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述长篇转载：后妃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锅炉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 本帖最后由 JENNY.P 于 30-4-2009 21:44 编辑 ]
溥仪自述：后妃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溥仪自述：后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后妃真苦!:( :( :( :( :(
回复 #4 JENNY.P 的帖子
你对历史好感兴趣哦:mk_28
回复 #5 独立小桥风满袖 的帖子
:) :) 本人喜欢历史地理;喜欢到处旅游闲玩;喜欢各地美食.:lol :lol即吃喝玩乐,样样行;:loveliness: :loveliness:
[ 本帖最后由 JENNY.P 于 29-4-2009 17:14 编辑 ] 历史的记忆:lol :lol :lol :yct_45 8一下, 为什么清朝后期的几个皇帝凭再多后妃都没留个后嗣? 就咸丰也只得同治一个, 要不怎么让慈禧有机会垂帘听政了. 真是清朝运数尽了? 后来呢？还有吗？
好看:victory: :victory: :victory:
回复 #9 格美 的帖子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一九五○年七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进行，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伴随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卧铺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独自伏在窗边，疑惧丛生地眺望窗外。站台上灯光惨淡，冷冷清清，站台外面是夜幕笼罩着的原野，远远有些灯火，不祥地闪烁着。在视线达不到的什么地方，有时传来一阵脚步声，听不清的简单短促的谈话声，都像是暗示着越来越近的凶险。我屏息静听每一个响声，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我聚精会神注视窗外出现的每一个人影，一直到它走出我的视线。我担心着晨光的出现，我宁愿黑夜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窗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在我心头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们所说的那样宽宏大量，那样文明。在他们的安慰话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话，是一位军官说的：“祖国，这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字眼!”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她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她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恐怖。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后总是归向一个结论：阿少校他们的一切解释，连同今天给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对我的哄骗，哄骗我老老实实由他们交给站台的那边。在十几米之外的那边，只能有血的报复和难忍的侮辱在等待着我。只要天一亮，这一切就都开始降临了。
天色终于按着钟点亮起来了。
……阿少校把我领到另一节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迎面向我们走过来。
“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祖国的字眼又一次跳进耳朵里，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布制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我顿时想起阿少校他们的话，觉得不像是哄骗我。我放了一点儿心，同时又觉得迷惑不解。
和中国政府接收人员见了面之后，阿少校和翻译领我下车，通过了两旁有中苏军队分列的站台，把我送进了中国列车。伪满的那一伙人都已经坐好了。我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那只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这时，我看见车厢两头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中国兵士，又看见了糊上报纸的车窗，我的心又凉了。
正在疑惧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话了：
“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作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
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
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
“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
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
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至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息消失，代替它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
“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
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吗?”“一点儿也不知道。”“啊呀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我坐在工作人员们坐的这一头)，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做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
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下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
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轧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
“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呵?我……我要和他决斗!”
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地又说下去：
“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
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
“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
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赵××，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
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
“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睡一会儿就好了。”
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了。不知哪个犯人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面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为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十四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
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的生命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赵××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哩。这时，十八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攫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禳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叩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惴惴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溥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吓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振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
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熙洽、我，还有几个伪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了。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儿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地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气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
“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
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这几句话我是听清楚了)“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
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熙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
“用不着紧张呵!”
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啦!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
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
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没有审讯，只是每人发来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得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装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改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
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他们都很文明哩!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
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
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伪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伪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溥杰：
“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
“唉，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
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只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
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栏杆，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伪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地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
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送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服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三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只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
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
第一次写自传(1)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
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
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
到达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近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
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寓公”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肥原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它，一直也没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十四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
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十四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焘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三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冈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两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五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绫，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人的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役使和侮辱，动不动挨我骂，特别是三个侄子和李焘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围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叫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
刚到抚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
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
第一次写自传(2)“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
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确是一件大事(后边我还要说)。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也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
“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
“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得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
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
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
“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
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
这要求被答应了。
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溥杰，让他交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地对我恭顺。特别是真瑞侄，仍是引以为荣地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侄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地安了心。
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地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耿耿忠心，信誓旦旦的。
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近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焘身边(院中四周都有警卫哨兵)，低声问他：
“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
“不记得搬家的事，我记得那次临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所方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
看他忠诚地点点头，我走开了。
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焘见不到面。这天真瑞在院中看到我，(我的几个侄子和几个年轻的犯人担任了送饭打水的勤务，他们可以跑来跑去)悄悄地说：
“李焘叫传句话：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这时侄子们对我还是这样私下称呼)，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三百元(其实是四百元)，又说到在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
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焘。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真瑞，叫他见着李焘告诉他，“所方问起旅顺的事，就说全不知道。”
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溥仪自述：有抗拒到认罪（1950～1954)
乾隆的田黄石印(1)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
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立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教人员(这是慢慢才分辨出来的，他们不像看守员轮流换班，经常坐在甬道的一头，而是偶尔出现的)，就更加紧张和留意。
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想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地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监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监房连组长老梦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递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伪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价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能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
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李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监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毓庆宫念了十一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交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得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得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
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四十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以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 有点累.改天啦....... 还有后续....... 有点累.改天啦....... :L :L :L :L :L :lol :lol :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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