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宪益
FROM：- 阮一峰BLOG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11/an_autobiography_of_yang_xianyi.html前天，杨宪益先生去世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最佩服两位翻译家，一位（对）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另一位是沙博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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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统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我国译成英语的文学作品，有一半以上出自杨宪益和戴乃迭，其中尤以《红楼梦》的英译本最为著名。当今世界共有两种《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可惜的是，两位译者都在今年去世了。（另一位是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于7月31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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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杨先生去世后，我就想写一些纪念文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先生的学问和英语水平，不是我有能力评论的。如果我写的话，肯定是主要写一些政治事件。将政治凸显成一位大学者人生中第一位的内容，这样是否合适呢？……好在后来，我看到了杨先生的一段谈话，这才感到有点放心了。
杨先生说：
谈文化重建问题不如谈政治改革问题。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的话谈不上文化重建。我认为像粱漱溟先生也好，冯友兰先生也好，或者是吴宓先生也好，哪一位如果说是关了门出了什么灵丹妙药就可以把文化重建——几分是儒家，几分是西方思想——就能解决文化重建的问题，我认为是一种幻想。我觉得只要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自然的文化就会重建。至于说旧的东西保留多少，吸取多少，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多少，这个问题到时候就会解决。
是啊，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既然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就先从政治角度看待杨先生，让未来的人们再从文化和学术角度去评价。
杨宪益的一生，是非常矛盾的一生。他的背景和气质，与他的祖国格格不入，更接近于西方人，可是他却一门心思要和他的祖国融为一体，结果命运同他开尽了玩笑。
他出生豪门，却向往革命，终生支持社会主义运动；
他留学英国，衣食无忧，却在抗日战争最低潮的1940年毅然回国；
他娶了一个英国女孩，要求对方完全中国化，可是这桩婚姻在文革中却成了间谍罪的证据，导致他入狱四年；
他对英语并无特别兴趣，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翻译家；
他喜爱文学，可是翻译的不少文学作品却没有文学价值，完全是因为上级的命令；
他不喜欢《红楼梦》，却把这本书全部译成了英文；
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却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终生为他人的文字做嫁衣裳；
他从不在乎生死，文革中公然说“枪毙我也无所谓”，却活到了九十五岁的高寿。
这就是杨宪益，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普通却不平凡的一生。
想了解杨宪益先生的一生，一定要读他在九十年代出版的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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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曾经出版过中译本，名字为《漏船载酒忆当年》，点击这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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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译本是一个节译本，凡是与政治有关的敏感内容都删除了。
杨宪益先生在上世纪末的某一年春夏之交，曾经是个风云人物。他在那一年的经历，是不能被忘记的，这是他晚年的大事，也是他气节的体现。
请看这一段：
将近年底时，形势稍微平静了一点儿，党突然宣布它的决定：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同时每人要写一份关于“xxx事件”的表现的总结进行自我批评。
既然我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况且，我仍然谴责那些应对这起悲剧事件负责的掌权者，我决定，我不参加这个“党员重新登记”。因此，我写了一个纸条给党书记说，我的认识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党。
党书记对我说，他们认为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如果我悔改的话，他们可以考虑从宽处理我。可既然我这样决定，那他们就不得不召开会议将我开除出党。
于是，这个党内会议召开了，支部全体成员到会，总共只有十二人。出席者中有一半人认为我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批评。他们并没有试图说服我说“xxxxx是正当的”，也没有说“xxxxx没有死一个人”，他们只是批评我说，作为一个党员不应该反对党的决定，特别是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引起了那么大的国际影响，违反了党的纪律，他们还批评我，不应该把党和北洋军阀以及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相比，参加会议的另一半党员保持沉默。接着他们开始表决：同意开除我的人举手。经过短暂的犹豫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然后，他们要求我发言表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表示悔悟。我只是简短地表示我服从他们的决定，会议就结束了。
还有更火爆的：
Running from trouble does not particularly suit my character. But because many people in China and abroad had heard my angry denunciations through the radio,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began to worry about my safety in case the government would come to settle accounts with me. In those early days after the massacre, many people who voiced support for the students and denounced the fovernment were arrested and taken away to prison. People said that those who got arrested were usually brutally beaten and some were even killed. One heard all sorts of stories. It is inpossible to tell which ones were true or exaggerated. Anyway many people disappeared during that period. Some may have gone into hiding while others might have arrested or killed. For over a week Beijing became a ghost city under the reign of white terror.
One evening when Gladys and I were just chatting with a neighbour, an American expert, an old friend of mine who work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s Bureau but in a different section, suddenly sent his maid over with a note. The note said that he had heard from reliable sources that the security police might come and arrest me -- either that evening or the next. In those days we heard that most people arrested were taken away at night, after ten o'clock, so that it would not cause any commotion. He suggested that I should go into hiding at once. He would send someone to fetch me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and I should leave immediately, taking no luggage at all, so that it would not arouse suspicion at the bureau.
I then called Gladys to come out of the sitting room and whispered to her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I told her not to worry, that I would come back in a few days, and there would be people passing news of my whereabouts to her. Then I left. I was met by that friend's son at the corner of the main street. It was getting dark and had started raining a bit, but there still some old people on the roadside chatting about the recent events. My friend's son made me sit on the back of his bicycle and took me to his house. I was given a room to stay in and told not to come out. They looked after me very well for two nights and told me the news they heard from outside.
In those days, there were still sounds of sporadic shooting at night. Then they heard there had been soldiers searching a peasants' hotel nearby and some people there were arrested or shot. They decided it was not safe for me to stay in that district. I must leave beijing, either to hide myself in another city or get a false passport and get out of China. I told them that I had no intention of leaving China, and certainly not with a false passport. They insisted that I must not go home for the time being. So I said I would take a trip to Changchun in the north-east to see my daughter Zhi, who had just had a new baby, and they agreed. My friend then got me a the train ticket and arranged to have a young man escort me to see that I arrived safely. They even advised me to wear dark glasses and a cap to disguise myself.
The journey went without mishap. I did not wear the cap nor the dark glasses. During that period the train authorities did have to check up on a passenger's identity so I showed them my PPCC card with my name and photograph and the examined it, but nothing happened.
看了这些片段，你是不是对这本自传，充满了向往？好消息是，雷音女士在香港出版的《杨宪益传》，完整地引用了这本自传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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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点击此处下载全书，晚了可能就被删了。
（完）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 杨宪益
雪泥鸿爪
FROM： 最好金龟换酒的BLOGYet met we shall, and part, and meet again,
Where dead men meet, on lips of living men.
杨宪益先生终究还是仙去了。在上班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眼前的一切瞬间模糊，耳边竟隐隐有钟声响起。我猜那是先生笔墨的绝响。世间本就稀少，将来恐怕也难再有了。
在什刹海两次遇见杨宪益先生，是我将毕生珍藏的回忆。尽管他并不认识我，我却已认识他很久了。日文里说“一期一会”，卑微如我竟奢侈地拥有“两会”之多，这实在是生命中的奇缘。每次想起先生，我的思绪便会飘回那个冬日的黄昏。暮色深深的胡同变身为历史舞台的一角，前面走着的是文学史上一袭微茫的身影。他走过牛津的春雨，熬尽故国的冬夜，最终落脚于北京胡同里某个不起眼的院落。
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先生的一生荡气回肠有如传奇电影，灿烂和苍凉都非笔墨所能形容，可是他的身上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唏嘘和悲情。我跟在他的身后，看得见他手指间烟头的明灭和脸上温和的笑容，只是笑容背后那股静静的写实般的孤寂，静到让人心痛。我一直记得曾经看到过的一篇采访。记者问先生，夫人去世之后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先生说：就是感觉到头了，该告终了。记者又问：那如果夫人还在身边，你可能不这么想？先生回答说：那也许再活一百岁。。。
或许死亡正是先生一直所希望的吧？他自己也在悼念亡妻的诗中写道“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如今两人终于可以携手同赴下一个一百年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也许是因为先生的离去代表着一个世代的喑然飘散。文心自此凋败，斯文渐行渐远。
重贴几年前在纽约写的旧文章，聊致吊慰之情。旧文的结尾引苏轼诗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再次看到还是不胜唏嘘。而今天色苍茫，鸿雁已去，只剩下平庸鄙陋的我们，守着那雪上的爪印，度过一个又一个下雪的和不下雪的冬季。
鸿飞哪复计东西
周末的时候乘地铁，于车厢颠簸间撞到身边的中年女子。我连声道歉，她微笑摇头。我的目光迎上她的，凛然一惊－－眼前这女子，高鼻深目，轮廓却比西人柔和得多，一眼便知是东西混血－－吃惊的当然不是这个，而是我曾经见过这张脸。
在哪里见过呢？随着列车轰隆之声，我搜肠刮肚地想，不时愣愣看她一眼。
终于想起来的时候，彷佛电光石火，周围的一切瞬间安静下来。怎么这样巧？我看着她，心中百感交集，差一点就要拉住她的手问：你父亲身体可好？
她不认识我。我却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北京什刹海的银锭桥附近。她混血的样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我留意到她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与她并肩行走的老人－－她的父亲杨宪益先生。
杨老先生是我的偶像，大名鼎鼎的翻译家。第一次看他的译作，是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我非常喜欢凡尔纳，读过他的每一本小说。《地心游记》的译本有好几种，这些年来，我看过杨宪益的，陈伟的，鲁迅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杨老的译本。我不懂法文，没法和原著比较，可是杨老的笔触凝练而不失雅致，令我似乎亲见地底的海洋，亲身感受到主人公在那里迷路时所产生的巨大孤独感。
长大些，读到了《荷马史诗》的《奥德修记》以及萧伯纳的戏剧集，一看封面，还是小小的谦虚的四个字“杨宪益译”。
王小波曾经说：在中国，最好的作者都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我深以为是。读过王道乾译的《情人》，季羡林译的《悲惨世界》，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那种震撼感真令人连笔都不敢再拿。和许多所谓的著名作家比起来，他们的译笔才是真正的大家之作，生花之笔。对于中国这一批优秀的翻译家，我从心底里致以最高的敬意。
新闻报道之类的翻译只注重于信息传递的功能，经史子集古今小说的翻译所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交流。那才是两种文化的真正沟通技巧和传意艺术，牵涉了学和术，情与理。若非学问精深断然不敢轻易执笔。杨老的特殊贡献还在于，他不仅将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还把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等介绍到海外。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醉心中国文学的意大利女生，她最爱的小说是《儒林外史》。一问她看的译著－－杨宪益的手笔。
就连到了美国，一次与一位法国同事闲聊起来，她说，我看过你们中国最好的小说－－《红楼梦》。谁翻译的？“Yang Hsien Yi”，她清楚地吐出这几个字。
正因为对杨老的崇拜，我早就从报章杂志上看到他的照片，也知道他的家就在银锭桥旁。也正因如此，才能第一眼看到他就马上认出来。老先生温文尔雅，手不离烟，目光纯净平和，心中似乎一派澄清。
如果不是听说过他的爱情故事，我也不会知道陪伴在他身边的混血女子便是他的女儿。
杨老在牛津读书，主攻希腊拉丁文学。彼时结识同窗英国女子戴乃迭（Gladys），从此谱下一生恋曲。戴乃迭的父亲是位传教士，她本人在中国出生，长到六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历史上第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四十年代他们一起回国，教过一阵子书，后来去了梁实秋主持的翻译馆，两个人一起合作，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常常是杨老拿着书口译，戴乃迭用打字机飞快地打出来，然后再润色修改。
可是现实并不总如“红袖添香夜读书”般美好。文化大革命时，可想而知他们历尽了艰辛。一起蹲了四年监狱，儿子在文革中精神失常最终自杀，戴乃迭受到打击一病不起。杨老悉心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在一起的六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相濡以沫直到最后。
在什刹海遇见他们父女，在我当时的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时我已然忘却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走。记得老先生穿黑色布鞋，步履稳健，依稀能想见他当年一袭长衫的潇洒清雅。我跟着他们绕着河岸走了一个圈，最后回到那扇老式木门前。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也可能其实什么也没说。
第二次遇见他们时，已经是另一个冬天。他和女儿似乎送客人出门，几人一起散步一段。我又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们走。看起来那几个客人像是来采访他的媒体记者。这次我听到一些谈话内容，好像是说他女儿并不长住国内。还听到老先生淡然的语调，说翻译只是职业，没什么重要，书都送人了。喜欢的是历史，可是没做出什么成绩。不过也无所谓了。
那个时刻我终于意识到他为什么带给我那样大的亲切感。他平静的目光语调，都像极了一个人－－我的爷爷。
算起来我爷爷比杨老还大十岁，一生也是历尽磨难。可是风雨过后却是心平如镜，不起涟漪。他很少说话，无大喜也无大悲，似乎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是值得狂喜或嗔怒的。也许对他来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因为他已经历过一切。
爷爷活了整整一百岁，看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变迁。他看到，笑一笑，走了。仍然无语。
杨老喜欢说：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就这样吧。而“没有什么”也是我爷爷的口头禅。其实他们留下的，是无数后辈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心里，一切都如燕过无痕。不是真的不记得，而是看开了，看淡了。活在当下，而不是回忆里。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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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的报道
中国知名翻译家杨宪益去世http://www.bbc.co.uk/worldservice/assets/images/2009/11/24/091124144701_yangxianyi226.jpg杨宪益在文革后带动了西洋文化沙龙的潮流（新华社图片）
以翻译《红楼梦》等中国传统和现代名著而知名的杨宪益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
有人认为，出身天津富家的杨宪益相当能够代表当年新思潮、自由派的思想。
193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杨宪益，在对日抗战最激烈的1940年偕英国女友戴乃迭返回中国任教、结婚。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之下的杨宪益据称是同情共产党的，而且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深感痛恨”。
但是据说他并未申请加入共产党，而是后来被发展入党。
两岸看法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结束之后，对“逆反威权”的杨宪益也是深感头疼。
有的说法是，他经常利用机会把从外国驻华人员处打听来的消息转交给共产党，但是也因此在文革时被打成“外国间谍”，监禁了4年。
他有关翻译的著作和教材，也因为国民党视他为“投共分子”而被禁止在台湾出版或者使用。
但是一些大学和教授利用“改名换姓”的手法，继续使用杨宪益编著的教材教导学生。
虽说杨宪益是因为他1972年将中国古代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语而知名，但是英国学者霍克思也将之翻译为英语，坊间对两人之翻译贬褒不一。
但是杨宪益在四人帮倒台之后，推动《熊猫丛书》，大量地将向外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丰富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到了1980年代，得到平反和道歉的杨宪益夫妇还在北京带动了西洋文化沙龙的风潮。
拒绝收回
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学运，杨宪益向西方媒体指责中国领导人，并且拒绝收回发言。
据称，他在自传中表示，他希望以外语能力通过国外的媒体和外国的人对话，让外界了解实情。
中国当局虽然未对杨宪益采取强硬的手段，但是在试图劝说无效之后，开除了他的党籍。
评论认为，这多少显示了杨宪益的自由派思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变迁而有所改变。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原帖由 coredump 于 26-11-2009 11:30 发表 http://www.freeoz.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 杨宪益
言论如此直接？:o 进来拜一下 原帖由 老毒物 于 26-11-2009 11:09 发表 http://www.freeoz.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
言论如此直接？:o
8964之后不愿意表态支持裆中央的决定被开除裆籍，说这点直接的大实话有啥奇怪。 老人家值得敬佩！
看那些小丑们能玩多久吧！ 不唯国，不唯共，只唯真理。更难得的是，历经沧桑，锋锐依旧，这样的老人确实值得敬佩。
只是从此以后，中国又少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了。
[ 本帖最后由 extreme 于 26-11-2009 18:06 编辑 ] 他太太真漂亮
他们一起很般配
活得很真实的人
“记者问先生，夫人去世之后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先生说：就是感觉到头了，该告终了。记者又问：那如果夫人还在身边，你可能不这么想？先生回答说：那也许再活一百岁。。。”
[ 本帖最后由 lisa2008 于 27-11-2009 00:04 编辑 ] 原帖由 lisa2008 于 27-11-2009 12:00 AM 发表 http://www.freeoz.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
他太太真漂亮
他们一起很般配
活得很真实的人
“记者问先生，夫人去世之后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先生说：就是感觉到头了，该告终了。记者又问：那如果夫人还在身边，你可能不这么想？先生回答说：那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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