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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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中青三代同性恋：50后同性恋“王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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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王龙”长大成人的年代，正值中国10年文化大革命。（图片来自网络）

同性恋议题，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都备受争议，中国亦不例外。从19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中国同性恋的生存状态，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下面请您收听系列报道“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一部分：“老中青三代同性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访问了三个在不同年代出生，年龄跨度超过40岁的中国男同性恋，听听不同的时代，在这三代同性恋身上，烙下了哪些不同的印记。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年已经六十出头的男同性恋“王龙”。

关注“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这个话题的听众朋友，请登录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浏览、收听这一系列的节目。

（同期声   文革年代录音）

1950年代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的男同性恋“王龙”，今年61岁。“王龙”是他的化名。
“王龙”长大成人的年代，正值中国10年文化大革命。“王龙”说，在那个年代，同性恋除了和异性结婚，过所谓“正常家庭”的生活外，别无选择。
“王龙”说：

“我们那个年代和现在年代不一样，我们那个年代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很多就觉得你有毛病。”

“王龙”早年做过公司业务经理、房产中介。2004年初，“王龙”还想在杭州的繁华地段开一间同志酒吧，取名“红桂坊”。但酒吧还没开张，就在有关部门的干涉下关闭了。

“王龙”现在是同性恋民间维权公益组织“浙江爱心工作组”的负责人。虽然在做维权工作，王龙却并没有 “出柜”，也就是说，没有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娘娘腔，我本身看上去比正常（男）人还正常，一般人不会觉得我是‘同志’。”

（音乐，越剧选段“西湖山水还依旧”）

西湖边长大的“王龙”，是地道的杭州人。

从小他就喜欢和小姑娘们一起在江南青石板铺成的小弄堂里挑皮筋，和她们一起打毛衣、做针线。

“王龙”说，他小时候觉得自己很喜欢女孩子，长大了才意识到他喜欢的是同性。而在他看来，同性恋之间是会有感应的。

“当然会有感觉，当然会有感觉。打个比方说，我和你一起去逛公园。然后走过来一男一女，我会盯着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那个男人，他也会盯着我，不会盯着你。我们两个目光相对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同志’了。”

（苏联歌曲  红莓花儿开）

“王龙”年轻的时候，也有过暗恋的同性对象，但他却不敢表白。

“不会不会，我只是对他有好感，大家来往多一些，不会有那种轻易的行为。我在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已经13岁了，我都看见了，那个时候同性恋人群被称为鸡奸犯，鸡奸行为要枪毙的，谁敢表白啊？我哪怕对谁有好感，我也只会放在心里。我小时候都看到过街上枪毙同性鸡奸犯的，都这样的。”

根据“王龙”的介绍，到了1970年代，中国同性恋一旦被发现有性行为，虽然不会被判死刑，但依旧要按流氓罪被判刑； 1980年代开始，流氓罪被改为“被强制劳动”，一直到90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些放松。

而同性恋直到2001年，还被“中国精神病协会”分类为需要进行强制治疗的精神疾病。

不过，“王龙”说，虽然年轻时感情备受压抑，但他并没有觉得有太多的委屈，因为那个年代，连异性恋都是很受压抑的。

“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年代和现在不能比，六几年、七几年的时候，在中国是女人和男人都不能手拉手的，你一拉手就是流氓。1983年的时候，男女之间找对象，发生关系，一个男人如果找了三个女人，和她们有过关系，都没有成功，你就是流氓，就是玩弄女性。三个女人，两年一个，你就要做6年牢。”

（音乐  文革歌曲  ）

“王龙”告诉我，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你根本没有办法获取任何和同性恋有关的信息，大家对同性恋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哪怕对最亲密的朋友、家人，你也不敢向他们透露一点端倪，否则你在他们眼中，不是流氓，就是神经病。

在巨大的社会家庭压力之下，“王龙”娶了妻子，还生了孩子。

“我有正常的家庭有小孩。我太太她。。。可能知道（我是同性恋），因为我这些年和她都没有性关系。她当然要说了，她老在我面前说，哎呀，我是活寡妇，我是活寡妇。。。 那我又能怎么办呢?”

“王龙”表示，在和妻子完成繁衍后代的责任后，他生理上真正的需求，都只能背着妻子找外面的同性解决。但是，这种看似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却并不影响他对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妻子，怀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

“王龙”告诉我，虽然现在中国的环境已经比从前开放许多，但即使现在他遇见一位他喜欢的同性，他也不会选择和妻子离婚。

“王龙”：“可能不会。”

记者：“为什么？”
“王龙”： “可能不会，因为和太太在一起很多年，大家有一定感情的，对不对？我没有厌恶他，我只是感觉不能和她做爱。再话讲回来，她也在照顾我，我回来给你洗衣服给你做饭，那你还能说什么呢？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关系，我是不会离婚的，年轻人可能要追求幸福可能会（选择离婚），象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般都会选择凑活。”

事实上，中国大部分不公开性取向的男同性恋者，都会象“王龙”一样选择和异性恋女人结婚。

根据青岛大学医学院研究同性恋问题专家张北川教授估计，中国有两千万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士，其中大约80%和异性恋妇女结婚。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有大约1600万“同妻”，即与同性恋男人结婚的异性恋妇女。去年6月，四川“同妻”、 女博士罗洪玲跳楼自杀的新闻，使得中国同妻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苏联歌曲  红莓花儿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系列报道“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一部分：“老中青三代同性恋”中，5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王龙”的故事。在下次节目中，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将为您讲述7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同志哥”的故事，欢迎您继续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 记者 唐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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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中青三代同性恋：70后同性恋者 “同志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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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986年版的“西游记”让“同志哥”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图片来自网络)

听众朋友，上次节目中，我们为您播出了系列报道“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一部分：“老中青三代同性恋”中，5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者王龙的故事。接下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将为您讲述7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者“同志哥”的故事。


（歌曲 《春天的故事》）

“同志哥”出生在1970年代，也就是说，在“王龙”谈婚论嫁的时候，“同志哥”才刚刚出生。他出生后不久，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的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领导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

和“王龙”一样，“同志哥”也不愿意透漏自己的真实姓名。
“同志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家对同性恋这个话题虽然还有很多顾忌，但终究已经不再象“王龙”成长的年代那么敏感。

（歌曲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在“同志哥”看来，中国人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禁锢，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同性恋的性生活，甚至比西方同性恋还开放。他说：

“中国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非常物质的社会，人的自由度，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太合理的干涉和钳制。你比方说，说政府不好，共产党不好，这些方面就没有美国这么自由，弄不好会惹来麻烦，你没有普选权等等。但是，至少在同性恋在生活作风方面，（没什么约束），这个也不一定是政府，也可能是民间层面，西方人他民间层面，如果他宗教仪式浓厚，这些人生存处境就比较困难，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很浓厚的宗教氛围，就目前而言，还是物欲性的一面比较突出。”


（歌曲  崔健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不过，“同志哥”说，他个人并不认同太过随意的生活作风。

“你想两个人看一眼的话，首先可能会有性方面的吸引，这个就是性倾向，问题是我首先是理性的动物，我是一个用上半身思考的动物，这个时候，我就要思考我如果和他上床、或者怎么，之后会怎么样？之后如果不能在一起，甚至还会惹来后遗症，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和他上床的。”

“同志哥”说，他至今还是一个处男。

“我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有一点像美国这样的婚前守贞的观点，只是他们的婚前守贞是有基督教观念的，他们是排斥同性恋的，而我只是挪用了他们这种婚前守贞的理念，把它带到同性伴侣之间。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如果我没有做好过两人生活的准备打算，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能一个人的话，就是谨慎的，不要轻易出去找伴侣。”

“同志哥”是家里的独生子，一路读书读到博士后，从小到大，他都是父母的骄傲，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你也知道，不是很开放，文化产品比较单调，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中国大陆在拍的电视剧‘西游记’”。

“同志哥”说，从上小学起，他心里就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秘密。

（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

“那个时候很多电视道具服装和现在比算不了什么，但那时候我自己就依稀地觉得，我特别喜欢看里面穿着盔甲的天兵天将，或者是妖怪，这样一些男性的比较雄壮的类型。我对这些人会有性的感觉。但我对一般女性不太会有那么一种冲动。”

虽然很小就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但“同志哥”表示，在自我性倾向认同上，他并没有一般同性恋的负罪感 。

“我从一开始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就非常坦然，觉得非常自然，甚至觉得这是很好的人生享受。”

不过，同志哥也承认，即使在今天，同性恋者的心理生理诉求，还是一个敏感话题。大部分人还是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同性恋，因此，“同志哥”也没有公开出柜。

“和我亲戚里面和我两个表妹出柜了，但是和我亲近的同学同事，还有单位里的老师，我都只是谈工作，没有过多说那方面的信息。”

而向自己父母出柜，是“同志哥”一段痛苦的经历。

“在中国，你知道的，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迫于家庭压力，他就要结婚的。所以我父母也拼命给我相亲。2006年的时候，因为我表兄只比我大四个月，他结婚了，我父母就又把 （结婚的）话题提到日程上。这种情况下，我就和他们说了实话。＂

“同志哥”说，他在2006年春节向父母“出柜”。但是，父母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春节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可能是很难过，可能这个打击很沉重。然后，5月1号劳动节以后，他们开始反应过来了，一开始想用异性婚姻，把这件事情永远盖住。”

在父母的逼迫下，＂同志哥＂不得不交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

“和那个女的，不冷不热地处理了两年多。”

他说，他不想再自欺欺人，也不想让那个无辜的女人成为可怜的＂同妻＂。于是，＂同志哥＂毅然决定和＂女朋友＂分手。

“一直到2012年，大概前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我父母才不得已慢慢接受我是同性恋这个事实。”

“同志哥”表示，父母虽然对他是同性恋这个事实感到心痛失望，但至少，他们不会再逼他相亲结婚了。

“也能够允许我自己选择独身，但也不想我到外面是找男朋友，但也不会强迫我结婚了。”

“同志哥”告诉我，交不交男朋友，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哪怕他是异性恋，他恐怕还是会选择独身。

“这对很多人可能是比较残酷的，但是对我，因为我正好是个独身主义者，这可能也是我的个性。如果我是同性恋者，我也不愿意在还没有做好过两人生活准备的前提下，去找男朋友。”

记者：“我感觉你都没有尝试去找男朋友，你找都没有找，怎么知道稳定不稳定呢？”

“同志哥”：“没有，是这样的，有些人两人协调生活能力很好，但我不仅是感情生活上，日常做研究工作，我也是倾向单干。”

“同志哥”说，独身是他自己的选择，即使一辈子一个人，他也不觉得孤独。

“一个人也不孤独，我没有把我很多的理想，完全寄托在个人情感生活上，而是把它放在如何推进同性恋群体权益的社会运动上。正因为我有这种大爱，所以只要你不强迫我去和异性结婚，我还蛮乐意过独身生活的。”


（歌曲   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自由亚洲电台推出的系列报道“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一部分：“老中青三代同性恋”中，7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者“同志哥”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将为您讲述0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小寒”的故事，请您继续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 记者 唐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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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老中青三代同性恋：90后同性恋者“小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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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9岁的小寒因为在长沙组织“同志”反歧视游行被拘留。（图片来自网络）

听众朋友，在系列报道“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一部分：“老中青三代同性恋”中，我们已经为您介绍了50后男同性恋者“王龙”和70后男同性恋者“同志哥”的故事。那么，9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者“小寒”，他的境遇会有什么不同呢？

（歌曲 朴树 “我去2000年”专辑： 那些花儿）
小寒出生在湖南沅陵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今年19岁。在小寒出生七年之后的2001年，中国精神病协会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去除。

在小寒看来，无论是象“王龙”这样和异性结婚，还是象“同志哥”这样选择独身不交男朋友，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小寒觉得他生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很幸运，虽然只有19岁，他却已经是同性恋维权组织“湖南同爱网络协作机制”的负责人。

“我大约14岁就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性取向，出来是比较早就步入社会，大概14岁开始和其他志愿者（参同性恋维权工作），所以我的自我认同是很强的。”

小寒表示，他很早就公开出柜了。他们这代同性恋已经不会以同性恋身份为耻，身边的朋友也完全不在意他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可能现在80后、90后他们涉及到的关于同性恋的知识比较多，而且是一些正确的、良性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同性恋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别人的性取向，也没有影响到自己，就会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爱人的权利，特别是大学生，相对来说更能接收对传统文化有冲击性的思想吧。”

不过，小寒说，他并没有向他的父母出柜。对此，小寒自己的解释是，这并不是因为他害怕父母知道，而是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谈这件事情。

“我没有和他们正式谈过性取向的问题，我觉得我是同性恋，挺正常的，打个比方吧，如果我是个异性恋，我有必要说：哎，爸，我喜欢女的；或者说：哎，爸，我是个女的，我喜欢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 做这样的沟通，但是如果我家人哪天问我了，我肯定会很坦然地告诉他们。”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小寒说，他现在有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男朋友，他父母都认识他的这位男朋友。

记者：“你父母是知道他是你的男朋友吗？还 是觉得他只是你的一个好朋友？”
小寒：“至于我父母知不知道他是我男朋友，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父母认得他，也知道他。”
记者：“那你自己有没有第六感，觉得你父母是知道不问呢，还是他们真的不知道不问你？”
小寒：“我觉得他们是知道不问吧，我也是不太好说。”
记者：“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是知道不问？”
小寒：“感觉，第六感吧。”
记者：“你是不是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在和你父母之间还是个敏感话题？”
小寒：“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我知道他们会同意这个事情，但他们没有来问，我也没有必要刻意跑过去和爸妈说这些东西。”

小寒说，他才19岁，他相信10年、15年后，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肯定会把男朋友正式介绍给父母。

小寒相信父母会支持他的。
“我个人觉得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应该都看得开了。”

小寒说，他不能确定那个时候中国同性恋的婚姻是否会合法化，但是，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境遇，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小寒：“我可以想象10年后15年后，大部分主流社会的人，他们对同性恋是不再反感，或者说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那个时候更多的是80后90后组成中国青年群体，因为他们的教育，不会觉得同性恋很特别稀奇很变态，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个观念。”
记者：“我听你的意思是现在大部分人还是不能接受同性恋这个群体？”
小寒：“对，因为现在的主流社会是以50后、60后、70后为主，他们受到的教育和80后、90后、00后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不同。”

（歌曲 潘玮柏  我的麦克风）
不久之前，小寒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中名声大震。
由于在长沙组织“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同性恋游行活动，小寒被当地警方以这次游行活动未经公安机关备案为由，拘押12天。

小寒说， 去年他们也组织过一场类似的同志游行，并去找当地警方沟通。

“那个时候我是和有关部门做了沟通，但是之后的结果，他就相当于是你去做吧，我们不知道，类似于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就想今年可能还是会和去年一样，如果太复杂化，恐怕会受到更多外力的干预。而且，我们知道就算去和他 们沟通，结果也是不理想的，因为现在中国社会的整体社会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果。”  

在被拘押的12天里，小寒也没有忘记向警察宣传同性恋的知识。

小寒：“我既然已经进来了，肯定是不能过早出去，我就在里面的这些天，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那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小寒：“因为拘留所里的干警都知道我是因为什么事情 进来的，他们也对同性恋群体不是很了解，我就对他们做一些类似的知识普及吧。”
记者：“那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小寒：“他们也乐于了解这样的知识，至于他们最后是否会认同我的观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对我来说，他们还是乐意来了解这样一些新的知识的。”

小寒说，现在中国虽然有很多民间的同性恋维权组织，但是，大部分还是以防止艾滋病或者是向同志圈内人士宣传同志文化为主，在小寒看来，这远远不够。

“我更希望国内的很多同志组织，或者是标榜着同性恋权益的机构，能够站出来，切身实际地做一些有效的事情。因为我发现现在国内很多机构要么在做艾滋病，当然艾滋病也很重要，但是我希望他们在做艾滋病的同时，也做一些和同性恋文化相关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国内也有很多机构，他们是在同性恋社群内部做些文化宣传和倡导，我也觉得这很重要。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抽出时间做些公众倡导和干预，因为我们觉得，现阶段中国迫切需要的，是针对普通群众宣传一些同性恋文化。”

尽管因为组织游行被抓，小寒表示，他明年还是会组织同样的游行活动。因为，中国的同性恋者，需要最大限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明年后年还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明年当局不批准，我们还是会去做，因为根据现有法律，这种事情定格处罚是拘留15天，哪怕明年拘留15天，我们还是要做，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歌曲 潘玮柏  我的麦克风）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系列报道“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一部分：“老中青三代同性恋”中，00后出生的男同性恋者“小寒”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请您继续关注“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二部分：“我是拉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将在节目中为大家揭开女同性恋在中国的真实境遇，请您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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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是拉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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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北京艺术家石头 （右）是中国最早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说到同性恋，许多人恐怕马上会想到男同性恋。事实上，虽然中国官方从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中国女同性恋人数却并不在少数。中国的女同性恋喜欢称自己为“拉拉”，除了和英文“Lesbian”的第一个字母“L”发音相似外，“拉拉”也是两个女生手拉手很亲密的意思。接下来，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就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拉拉”，她的名字叫“石头”。


（ 电影“今年夏天” 片段）

这是中国著名女导演李玉执导的电影“今年夏天”的片段。这部2000年出品的电影，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女同性恋的电影，曾在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目前旅居北京的女艺术家石头，是这部电影的主演之一。石头本身就是是一名“拉拉”，也就说，是一名女同性恋。

（苗族音乐）

1969年，石头出生在贵阳一个苗族家庭。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她，曾经是中学的一名美术教师。北漂到北京后，石头拍纪录片、画画、搞摄影，被称作是“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艺术家”。

石头说，她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女生，“石头”是她从小被大家叫到大的名字，她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合适自己，天然而中性。

（音乐）

石头说，她公开出柜是在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中国关心同性恋问题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一起，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走进同性恋”节目。

在节目中，石头向观众公开自己是“拉拉”的事实，成为中国最早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之一。

“90年代我接触了那么多女同志，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的东西特别多，我也感觉到大家都不能公开，当时这个节目找到我，我就说我到这儿来，和大家聊，因为我想有那么多‘女同志’，可是没有人能说出来，我觉得是很不好的状态，我就想在这替大家说话，让大家知道有女同志（存在）。”

记者：“所以你就在节目中公开了，是吧？”
石头：“对啊，就直接了啊。”
记者：“那公开之后你觉得有压力吗，还是公开之后你反而觉得前面的路更宽广了？公开前后有什么不同呢？”
石头：“是，我觉得做坦诚的自己是最好的，我不需要遮掩任何东西，这样反而更轻松。”

（音乐）

石头说，＂走进同性恋＂这个节目播出后，收视率非常高，影响也非常大，但遗憾的是，等节目应该重播时，却被有关方面禁止播放了。

“社会的能见度不够，因为你教育、传媒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而且讲的都是负面的，没有比较深沉地从情感、社会这方面来讨论，（导致民众）基本不理解（同性恋）。”

关心中国同性恋问题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严重父权的社会，人们认为男同性恋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是，中国人对女同性恋，则相对比对男同性恋宽容。

不过，李银河强调，中国女同性恋在这种大环境下获得的自由空间，并不见得有力量。

石头对此表示同意。

她说，在中国，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更显得潜在而不为人知。女性的文化受到了忽略，女性的性也是受到了忽视。在貌似相对自由宽容的空间下，中国的“拉拉”们除了会遭遇和一般男同性恋类似的歧视外，还会受到传统中国社会轻视女性的另一种歧视。

“有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女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有些异性恋的男性就觉得是可以改变的，他没有去尊重你，觉得你是喜欢同性的，你的（性取向）是应该受到尊重重视的，他们觉得你还可以调整过来，我可以帮你，你可以跟我试一试啊。”

石头笑着说，不久之前她认识了一名男性艺术家，这位艺术家是一名异性恋。石头开诚布公地告诉他自己是同性恋，还把相恋10年的女友介绍给他认识。

“几天以后，那个男的他给我发一个短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和你、还有你的女朋友做爱？

（歌曲 you are an idiot ）

我也和女朋友讲了（这件事），她也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他辜负了我们的坦诚。”

美国洛杉矶精神署顾问、公共卫生专家星星博士（Damien Lu, PhD）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是，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1998年至今，星星在中国大陆著名同性恋网站“爱白网”上，兼任“同志问答”栏目主持人。

星星博士表示，认为“女同志”可以通过和男性发生性行为而调整自己的性取向的人，在中国并不在少数。星星说，去年就有一个女同性恋通过“爱白网”，诉说发生在她身上的真实故事。

“去年有一位女同，她父母很错误地认为，她是女同，是因为她没有和男性有过性关系。所以她父母怂恿一个他们看上的一个男孩子，把这个女孩子给强奸了。”

星星博士说，这名女生被强奸之后悲愤交加，决定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起诉这个男生。但是，她特别来信向星星咨询，如果要打官司，可不可以不牵扯到她父母。星星博士说：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她父母是直接教唆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起诉了。”

（音乐）

事实上，根据中国官方的一个统计数字，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女同性恋，遭遇过来自亲戚和父母的暴力。

星星博士说， 这位女同性恋受到如此蹂躏，最终还是因为不愿将父母送上法庭，决定息事宁人，这一个案例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他说，

“我觉得这个很说明问题，中国的传统教育家庭关系这方面，父母做了这样的事情，她还是不愿意父母牵扯进去。也就是说，可想而知，在中国其实还有很多的受害者，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但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父母类似于把孩子绑架了，锁在屋子里等等的。但是孩子很少有觉得自己有地位，可以作为一个成年人去反抗这样的行为的，不是没有，但很少。中国这种传统的礼教，实际上对孩子们的影响有时还是很负面的。”

（歌曲  王菲的《矜持》）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制作的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系列报道“我是‘拉拉’”的上半部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请您继续关注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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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是拉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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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012年10月，芜湖首对女同性恋举行婚礼。 （网络图片）

如果您收听了我们上一期节目，应该还会记得那个说话爽朗，非常爱笑的北京艺术家、女同性恋“石头”，以及她遭遇的一些尴尬事。那么，女同性恋在中国社会中还面临哪些困境呢？

旅居北京的艺术家石头是苗族人，从小在贵阳长大。

石头说，她母亲从小告诉她，凡人都应该结婚；但她父亲倒从来没有提过一定要她结婚。

现在，石头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而石头和她的女朋友，也决定要做不婚主义者，不去在意那一纸婚约。

“我是不想要结婚的，我们有个伴侣关系就挺好的，可能因为我是酷儿，我的观念是争取一个伴侣的法律比较合适。”

石头说，她欣赏一切颠覆世俗陈规的东西，并且乐在其中。但很多中国女同性恋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颠覆来自传统礼教和父母家庭的压力。

石头表示，她身边就有不少女同性恋，不得不和异性结婚，或者退而求其次，选择“形婚”。

“形婚有很多种，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它是为了对付家人社会的压力，采取的一种结婚方式，最简单的就是同志和同志结婚，他们可能不是真正拿了结婚证的那种，但是，都是为了掩人耳目的，表面上要做一个结婚的仪式，告诉朋友 家人我已经结婚了，我是正常的，但它里面的方式是很丰富的。”

石头说，而她认识一个“女同性恋”和她伴侣的所谓“婚姻模式”，则更让人辛酸和感慨。

“她大概90年代的时候就和她女朋友在一起，那时候她的样子比较象男生，她女朋友为了掩人耳目，直接把她当男朋友。”

之后，这一对外表看似男女朋友的恋人，远离家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安家落户。为了组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真正家庭，这位女同性恋的女朋友，还想办法生下一个孩子。

石头说：“她女朋友还挺有头脑的，为了生孩子，去人工授精，之后生了孩子，她们在养育的过程中，因为这种隐瞒状态，发生了很多悲惨的故事。”

石头告诉我，她选择不要孩子的生活。但是，如果有女同性恋想要小孩，的确可以通过人工授精等方法怀孕、生子。

“我一个朋友，她是和她的好哥们，那哥们还不是同志，是个异性恋，但是她的好朋友，他们商量好了，和那个男生的女朋友也商量了，都同意了，最后成功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石头说，那对隐姓埋名的恋人，在抚养孩子过程中遭遇的辛酸，其实也反映了在中国，同性恋要养育孩子非常不易，因为你没有合法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你现在只能算是非婚生子，是不是，那你在中国生孩子，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是比较麻烦的。你要有结婚证才有准生证，它有比较复杂的制度。其实我是可以找到精子来生孩子，只是，你到后面的那些，你要费点劲，孩子要有合法的（出生）证明，他以后怎么上学啊，户口啊，因为你没有这个制度么，可能都要花精力花钱通关系什么的，算是一个非婚生的，什么的，然后，社会怎么看你，可能要编一个故事，是我领养的，收养的什么的。”

石头说，即使是收养孩子，中国关于同性恋的收养制度也是很不健全的。因此，很多她身边很多同性恋，都希望有一天同性恋婚姻能在中国合法化。

“这么多比例的同志他需要这个，我的一些朋友她们都想要结婚，你不能说要等这个制度完善到什么程度，你有这个需要肯定要提出来，这是刻不容缓的。即使你达不到，你也必须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有一点点小波澜，最后才会成为大的波涛。”

石头说，和中国很多男同性恋的维权团体不同，中国目前很多民间女同公益组织，都在做一些直接维护女同权益的工作，而不是把防止艾滋病问题当作维权的主要目的。但这也相对增加了中国女同志的维权难度。

“其实女同志，象我们所在的城市，她们做社会运动社会团体做得挺好的，但是它的资源是要少一些，因为男同志有艾滋病的资源，在物资上，你在这个体系里面运作，也有了一个理由，但是女同志如果用同性恋这个理由，基本上不能够公开，是不是？所以你的机会资源就少很多。”

石头知道，他们需要有耐心，因为在中国不光是同性恋这个议题受到打压，任何类似的敏感问题都大同小异。

“因为我是做艺术的，我画画，也做记录片。在艺术行业里面，也会受到很多打压，限制你发声的内容，你要表达的东西都是受限制的。同性恋，始终都是这样，我们已经受虐了太长时间了。”

刚才北京艺术家石头说，中国的同性恋已经受虐了太长时间。那么，中国同性恋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歧视，受艾滋病感染的中国男同性恋的现状又如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到底适不适合中国现有的国情？

请您继续关注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制作的系列报道“中国同性恋状况调查”的第三部分：中国同性恋的现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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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同性恋面临的歧视和自我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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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性恋专家的保守估计，中国目前有4千万左右的同性恋。那么，中国同性恋人群面临的歧视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之下，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为时过早？中国同性恋中的艾滋病感染人群，又面临怎样的困境？

时间是2013年1月30号，一个理想的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北京平谷的一家饭店。

两名老年男同性恋：一位是退休教师，西装革履；一位是送水工人，身穿白色婚纱，他们俩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婚礼上，两人深情地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

中国的法律并不承认同性恋婚姻，但最近两年不断有同性恋人公开举办婚礼。在北京这对老年男同性恋网络直播婚礼之前，福建、四川、安徽等地，都有男女同性恋人公开举行婚礼。但他们的婚礼大都还是难以让家人接受。

北京这两位老人的婚礼，就被其中一位老人的儿子砸场。

“他们两个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两位老人事后在新浪微博用“两个老头儿的爱情”的网名发帖说：“为什么外人都能祝福我们，而亲生儿子却做不到呢？”

“家庭和职场，是大部分同性恋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压力。”

这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星星（Damien Lu，PhD）博士。

星星在美国出生长大，没有中文名字，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除了担任美国洛杉矶精神署顾问等职务外，星星还在中国著名同志网站”爱白网＂上，担任“同志问答”栏目的主持人。

星星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有关同性恋人口的准确统计数字。

“目前世界科学界，特别是北美和欧洲科学界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综合了将近一百多年的研究，大部分科学家的共识是同性倾向的人口比例，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占全世界总人数的3%到5%。当然这并不意味在社会上显现出来的同性恋比例是一样的。中国即使按保守的3%算，就差不多有4千万左右（的同性恋者）。”

星星博士表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相较于过去的中国，无论是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或者是性少数群体的认知，还是同志群体内部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掘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

星星说，这从13年来“爱白网”网友向他咨询内容发生的变化中，可以明显感受到。

“你比如说早期的话，很多人关注为什么我是同性恋？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什么原因变成同性恋的？这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星星说，后来一段时间是关于性安全方面的，比方如何预防感染性病等等；之后则更多的是关于情感问题的咨询。

“但最近一两年内呢，很多人开始问比如时尚啊，怎样防晒啊。”

在星星看来，这种变化是好事。

“我除了性倾向和别人不一样外，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话题开始趋于轻松。”

但是，星星博士强调，中国同性恋还是面对诸多歧视。首先，是来自家人的不认同。

象北京那对老年男同性恋是得不到儿子的认同，更多的中国同性恋是年轻人得不到父母的认同。

星星说：“因为父母不能接受而自杀的同性恋在中国案例在微博上都有，甚至有人把绝命书都发表过。”

年轻的电影人范坡坡是一位公开“出柜”的“男同志”。

范坡坡说，他拍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时，曾采访很多街头路人，很多人都表示可以理解同性恋，但接受不了自己孩子是同性恋。

他说：“中国人爱面子，你平时生活面对面问他，他可能比较温和，但事实上从网上，因为是匿名的，很多人就暴露出真实想法，甚至是谩骂。”

浙江同性恋民间公益组织“浙江爱心工作组”负责人“王龙”也表示，在他看来，同性恋婚姻在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淫的中国，很难合法化。

“王龙”说，即使中国政府愿意，那些中国的父母们也不愿意。

“中国人有传统观点，要延续香火，你变同性恋了，香火怎么延续。政府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支持同性恋结婚，那么下次坐在政府门口的，就是这对同性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坐就六个。如果是一对，就是12个，你说政府会支持你同性恋结婚吗？”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星星表示，除了来自家庭的歧视，由于中国同性和性少数群体不受任何法律保护，中国同性恋受到的在职场等地受到的歧视，也很严重。

“还有些人就直接被解雇了，或者被拒绝录用。还有学生因为有同性倾向被勒令退学、因为搞‘同志倡导活动’被记过等等。”

青岛大学教授、中国同性恋问题专家张北川教授日前对1259名同性恋者中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7%的被调查者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被迫辞职或遭遇解雇；4.7%的被调查者则表示，自己的加薪或升迁受到了影响；另有62%的被调查者，在单位隐瞒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湖南同爱网络协作机制”的负责人小寒也表示，今年“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当天，他们在长沙举行了同性恋维权游行活动，有两名参与游行的男同性恋，事后遭到所在单位的报复。小寒说：

“他们参加完游行之后没多久，就被单位解雇了。所以这就是歧视，对吧。”

记者：“公司有没有说是什么理由解雇他们的？”

小寒：“没有，就是你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就解雇了啊。”

记者：“那他们有没有想过要请律师诉诸法律呢？”

小寒：“但是他们的单位也不是国企，去告，结果也不会那么理想。”

我们了解到中国同性恋面临的最大歧视，一个是来自家庭一个是来自职场，那么，对于那些被艾滋病感染者的中国同性恋者，他们又要面对那些歧视和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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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同性恋面临的歧视和自我认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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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从世界范围看，男同性恋人群只占全部艾滋病感染者的5％到10％。 （网络图片）

在上一期的“中国同性恋现状调查”节目中，我们了解到中国同性恋面临最大的两个歧视：一是来自家庭，一是来自职场。那么，对于那些被艾滋病感染的中国同性恋者，他们又要面对那些歧视和挑战呢？

一般中国人对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的歧视，源自对艾滋病的恐惧。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1998年，中国预防艾滋病的第一条措施是：“严禁搞同性恋”。

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看，男同性恋人群，只占全部艾滋病感染者的5％到10％。

浙江民间艾滋病防治组织“浙江爱心工作组”负责人“王龙”说，艾滋病对同性恋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因为误解，加深了人们对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的恐惧和排斥；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拉拢同性恋这个人群。

“王龙”说：“中国同性恋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宽松的环境，是因为艾滋病，艾滋病救了中国同性恋。现在中国政府对同性恋的政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为什么，以前都是反对的啊，因为艾滋病。如果政府对同性恋还是那种态度，所有同性恋都转入地下，艾滋病蔓延得更快。那是非常危险的。”

浙江化名为“展飞”的男同性恋，就是一名艾滋病携带者。

1980年出生的展飞告诉我，27岁那年，他被证实感染了艾滋病。

记者：那你当时知道自己被感染艾滋病时，是什么感觉呢？

“展飞”：我估计都差不多吧，肯定是心理压力非常大，当时对这个病不了解，以为生命周期很短，很绝望，没有后路了。

“展飞”告诉我，得了艾滋病之后，因为要大量用药，他不得不告诉母亲自己的病情，但却并没有向老人透露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

记者：所以，你觉得同性恋比得艾滋病还难以启口。

“展飞”：“就是因为歧视太大了，所以造就我，不敢出柜，不敢和父母说，不敢和周围最好的朋友同事说，我是同性恋，我的性取向和你们不一样。＂

“展飞”说，刚确诊的时候，他和所有感染者一样自闭、绝望。是同样感染艾滋病的病友们，让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并了解到在药物控制下，艾滋病人完全可以乐观地去生活。

2008年开始，“展飞”积极参与了民间防止艾滋病工作，他现在是＂浙江爱在钱塘公益组织＂的负责人。

“展飞”说，作为一个草根防艾人士加艾滋病毒携带者，提到中国政府在对待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上，他只能用＂咬牙切齿＂来形容。

“什么叫民心？老百姓心里怎么想，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从来不关心老百姓心里怎么想的，他们从来只做一些表象工作，从来不管真相是什么。”

“展飞”说，一般规定只有人体免疫细胞CD4低于350的艾滋病感染者，才需要服药治疗。但中国各级疾病控制中心为了尽快遏制艾滋病传播，一旦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就要求他们马上吃药。

“展飞”说：“本身艾滋病是有潜伏期的，有的人潜在身体里五年八年，潜在身体里好好的，现在就是一旦确诊出来，他的CD4哪怕是七百、八百，他们就让他吃药。但是，早吃药就很可能造成对药物过早赖药，如果你一个一个药换下去，没得换了，艾滋病人的生命周期，就站在边缘了。”

“展飞”说，本来政府防疫部门可以利用艾滋病携带者病毒潜伏的这几年，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但是中国各地的疾控中心为了向上级报功，就拿感染者做牺牲品。

他说，“药物吃下去就可以把艾滋病毒（暂时）杀掉，他的精液、血液里面就监测不到病毒。对于艾滋病人怎么办？中国只有一线药、二线药，二线药没用了，后面就没有药了。”

“展飞”说，艾滋病人群在中国本身就是受歧视的弱势群体，但如果你得了艾滋病又是同性恋，受到的歧视就更加难以想象。

“你如果是输血卖血（得的），对于政府社会可能会同情你，因为你是无辜的。如果你是因为同性传染得的，就会觉得你是咎由自取，死了也活该。”

“展飞”同时表示，由于同性恋关系在中国既不被政府鼓励也不受保护，同性恋之间很难发展为稳定的关系，因此一个同性恋往往拥有多个性伴侣，同性恋人群也的确比常人面临更大的传染艾滋病的风险。

“现在娱乐场所，同性恋酒吧、网络网站都是很发达的，同性恋群体因为政府不承认、政府不承认，既没有保护也没有约束，就造成了同性恋在感情、性生活方面都很放松。中国的同性恋还是讲究性快感，去谈一对一的感情，还是不多。”

今年20出头的男同志“小翔”（化名），显然不同意“展飞”的看法。

“小翔”告诉我，虽然他是男同性恋，但是他相信一见钟情，相信彼此是唯一的爱情，而他的男朋友是一名艾滋病携带者。

“我知道他有（艾滋病），但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首先是喜欢这个人，这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因为他有这个病就拒绝他，有这个病，如果接受治疗，半年左右基本上没有传播能力了。”

但是，“小翔”说，同性恋要想异性恋那样好好谈一场恋爱，实在很难。

“像我们牵着手去的，路上就有人讲好恶心啊。”

“小翔”说，他真希望同性之间的恋情可以象异性恋那样得到祝福，更希望中国的同性恋能够早日争取到合法的婚姻权。

“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权利无法保障，我觉得同性恋应该婚姻合法化。”

但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星星博士却认为，现在在中国很多同志都在呼吁同性婚姻合法法，甚至很多人以此作为终极目标，这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星星强调，必须注意到的是，世界上所有有同性婚姻法的国家，都有已经实施了很多年的反歧视法律。

星星说：“比如说禁止在就业、就学、居住等方面歧视性少数群体，在中国如果你是同性恋，房东就可以通过这一事实把你踢走。”

星星认为，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反同性恋歧视法，有了这些法律，象同性婚姻这样的法律才有意义。

“因为今天如果同性可以结婚了，但你结婚第二天可能就被解雇了，很多人不见得回去结婚。我不是反对中国同志追求婚姻合法，但在中国目前状况下，最需求的角度讲，我觉得反歧视是最重要的。”

根据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星星博士的观点，中国同志追求婚姻合法之前，首先需要追求反歧视法，但是，有时候连反歧视法在中国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那么，中国的同性恋如何才能从中国现有的国情中，寻求突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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