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20周年祭：读她的文字，反对阐释
导语：1995年9月8日，中秋节，一代才女张爱玲被发现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内，终年75岁。在她去世后的20年里，“张爱玲”这个名字并没有随之冷淡，相反越来越热，生前不曾发表的作品不断被翻出、一大批学者专家靠解读张爱玲为生、八卦和爱情史成为人民津津乐道的谈资。这一方面导致了文学研究越来越无趣，研究的中心变成作家的私生活而非文学本身而；另一方面，很多理解常常一厢情愿，比如张爱玲的晚年并不穷困，她之所以离群索居，不过是遵从内心的自然要求。作为华语写作的一支标杆，张爱玲的文字才是她永恒的最大价值。阅读是接近张爱玲的唯一方法，而不是变成一种研究的学问之术。阅读一个天才作家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愉悦的经历，各种考证和证伪都是无趣的，因为阐释仅仅是庸人献给天才的恭维之辞。 《宋家客厅》出版时，我曾忍不住发牢骚，借用米兰·昆德拉解读卡夫卡的小说方式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接近张爱玲，那就是像读小说那样地读它们。不要在她小说中人物身上寻找作者的画像，不要在她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相反，认认真真地追随着人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想象他们在眼前的模样。这其实也揭示了很多文学研究越来越无趣的缘由，他们将工作的研究中心放在了作家的私人生活中，而不是文学本身。比如最典型的一例，一位台湾女记者为了独家报道去美国扒张爱玲家门口的垃圾。电影《色，戒》上映后，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对剧中的人物角色对号入座。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史是文学研究者撰写八卦专栏的最佳谈资。张爱玲去世前的状态有着无数想象的版本。在我的印象里，至今为止，有关张爱玲的八卦和爱情史是众多《张爱玲传》版本的重点所在。而关于文学传记的写作，迄今为止并无一个靠谱的版本。这本来是阅读作家和作品最普通不过的方式，但是在现有的语境中，却不得不一次次强调这种矫枉过正的阅读方法。我们不是生活在中世纪，要研读针尖上站着几个天使的哲学，阅读一个天才作家的作品本来是一种十分愉悦的经历，偏偏把阅读的经验碎片为各种无趣的考证和证伪。近期读了台湾学者的高全之的《张爱玲学》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张学是一门显学，养活了海内外一大批学者专家，还供养着宋以朗这样死抓着张爱玲遗嘱不放手的宋家子孙，隔三岔五放个消息要整理出版张爱玲新著，还有很多八竿子扯不着的后来者，靠着祖师奶奶赏碗饭吃，要写“张爱玲传”、“我的朋友张爱玲”，“张爱玲的朋友圈”、“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解读人生”，连张爱玲与王家卫都能扯到一起做文章。
但是说实话，这么多人围着张爱玲周边做文章，放眼当今的华语文学圈，却没有一个人的写作能够超越她--至于腰封上的宣传语所谓继承张爱玲衣钵之类的话，更是不能当真。张爱玲的小说是华语写作的一支标杆，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二十世纪的小说家中，无论是论文字的雍容华丽，还是平淡自然，亦或人生苍凉，鲜有人能与其比肩。百年之后，只要还有中国文字，还有人欣赏文学，张爱玲就不会被人遗忘。也许我们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有《繁花》，无论怎么评价都无法与张爱玲的小说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天才作家的荣耀，无论畅销程度，还是经典地位，华语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
这绝非是我个人的偏见，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开始，张爱玲的地位之尊彰显无疑。她也许有很多败笔之作，《小团圆》也罢，《少帅》也罢，但她的天才绝不会因为几篇败笔有丝毫影响。张爱玲作品之所以无人能够模仿和替代，首先是源于她独特的浸润中西文化的背景，其次是她独一无二的题材敏感度，她俗涉猎的题材大男性作家不会涉足，大多数女性作家嫌弃这种鸳鸯蝴蝶的模式，弃之唯恐不及。有评论家考证张爱玲阅读过丁玲的作品，那又怎么样呢？张爱玲绝对不会用丁玲的思维和语言写作，“革命加恋爱”，张爱玲只关心后者，而恋爱不是浅薄，是人生苍凉的底子。张爱玲的同辈中，苏青大概是最接近张爱玲的，但论才气，要差张爱玲很多。张爱玲自己也说，有些人从来不能使她妒忌：“如苏青、徐訏的书比我的书销路都好，我不把他们看做对手。还有韩素音，听见凌叔华用英文写书，也不觉得威胁。看过她写的中文，知道同我完全两路”。她说最妒忌的是林语堂：“从小妒忌林语堂，因为觉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能够这样傲气点评别人，又不惹人反感让人说她小肚鸡肠的，也只有张爱玲了。张爱玲的好在于她把一个别的作家都写烂的恋爱题材化腐朽为神奇了。她的语言，她的思维方式，她对人心和人性的揣摩之细，让著作等身的作家也会感叹不已。
台湾作家王祯和有次就忍不住说：“我有时候想，她的《秧歌》写得太好了，她应该多留在大陆写‘文革’，她是那么观察敏锐的人。”我们能够原谅一个台湾作家如此无知，想当然以为张爱玲留在大陆，可以逃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可以逃脱傅雷与老舍那样的羞辱，可以忍受无止境般的身心重创之后，依然还能重拾一个天才小说家的写作。但我们却不能忍受这种假设成立之后，张爱玲依然是张爱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到达香港还是明智之举。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她从此之后的困顿生涯和为了谋生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写作，影响了她的创造力？
还是那句话，历史是没有这种假设的，我们所能熟知的就是张爱玲从香港到美国后半生的隐忍与隐居。对一个作家而言，生活重要，还是写作重要？是否两者就无法取得平衡？根据宋淇的回忆，张爱玲在香港以翻译和写剧本为生，遇到翻译好的作家比如海明威还能享受一种类似写作的乐趣，但是遇到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作家，硬着头皮翻译也是有苦说不出。比如翻译华盛顿·欧文的书，她就说：“好像同你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她后半生的写作并不顺利，远离了自己熟悉的世界，失去了自己的读者圈，张爱玲日益变成了一位西方文学圈的无名者。
无名者并非就是穷困潦倒的代名词，无名者有别人感受不到的快乐。张爱玲逝世后，很多人都觉得她在美国的晚年生活晚景凄凉，无人陪伴、家徒四壁。但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做了解释，张爱玲去世前在美国的银行账户中大概有28000美元，大概是20万港币，除去这些美国的账户。宋淇夫妇在香港一直帮她打理投资，大概有30多万港币，这笔钱当年并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说张爱玲晚景凄凉的人，大概是以己度人。张爱玲之所以选择那样一种方式，跟她孤僻不擅社交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一个人生活并不代表就没有快乐，张爱玲的离群索居，是她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在她的心目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带来的繁文缛节，就是麻烦，而她为解脱麻烦所持的态度，就出自她不予不欠的自主人生观。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很能自得其乐，而且这些喜悦，又都是随时皆在，顺手拈来的。在纯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她所不喜欢的，在很自然的情绪下，她倒是非常乐意交谈的。
前不久读到一篇传记作家詹姆斯K·莱昂写的拜访张爱玲的文章更加佐证了这个想法。那是1971年，当时他对这位中国才女并不熟悉，拜访也是因为求证张爱玲的美国丈夫赖雅的一些生活片段。没想到张爱玲几次跟他提供赖雅的信息和书籍，他们几次亲切的交谈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她给他留下了“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的印象。在文章最后，莱昂总结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难忘，他说张爱玲之所以离群索居，从人际关系中退出，是因为“她的挫败正在于无法找到能谈话的对象”。
写评论文章的，容易把习惯性吹嘘变成陈词滥调，天才就是最烂的词汇。尽管如此，在我心目中能够担当得起天才的华语作家也只有张爱玲。但是罩着天才的光环，我们距离张爱玲的作品却越来越远了。究其原因，我觉得把阅读张爱玲变成了一种研究张爱玲的学问之术，这是首当其冲的罪责。借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阅读张爱玲，首先要反对阐释，因为阐释仅仅是庸人献给天才的恭维之辞。 思郁，八零后，不自由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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