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研究成果
一、受访台湾移民特征分析
本研究之受访样本基本特性分析如下。就性别而言，79 位受访样本中，男 性 40 位，女性 39 位，其中有多数为夫妻一起作答（本研究视此为同一样本案 例）。以年龄观之，受访者以 41-60 岁间者所占比率最高，其次为 21-40 岁间者， 61 岁以上者最少，显示受访者的年龄以壮年者居多。又其移民时间主要集中在 1986-92 年间，而以 1989-90 为最高峰，由此推估他们移民时的年龄大致是在 30-50 岁之间。再就教育程度来看，受访者以具有大学（包括大专）以上程度者 最多（其中包含博士 3 位、硕士 4 位），其次为高中程度，小学程度者 3 人，国 中程度者 3 人。可见台湾移民之教育水平很高，与亚洲新移民之高教育特征符 合。受访者的原居地以台北居多，高雄次之，台中居三，另有来自桃园、台南、 嘉义及新竹等地。大多的受访者来澳洲前都没有居住其他国家的经验，少数有 经验者则以居住过美国、纽西兰居多，其次为香港及中南美洲。多数受访者在 移民前有到过澳洲（其中有些受访女性本身并未到过澳洲，而是其丈夫或父亲 有到过澳洲的经验）。到澳洲的主要目的大多数是为移民作准备而到澳洲做考察 的，亦有不少是到澳洲旅游的。另外，也有为求学、商务和工作而来的。多数 受访者的居住地迁移是在原 SLA（Statistical Local Areas）间迁移，也有从墨尔 本和布里斯本移向雪梨的城市间移动，而国际迁移则多是从纽西兰移过来的。 除了纽西兰外，也有少数从中南美洲或南非等及其他国家移来的。刚到澳洲时， 他们多采用租屋或借住的方式，再迁移时的房屋则多为自有，其中有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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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地盖房子。他们大部分透过中介找到房子或土地。也有许多人有出租房子给 别人居住。受访者除了一开始就买房子比较没有再迁移外，多数家庭都至少有 一次的搬家经验。而且随移民时间越长，搬家的次数会越多。从移民的身份来 看，受访者主要还是以商业投资移民居多，其次为技术移民，依亲移民居三。 多数的受访者在移民时是全家一起来的，其中有的移民在全家生活安定后，家 庭成员中便有人为了事业或生活所需，而开始了台、澳二地间空中飞人的生活 11。没有全家一起来的，则以夫妻先到小孩再到居多，夫妻间的顺序则以先生先 到的为多。也有小孩先来读书，家人再来的。在就业上，79 位受访者中有 31 位 的受访者是没有就业的，其中包括学生、志工及家管。另外，在有就业方面， 多数的受访者现有工作比台湾原来的工作差，而且在澳洲的工作职位也没有原 先在台湾的职位好。可见他们在澳洲想继续原有的事业是有困难的。
二、澳洲台湾移民的居住地选择
由于台湾移民是跨国性的迁徙行为，因此他们的背景、文化与迁移动机和 一般当地人在选择居住地时考虑意涵与关注是不同的。举例而言，多数台湾移 民为了子女教育的特定目的来到澳洲，在考虑居家条件时就会特别以子女需求 为重心，这是和一般居住地改变迁移者有所不同。另外，有些男性移民在安置 好家人后，便回到台湾继续其事业，采取独留妻小在澳洲生活的「台-澳分隔家 庭」方式，这也会使他们在居住地选择时会偏向于以妻小为主，考虑到是否安 全、方便，或与亲友联系及照顾是否容易等因素。加上有些台湾移民的家长权 威性较大，意见上多由他们主导。还有他们也会考虑风水因素等等，也是与一 般情形下的居住地改变的迁移者所不同。
（一）选择居住区位的考虑
澳洲优美、安静且人性化的环境；单纯、友善的生活质量以及快乐、活泼
11 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要移民最好是全家一起来，全家分隔两地是很痛苦的，既失去移民的 意义，夫妻间也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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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教育制度，是台湾移民选择澳洲的主要因素。总括而言，受访者会因为 大都市，工作机会多而选择雪梨，会因为㆝气好而选择布里斯本，因为子女的 教育而选墨尔本。
在雪梨，台湾出生移民的分布较为分散。通常会因为房子大、新且为白领 阶级的好区为由，选择雪梨湾北岸的 Ku-ring-gai、Hornsby、Baulkham Hills 和 Willoughby 等地区；会因为地势较为平坦、房价较为便宜但交通方便而选择中 区的 Ashfield、Burwood、Strathfield 和西区的 Parramatta 和 Fairfield 等地区；会因为近海边风景优美、近市区、抗跌性高且为主要的大学学区而选择东南区的 Randwick 地区；会因为是全雪梨最高级且精华的地区而选择东区的 Woollahra 地区。
在布里斯本，台湾出生移民最为集中（徐荣崇，2002）。因为取得华人的生 活所需最为方便，而且多平坦的空地可以提供建筑新屋且开发性大，吸引了多 数的台湾移民选择南区的 Sunnybank 周遭地区12；因地势起伏且为布里斯本的高 级区、早期移民居住地、文教区和有些人不喜欢和太多台湾人住在一起，而选 择沿布里斯本河沿岸的 Indooroopilly、Mount Ommaney 和 St Lucia 等地区；因靠海边且生活环境及风景极佳的因素，而选择东区的 Cleveland 区。
由于墨尔本是移民口中的文化都市，故而子女教育的因素多左右了墨市台 湾移民的居住地选择，因此他们会选择居住在一些明星学校（如 Melbourne High、Kew High、Balwyn High 和 Glen Waverley High 等学校）附近的地区。台 湾移民主要分布在市中心东面电车沿线的 Kew、Balwyn、Doncaster 和 Glen Waverley 等地区。
12 这是指包括以 Sunnybank 为中心，涵盖了四周的 Sunnybank Hills、MacGregor、Eight Mile Plains、Robertson 和 Stretton 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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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初次居住地（initial location）所考虑的因素
澳洲台湾移民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有不同的考虑因素，而且其因素与因素 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13。
全家一起来的移民，通常会希望有人能给予帮助，以减缓刚到澳洲时的陌 生与害怕，并获得安全感。虽然网络理论认为，移民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也就是说现在移民、先前移民和尚未移民三者在原居地与迁居地之间的血 缘、朋友和社群的关系。这关系让他们在国际迁移时降低了迁移成本和风险。 而且，澳洲学者 Murphy（1997）针对 5,193 位澳洲海外移民做的调查研究指出， 选择澳洲为移民地的理由包括了家庭、经济、社会或生活形式等因素，其中以 「依亲」的人数最多。然而，虽然澳洲台湾移民的亲友的关系是选择居住地时 主要的因素之一，但由于他们多因生活环境及小孩教育需求而移民，所以在选 择国家的层次上，亲友的因素则不如社会或生活型态的因素来的重要。
在选择省及城市的区位上，Murphy（1997）的研究又指出，影响选择省或 城市区位的因素包括了配偶、家庭、朋友、工作机会、生活方式或气候等因素。 其中亲友的因素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澳洲台湾移民在国家层次上，「亲友」 的因素不若环境及生活方式重要，但是他们在「城市间」及「城市内居住地」 的初次居住地考虑上，「亲友」的因素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可以透过 亲友的介绍与互助获得相关的信息与安全感。Tonkin（1993）指出，来自同出生 地的移民在地理分布上的区位，会越来越影响到后来移民在居住地上的选择。 这现象在澳洲台湾移民的居住地分布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如北雪梨的Chatswood，南布里斯本的 Sunnybank 和东墨尔本的 Balwyn 等地区，都有连锁 移民的现象。
13 指选择移居国家、省及城市间和城巿内居住地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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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选择城市间或城市内的层次上，亲友的介绍便成为澳洲台湾移民选 择居住处所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会因小孩教育、工作地点、交通情形、居家环 境、租屋或自买、风水的考虑、气候条件以及房地产价格等因素做诸多考虑。 他们刚到澳洲时会以先安家为主要目标，亲友的建议会成为决策上重要的因 子。比较不会考虑整个移居地大环境的影响因素，大多只按照自己的偏好及需 求来找居住地。如，有的人比较喜欢住在近市中心的地区，所以就买在市中心 区域附近，有人觉得小孩读书重要就买在学校旁边，有人觉得环境漂亮的就好， 所以就买离市中心远一点没关系，有的则会考虑风水的好坏。通常，初次多采 用租屋或借住的方式，此时对居家环境的要求是比较不苛求。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性别的需求与考虑重点是不一样的，如女性会比较考虑到购物和接送小孩 的方便性，他们在房子的条件上会比较注重厨房是否宽敞、方便以及是否使用 瓦斯炉14等。故而，一开始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经济能力再加上遇见什么样的 亲友，相互的影响下，就决定了新移民第一个居住地的位置。当然，他们在选 择居所时是充满变数的，而且其过程也并非全然理性。可能因为一时的兴致使 然，也可能因一时之因缘际会，如加上时间的催化，考虑的情况将更多样与复 杂化。
另外，访谈结果发现，移民代理商影响的因素也必须考虑。如，移民公司 对某城市较为熟悉或有特别的投资计划等，这都会影响移民者在初次选择居住 地时的决定。
（三）选择再迁移时所考虑的因素
整个移居地的迁徙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调适问题、适应问题、解决 问题、进而再发现问题的循环过程。居住在澳洲的台湾移民，也正不断地在进 行这循环的历程。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台湾移民的家庭结构与生活形态也随 之改变。他们再迁移时的房屋多为自有，而且会加入自己对房子的需求及意见。
14 台湾的煮食习惯比较喜欢大火的瓦斯炉，对温火的电热炉比较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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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住家的需求有了转变，如，在饱受打扫房子和整理庭院之苦后，觉得不 再需要太大的房子和草坪，也不需要游泳池；对于决策因素排序上也有了改变， 如，小孩长大，学区的重要性便减弱，而生活的方便性的需求却增强了；对于 生活的适应力增加，分析能力加强了，如，投资概念的转变及对自然与人文环 境的评估改变；对于生活环境的更加了解，不想再作居住地的变更或仅就居家 附近找新的住所。
累积着台湾移民在澳洲的移民经验，随着时间的淬炼，他们逐渐远离台湾 的主流社会，而对于新的环境却越加适应。在探讨台湾移民在居住地选择的同 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如何在异地适应的过程，他们由陌生到熟悉，由听别人 的意见到自己能进行判断与分析，从访问的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在如何 在交相互动的选择因素间做决策，当他们对新环境的了解越深入，他们的观念 及价值也会随之改变。因此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台湾移民对于居住地选择的 考虑，已经加入了时间及适应当地主流社会的历程。他们会因为对适应能力的 增加、分析能力的加强、生活环境的了解，而使得考虑更多样与复杂化。因此， 对于再迁移决定的因素有，小孩就学与工作地点的改变、熟悉环境与购屋条件 的改变、投资环境与房屋市场的改变、住习惯而不搬家、在附近地区迁移以及 向市区集中等。
（四）澳洲台湾移民选择居住地时的决策机制
1. 迁移的探讨应回到人的本身
过去在讨论迁移时，多从外在环境因素为考虑出发，其次再考虑到迁移者 本身对迁移行为的响应。Clark and Onaka（1985）、Speare（1975）、Moore（1972）、
DeJong and Fawcett（1981）等学者，均提出许多对于居住地选择的决策模式。 他们研究的对象多为当地一般迁移居民，以量化方式分离出影响的因素并进行 模式的归纳，而且较未论及迁移者本身的个别差异，以及和迁移因素之间如何 交互影响。此外，他们多只从长时距的生命周期来探索时空的变化，较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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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本身适应社会文化之历程的影响。
因此迁移对移民而言是一种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是 应该回到人的本身来探讨，正如 Gold（1980）所认为：人类透过感官接受外在 环境的信息，经由心智与认知的过滤后，会出现相对性的行为，而且互动的过 程应是动态的，是随着社会变迁与适应情形而改变。同时，在此多元且复杂的 互动关系下，亦无法单以「推」与「拉」的观点来解释迁往澳洲台湾移民的居 住地选择情形，尤其是从外在环境角度切入观察迁移者的行为时，这是会忽略 了迁移者本身影响的因素。虽然本研究与 Lee 的理论在「推」与「拉」之间提 出中间机会（intervening opportunity），强调了个人特征，如个性、智能、敏感 程度、对外界的感受与体认差异等因素对于迁移的影响，也认为迁移的决定是 很难以完全理性等观点相呼应。但是，其个人特征因素的立论仍在外在环境的 基础下，探讨个人会有何响应，而且仅强调个人的考虑，却忽略了家庭中家人 的相互影响部分，这与台湾移民注重家庭间亲情、互动与关系的文化，是有所 不同的。
2. 迁移的机制在于需求、能力和适应历程间的相互影响
其实台湾移民在居住地选择的决策机制在于：需求、能力与适应的历程三 者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并且应从整个家庭的观点来做整体的思考。虽然居住地 选择的决策应是理性的过程，但是实际上仍有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隐藏其中。 当某一家庭产生迁徙的需求时，是会受到家庭能力的制约而做出对需求的修正， 也就是说有了需求后不一定有能力迁徙；相反的，某一家庭有了迁徙的能力时， 然而没有迁徙的需求，一样不会发生迁徙的动作。当有了需求而且能力足够时， 自然会发生迁徙。当然这整个互动的过程是会随着适应的历程的改变而有所不 同（如图 3）。因此，台湾移民会因为自己的需求与能力的不同而选择自己的居 住区域，而这需求与能力会因在澳洲居住时间的长短与适应的历程而改变（徐
荣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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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庭社会 2.
关系能力
家 历程
2.2
家庭经济 庭 决 的
能力 能
策 适 应
2.1 家庭观念 力 3.
1. 家 庭偏好与需求
1.2 邻近 区的 1.1 房屋本身
环境条件 条件
数据源：徐荣崇，2002。
图 3 台湾移民居住地选择的决策机制
在选择新居所时每个人会因为本身的偏好而有不同的需求。在住屋形式上， 受访者比较喜欢独栋住宅、新房子。而且，男性比较注意到车库的大小以及是 否有书房，而女性的重点多放在厨房。外在环境上会考虑，地势是平的或是山 丘地起起伏伏，位置是靠山还是靠海，气候是干燥还是湿润。他们对于邻居的 需求是亲友而非台湾同乡，多数受访者表示，不会因为台湾同乡在这里的因素 而选择现在居住的地区。社经水平较高的「好区」，或有较好学校的「学区」， 都是台湾移民比较重视的需求。他们比较不会先去考虑外在环境的设施有哪 些，如公园、邻居特征等，这些大都是搬进来后才开始去认识的；但是，交通 及小孩就学则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购物中心的远近对于不会开车的人比较重 要，但对于会开车的人而言，远近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风水上，有人对路 冲、电线杆、不要门对门、门要开龙边不能开虎边等等有不同程度的禁忌。
另外，在选择新居时会因家庭观念的差异，如不同家庭的移民动机、个性 与生活习惯、对小孩的教育态度和对金钱运用的观念；家庭本身的经济负担能 力，如购租成本，家庭收入，修缮费用，税金等；家庭的社会关系，如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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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亲友、与亲友关系的疏密程度；对居家的惯性，如居家时间的长短、房 子的拥有情形；以及家人的社经地位等，都会影响到决策的考虑。
移民后对于新的社会适应，虽然人人有异，且家家有别，不见得大家都会 面临相同的遭遇和类似的周期。也就是说在适应的历程的向度上，视每家庭对 于不同时期适应时间是不同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改变，移民者的移民经验会随 之改变，这样的改变对于居住地选择时的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重大的。所以，对 于初到澳洲的新移民而言，他们在居住地的选择上，请益不同移民时间长短的 移民，所得到的建议是会不同的。如刚抵澳洲没多久的移民，可能会非常兴奋 的表示，移民真好，这里的住房一切都好，有游泳池，房子很大，很漂亮，并 鼓励他人「赶快移民」；但如果是已移民一段时间，且正面临生活适应问题的移 民，可能是建议「三思而后行」，并请仔细评估自己的需求与能力后，再决定选 在哪里居住下来。
因此，每个家庭会因为本身的偏好与需求（如房子的新旧程度、型式、大 小、数目；居家邻近地区的自然环境、邻居特征、易达性、风水的好坏等）、家 庭的能力（如家庭的观念、经济能力、社会关系、居住惯性、社经环境等）和 适应的历程之间的交互影响而做出对居住地选择的决策。如前面所说，当家庭 有迁移需求时，不一定有能力迁移；相对地，有了迁移能力时，若没有需求， 也不会发生迁移。必须当需求与能力相互呼应时，迁移行为才会发生。在考虑 上，应从迁移者本身的思忖出发，配合家庭的整体观点和许多的非理性因素来 做评估。因此，台湾移民会因为自己的需求与能力的不同而选择自己的居住区 域，而这需求与能力会因在澳洲居住时间的长短与适应的历程而有所改变。
伍、结 论
一、澳洲台湾移民在时空收敛下有着跳跃式迁移（transilient migra- tion）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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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贸关系的全球化以及时空的收敛，降低了迁移所需的时间和费用成 本，某些国际移民的现象已逐渐转变成类似境内迁移的职业性迁徙15（career- cycle）。他们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为了事业而来回于原居国与其他国家之 间。这种现象可称是一种跳跃式的迁移（Burnley, 2001）。如此的迁移形式阻碍 了在移入地区进行同化或融合，也相对减低了对移居国家的认同，并增加了移 民文化的多元性。这和台湾移民的「空中飞人」现象不谋而合，他们虽已迁入 澳洲，但透过便捷的交通网络，仍可与台湾（或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的事业 或母社会（homeland）保有密切的往来。这让他们在移入国家认同上有了迟疑， 也让他们在适应当地生活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与障碍。
二、澳洲台湾移民的迁移动机有别于传统的国际移民
其实，台湾移民的移民动机和早期的迁移理论已有所不同。早期的国际迁 移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多肇因于经济发展中的劳工迁移过程。虽然从经济学 的观点认为，就业机会和成本效益可以用来说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但这对 于解释拥有高教育背景及丰厚资金的台湾「新移民」迁移至当代澳洲的趋势可 能已不再适用。因为，其迁移行为并不是为了达到经济平衡，而是为了追求更 好的生活，迁移到他们所认为较好的地方。此外，在成本效益的考虑上，过去 实质的利益（如获得更好的收入），对台湾移民而言，其重要性已不若满足心理 上需求的利益来得重要（如，小孩可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可以牺牲本身 的金钱、时间与成就，只为了让下一代能更好，就达成了他们的目的。对迁移 者本身而言，这完全是不符成本效益的。Ip,Wu 和 Inglis（1998）的研究也发现， 台湾移民对于教育、家庭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对澳洲环境和生活型态的喜好是 远比经济机会来的重要。
三、澳洲台湾移民的空间选择自由度较高
都市中不同的区位条件会吸引着不同需求的移民前往居住。相对地，因语
15 即为了工作地点改变而发生的迁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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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种族或社会网络的因素，使得某些地方会被某些特定的族群所聚居，如小 意大利、越南村、中国城等。如前所述，台湾移民主要集中在澳洲的三大都市， 他们多拥有丰厚资产，选择自由度较高，在考虑亲友和小孩教育等因素下，多 聚集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的分布却是分散的。相较于经济能力较 低的早期南欧移民（如意大利、希腊）和后期的越南难民，他们必须高度依赖 同族裔人的相互扶持，而使得他们多集中在都市的某一地区，选择自由度较低， 二者间的空间分布形式的确截然不同。
四、澳洲台湾移民在广大的空间下有着紧密且地方性的社会网络
另一方面，虽然台湾移民分布在广大的都市中，但其社会网络却有如村里 般的接近，其讯息流通之快速，可能早上某一台湾人发生何事，没多久许多地 方的台湾人多会通晓此事，他们不但彼此认识，而且交际活动多局限于台湾人。 虽说因此而增进台湾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但相对的，也因此而大为减少了台湾 人与外界的接触。同时，台湾人之间的流言传递迅速，亦易造成彼此间的隔阂 与误解。
事实上，台湾移民对澳洲是有相当的贡献。台湾移民仍多保有台湾的传统 文化（民俗节庆、风俗习惯等）与既有的行为模式（读书为小孩子最重要的事、 做生意时提高利润、游走法律边缘等），但在时间的转变下，他们的行为模式开 始发生变化，在澳洲的社会中逐渐发展出台湾与澳洲文化融合后的「澳洲-台湾」 生活文化新行为模式，且正默默的生根中。有一部份人透过各种社团，如慈济、 佛光山、净宗学会、一贯道、各地台湾同乡会、杰人会、妇女会、台湾商会、 荣光会等等社群，做公益慈善，出钱出力，为澳洲社会付出一己心力。他们也 透过力量与当地政府沟通协调，为我国困难的外交环境找出一片新的㆝地。他 们为了让澳洲更了解台湾，提升台湾在澳洲社会的能见度，定期举办相关的节 庆活动，如浴佛节、中秋美食节等，向澳洲人推展台湾文化。正如布里斯本的 一位企业家所说：「到了这年纪，财富已经不是绝对重要的，我现在只想做给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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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看，告诉他们：台湾人来到这片土地，子子孙孙会对这块土地有贡献…..」。
每个在澳洲的台湾移民，对于台湾的关怀决不亚于生活于台湾的人民。他 们尽心尽力的在经营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努力的为台湾与澳洲的社会贡献自己 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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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姜兰虹、徐荣崇（2000）区位决策与就业适应－以雪梨的台湾移民为例， 理学报， 27：1-20，台北市：台湾大学。
徐宗国译，Anselm Strauss, Juliet Corbin 着（1997）质性研究概论，一版，台北市：巨流出版社。
徐荣崇（2002）澳洲台湾移民的居住地选择与决策过程－以雪梨、布里斯本及墨尔本为例，博士论文，台北市：中国文化大学地理研究所。 徐荣崇、姜兰虹（2001）澳洲台湾移民居住地选择因素与迁徙过程－以雪梨和布里斯本为例， 国 理学会会刊，29：39-71。
萧新煌等人（1994）台湾地区移民及其在美国的调适过程与回流转向：以洛杉机及纽约为例，侨务委员会委托研究报告。
英文部分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DIMA) (2002) Australian Immigration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No. 21, 1999-2000, http://www.immi.gov.au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DIMA) (2002)
Immigration Update, http://www.immi.gov.au
Bell, M. (1996) Understanding Internal Migra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Burnley, I. (1996) Relocation of overseas-born population in Sydney, In P. W. Newton and M. Bell (eds.), Population Shift: Mobility and Change in Australia, 83-102,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Burnley, I. (2001)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ustralia: A Demographic Approach, 27-45, Victo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k, W. A. V. and J. L. Onaka (1985) An empirical test of a joint model of residential
106 徐荣崇、姜兰虹
mobility and housing choi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7: 915-930.
DeJong, G. and J. Fawcett (1981) Motivations for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and a value-expectancy research model, In G. DeJong and R. Gardner (eds.),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Microlevel Studi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13-58,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Gold, J. R. (1980)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ural Ge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go, G. (1993) The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Ethnic Groups in Australia, 1961-86, Revised Version of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Unpublished.
Hugo, G. (1995) Understanding Where Immigrants Live,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 ment Publishing Service.
Hugo, G. (1996) Global mobility, In P. W. Newton and M. Bell（eds.）, Population Shift: Mobility and Change in Australia, 24-38,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Ip, D., C. T. Wu and C. Inglis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Review, 22(1): 79-97.
Johnston, R. J. (1987)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social geography, In M. Pacione (ed.),
Social Geography: Progress and Prospect, 1-30, New York: Croom Helm.
Ley, David (1999) Myths and meanings of immigration and the metropolis,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43(1): 2-19.
Maher, C. and E. Saunders (1996) Inter-urban population mobility in Melbourne, In P. W. Newton and M. Bell (eds.), Population Shift: Mobility and Change in Australia, 225-241,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Moore, E. G. (1972)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the City,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Resource Paper No. 13, 5-10,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Murphy, J. (1997) Initial Location Decisions of Immigrants, Canberra: Department of
澳洲台湾移民的空间性与地方性：居住地的选择与决策思考 107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Schak, D. (1999) Middle-class migration and problems of adjustment: Taiwanese business migrants in Brisbane”, In: Tseng, Y. F., Bulbeck, C., Chiang, N. and Hsu, R. (eds.), Asian Migration: Pacific Rim Dynamics, Monograph No.1, 117-148, Taipei: Interdisciplinary Group for Austral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peare, A., Jr. (1975)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determinants of mobility, In Alden Speare, Jr., S. Goldstein, W. H. Frey (eds.), Residential Mobility, Migration, and Metropolitan Change, 163-205,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 Co.
Taft, R. (1966) From stranger to citizen: A survey of studi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wester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3(1): 71-80.
Taylor, S. J. and R. Bogdan (1984)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Search for Meanings,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Tonkin, S. (1993) Initial Location Decisions of Immigrants: Results from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of Immigrants to Australia (LSIA) Pilot, Canberra: Bureau of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Research.
Wang, L. (1993)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Hong Kong Immigrants in Sydney, Australi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chool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Kensington, N. S. W.,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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