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一千多公里，只因为“我要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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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陈榕波


历经磨难，写那些苦难的诗篇

那时候我在的县城还没有高中，我考上了市级最好的高中——肇中。在我之前，同一条街的肖大姐考上了肇师。我们两个学霸的名字，在县委的宣传栏里挂了很久。

57年，当时上面鼓励大家多提意见，肖大姐她满腹才华，又仗义执言，所以提了很多意见。这下她倒霉了！出身不好的肖大姐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去了劳改。

在劳改场里关了4年，历尽磨难的肖大姐24岁了。在牢狱里着急着为自己写反省材料，可是她写不出来，因为她一直都没有做过坏事，不知道怎么写。刑满释放后，她并没有脱帽，属“黑五类”，是专政对象。

我也因为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而辍学，我这种“四类分子”子女，没有单位敢用我，只能回到家帮人织毛衣或做一些散工。

在那条窄窄的街道上，我和出狱后的肖大姐一见面就无所不谈。我们谈丁玲、评巴金、说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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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嫁给了地质队一个工人，离开了小街。我介绍了丈夫的同事给肖大姐，她以后经常说，不是我，她肯定嫁不出去。

地质队都是随队家属，但肖大姐没有随队，她到了丈夫开平的乡下避难，那里有她夫家的兄弟保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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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却遭殃了！

无论我丈夫表现得多好，不管他多认真努力工作，任何奖励升职加薪都不会有他的份，他总是垫底的那个。

人人都有领袖像章，唯独我没有，学习会也不让我参加。很多人都对我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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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好心的邻居悄悄告诉我：“有人说你是右派，他们还问我你有没有说什么反动言论，我当然说没有。”

“啊？！”我大吃一惊。

我去保卫科问，他们不客气地回答：“派出所打电话来说，我们的职工跟一个右派结婚，那不是你还有谁！”

“不是我，你们搞错了！”

我想起我的好朋友肖大姐现在可能也在受罪，我不能为了纠正自己的身份，而暴露了在开平辛苦避难的她，所以没有说出她的名字。

肖大姐一定不知道，我为了她背了几年黑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身累，心更累！我没打成右派，却被连累成是右派，一家人遭受了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我窝在贫穷的地质队，在偏僻的山沟里，懵懵懂懂地做了十多年家属，再有才华也没有工作，麻木得没有了方向感。

肖大姐比较幸运，嫁到开平后，当地人以为她是广州知青，她成了贫下中农的一员。肖大姐的丈夫一年只有12天假期，平时都是她在乡下照顾老人孩子。

在那里，肖大姐干农活、种菜、种果树、养家禽，变成了农业能手。她的裁缝手工很棒，孩子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的。

她还到市场卖了一头大猪，得了80元，用60元买了一部上海虹波牌的收音机。

她尽力保护自己，保护着家人。躲开了斗争，孩子们不但身体好，学习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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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原来是国家决定为55万右派分子平反，有人对肖大姐宣布：“你要归队，国家需要你！”

肖大姐平反后，第一个想到的是要来救我。

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通过信。十几年了，地质队的职工经常从这座山搬到那座山，我们换过好几次家。肖大姐打听到我所在的地质队在梅州，居然从开平坐了一整天的长途汽车，到广州住一宿，第二天再转车到梅州来找我。翻山越岭，一路颠簸，500多公里啊！

人生地不熟的肖大姐，找到了我所在的地质队，寻到了我偏远的家，当时我们住在离地质队较远的果园。

她在我家那9平方米的简陋房里眉飞色舞、抑扬顿挫、口若悬河，兴奋地把她平反复职上讲坛的喜事告诉我。她爽朗地大笑着，用不容置辩的口气对我说：

“世界变了，终于变好了。你马上回去，你是人才，他们都会帮你！一定要回去，你明天就走！”

因为还要照顾孩子，肖大姐只呆了一个小时，又马不停蹄地坐上长途汽车赶回家。

为了救我，来回1000多公里啊！

邻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瞪大了眼睛一个劲说：“她是骗子，这个人一定是骗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收拾了两件衣服，扛上一张棉被，暂时抛夫弃女，单枪匹马坐上了前途未卜的长途汽车。晚上抵达广州，第三天再到云浮，也是500多公里。

当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久未谋面的老师身边，老师震惊了：“你怎么这么勇敢！”

经历过被批斗的老师，已经重回教育界。我一直都没有正式工作过，更从来没有教过书，但老师二话没说，就马上安排他最好的学生站上了中学讲坛。

虽然学校在穷乡僻壤，虽然只是代课，一个月只有40多元工资，可是我也心甘情愿。我终于可以做老师了，终于实现了我的理想。我不用再把未来，埋葬在碌碌无为的随队家属生活里。我已经37岁，我要重新谱写我的人生。

因为我很晚才当上教师，所以我的教龄很短，但是这20多年的教育生涯，收获得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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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海外电话，那头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我是肖大姐！”

我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你在哪里？”

“我在加拿大。”

自从当年肖大姐千里迢迢来找我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也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些年，我们都找过对方，没想到她终于打听到了我的电话，更没有想到，她去了加拿大。

“我们约定每晚9点到10点通电话。”肖大姐说。

“国际长途？这要多少钱呀！”

“我有做生意用的专门电话，免费。”

做生意，我想像她已经是个大富婆了。

肖大姐告诉我，她在开平的乡下避难的时候，做完繁重的家务，还承包了学校的粪池（以前农村的厕所，需要清粪工定期到下面去清理）。这样她不仅多了一份收入，还有肥料用来种菜。大概是天生的教育情愫吧，虽然她做不成教师，但经常看到学校里的孩子也很满足。平反后，她站在了高中的讲坛上教数学，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

“我站在教坛上多威风！” 肖大姐自豪地告诉我。

我也告诉她，我当年去了云浮做老师，因为教学业绩优秀，被破格升级。这些年我领了多少奖状，获得了多少荣誉，专科本科研究生课程我都全拿下了。我也经常说：

“我站在教坛上最神气！”

哈哈！看看，我们都是惺惺相惜的同类，虽然生活都很艰苦，但是我们却是精神上的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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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肖大姐回国，我们互访了几次。我举家去开平，参观了她家古老的旧屋，住在她孩子家的高级新房。

我们相约重回云浮那条小街，哪里还找得到当年的痕迹。到处是酒楼、商场、各种娱乐场所。当年在石板路上畅谈文学和梦想的两位妙龄少女，饱经沧桑，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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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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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总会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