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再话沈从文

春浅

儿子眼中的沈从文：用一生维护用笔的自由
    沈虎雏，沈从文先生次子。1937年生。轻工业学院退休教师。

    1980年起开始沈从文作品的搜集整理，1997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几乎闭门不出。

    负责《沈从文作品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具体组织和联络工作，并承担书信部分的整理。

    即将于“沈从文100周年诞辰”纪念日面世的《沈从文作品全集》规模超过1000万字，其中400万字为首次发表。收集了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沈从文的文字作品，除掉传统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之外，还补充了大量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包括一些私人书信，沈从文后半生所著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一些作品也一并予以收录。

    12月22日上午，到甘家口增光路上的轻工业学院宿舍采访沈虎雏。

    采访机会得来艰难。家风使然，沈氏后人十余年来低调处世，甚至诸多有关沈从文先生的活动，出席均以“不发言”为前提。此番惯例拒绝在先，我们不得不用近一周时间进行说服。最后老先生终于让步，可以谈，但是“简单点，就说几句”。时间也定在上午10点开始断不肯提前，是他为“不多言”预设的时间保障。

    ■我曾经不能理解父亲

    记者：我听历史博物馆李之檀老人说起，当年学校放寒假，您跟着父亲到午门城楼上的历博库房上班。那地方尘土很大，沈先生拿一个手绢对折系住口鼻，您说他像电影里的大侠杰西，只是不够英俊，太文弱。

    沈虎雏：我只去过一次，1949年那个寒假。他到午门的第一个冬天，我刚刚上初一。

    记者：少年时有这样的经历，而今又穷22年心力编辑《沈从文作品全集》。您这一生似乎跟您父亲沈从文先生联系得特别紧密。

    沈虎雏：不，联系得特别不紧密。我大半生是在企业里头过的，学工。

    记者：您和兄长没有一个人跟随沈先生做文物或者做文学，是天生兴趣使然，还是看了父亲一生觉得做这一行太艰难？

    沈虎雏：我承认我是因为兴趣，不是说政治考虑第一。但那种因素是有的。

    记者：我看到您在他去世后写道：“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

    沈虎雏：当然是这样了。尤其1949年，在我们那样的年龄和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不会很理解他。他为什么苦闷我们是知道的，环境的压力、舆论的压力，北大大字报造的那些声势，家里边收到恐吓信，这我们都知道，可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是吧？

    记者：而且沈先生有一些很决绝的举动。他第一次试图用刀片自杀是被儿子制止的。是您吗？

    沈虎雏：我哥哥。我去上学了。

    记者：史树青老人说刀割痕迹在脖子上，李之檀老师说在左手腕。

    沈虎雏：都有，都有。他感觉的紧张和恐惧我们感受不到。他精神失常这个病程是很长的。缓解以后，表面上跟正常人已经一样，每天上班下班，但是别人觉得他还是不正常，他也知道别人这样议论他，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他侧目而视。后来我看到他一些属于检讨性的文字，提到他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一边做事一边自己流下泪来，别人看到肯定会觉得很不协调，于是对他有所怪罪。这是解放初期，1950年、1951年的状态。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记者：都是以后您从他的书信、他留下的文字里才明白？他不说是吧？

    沈虎雏：不说。他跟家里头不说，在社会上也不说。他一生对别人批评他的东西，基本上不反驳，有些不是批评是谩骂性质的，他也不反驳。他不是没有反驳的能力，不是说没有这个文笔，他就不把精力用在这上头，不争辩。

    ■父亲有时也不理解别人

    记者：我看了一些资料，发现对于沈先生他，特别是那一段很动荡时期的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印象。有些文章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凄凉、压抑、不如意这一面。李之檀老师甚至跟我说，有的作者把沈先生这方面的表达都集中到一块儿了。

    沈虎雏：对。我跟一些作者也说过。从沈从文的角度，他有内心主观的一些感受，不如意的这个那个的，这是他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用大量的文字记载了他的这个文物事业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也是得到党的鼓励，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得到支持，他得到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机会比别人好。

    记者：但好多人会觉得这是他在那种局势下必须说的话。

    沈虎雏：不完全是。有些不需要说套话的场合他也留下这样的文字，这确实也是他感受的一方面。另一个，在博物馆他最感觉困难的，是领导。他认为需要领导给他支持的东西，他没有获得，主要还是对他的事业追求不理解，以及对于什么是尽责的理解不一样。但他的理解可能更带个人色彩一些。人的处境不一样，他关注的事情、想法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来说，沈从文也不理解别人。

    记者：您能这么说我很意外，也很感动。

    沈虎雏：这确实是这样的。比如他很反感的某一个领导人，那领导人可能有他的道理、原因。一个领导在批林批孔的时候，能不把这当成中心任务吗？这时候你沈从文提出来“我要助手给我画画”，那助手在干校呢，抽一两个人回来画的大量是批林批孔的画，是服饰重要还是那个重要？他得配合中心运动啊。人家当然有一种选择。我觉得我父亲，他始终对整个这个历史当中别人关心的重要的东西，他有时候缺乏一些理解，所以他游离于这个主流的东西之外。解放前有这个现象，解放后也有这个现象。他说他不懂政治，我觉得这里头有他理解上不同的角度。你也用不着感动，这是事实。

    记者：我就是觉得您作为他的孩子还能这样来看事情……

    沈虎雏：我在编全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头有些地方，有一种机会的不均等。他说的话有机会编到全集里去，说别人不好，可别人没有机会来用同样的文字，让同样的读者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比方说某一些领导，他当时做的一些事情，沈从文不满意，那他留在他的信里头了，他写给第三方，说“这个领导一点儿不懂”什么什么，那这个领导他没有机会来解释。这就有一种机会上的不均等。

    ■一生维护用笔的自由

    记者：可读黄永玉的东西会觉得沈先生是开朗豁达，然后特别能自我平衡、自得其乐的一个人。比如他去干校，给黄永玉写信：“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沈虎雏：在困难当中他还有幽默感。这是他的性格。你看《湘行书简》，他写的信都是“美啊”。可他并不是对现实没有感受，看《湘行散记》就知道，里面有些片断流露出来当时那个环境实际上是很险恶的。他在北京被人骂成是“右”，他到湘西人家又认为他是共产党。

    记者：沈先生这一生的处境好像老是这样。“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他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他似乎永远“边缘”，被哪方都排斥，说不清楚。

    沈虎雏：我觉得还是说得清楚的。因为他不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很多这种大的政治斗争中，对待是非的判断常常是很简单化的。你不是我这头儿的，那你就是帮助敌人。你越有一定的影响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应该被排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那沈先生其实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在做一种坚持吧？

    沈虎雏：他维护自己用笔的自由。他写作，就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写，按照命令或按照规定来写，他写不出来。

    记者：黄永玉记下来钱钟书说过的话：“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沈从文，窝囊了一辈子。”

    沈虎雏：也对的，也对的。你们的“征稿启事”里有一句话选得很对……

    记者：那句“无从驯服”？

    沈虎雏：这个是他原话了，“无从驯服的斑马”。它确实有一定概括性。当然也可以说他能力不足，因为有的人就能写出东西来，他没这个能力，也是低能，也可以说是窝囊。

    记者：那您怎么理解？您同意“坚持”这个说法？

    沈虎雏：我觉得从整个历史来看他坚持是对的。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你想他这个人，从他来看，如果他不是这样，他会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呢？无疑是很难想象的。

    ■放弃文学难言幸与不幸

    记者：大多数人还是把沈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记住的，觉得他1949年以后再也不写了是一个大悲哀。可我去采访李之檀老师的时候，他张开双臂给我比划他的书架，他说：“你来看，从这儿到这儿，这么几排全都是服装服饰研究方面的书。沈先生开创的事业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继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就觉得，沈先生他做了文物，可能对于他自己不好说是幸还是不幸，但国家肯定是“幸”的。

    沈虎雏：这看从哪个角度看。对于整个国家文学成就的总量，那他是没有再参与了，没有他后期的贡献。单从这个角度看，总觉得是遗憾的。但他正好在中国需要文博事业大发展的时候，进入了这个队伍，他自己也总说他机会好。我感觉他在文物事业上所处的位置和他文学上所处的位置有很多相近之处。文学上他自己有一句话：“我只想做一个打前站的小卒”，他把“文学革命”当做一种使命：“用笔五十年，试试看，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再来留下一些东西。”他是想把生命投入到文学事业的，但是没有做到自己认为很满意的状态，因为社会变动他就退下来了，离开了。但是他在文物方面，实际上他的很多主张，并不是他做了很多年博物馆工作之后才提出来的，有些在他做文学的时候已经在这么看了，也非常超前。他对文物的兴趣也是早已有之、深藏于心。

    ■亲近文物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记者：沈先生他做人做学问的方式，给了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一些人一生的专业选择，您呢？我这次能得到这个采访机会也是挺难的，您不愿意接受采访，听说“低调”一直就是沈氏家风。

    沈虎雏：因为他本人不大愿意张扬，这是他一贯为人行事的方法。1949年以后他离开了文学事业，他自己说文学方面我没有发言权了，避免在文学方面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后来所谓沈从文热，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以后，他一直是在给它降温的，一直到他去世。他晚年我们在他身边生活，很了解他这些态度。

    这态度既有他的一贯性，也有他我们一开始谈的，1949年以后心灵上那个问题的延续。第二次文代会，毛主席接见，握着他的手问他多大年纪，说“你还不算大嘛，还可以写几年小说嘛”。周总理也是鼓励他再写小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可同时，书店给他的通知：“你的书已经过时了，烧了。”台湾也禁他的书。

    这样一些非常矛盾且很强烈的信息一下压到他的身上，这时他的病刚刚缓解没多长时间，他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他这样一个人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知道一些文学史，他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他选择还是守着自己小职员的这个生涯继续做下去。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都是在场面上活动，而他宁愿守在一个比较卑微的职务上，同时他也有意识地缩小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

    他这个选择，从客观来说，是对的。因为他要是写，确实他的后果……不说文学成就会有些什么，“文革”时候他肯定要受到更大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后来他自己有一个概括性的话，他说他回过头来看，他1949年是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那天，我们的采访在中午一点半结束。所有人都错过了午饭时间，老先生客气地建议我们一起分享家里最后的三袋方便面。

    同行者惊异于沈虎雏先生出乎意料的耐心健谈，而我，感慨于他谈论父亲的那种方式，他客观不寻常的立场，他庄正的神色，还有，他那个朴素暗色、陈设老旧的家里居然有复印机——一切为了父亲，为了《沈从文作品全集》，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与沈先生交谈会感到压力，你不可以不准确，不可以丝毫夸张，可是同时你可以也知道什么叫本分，什么叫自矜，什么叫有尊严。我知道在我没有去过的湘西，沈从文先生的墓临江而建。墓地的碑文上有这样的题字：“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我想我看到了他的精神正在世间延续。（吴菲）


   沈从文“服饰研究”开创新的学术方向

    当世界变得诸事背谬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沈从文先生的方式，或许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不动声色的坚定。

    感叹沈先生在50年代后不得不停止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可是，沈先生自己真的会同意这一说法吗？他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解释是：“总的看来像一篇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原来他在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着现实，继续着一个作家的事业和梦想。虽然不写小说了，但他却把自己的写作与另一个绵长强大的文学传统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是野史笔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沈从文的手里，被赋予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方法和内容，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

    可惜的是，按照近代建立起来的“文学史”的规划、野史笔记基本是被屏除在“文学”之外的，因此，从这一传统沿袭下来的沈先生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文章，也一样不被归入“文学”。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类文章仅仅与历史研究有关，仅仅与学问、学术有关。然而，一旦以现代史学研究的规范来衡量，沈先生的著作“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又不合乎“史学著述”的标准体例，更何况，他研究的对象那么驳杂、细碎，所谓“花花朵朵，瓶瓶罐罐”，没法归入任何一种当今人们熟知的“学科”的范畴之中。沈先生后半生的心血，因此面临着无法“站队”的窘境。

    前几年我还年轻的时候，总是没有胆量读正史，《二十五史》中连续不断的宫廷阴谋、政治迫害、战争、饥荒，看一会儿就让人头皮发麻，汗毛耸竖。可是，正是这些东西，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历史”最重要的内容。沈先生的学术研究，却是倾力于历史的另一面，历史的即使不是更重要，却也是更丰富的内容，这就是他自己明确谈到的历代“物质文化成就”。老一代的知识人真是太谦逊了，“服饰研究”这样的题目，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是很容易让人因误会而产生偏见的。其实，在“服饰”这个题目下，沈先生所涉及的，乃是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在他的笔下，中国人的过去，终于变成了一部流动、活跃、驳杂而丰富、充满人性气息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卷采用散点透视法的绘画长卷。我们由此才得以知道，自己的祖先除了有争斗的经验，更有生活的经验，并且，这经验发达细腻，充满情致。

    沈先生的这一学术方向和方法，本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但是，他的这一最重要的贡献，却恰恰没有被充分认识。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为他的研究叫好，但是，叫了好之后也就各自散了，他的研究成果，他那些虽不一定正确，但却往往深有洞见的观点和结论，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严肃的检视、争鸣，更无批评驳斥之声，这就如同巨人的肩膀已立在那里了，却没人肯登上去凭高望远。倾注半生的研究心血，在身后激不起波澜，引不来争议，这又是何等的寥落光景？相比他生前的寂寞，倒让人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值得兴叹。

    对物质文明史研究的忽视，已经在严重影响着今天中国人对自己过去的认知能力。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不能说不爱国，他们一直满怀豪情地想要在影片中表现历史，动用大投资、高科技，可来来去去，内容总是离不开好像有点智障似的暴君和刺客——一根筋地光想着战争和行刺，怎么会不像智障呢？——不过，想一想几代人以来在学校里一向都是被灌输了怎样的“历史知识”，这种现象似乎也就不奇怪了。把朝代兴衰、政治变迁当做历史知识的主要内容，其结果是，在一代又一代不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心目中，战争、动荡和权诈之术，就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很多年轻人对古代中国缺乏热情，显然与这一阴郁印象有关。所谓作茧自缚，正好用在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上。然而，实际上已经有沈从文这样的智者为我们指出了走出茧缚的路径。因此，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花花朵朵 瓶瓶罐罐》这样图文俱胜的书，为什么不可以被定为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呢？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暴君、刺客、滑头宰相和野蛮女友、野蛮少爷之外，还了解一点那被称为“文明”的东西。（孟晖，任职《读书》杂志，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

     《北京青年报》 2002年12月27日

MICHELLE07

因为赤诚，因为执着，所以有无法站队的窘境

修史，就是应该有更多专题，研究“物质文化成就”
而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史

春浅

文章太长
我还打算往上垒几块砖，最近刚看完《沈从文晚年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