。七月，工会决定推动政治性罢工。几个月以来，准备工作进展甚微，但到了十月初，当九月份开始的罢工浪潮逐渐退去的时候，莫斯科的工会领袖终于要求各条线路的铁路员工于10月4日开始罢工行动。64
圣彼得堡的罢工者虽然与其他市民一起参加总罢工，但作为反抗现政权的一股力量，他们也有与众不同之处。社民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从夏天起就催促工人成立基层组织。孟什维克不是等待国家实施改革，而是希望工人采取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非暴力斗争中，群众运动的行为方式。10月10日，他们号召首都的工人选举代表组成彼得堡全体工人委员会（Petersburg General Workers Committee）。三天后，40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两天后的第三次会议有来自将近100家工厂和许多工会的266名代表参加。10月17日，委员会投票更名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74
沙皇苦苦思索了几天。他问特列波夫的意见，特列波夫建议他按维特的建议做。但是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却选择镇压，并让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担任军事指挥。但是大公极为激动地威胁说，如果沙皇按此方针行事，他就在沙皇面前开枪自尽，沙皇这才改变注意，决定签署宣言，承诺改革。这项文件立即发布，当晚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经过这么一天之后，我觉得头脑沉重，思维混乱。求主帮助我们，拯救俄国，使俄国实现和平吧。”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