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志在海外

jiama

留美十六年看海外中国同志生活状况的变迁

二　言

◇　引言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同性恋在国内是个禁忌话题。与此相比，欧美同性恋生活空间要大得多，同志聚会场所如酒吧等在各个城市公开存在。同志社区内还有报纸、杂志和热线电话等，帮助大家相互认识。虽然各大中城市都有着相当规模的同志社区，但说起固定的亚裔或华裔同志社团，只有纽约和旧金山等大城市才有。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一些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同志，而大陆同志的出现并日益增多，则是国内开放公派和自费留学后才发生。

　　美国向来被称为民族的大熔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及其后裔，各种肤色的种族并存，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也同样呈现在同性恋人群中，甚至还衍生出一些有趣的称谓，比如只喜欢白人同志的被称为“土豆皇后”（potato queen，“皇后”是对男同性恋者的谑称，而土豆是西方的最常见食品），只喜欢亚洲同志的非亚裔同志被称为“米饭皇后”（rice queen，米饭是亚洲餐饭的主食），喜欢黑人同志的被称为“巧克力皇后”（chocolate queen，黑人的肤色近似巧克力），喜欢拉丁美洲裔同志的则被称为“塔可皇后”（taco queen，塔可是一种玉米粉薄饼，烘干后夹馅食用，是拉丁美洲的常见食品）。假如亚裔同志只喜欢黄皮肤的本族同志，那就是“糯米”（sticky rice），因为糯米最容易相互粘连。

　　美国对于亚裔同志有着刻板的印象，认为他们喜欢傍“洋白老”。这里面有着深层的文化和社会原因。首先，东方人比较注重感情，对于对方年龄和体格的要求没有像异族同志这样注重。由此而来，一些年龄偏高的白人同志就倾向于认为年轻的亚洲同志比较容易接触，也较有勇气对年轻的亚裔同志表达爱慕。另外，挣扎于海外的人普遍有着强烈的漂泊感，无论念书还是就业都心存忐忑，因此靠傍“糖爹”来获得经济和心理上的安全感是不足为怪的。我认识的一位成都同志曾在同性恋媒体上登出了个人广告，并大胆地贴上了自己的照片。虽然他明确说明寻找年龄相当的朋友，但回信者几乎都年过半百，有的还以帮助找工作为名，希望以自己的“亚洲梦”来圆他的“美国梦”。另外，在海外和异族同志交往的机会较多，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中国同志，平时几乎难以在同志圈里碰到东方面孔。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异族同志圈里，伴侣双方年龄相差十几岁甚至更多也很常见，就好像不少年轻女性和比自己年长不少的男性结婚一样司空见惯。当然，笔者也碰到过一些爱好亚洲文化的异族同志，也爱屋及乌地偏好亚洲同志，其原因之一是心态上对亚洲同志的文化隔阂较少，而亚洲同志也觉得他们比较容易接近，因此双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为奇。笔者曾经碰到一位外表俊秀的白人同志，跟他的朋友圈交往几个星期后才恍然意识到，追随他身边的一位肥头大耳的香港同志就是他的伴侣。原来这位美国同志的母亲是位亚洲文化迷，家里摆满了亚洲风格的艺术品，使他从小深受亚洲文化的熏陶。有趣的是，这位朋友心目中的美男子必须有着佛像一般的慈眉善目和臃肿体态，所以一碰到这位其貌不扬的香港同志，禁不住地投怀送抱，而不解内情者难免会心生迷惑。

　　与外族同志交往可以加深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但传统观念的差异使东西方同志在寻求伴侣方面显出不同的要求，西方同志的征友广告注重于外形，而中国同志的措辞极富感情色彩，寻求终身伴侣的愿望也更强烈。对照一下两者的征友广告，从措辞中就可以看出爱情观的差异，异族同志的征友广告往往将自己的身高体重三围以至性爱角色一应俱全地列出，而中国同志则会含蓄一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同性爱者只能靠自己去熟悉西方文化，寻求接近与沟通，这其中必然要做出一些妥协。我认识的一位上海同志最喜欢吃中餐，也很喜欢烹饪，但烹饪中餐会起油烟，而异族人士往往对此相当忌讳，因此他和白人男友同住时，也基本只吃三明治和生菜；还有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同志，在家从来不放自己喜欢的邓丽君唱片，怕引起白人男友的厌烦。笔者曾经参加过一些以异族同志为主的社团联谊活动，最怕他们玩游戏，因为好多游戏涉及到美国流行文化，比如六七十年代的大众电视节目，等等，自己只能一问三不知。

　　我曾经碰到过两位于八十年代初来到美国的中国同志，他们都有过异性婚姻的经历，其中一位已经离婚。他们在交流中不免流露出生不逢时的遗憾情绪，因为现在年轻一辈的同性恋者在个人生活方面有着充分自由的选择，尤其在是否与异性结婚方面，而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却不允许。他们刚到美国时，虽然也听说过同性恋，但无从得知同志圈，即使闻悉同性恋酒吧，也不敢光顾。由于缺乏交流的渠道，他们内心的苦闷往往无以向人倾诉。有一位曾经光顾同性恋成人影院，一次看到一张东方人的面孔出现，倍感亲切，交谈后才得知对方是一位柬埔寨人。

１）成长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成长到现在，从未为自己的性倾向感到羞愧或者质疑。后来与同志人群的接触中发现，我的这种心态虽不十分普遍，但也大有人在。回想起来，这和成长期间缺乏性教育有关。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确实有其缘由。我是在文革结束前一年开始上小学，当时性知识教育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几乎是真空，这番闭塞也使自己闻所未闻对同性恋的道德谴责。从小学中年级起就开始感觉自己喜欢男生，到中学和大学后一直如此，但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更有趣的是，男生间中常听到一些带色的玩笑，而自己对女色无动于衷，不觉得有任何可乐之处，因此天真地自以为品行端正。

　　当时曾经在《辽宁青年》、《青年一代》和《读者文摘》（现改名为《读
者》）等杂志中读到一些零星而简短的有关同性恋的读者来信或者文章，至今仍有所记忆。第一次在书中读到具体的同性恋人物，则是高二时进入文科班后。当时几位要好的同学相互传阅台湾小说《大山母山别墅》，里面对一位同性恋人物的性心理做了细致详尽的描述，比如他如何暗恋姐姐的男同学，等等。阅读这番文字时，自己顿有蝴醍灌顶之感：“这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果然有同类人。高中时用影印本学英语，我曾读到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上尉》，里面描述一位军官对于一名下士的一厢情愿。在北京上大学时，同学间相互传阅一些原版英文小说，里面涉及到性描写时，自己关注的只是对男性身体细节的描述。那时候同学间私下传言校内有几对同性恋人，包括有一对女生，但除了好奇之外，自己并没有胆量去接近。

　　我常这样想：自己在性教育的真空中长大，没有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教与我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与错，我也无幸受到哪位男性长者的“诱导”，更没有经历过哪位女孩的感情伤害（以上是一些媒体和报人持定的“同性恋成因”）。假如我同性恋倾向的形成是因为上段提到的那些同性恋资讯的零星“误导”的话，那么在同时期接触到的异性恋资讯要多得多，为什么自己从不为这些过目众多的电影、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中的男欢女爱所动，性偏好反而不折不扣地指向了同性？可见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至少对我如此。多年后读到不少有关同性恋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养成的争论文章，我总觉得非常无谓──为什么这些所谓的专家不听听同性恋者自己讲述的经历，而硬要将自己的臆测冠以所谓的理论而振振有词呢？而基督教狂论同性恋成因，更是外行人信口雌黄的满纸荒唐。

◇　九十年代初

　　我于1991年来到美国，就读于北伊利诺斯州大学。大学所在的城市叫迪卡布，从芝加哥往西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学校环境非常优美，大约有两万名学生。由于是个大学城，城内的所有设施基本上是为大学提供服务。

　　来美国前申请学校时，申请材料上都印有大学规章，其中提及学校不会因为申请人的背景不同而采取歧视对待，而这些背景包括性别、年龄、种族、出生地、宗教、政治信仰和性倾向，有关性倾向的条文令我印象深刻。刚开始修课时，中国同学间盛传一位未婚的任课教授是同性恋，于是上课时格外关注他，但不觉得他有什么异样。刚开学时，学校让各个学生组织在图书馆前的小广场上摆摊位，以吸引同学们加入。我从校报上得知，同性恋学生团体也在其中，但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资讯是通过图书馆里的《村声》（Village Voice）报纸，该报纸的主要读者对象是纽约都市人，里面除了政论和艺术评论之外，还刊登不少色情热线的广告，其中不乏男同性恋热线，往往配以半裸的男模特照片。

　　1991年正赶上美国总统大选，由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对阵共和党的在任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当时提出，上任后将允许同性恋者公开从军。这番承诺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每天在新闻里都能看到。克林顿的参选掀起了有关政治正确的讨论，校报对此时有反映。上英文写作课时，老师也捡起了这个话题，叮嘱大家在写作中切忌使用对妇女、有色人种和同性恋者的歧视性语言。学期结束时要交一篇文章，题材和体裁不限，我当时的选题就是一篇有关中国同性恋者生活状况的小文章，不过是记忆加猜测而已，但还是得了个优。当时之所以选这个题，一来自己确实心有感受，二来更清楚除了老师和我之外，自己心底的这份秘密并不会有第三者得知。所以这番选题看似勇敢，实为谨慎的宣泄。

　　第一次感受到对同性恋的攻击，也是来自图书馆前的小广场。小广场上有个中心花园，中午天气好时，很多学生会坐在这里用餐休息，一位布道者也抓住这个时机，向大家传授福音。他声情并茂，激情万分，很引人注目，中国学生戏称他为“每周一吼”。我当时对《圣经》还缺乏了解，不能完全听懂他具体在讲些什么，不过从大多数旁观者的表情来看，大家好像只当是看戏。有时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也会陪伴而来，当他讲累时，妻子就上来用回答听众提问的方式来继续布道。记得有一位学生问他们如何看待同性恋者时，这位外表娇柔的女士回答说：“同性恋者该下地狱！”当时学生听众就发出了嘘声。第二天的校报还专门提到了此事，但基于言论自由的信条，校方对他在室外的布道行为只能听之任之。

　　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后，都会去参加教会活动，一般不是出于精神需求，而是因为很多地方没有固定的华人社团，反而是教会提供了一个让大家在随和的环境下相互认识和联谊的机会，因此我一直认为它的社交功能大于宗教功能。基于这个历史原因，也有不少华人团体源自教会组织。基督教在美国教派林立，其中以浸洗会势力最大，在华人社区中的渗透最深，影响也最大，各大学华人以中国同学为传教对象的查经班就是由浸洗教会主持。但浸洗教也是各基督教派中最保守的，我记得当时在一位中国同学家里看到一份华人教会分发的中文读物，里面就有一篇谴责同性恋的短文。尽管是谴责，也总算在中文材料中看到同性恋一词被提及，还禁不住将这篇短文多读了几遍。

　　大学的一个放映厅在每周四晚上放映非商业电影，以风格前卫的老片、独立制作片和外国片为主，主要以艺术专业学生为观众，但由于免费入场，所以会吸引一些中国同学光顾。当时我还没有听说同性恋文化这一概念，主流电影中的同性恋表达也是凤毛麟角，但在前卫电影里则时有所现，我平生所看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爱德华二世》就是在那里观得，当时也只是看了个懵懂。那里还放过一部七十年代初出品的《杀吸血鬼的勇士》，当里面一位同性恋吸血鬼追逐罗曼•波兰斯基扮演的年轻人时，我幻想着他来追逐自己的感觉。

　　国内人一般都听说过《花花公子》杂志，以刊登裸女照片为买点，是著名的男性杂志。与《花花公子》相对照，美国还有一份《花花女孩》杂志，则是专门刊登裸男照片，以女性为其主要读者对象（我后来听说男同性恋者也是）。最初看到裸男画面，就是在大学书店的杂志架上翻阅的《花花女孩》，当时兴奋、焦躁和兴奋夹杂一起，急忙环顾四周，生怕有眼睛盯见我。真正接触到同性恋媒介，则是在当地一家唱片店里的清仓货柜里淘宝时购得的电影音乐CD《莫利斯》（Maurice）。购买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只是因为便宜。打开CD后，发现印有一张两位男生席地相拥的剧照，但CD里附带的解说文字很晦涩，不过我猜想可能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当时自己没有车，不方便去录像店租，幸好该片属文学电影，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可以借到，于是趁室友们不在家的某个下午，将全片看完，当时心情的非常激动，后来又连看了好几遍，并在书店里买到了原著。接下来就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查找原作者E.M.福斯特的生平资料，才得知这位作家原来也是名同性恋者，而根据他的小说《印度之行》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改编的同名电影，都曾经在国内公映过。书中曾提及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电影中也反复出现《“悲怆”交响曲》的旋律，我于是阅读了这位作曲家的生平，得知他也是位同性恋，顿有如遇知音之感，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很喜欢他的音乐。我还顺藤摸瓜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裸体公务员》等同志小说，算是初涉同性恋文化。

　　中国同志到达海外后，遇到华人会倍感亲切，但对华人社区的许多活动却提不起兴趣，比如各大学中国学生会举办的春节联欢往往是当地大陆人的盛大聚会，但看着学生家属和孩子济济一堂，同志们就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和异性恋中国朋友聚会时，谈话内容不外乎打工、绿卡、父母来访的签证等，说起男欢女爱更是滔滔不绝，孩子和房子更是找到工作后的中心话题，中国同志自然与他们少了沟通的内容。

　　我碰到的中国学生中，年龄稍长的有对象或已婚的不在少数，但当时与我年龄相仿的男生中，没有谈朋友的还是占多数。不少人在出国前，一般不会确定恋爱关系，父母也支持这样的决定。和我同住和保持经常接触的中国同学基本上都是单身，大家都面临同样的性饥渴。所不同的是，异性恋同学能够直言自己的感受，而身为同志的自己总觉得有难言之隐。当时和几位中国留学生合租公寓时，他们提出合订《花花公子》以及《闺房》等色情杂志，我也附和着答应，但其实对杂志里面的裸女画页毫无兴趣。一到周末，大家会结伴去录像店租来色情影带一同观摩，当室友们对银屏上的裸女评头品足时，我的目光却紧盯着裸男的身体。

　　当时我的住所在市中心，离一家成人用品店只隔了一条街。一位室友在闲聊时提到，他在里面曾看到一个同性恋录像专柜，并顺带说自己感到如何如何恶心，等等。我当时虽然没有做出反应，却记在心里。有一个夜晚，我终于鼓起勇气，迈进了这家店，找到了角落面里的这个专柜。学生时期的我囊中羞涩，但还是咬牙花五十美元购得两盘毛片录像，也是趁室友们不在的下午时自我观摩。

　　当时大学里唯一能够读到的中文媒体是图书馆阅报室里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日报》（台湾出版）和《世界日报》（美国出版）。我从《中央日报》里得知，李安导演的《喜宴》和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都涉及到同性恋人物，于是翘首以待。这两部影片后来终于排进了市中心的艺术影院的档期，其中《霸王别姬》只映三场，我场场必到，这番热情一时在中国学生圈里传为笑谈。

　　平生第一次看到同性伴侣，是在一个冬夜的超市里。我看到两位美国男生推着一辆购物车，每拿一件食品时，两人都会低声相互商量一下，而不象我和室友那样，各推各的车，各管各买。那两位男生走出店门前，其中一位还关切地给另一位拉上脖链。直觉告诉我这是一对同性恋人，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我到美国的最初三年，在感情上几乎处于自我封闭。出国前，虽然内心隐约幻想在国外能够有所解脱，但当时和同志人群没有过任何接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何番光景，既没有设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道路如何，也没有幻想和哪位男士共渡一生，只知道自己不会结婚。再者，当时自己的社交仍然局限于中国留学生的圈子，根本无从获得有关同志的外部信息，也不知道何处有信息渠道。再者，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我基本上过着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并不留意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看电视新闻也仅为了训练英语听力，现在已经成为大众语汇的“同性恋者权益”、“同性伴侣”和“同性婚姻”等词，当时自己未有所闻。

　　多年后在新千年的某一天，我在网络上得知母校所在的迪卡布城通过了家庭伴侣法，开始为政府雇员的同性伴侣提供配偶福利，这在全美尚属少数，况且是在保守的中西部，令我怀旧中油生敬佩。

◇　九十年代中期

　　1997年下半年，我转学到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第一年在一位希腊裔老妇人家租了个房间。刚搬进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一位曾经在伊利诺斯州同校的成都朋友要去费城的公司赴职，开长途车经过匹兹堡，我于是邀请他在我的住处停宿一夜。那晚他只是睡地板而已，但第二天我送他下楼时，同一楼的美国室友从自己房间的门缝里露出一双发难的目光。“你室友以为我们是同性恋呢。”我朋友打趣说。也许我本来就认定自己是，因此也懒得去和室友解释。不过我们平时几乎没有照面的机会，纵然他反感同性恋，也纯属自寻烦恼，反正对我无碍无恙。不过倒是有几次看到楼上的另一位室友深夜带男生回家，等自己后来也有类似经历后，我才猜想他应该也是名同志，但当时和他除了在过道上照面时打个简短的问候之外，并没有任何接触。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学校图书馆的通告栏看到一个亚裔同志团体的传单，上面提到他们的成员有来自越南、菲律宾、韩国、日本、泰国和中国的两岸三地，当时就想象有一大群男子群宿交欢，心里既有些惊慌，又有些神往。

　　我所在的大学只有四五千学生，同志团体倒是很活跃，经常在校报上刊登广告。有一年“同志亮相日”到来时，校报邀请一些同志及其异性恋支持者出面登照片，本系的几位同志学生就勇敢地上了报，同时还有几位博士生和教授出于支持，也主动登上了报纸，我记得有一位博士生和他的妻子登出合照时，其标题是“百分百异性恋，百分百支持同性恋”。我曾对一名导师亮相，她当时的反应是：“我叔叔就是同性恋！他是我们家中最讨人喜欢的。”这位导师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她说当地的房地产商特别青睐同性恋客户，“因为他们一搬来，房产就会升值。”有一年暑假我去芝加哥游访时，特地去了城内的同性恋居住区“男儿城”一逛，其中有一条街的住户据说几乎都是同性恋者，果然大家把房子保养得美观而得体，相邻的建筑虽然风格不同，但又显得井然有序，相当和谐。后来游历了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的同性恋居住区，发现那里果然都是市内环境最安全、商业和服务设施最齐全，因而也是房价最高的街区。

　　邻校匹兹堡大学有三万多学生，他们的学生同志团体经常将活动通知贴到我们大学的布告栏里。我去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讲座，受邀前来的有作家、艺术家，有时还会有本校教授。记得有一位主讲人问道：“克林顿上台几年来，你们是否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在坐的学生都举起了手。我当时对美国政治还不甚了解，不明白换一位总统和同性恋者有什么关系，等到后来关注大选及各级选举后，才意识到同性恋者权益确实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当时从他们的校报上得知，校方提议为教职员的同性伴侣提供学费优待和医疗保险等配偶福利，但董事会有些成员表示反对，其理由是匹兹堡大学是公立学校，这方面要遵循政府的有关规定，而宾夕法尼亚政府并没有规定同性伴侣可以享受配偶权益。几年后我回想此事，认为这些校董肯定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持反对态度，但又不必明说，因为以此为由来反对同性恋，在大学里没有什么市场，而且匹兹堡大学既然是公立，搬出宗教作为反对的理由，更有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之嫌。

　　我当时就读的公共政策学院里共有十六名博士研究生，包括我在内有四名同性恋者，其中一位从事的就是同性恋方面的研究。除了本系之外，我在商学院修课时，共有八名学生同班，其中一名以色列男生也是，起初我并不留意，但后来认识一位北京同志后，这位以色列同学曾经向他示爱。我在修认知学课程时，全班共有八名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一名来自荷兰的女同志，她曾经在“同志亮相日”那天的校报上登出自己的照片。学院的老师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非常开明，当电视演员艾伦•德坚内丝在电视上公开亮相时，我的三位导师（都是异性恋）还专门举办了庆祝晚会。有一次几位女生说她们上个周末曾去市中心的舞厅寻欢作乐，于是一位韩国男生问哪家舞厅的舞曲最棒。“一家名叫猎神的舞厅最好，但这是家同性恋舞厅，你在那里是钓不到女孩可以带回家的。”一位意大利女生说。看来异性恋者上酒吧舞厅也是为了钓人，我们大可不必认为去酒吧或者舞厅钩人只有同性恋者做得出来。

　　六年的学业生涯中，所修的数理和分析课程为日后工作打下了技能基础，但对于我的思维影响至深的则是一门社会心理学的课程。和大多数研究生课程一样，该课没有书本教材，而是每周要读几篇论文，然后就其中的两篇写概要加评论。与一般人所理解的个体心理学不同，社会心理学注重某一人群的心理和行为，虽然文章也会举出个人行为的例子，但这些个例需要具有代表性，否则就不具有社会性的研究意义。课程分发的阅读论文以各色人群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护士、飞车队、印第安中学生、亚裔犯罪团体青龙帮等。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篇有关脱衣舞男的研究论文。在此之前，我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脱衣舞女的形像，她们往往因为生活所迫或受到黑势力的逼迫而不得不出卖青春和肉体。我阅读有关脱衣舞男的文章前，也是抱着同样的成见。但在阅读中发现，一些男士从事这份操业完全出于自愿，金钱收入固然是部分动机，但很多舞者更享受的是在台下观众爱慕的眼光和发狂的尖叫。其中一位研究对象是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同性恋舞者，他感叹自己的青春正在消逝，只有在台上表演宽衣解带时，观众的热烈反应使他感到自己仍然紧紧拥抱着美好的年华。

　　我已经记不得那堂课上读的几十篇论文具体讲了些什么内容，但却深深体会到以下的准则：本着价值中立的态度去看待和研究某一人群，就不会被先入为主的成见所左右，而这样往往能够揭示一些不易为常人所理解甚至了解的真相。价值中立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关注饱受偏见但又缺少发言权或话语权的群体（如同性恋者）中，这个准则至关重要，否则研究无非只是重复人云亦云的成见和歧见而已。难怪社会学者是最早对同性恋者表示支持的学术团体。早在同性恋仍然被列为犯罪或者疾病的1968年，美国社会家学会就是最早为同性恋人群呼吁的学术团体。在中国，最早为同志群体打抱不平的李银河和潘绥铭等学者，都是来自社会学界。

　　不光是社会学界支持同性恋，我后来的所见所闻也印证了以下看法：教育程度越高，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也越高。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所向来被视为同性恋的“绿洲”，因为这里的环境对同性恋最为包容。大学向来是美国自由派思潮的大本营，倡导对弱势族群的支持，而大学教授群体更是同性恋者的同盟军。我的看法是，对知识的追求需要挣脱习俗和教条的牵制，通过自身的观察和独立的思考去获得认识，而不是人云亦云。知识界对于同性恋者权益的普遍支持，既是个人良知的体现，也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使然。

　　我在未读完学位前离校，后来在报上看到一项美国人口调查署的研究，其论点是：对同性恋越宽容的地区，高科技也越发达，如加州硅谷、弗吉尼亚北部、德州奥斯丁等地就是如此，原因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不仅能够吸引具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且本身可以成为创造力的来源。从事这项研究的盖瑞•盖茨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博士生，和我当时还在同一个办公室。我离校后，还和一位导师保持联系，她对我透露说，新的系主任走马上任后，主张使学院的学术纲领体现人类的正义追求，其中包括支持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这令我心生敬佩。可惜的是，我在校时感觉自己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只是为留在美国和保住奖学金而修课奔忙，实在说不上对于所选专业的兴趣。离校后涉猎了同性恋文化，这才产生了对于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关心，但已为时过晚。后来自己这方面的一些个人努力，算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补偿。

　　当时互联网处于萌芽状态，大学网络里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邮件列表，相当于现在常见的BBS论坛。我从那里了解到匹兹堡城内的同志聚会场点，这才知道到自己每天从学校回家经过的路上就有一个同志酒吧，在一家保加利亚人开的家常餐馆旁边，但不知情者路过时，一定以为是一幢普通的老式民宅。还有一家酒吧每周六是同性恋之夜，离我的住所只有一栋楼之隔。后来同一条街上又开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开张时很热闹，但经营不到半年后就关闭了。

　　大学的同志团体也有自己的邮件列表，刊登活动信息，我发去问询电邮后，就受到了他们的邀请。团体的活动中心设在妇女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每周六播放同志电影录像，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碰头交往的机会。有两个周末接连放了《喜宴》和《霸王别姬》，我也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兰州同志。

　　我随后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同志联谊社团，开始有了一些社交生活，个人生活也不再是教室、图书馆和宿舍的三点一线。加入同志团体后，才发现原先的顾虑毫无必要。很多同志都担心，和同志人群接触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就会被暴露，但其实社团里有着约定俗成的惯例，即大家不会对外界透露成员的信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同志顾虑重重，但我觉得这和个性有关。几年后我在华盛顿郊区曾经认识一位来自江苏的中年同志，邀请他来当地的中餐馆和一些中国同志朋友吃饭，结果他在电话那端里的反应竟是：“这怎么行？假如我和你们一同在餐馆里出现，那里可能会碰到我认识的人，这样我的身份就会被暴露，我国内老家的人也可能会知道我。”我虽然理解他的顾虑，但心怀这份杯弓蛇影的恐惧，如何能够使人拥有充实自在的个人生活？

　　加入同志社团后，对于同志社区里的活动有了进一步了解，并第一次去观摩了同性恋电影节。同性恋电影属於小众电影，因此一般不会排上主流院线的档期，只在艺术院线推出。美国的艺术影院以知识界人士为主要观众，几乎只放映三类影片：低成本的独立制作片、外语片和同性恋电影。我记得有一次去和朋友看同志片《杰佛瑞》时，排在同一档期的还有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来也在同一家影院看了张艺谋的《活着》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中国片。每次同性恋电影节即将举行时，同志社区的报纸和刊物上都会登出广告和时间表，电影节也成为当地社区的一大盛事。

　　在匹兹堡居住时，我参加了一次都市社区教会（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简称MCC）的布道。都市社区教会就是美国的同性恋教会，该教会当时在匹兹堡没有自己专有的礼拜场地，于是就租用了路德教会的教堂，每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六早上布道。布道的内容听上去和主流教会相差不多，以咏读《圣经》条文为主，我记得当时邻座是一位穿着裙子头戴女士太阳帽的先生。礼拜结束后，几位成员友好地邀请我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午饭，我也借机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一位是名叫琳达的变性人，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和变性人接触。琳达曾结婚，并育有一对儿女。她说自己从小就想做女人，但离婚后攒足了费用才做了变性手术，前妻因此和她断绝了联系，但儿女时常还会打电话来问候，“当然他们还是习惯叫我爸爸。”她说。

　　从广义来讲，基督教分为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新教在美国的势力最强，但派别繁多，比如浸洗教会（分南浸会和北浸会）、路德教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和一神教会，等等。这些派别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也有差异，比如一神教会百分之百支持同性恋者权益，同性伴侣可以在他们的教堂里举办婚礼，但这个教会的人数不多，影响也很有限；人数最多的南浸会具有较强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他们认定《圣经》的所有发生都是历史，所有喻示都来自上帝，因此强烈谴责同性恋，甚至还倡导男尊女卑，因为此乃《圣经》所言。一些不信教的同志纳闷：教会如此反对同性恋，同性恋基督徒脱离教会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我开始时也感到疑惑，但后来和基督教同志接触后，认识到宗教是同性恋教徒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门，是他们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源泉，更是他们人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他们在性倾向方面遭遇教会的歧见，但不会选择脱离，因为性倾向并非他们生命的全部，就好像作为中国人，我们承认传统文化中存有弊病和糟粕，但并不会将中华文化全盘否定，也不会否认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很多同性恋基督徒既要维持信仰，又希望能够到寻求宽松支持的环境，以同性恋者为主要成员的都市社区教会和对同性恋权益表示全面支持的一神教会就具有这种社会功能。

　　另外，《圣经》虽然记载了伊甸园和诺亚方舟等传说，但并非所有基督徒都持定这是真实的历史发生，而一些自由派教会更强调的是其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以及伴随的伦理观念，就好像我从小爱读《西湖民间故事》时，从中领悟到不少中华文化的伦理观念，但不会天真地以为雷峰塔下果真压了一位白娘子。一位四川朋友曾经给我讲起，他在俄亥俄州就学时，就有美国同学向他传教，而他大概看出这位四川朋友是位同志，因此特意提到，他并不完全赞同《圣经》里的所有条文，比如对同性恋的谴责，等等。

　　匹兹堡有一个同志合唱团，其很多成员就来自同志教会，分男声团和女声团，
男声团的人数要多得多。加入合唱团需要经过一番声乐测试，并不是谁想进就能进，而且每周还要参加两次训练或排练，排练场所就在教堂内。他们演唱的曲目以美国老歌和百老汇歌曲为主，也会有一些宗教歌曲。各地的合唱团每年聚集在某个城市举办歌咏比赛，我后来在里士满的公共图书馆里看到一张纽约男同性恋合唱团灌录的CD，可见他们确实是玩真的。

　　此后通过当地的同志联谊组织，我认识了几位来自大陆的同志，从他们那里借到了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和李银河与王小波合著的《他们的世界》，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原来国内各地历来也有同性恋者相互寻猎的“渔场”。后来上网后，我得知家乡市中心的一个河滨公园原来竟也是“渔场”。中外同性恋“渔场”有着相似之处，一般都是在公园或公厕等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入，并可以随心所欲地做长时间逗留，不用担心有人会来驱赶。同性恋者在这些场所发生眉目传情的互动，不知情的路人或游客经过时也不会有所察觉。同时，这些地方又有一定的遮蔽区域，比如公厕、树荫和树群等，以便双方发生进一步体格互动。不过国内同性恋者通过长时间停步在阅报栏前，借此来相互传递暧昧，倒是一番中国特色。

　　我认识的这几位中国同志都是通过商务签证来到美国考察或接受职业培训，但一到就决定滞留下来，或者原本出国前就做好了这个打算。他们在国内都曾有着良好的事业，但怀着对美国的憧憬而舍弃了这一切。和一般通过留学途径来到美国的同志不同，他们的外语基础较为薄弱，一时无法申请进入正规大学就读，因此只能在语言学校注册名义上的学生身份后，再在中餐馆打工度日，深感前途渺茫，回国又怕无法向周围人交代，这种困境使他们难以追求和拥有充实正常的爱情生活。两年后，其中一位在餐馆打工时遇到移民局官员前来突击检查，后因申请政治避难不成后，被迫回国。

　　我认识的众多中国同志中，确实有几位以性倾向为理由申请政治避难而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申请政治避难需要出示申请者的母国政府迫害同性恋者的证据，比如法律规定同性恋行为非法，同性恋被列为精神疾病，或者警察骚扰同性恋者，等等。假如同性恋者的压力来自社会或家庭（比如父母催婚），这并不构成政府层面上的“迫害”。殴打、骚扰和敲诈同性恋者的事件在各国都有发生，但如果同性恋者能够得到法律救助，那么也就不存在政府“迫害”。不过，国内同性恋者在暴露身份后面临失学和失业的可能，但又无法诉诸于法律，这是目前有一些留美的中国同性恋者申请政治避难时所能够举出的理由，但反观美国，仍然有十几个州没有通过平等就业的法律，国会也没有通过在联邦层面上保护同性恋者的法律，因此很多同性恋者认为自己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但假如说美国政府迫害同性恋者，我想几乎没有人会苟同。中国同志以同样的理由来申请政治避难，也会面临同样的质疑。美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来自哪国同性恋者的避难申请可以得以批准，各地法庭对此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假如申请人凑巧碰到一位有恻隐之心的法官，那么他有可能会网开一面，据说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等地较可能碰到这样的法官，但其它地方则更不容易。随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罪化和非病化，中国同志以性倾向为由来获得政治避难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几年前，同性恋媒体曾经披露一位香港同志申请政治避难成功，而当时香港尚未修改从英国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法律条文，男同性恋行为仍然被列为非法（虽然当时香港有公开注册的同志社团）。假如该诉讼发生在今天，我想避难申请成功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我在后来的几年中，认识了几位偷渡过来的福建同志，他们都在纽约或费城的中餐馆打工。由于工作忙碌，一些又居住在餐馆老板家里，因此和外界联系多有不便，感情上的收获也很有限。虽然有人对他们表示好感，但缺乏合法的居住身份使爱慕者不免三思而行或退避三舍。假如对方是异性，两人完全可以通过结婚来确定和保障关系，但美国不承认同性婚姻，即使同志双方互生好感，也难做下一步打算。

　　伴侣关系得不到法律保障，这是同性恋关系难以建立和维持的重要原因。尽管有些人出国前维持着稳定的伴侣关系，但牛郎织女式的长途恋爱终非长久之计，电话里的卿卿我我使双方的渴求更趋强烈，相见却是遥遥无期。没有婚姻等社会机制的保障，稳定关系谈何容易？大多数中国同志孓然一身，确实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一位网友曾写出以下感叹之语：“同性之爱更纯粹：它不去承受传宗接代的使命，不作为攀升依附的手段，不去顾及父母长官的意见，爱就是爱，爱从来没有变得如此纯粹。”但这份凄美无法掩饰同性恋情的脆弱与无奈。

　　同性找伴难是个公认的问题。异性恋者到了老大难，还有父母亲戚和周遭朋友帮助物色对象，但同志只能靠自己。还有，异性恋中国人即使在海外找不到对象，也可以回国找，然后通过结婚的方式使对方来美团聚。但同性伴侣关系不受法律承认，结婚这条路实谓不可行。于是有一些同志就萌生了“交叉婚配”的想法，即男女同性恋和对方在国内的同性伴侣结婚，然后来实现各自的团圆梦。

　　九十年代末，互联网开始兴起，同志网站也随即而起。刚开始时，在国内外中国同志圈里影响较大的是www.gaychina.com的交友网站，内容以征友广告为主，中英文兼容，有兴趣者可以讲明自己的状况，并附上自己的电子信箱，供人联系。登征友广告的人有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香港、台湾以及内地的同志，有人还将自己的照片登出。除了征友广告以外，网站还提供聊天室。当时中国学生中有个人电脑的人为数不多，很多人只能在学校的机房或实验室上网，虽有诸多不便，但互联网毕竟打开了一扇窗，让很多孤独的灵魂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各地的一些中国志还通过这个网站相互认识，一些活动小组开始零星地在一些大城市自发形成。互联网的出现使海外中国同志人群从分散走向集合，从互不识知走向联络。一些原本只与异族同志约会的中国同志通过互联网认识其他本族同志后，也从“土豆皇后”转变为“糯米”，这其中即可能因为与异族同志交往中有过不愉快，也可能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产生了一种文化回归的心态，而更多的人则觉得和同文化的中国同志交流没有隔阂。

　　我最初认识的几位中国同志朋友，就是通过这个网站结缘，期间还阴差阳错地迫使一位向父母亮了相。那是1997年下半年，我通过互联网认识了一位北京同志，并在暑假时去田纳西拜访了他。回匹兹堡后，为了答谢他的盛情款待，我特意转录了一些中文电影录像邮寄给他，并调侃地在纸箱底塞进了几张同性恋毛片的广告。朋友收到邮箱的那天还来不及细看，次日就匆匆地上了飞机回国出差，而那时正好他的父母在访。朋友怕父母在家闲着闷得慌，特地叮嘱他们观看我寄去的中文电影录像，结果父母发现了录像带下面男男裸身做爱的色情画照。他们根据包裹上的邮寄地址，给我写来了一封语重心长的劝告信，希望我只是跟他们的儿子开了个玩笑。朋友出差回来后，我抱歉地对他提起了此事。“怪不得他们现在说话怪怪的。”他说。在此之前，他已经向同在美国的哥哥说明了真相，哥哥对他深表理解和支持，并表示日后会做做父母的思想工作。这下倒好，先被我逼上了梁山。权衡之下，他有一天在出门上班前，特地拿出《喜宴》的电影录像，交代父母白天看一下，下班回家后向他们道明了心迹。

　　中国同志借《喜宴》来亮相的不乏其人。一位郑州同志出国前曾在国内某大学教书，几年前听说系主任要来美考察半年，于是主动邀请她到自己家住了一个星期，这位好心的系主任总叨唠说，看他已年过三十，还孓然一身，应该找个对象才是。朋友受不了这番叨唠，有一天上班前，拿出《喜宴》的DVD推荐系主任欣赏，结果那天回家后，再也听不到系主任向他提起结婚两字。还有一位天津朋友带着《喜宴》的DVD回国，让全家人一起观看，完后就向家人说：“这就是我的故事。”

　　欧美社会对同性恋的道德谴责来自宗教，因为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反对主要源自《圣经》里多处出现的反同性恋条文。中国同志面临的苦恼与挣扎并非来自宗教信仰，而是传宗接代的传统责任。香港电影导演关锦鹏曾说，中国同志最过不了的是家庭这一关，因为有着“放不下的传统包袱”。即使在同志圈内一度异常活跃的人士，也可能迫于家庭的压力而走入异性恋婚姻。当然，与国内的同志圈相比，海外的中国同志迫于家庭压力而与异性结婚的要少得多，但决非没有。笔者就知道一位九十年代末在网络上相当活跃的同志，后来与女性结婚，当时令我大感惊奇，但他沉默了几年后，又浮出水面，在网络上发出探询，让人不得不感觉到婚姻围城对他的压抑。

　　除了国内父母的催促鞭长莫及之外，西方文化强调对个体的尊重，这也对许多中国同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在海外，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加上很多同志都是单身，生活的各个方面样样要靠自己打理，比如日常起居、修课、找工作和找房子，等等。在这种环境里走过几年后，往往能够培养起独立的个性，也不由自主地加强了对外界干涉的抵御能力，这既有助于跨越自我认同这一关，也使人更易抵挡家庭在婚姻议题上的压力。

　　对于父母的催促，同志在校时还能以学业繁忙、生活尚未安定为借口，搪塞过去，父母一般也表示理解，但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再推挡就有些牵强。不过，有些同志既要推挡父母的催促，又不便挑明具体原因，于是不得不采用了“强硬措施”，我认识的南京同志在电话里和父母吵翻后，一年多不与他们联系，最后还是在杭州男友的反复敦促下，才向家里拨了电话。还有一位来自长沙的朋友和父母通话时，只要电话那端一提起结婚，他马上威胁说挂断。

　　九十年代，同性恋在中国媒体上的曝光仍然非常有限，绝大多数中国父母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心存误解，结果闹出不少笑话。一位朋友在信中向父母坦白，自己对异性缺乏兴趣，结果父母越洋给他寄来一些用以增强性功能的中草药。有一对父母不相信居住在渥太华的离婚儿子是同性恋，执意认为“只要碰上合适的女孩，你自然会变正”。还有的父母不知道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惋叹儿女在国外受了诱惑而学坏。有一位同志最初为了推搪父母的压力，声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友至少会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理由是不想整天把她关在家里，结果有一次父母果然说他们物色到了一位高中英语教师。

　　由于无法通过结婚生育来满足父母的愿望，中国同志更需下功夫尽孝道。一位长春同志向父母表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父亲震怒之下将他扫地出门。但他并没有记恨在心，而是加大向家人的汇款数额，并帮助父母和姐姐一家添置了房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父亲终于回心转意。还有一位朋友是家中的独苗，他放弃了在美国密歇根州的理想工作，移民至加拿大，目的是以后接父母过来养老，因为加拿大不仅办理亲属移民比美国快捷得多，而且能够提供较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

　　同志面临的最大苦闷莫过于孤独，但消除这份孤独需要从与其他同志交往开始。一位朋友说得好：“没人会来敲你的门，只有你自己走出来。”根据我的观察，许多同志面临着自我封闭的问题。虽然他们几乎个个能够接触到互联网，而且网络的隐秘性为交流提供了极大的心理安全，但很多人在屏幕前只是停留于浏览或搜索，顾影自怜之际，却不敢发贴，更没有勇气登出征友广告，仿佛一露面就会向全世界暴露身份，惹出麻烦。同志网络的热闹景象背后，隐藏着更多渴求沟通的孤独灵魂。很多人走近同性恋酒吧时，几度徘徊仍然踌躇难前。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媒体在提及报导欧美国家的同性恋时，往往聚焦于大城市，比如有关纽约、旧金山或悉尼等地的同性恋自豪大游行，这其实对国内读者造成了一定的误导，使大家以为西方同性恋者的生活一如画面或者文章中所言的那般自由自在。其实不然，真正能够日日亲临这番自由气息的同性恋者实属少数，因为居住在这些大城市中的人毕竟不多。在笔者认识的留美中国同志中，绝大多数居住在中小城市甚至城镇中，比如许多留学生靠奖学金才能拿到签证，而这些大学仅有少数位于大城市内或者附近，因此绝大多数留学生在边远或者偏僻地区的大学就读。由于环境闭塞（如远离大城市）、交通不便（一般需要买车才能保证移动方便）和经济条件所限等原因，很难在这些地方结识其他同志，特别是中国同志。

　　即使学成毕业后，很多同志希望能够搬到大城市或者附近工作，毕竟在这些地方结识同类人的机会更多一些。但外国留学生在这方面同样面临很大限制。虽然美国有很多公司愿意为外籍雇员办理绿卡，但为数众多的中小型公司则没有能力或经验处理这番事务。外国学生投出简历后，有兴趣的雇主打电话来时，十有八九会先问：“你有没有绿卡？”没有的话，一切免谈。再者，按照美国移民法规定，外国学生所找的工作必须与学历相符，否则雇主无法为他／她申请工作签证以至办理绿卡（这两项必须雇主出面才能申请，雇员自己无权办理）。经历了无数次拒绝和失败后，许多留学生觉得，只要对方给工作机会，答应办理工作签证和绿卡，就已经算是大幸，自己极少能对工资条件或工作城市挑三捡四。而位于大城市的公司毕竟数量有限，所以获得这种机会的中国同志实属不多。

　　办理绿卡一般需要四至五年的时间，911事件发生后，各步手续拖得更久。在绿卡办理期间，雇员一般无法另谋他职，否则所有的手续必须从头办起。许多中国雇员在偏僻地区工作四五年或更久，实在身不由己，等拿到绿卡后，才能自由迁移，设法去大城市或附近求职。这样一来，加上就读时所需的二至五年（视学位和专业而定），美好青春就有近十年在偏僻地区的寂寞中度过。等坐完“移民监”，不少人已人近中年。

◇　九十年代末

　　1998年４月，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信用卡公司当数据分析员。在第一天进入公司时，人事部门安排新来的雇员来参加信息发布会，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公司的规章和福利政策，还专门提到公司可以为雇员的同性配偶提供医疗保险。当时有一名女同事问需要出具什么样的证明才能证明同性伴侣关系，人事部门人员回答说，只要共同拥有房产证或者在房屋租约上联合签名即可，但两人需要同居一年以上。

　　当时为同性伴侣提供配偶福利的公司为数还不多，而我公司所在的城市里士满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是南方联盟的首都，政治空气至今相当保守，开车时打开收音机，所能选择的十有八九是基督教电台。当时美国反对同性恋最起劲的宗教界人士有两位，一位是发起“道德多数派”团体的福音传道士杰瑞•法尔威尔，另一位是曾经担任基督教联盟主席的帕特•罗伯森。法尔威尔担任校长的自由大学和罗伯森所主持的福音电视台东西相距只有两小时，而里士满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这两者中间。不过再保守的城市，也有同性恋酒吧，里士满的市中心和外围就有五家同性恋酒吧和舞厅，但我在那里仅看到过一位亚裔同志。

　　在国内，一位年届三十的单身汉肯定会引来红娘同事的好心探询。国外在这方面大不一样，这里的人际关系比较疏松，对个人隐私也较为尊重，即使有人问起我的个人生活，只要见我语焉不祥，对方马上就知趣地不再往下问。在国内求职时，申请人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乃是必须公开的信息，婚否也往往是考虑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在欧美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年龄和婚姻状况不能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的标准，禁止雇主试探申请者的婚恋状况（否则申请被拒者可能以此为由起诉），加上人们对单身者不以为奇，因此同性恋者在申请工作时，不必因性倾向的缘故而觉得有任何难言之隐，也不必担心因为单身而被同事们视为怪物。我当时所在公司在举办圣诞晚宴时，请柬上会写明“欢迎和你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一同前来”，而重要他人既包括配偶和未婚情侣，也包括同性伴侣。

　　公司里坐我隔壁的是一位犹太人同事，名叫哈达尔，正好我们所租的公寓也在同一小区，所以相互见面的机会较多，平时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方帮忙，只要招呼一声即可。哈达尔很“好色”，经常在我面前谈起他的艳遇，后来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就直言说自己是同性恋。他的回应是：“原来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俩的友谊。哈达尔是个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认为政府尽量少干预社会经济和公民生活，因此同性恋的生活不应该受到干涉。

　　与哈达尔的交往只持续了一年左右，但他令我对美国政治发生了兴趣。美国政治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阵营为主，大家也会从中文网站里得知两党对华政策方面的差异，但在其它政策方面的区别，比如税收、教育、社会福利、保护弱势人群等方面，则往往知之不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少发挥干预作用，他们往往在社会政策方面站在民主党这边，认为政府不应该限制堕胎，不应该将同性恋行为列为犯罪，但在经济主张上则是彻底的保守派，即赞同低税收，认为人人应该自立更生，不应仰靠政府救助。华人在美国经历了几代移民，最初做苦力，开洗衣店，开餐馆，靠自己的劳动白手起家，期间经受了严重的社会歧视，但一直保持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几代人下来后，目前收入已经高出美国国民平均水平一截。与中华文化的勤劳传统相对应的是，新教也倡导人人自立，视懒惰为道德败坏，因此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主义政策创始人密尔顿•弗里德曼称为“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石”。新教对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影响至深，因此华人在经济政策方面普遍认同共和党的主张。但由于民主党对于同性恋人群的态度比较友好，而共和党向来有着“恐同党”的名声，所以我后来碰到的中国同志在政治立场上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民主党。

　　当时在公司还认识了一位来自南昌的同事，由于他是单身，我俩住得又比较近，因此在一起交往的机会很多，经常一起打网球。我俩熟悉后，他将自己个人生活状态和盘托出，讲述自己婚姻的不理想，并表明已经和妻子分居。有一天他问我：“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谈到自己的私生活呢？”结果我直言自己是同性恋，他开始大笑，说我是他碰到的第一位中国同性恋者。他后来去旧金山工作，认识了总裁助理也是位同性恋者，他当时问这位助理：“你没有和女人上过床，怎么知道自己不喜欢女人呢？”助理反问他：“你没有和男人上过床，怎么知道自己不喜欢男人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向同性恋者问这样的问题了。”朋友告诉我说。

　　我后来还跟公司里的其他同事亮了相，其中有几次是因为受不了几位中国女同事对我未婚状况的关心，不得不以实情相告。一些中国同事坦诚地对我说，共事一段时间后才得知我是同性恋，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觉得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如果事先道听途说，他们肯定会象被打了预防针似的，将我视为怪物而避而远之。事实上，华人社区对同性恋基本上就是持这种态度，海外华语媒体也仍然视同性恋为禁忌话题，几乎只字不提，直到新千年到来时，当凤凰卫视等频道在北美开播后，大家才看到有关国内同志生活的一些报导。
　
　　九十年代末是互联网急速发展的阶段，国内外的同志网站相继出现，风格各异，除了征友广告外，有的网站以刊登风花雪月的同志爱情故事为主，有的夹杂时尚信息，有的以传播同性恋研究和同志权益信息为主。刚开始时，同志网站间信息的转载程度很高，到后来各网站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投稿群后，内容和风格各趋各异，并走向稳定。　　

　　互联网不仅是了解外部资讯的渠道，同时也成为很多同志寻求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的场所，这对于同性恋群体尤其重要。互联网往往只有文字的交流，而不需要实际的抛头露面，大家可以通过敲击键盘来重塑自我，一段动人的文字往往能够博取网友的好感，编造一桩令人唏嘘或惹人羡慕的恋爱经历可以让不曾谋面的读者情愫顿生。一位山东同志在网络上与一位国内同志确定恋爱关系，谎称同性恋者在美国可以结婚，以后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将对方办过来团聚；还有一位上海同志与远在四川的一位同志从未谋面，就在网络上堕入爱河，后来又怀疑对方在国内有了“外遇”，哭得死去活来。如此这般，虽有自欺欺人之味，但对于生活在自我封闭而无从与他人建立具体联系的同志而言，这番想入非非却是不可或缺的心灵慰藉。

　　互联网也成为大陆中国同志文学的发源地。一时间同志故事在各同志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有新作出现，大家都一睹为快。刚开始时，我还打印出这些同志小说以做资料保存，但后来发现打印速度根本比不上作品的更新进度，只好作罢。

　　从叙述文笔来看，这些同志小说的作者几乎都是从事业余创作，文学和文字功底有限，加上缺乏实际生活经历，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镜花水月般的心情故事，不断重复着“出了卧房，又进卧房”的套路。但对于广大中国同志人群来说，阅读这些心情故事如久旱逢霖，不会有太多挑剔。而故事的普通和文字的平实，更容易让人觉得和自己贴近。文字中流露的悲哀和惆怅，虽有“为赋诗词，爱上层楼”之嫌，但客观上反映出同性恋者在一个缺乏包容的社会里所承受的心理压抑，以及这份“难以言名之爱”给生命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

　　说到中国同性恋文学，至今作者身份未明的《北京故事》值得一提。虽然从文学角度来看，该作品靠情节来推动发展，故事性远远高于文学性，而且不难看出其基本情节仿照了《茶花女》，但它当时在中国同志圈里引起的轰动效应之大，恐怕任何同志文学作品都难以望其项背，因此不管作品本身的文学质量如何有限，我认为它在中国同志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首先，《北京故事》在篇幅上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两位男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走过了中国现代史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的十年，这番构思与当时众多短小的心情故事相比，无异已如宏篇巨著。其次，主人公蓝宇因其善良、执着和坚忍而成为众多同志的梦中情人，互联网里众人一时齐声呼唤生命中蓝宇的到来。除了在同志圈内引起轰动之外，《北京故事》“墙内开花墙外也香”，我碰到的一些异性恋读者（尤其是女性朋友）都表示曾经为之感动。再者，作者借鉴明清时代情色小说的写法，毫不羞惭地搀入大量性描写，成为作品的一大卖点。几年后《北京故事》被改编成电影《蓝宇》，由香港同志导演关锦鹏执导，大陆一线小生胡军和刘烨主演，后来在台湾金马奖中多有斩获，在内地同志圈里也颇有影响。

　　说起电影《蓝宇》，在同志圈里的评价可谓两极。很多《北京故事》的忠实读者抱怨影片未能重现原著的丰富情节，因此觉得很不满意。我第一次看《蓝宇》，
是它获得金马奖后从网上下载来的枪版，当时感觉也甚为不好，觉得影片过于简单。后来买到正版DVD后，看出编导的重点不是再现情节，而是塑造人物。再后来在华盛顿的同性恋电影节期间进了影院观摩，看到演员通过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表达出人物的不同心境，而且每段都拍得相当精致细腻，不由得感叹这是部好片，只可惜很多同志观众仅通过盗版影像的模糊画面来匆忙下了结论，或者以看电视剧的心态来看待电影（要全面再现《北京故事》的情节，除非将《蓝宇》拍成二十多集的电视剧）。

　　提起同志网站，不得不附带提一下曾经在同志圈里风靡了近十年的同言无忌论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的出现也和《北京故事》有缘。那是1999年下半年，围绕着《北京故事》的热烈讨论如火如荼地持续了半年多以后，本来已经告一段落，但没想到公益网站亦凡信息娱乐网里一位网友却开始攻击《北京故事》。在此之前，此君从基督教立场出发，曾多次张贴过辱骂同性恋的言论，言辞虽单调，却也不失慷慨激昂。其恐同言论往往遭致同志读者的群起攻之时，此君往往不甘示弱，水来土淹，兵来将挡，频繁回贴。随着越来越多同志读者加入讨论，原先的口水也延伸到对于同志生活状况、同性恋文学、同性恋者平等权益等议题的严肃探讨。在读者们的建议下，亦凡网站专门为同性恋网友增设了“同言无忌”论坛，为女同志增设了“笑语扬眉”，还有以讨论同志文学为主的“男风流言”，后来还出现了以刊登读者个人照片的“春光乍现”。进入“春光乍现”的条件之一是寄上本人照片，于是一些同志就钻空子，寄去自己孩童甚至婴儿时期的照片。虽是调侃，从中也反映一些同志在心态上既想结识同类，又害怕抛头露面。各BBS的管理员都是邀请同性恋志愿者担任。在以后的十年内，亦凡论坛成为海内外同志畅谈和交流的场所，其中大多数运作至今。大家在这里交流资讯，很多同志朋友就是通过同言无忌而相互结识，即使见面也习惯用网名来称呼对方，一些发言频繁的网友一时成为同志圈里的名人。同言无忌论坛成为互联网的同志资讯交流中心，而这一切都阴差阳错地起源于当初一位恐同人士的大放厥词，不知此君目睹自己的这番“贡献”，会做如何感想？

　　九十年代末是美国经济繁荣时期，就业状况良好。我所在公司又是专门从事数据分析，而中国学生的数理能力强之乃众所周知，因此公司招了不少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公司举办的培训班里，往往有一半多是同胞的面容。刚开始时，我在公司还没有认识到其他同志，几个月后一位通过互联网认识的郑州同志也来到同一公司，后来相继有更多中国同志来到同一公司上班前，大家都会通过网络相互告知一下，两三年后，人数就曾至了十几位，我们时常相约一起吃午饭。根据我当时的估计，中国同志在人数上已经在全公司中国员工中远远超过了百分之十，后来跟一些朋友提起此事，他们笑问该公司是不是专招中国同性恋者。

　　1999年，我搬到了华盛顿地区居住。刚到时，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台湾同志尼克和他的伴侣鲍勃，当时两人一起生活已经有十六年。鲍勃是位中国通，会讲流利的汉语。尼克和鲍伯邀请我去吃午饭，并事先告诉我说他是HIV阳性，我知道除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和血液传染外，日常接触并不会传染艾滋病毒，所以不觉得有什么隔阂。在后来的交谈中我得知，鲍勃在八十年代初曾经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中任职，后来因为查出HIV阳性而无法入境中国。

　　之前我已经通过互联网认识了几位当地的中国同志朋友，通过他们又扩展了社交圈。一次在同性恋舞厅前看到两位东方人面孔的男士走来，我们就轻声议论他们是否来自中国，结果一位上去就开问，果然是一对中国同志伴侣，一位来自苏州，一位来自台湾。他们现在住在巴尔的摩，离华盛顿往北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巴尔的摩在美国也算是大城市，几年下来，我们圈内有近一半的朋友来自那里。

　　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同志，一般能够通过互联网或者朋友介绍，结识一些生活在附近的中国同志，洛杉矶、纽约、多伦多和华盛顿等地都出现了一些中国同志社交圈，经常举行周末聚会，以提供相互支持，但由于人数有限，这种团体的规模远远不能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同志社区相比，所以找到真心爱人的机会大打折扣。对于一些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中国同志来说，与其他同志的交往只能局限于网络和电话中，只有在节假日时去大城市访友，“放放风”，实际生活并不如国内的一些朋友想象的那般丰富多采。

　　由于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同志逾来逾多，以普通话为交流语言的中国同志联谊社团也相继成立。1996年，洛杉矶的中国彩虹协会成为第一个正式注册的海外中国同性恋者互助团体，目前拥有一百多名会员。借助互联网的纽带，华盛顿、旧金山、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和温哥华等地都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的社交圈子。中国同志社团的成员不仅包括来自大陆和港台的留学和工作人士，一些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同志也会加入，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和文化同源使大家倍感亲切，交流也更为顺畅。

　　我所在的华盛顿地区，曾经组织了成员们在周末一起打排球，打完球后就去附近的中餐馆吃饭。虽然大家在桌前打情骂俏毫无拘束，但店里的工作人员毫无察觉，一些女服务员还问：“怎么从来没有看你们带女朋友来呢？”有一位还要热心地给大家介绍对象。

　　曾经有一位浙江同志在周末第一次随朋友来华盛顿游玩时，来我家做片刻停留，当时正好有一位武汉朋友前来拜访，结果两人坐在沙发上四目相视，一见钟情，相守至今已有六七年。这件事情在圈里传为美谈，但这种美遇的发生几乎绝无仅有。我在几年的交往中发现，一些同志对于同志联谊团体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在短期甚至一两次聚会内就找到如意郎君。我在负责华盛顿同志会的邮件列表时，有不曾谋面的同志发来电邮，要求介绍男朋友，或者给他们列举一下各位成员的情况，以供他们参阅；还有一位外地朋友来华盛顿游玩时，明确表明“只想见一些单身同志”。有的同志在聚会里露了一两次面，没有发现两厢情愿的合适伴侣人选后，就不再光顾同志团体。

　　根据我对华盛顿中国同志圈内的观察，有超过一半的伴侣是通过同志聚会认识，但通过一两次抛头露面就搞定终身大事简直绝无仅有，有的同志在圈内活跃了几年，才碰到合适的人选，当然还有的至今仍旧单身。说实话，一两次聚会中所遇到的人毕竟有限，加上大家都比较羞涩，即使互生好感，也不一定会在一两次聚会的几个小时中有所表达。另外，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既有一见钟情，也有日久生情，所以不要封闭自己，而是自己要给自己机会。

　　同志聚会除了排遣孤独外，更重要的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卸下面具、自由表达心声感受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平时和异性恋同学、同事和朋友相处时则几乎没有，毕竟很多同志还是迫于社会压力，公开身份的极少，不可能和异性恋朋友一起大谈特谈自己的同性恋情。和同志朋友一起，相同的性倾向使谈吐少了拘谨和顾忌，活跃的思维和强烈的幽默感在直露的语言和近乎出格的玩笑中得到尽情表达。与同志圈结交后，大家仍然会和异性恋朋友保持来往，但说起心里话，还是和同志朋友相谈比较自如自在，而异性恋朋友关注的典型话题，诸如养儿育女和如何让国内的父母签证过来给自己带孩子，等等，同性恋者也会觉得和自己离得太远。
　　
　　通过和同志圈的交往，也可以让人对同性伴侣关系有近距离的了解和体会。很多单身同志总想象伴侣生活充满了风花雪月，夜夜笙歌，网络上众多的同志小说也总是一派出令人神往的浪漫。现实则不然，伴侣生活更多的是平淡，同性伴侣如此，异性夫妇也是这样，日常生活中无非也是围绕着油盐酱醋，相处一段时间后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激情燃烧，但亲情会越来越浓。有了这番生活体验，我鼓励中国同志走出去，和其他同志进行实际的交往，修正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不要沉湎于网络的幻想世界里，更切忌将网络同志小说里的风花雪月当作实际生活的范本。

　　同志圈内还有另一个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人单身同志认为，白马王子从天而降后，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互联网中也常读到这样的怨天尤人之语。在实际生活中，伴侣有时候可能会是“难题”，比如我认识的同性伴侣中，有好几对都曾经有一方面临失业（或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等困境，而同性伴侣又无法通过结婚来使对方留在美国，这些不如意会造成情绪烦躁，有时还会伴随经济问题，这些都是伴侣双方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作家的生花妙笔往往能够将这番焦躁与苦涩会化成纸上的浪漫与甜蜜，但现实生活不是小说，焦躁就是焦躁，苦涩仍然苦涩。在困境里能够保持坚挺的情绪，往往是伴侣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认为，与其艾艾怨怨地等待“哥哥”的出现，不如自己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和刚强的个性，而这样反而更能够显出自己的出众。另外，平时和同志朋友交往中是否能够表现出守信、谦让和通情达理，旁人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这些都是和性倾向无关的品行。找不到伴侣或者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要一味哀怨“做同性恋真难”，而是要看看自己在为人处事方面是否有可待改进之处。

　　我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男同性恋人群中见异思迁的现象很常见，特别是伴侣双方相处一段时间后，总有激情消退的时候，加上没有婚姻的保障和孩子的牵挂，因此关系就徒生了变数，此时有的选择分手，也有的选择开放的性关系（即允许一方或双方可以与外人发生性关系）。但根据我的观察，一些传统观念比较强烈的同志，反而往往能够坚守伴侣关系，因为“从一而终”是他们坚守的观念，这使他们在寻找和维护伴侣关系时少了功利心态，较不可能因为性激情的消退或碰到诱惑而对伴侣关系有所动摇。

　　旅居海外的中国女同性恋者的声音相对比较微弱，在互联网上也容易被男同志的热闹喧哗所淹没。尽管如此，她们于1997年成立了“紫凤凰”活动小组，依靠互联网结识和联络全球各地的中国姐妹。我于几年前去纽约时，曾和当地的中国女同志团体进餐，这是第一次感觉自己被淹没在拉拉的人群中。

◇　新千年

　　我在美国的十六年，也见证了这里社会对于多元文化的日益尊重。记得当开始到美国时，电视和报刊杂志里的广告几乎都是白人面孔，连黑人也不多见，而现在拉美裔、黑人和亚裔的面孔频繁出现。记得美国总统第一次向华人拜年，还是克林顿离任前一年开始，现在总统每年都会在春节前例行向华人恭贺新喜。

　　华人日益受到尊重的同时，同性恋者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电视节目中的同性恋题材和人物层出不穷，现在大家都不用去赶同性恋电影节，因为主流影片中就经常有同性恋人物出现。我周围的中国同志朋友，有不少已经在公司里亮相，周围同事都能够善待。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为雇员的同性伴侣提供配偶福利。2007年９月底，我参加了在同性恋团体“亮相与平等”在华盛顿举办的年会。该团体旨在推动企业内部对于同性恋职员的尊重。出席年会的有微软、惠普、花旗银行等美国各大企业的人事部门经理，有很多本身就是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不仅是美国人才市场上的鲜活力量，而且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被各大公司所瞄准。要吸引同性恋人才和同性恋消费者，公司就必须做出友同姿态，比如将非歧视条款列入公司规章，为雇员的同性伴侣提供医疗福利，赞助同性恋权益活动（比如同性恋自豪游行），等等。中国同志也得益于这些政策，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一方在公司里为伴侣注册了医疗保险。

　　2000年和2004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也吸引了很多中国同志的注意力。两次大选中，共和党都成功地炒作了同性婚姻议题，将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与总统大选捆绑在一起投票，这极大地激发了保守选民的热情，成功地使小布什入主当选，并帮助连任成功，而布什为了迎合保守选民，也屡次发布反对同性婚姻的公开声明，因此同性恋人群一提起布什，都表示不齿。

　　但几年里经历的几件事情也使我对基督教反对同性恋有了深层的了解。一次是九十年代末在里士满认识的一位学者，他的表姐是南部浸洗教会里的骨干，而这个教会在反对同性恋方面最起劲。虽然这位表姐反感教会在同性恋议题上的立场，但她并没有选择离开，用他表弟的话来说，她留在教会的原因就是为了“使浸洗教会糊涂的头脑保持部分清醒”。还有一次是通过我认识的一位上海同志，他在美国短期工作时，以前在国内认识的一位外教邀请他前去乔治亚州的家中做客。从我和这位上海同志的闲谈中得知，这位老太太外教为人相当善良诚恳。当时这位同志加入了华盛顿同志的邮件列表，但由于电脑病毒泛滥，一封垃圾邮件借华盛顿同志小组的邮件名送入了那位老太太信箱中，结果使她大为惊慌，以为这位上海同志“误入歧途”。我设想，在各州通过的反对同性婚姻的公民投票中，这位老太太大概也是其中一人。

　　一些同性恋者倾向把反对同性婚姻的基督徒想象成凶神恶煞，而某些神职人员声嘶力竭谴责同性恋，这也确实给人这种印象。但我通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认识到基督徒反对同性恋，是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非他们人性丑恶。他们认定自己的观念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难以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存在的合理，因此强求世间婚姻都应符合教会所定义的一男一女之结合，仿佛真理和公理为他们所垄断，只有《圣经》才是世间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唯一源泉，这正是其局限性所在。诚如教皇倡导“恨罪但爱罪人”，即反对同性恋，但还是要爱护同性恋者，我对教诸会的态度也是“不赞同你们反对同性恋的教义，但我也不会将教徒妖魔化”。

　　2004年，马萨诸塞成为全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前后还有佛蒙特、加州和新泽西州等承认同性伴侣关系，但不称之为婚姻），次年加拿大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同性婚姻，这在中国同志圈里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中国同志伴侣将领取到的结婚证上载到同志论坛，总会引来众人的喝彩和祝福。已经移民加国的中国同志在国内觅到伴侣的话，两人完全可以前往加拿大大使馆或领事馆领取结婚证，然后为对方办理移民，就像异性恋者回国找对象结婚一样。

　　海外同志也同样关注国内同志生活状况的变化，国内同性恋者生存空间的扩大对海外同志也产生着影响。我所接触到的近年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志中，很多人在国内已经和同志人群有所接触，或者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同类人的存在，这方面资讯之发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还有，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留学生的经济状况也普遍比早年来的要好得多。我十六年前怀揣五百美元抵达美国，等找到房子稍微安顿后，所剩无几；而现在刚到美国的新生安顿下来后，一般都会立即购置手机和手提电脑，既满足学业上的需要，和同志圈的交往也更为便捷。另外根据我的观察，我初涉同志圈时，亚洲同志找到的基本上都是异族伴侣，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同志相互结好，其中几乎都是靠互联网建立的联系。

　　我曾在前面谈到，自己最怕和异族同志一起玩知识游戏，因此自己毕竟不是在美国长大。但异族同志同时也会流露出对中国的不甚了解，比如有一位朋友在游戏抽到了以下题目：中国每二十五人中有多少个是共产党员？于是在场的各位纷纷答道：“二十个”，“二十五个都是”，等等。当笔者告诉他们只有一个时，大家都纷纷表示不信。异族同志在看待有关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空间方面，也常犯类似的错误。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美国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对此都做了专题报道，后来也有一些有关中国同志生存空间的零星报道，但不为很多美国人士所了解。美国的公共广播电台向来以严谨的新闻态度而受人尊重，但他们于2004年报道台北同玩节时，在节目的结尾处附上了一句“在对岸的中国大陆，同性恋仍然被列为非法”，当时令我迫感惊愕。美国媒体在最近几年曾经披露发生在伊朗、埃及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同性恋者遭到逮捕的事件，而美国人士将这些国家的政体与中国的政体相提并论，于是推断同性恋在中国也被列为犯法，当我向他们提及国内各大中城市都有同性恋酒吧时，还有大学设立同性恋研究课程时，他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或不可思议。即使在笔者写此稿的2007年，碰到的几位美国同志还问我，同性恋者在中国是否会被投进监狱。

　　中文媒体曾经刊文说，很多海归回国就是为了解决“性饥渴”，这在同志圈内也是如此。虽然美国给人的印象是开放自由，但身处其中，要在个人生活方面有所收获，仍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去频繁光顾同性恋酒吧和舞厅，长时间上网进聊天室，等等。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有所收获，大家感叹在美国找伴难，有人就试图回国寻找机会。根据我的观察，回国找到伴侣的成功机会确实大很多，毕竟国内人口密度大，遇到中意人的机会大得多，当然海归同志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也是因素之一。毫不讳言的是，希望借短期回国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同志也大有人在，这和我十六年前通过出国来寻求解脱正好相反。

　　不过同志回国，还有着更多其它原因。中国经济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国内寻求发展机会乃是这一趋势的必然产物。在海归浪潮中，就有不少同志。我所在的华盛顿同志圈里，就有六七位本来已经有固定职业，但还是回名校念MBA，毕业后都回到国内发展。他们中有的是回国创业，有的为与男友团聚。中国海归同志很多在海外是单身，没有孩子的拖累，在无所牵挂的情况下更容易下定毅然回国的决心。笔者记得十多年前刚到美国时，看到一些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话，即使在餐馆里打黑工，也要“赖”在美国，而现在的同志留学生毕业后，假如找不到工作的话，一般都会选择回国，这其中不仅反映出国内经济发展给予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说明国内同志生活空间的扩大所产生的吸引力。

◇　结语

　　1990年，我在国内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来到美国留学。当时我几乎是留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十六年过去后，自己已经步入中年。时过境迁，流览互联网就可以感觉到中国同志生存状况的改善。同志网站如亦凡论坛刚开始红火的几年，夹杂在心情文字中，还有不少一些围绕着同性恋者生存权益的讨论，现在则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纷繁的时尚信息。这并非激情的消退，而是同志生存空间的扩大。

　　虽然我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但在和众多的中国同志交流之中，发现大家在同样的年月里，走过几乎同样的路程，期间也见证了海外中国同志社区的发展与扩大。十六年前的我虽然对自己的性倾向有着坦然接受，但并没有想象到如今这般自如得多的个人生活，也没有预料自己会有稳定的同志圈朋友。对同性恋的接受和包容在中美两国都是大势所趋，不难想象，在今后的年月里，中国同志对自己的未来更抱有信心和希望。


很早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当时没有什么感想。现在读来却是感慨万千。找工作难，找BF也难。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choz

原帖由 jiama 于 26-5-2010 11: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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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社会学界支持同性恋，我后来的所见所闻也印证了以下看法：教育程度越高，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也越高。

一点不错。恐同的国家多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katsura

I like cock.

[ 本帖最后由 katsura 于 17-8-2011 14:17 编辑 ]

孤独的狼

异国他乡的日日夜夜，虽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赋予着青春不同的色彩；但永远闪光的，永远令人引以自豪的是---青春的心灵，青春的本来...


有些事情，也许一辈子只有一次。经历了，记住了，想起了，就足够了。十年之间，有多少人从身边经过？而在生命里留下印迹的，能有几人？
爱是一种感受，即使痛苦也会觉得幸福；
爱是一种体会，即使心碎也会觉得甜蜜；
爱是一种经历，即使破碎也会觉得美丽。

同志的感情很浮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